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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丨武树臣:留校四同窗,转眼就各奔东西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武树臣,1949年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工业学院附中老三届。先后在山西夏县、四川新都县插队。1973年就读四川温江地区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法律学系77级,毕业留系任教。法学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文书写作等教学研究工作。


原题

留校四同窗




作者:武树臣


 

临近毕业时,系里进行毕业思想教育。之后,开始填志愿,每人可以填五个志愿。

经过考虑,我填报了以下五个志愿:1、中共中央政法委,2、全国人大法工委,3、最高人民法院,4、最高人民检察院,5、四川省高级法院。

一天,系党委书记王德意老师通知我去系办公室,王老师问:为什么填四川省高院?我说,我是从四川来的,我爱人还在四川工作。王老师说,现在的政策不是“哪儿来哪儿去”了,外地来的学生完全可以报北京单位。你再考虑考虑。

正在考虑的那几天,张国华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小武,要不要留到系里,教中国法律思想史?将来咱们还可以下棋。我说,我当年在四川就是中专毕业留校教中专,现在,我本科毕业教本科,恐怕不行吧?张老师说,有什么不行,将来一边工作,一边读个学位。只要有真才实学,学历不那么重要。不着急,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马上与爱人通信商量,爱人的意见是,以未来发展为主,教书挺好的,还有寒暑假。我把同意留系任教的决定告诉张老师,张老师非常高兴。我赶紧去系里找王德意老师。王老师说,留系的事儿,还要系里正式讨论才能定。不过,按照学校的要求,你要写一个承诺书,就是留校以后五年内,不向系里和学校提出解决两地的要求,我当时就签了字。之后,我跟张老师开玩笑地说,我签了“卖身契”了。张老师笑了一阵说,你翻过来想,其实也是校方的一个保证书,答应五年内解决两地问题嘛!

张老师很认真地跟我说,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个新成立的学科,特别需要人。将来,李贵连搞近代,你搞先秦,还需要一位搞现代的。咱们北大的队伍就全国最强的了。张老师接着说,他特别想把李克强留在法史教研室,已经跟他透了点风,他没拒绝。你跟他好好谈一谈,做做工作。李克强文史底子不错,英语又好,思维敏捷,将来搞现代部分,是把好手。

当时,我和张国华老师在他家里下围棋。张老师无意中说,李克强也下棋,还下得不错呢。你们俩下过吗?我说,下过。他的棋风比较稳健,不张扬,不冒进,不缠斗,往往在布局阶段就占了上风,使你不得不在序盘时挑起冲突,或者在收官时加倍小心。下完棋,我们也不数子,我说,我输了,他也说,我输了。就这样,再下一盘。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都以为自己没输。后来,由于李克强工作越来越忙,我们就很少有机会下棋了。

在龚祥瑞教授家后花园合影。左起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我遵命行事,在学生宿舍跟李克强转达了张老师的意思。李克强说,张老师跟他透露出留他的意思。张老师人品好,学问也好,能够在张老师指导下从事法史研究,是一件大好事。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我想,将来如果能够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下棋的机会就多了。我立即向张老师汇报了。张老师也非常高兴。他不经意地小声嘀咕了一句:你们七七级能够多留些人就好了。我一听这口气,心想,这留校的事儿还可能有变数呢!

过了几天,听系办公室的老师说,学校批准法律系七七级毕业留校的名额是四个人。老师们都说,四个人太少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法律系名额还是四人,学校的意见是,各系都在争,学校的房子严重不足,4名年轻的教师合住一间筒子楼房间,还不能保证呢。最后,经过法律系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决定,法律系七七级毕业生留校四人。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李克强分到经济法教研室,郭明瑞分到民法教研室,姜明安分到行政法教研室,我分到法制史教研室。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三人的分配是很合理的。因为,经济法和行政法都是重点发展的学科,民法是传统的重点学科。还有一个传统重点学科是刑法,可是这次轮空了。也许是因为刑法老师没有发现合适对象,也许是没有人愿意留系教书,因为当时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真是太多了,更不必说出国的热潮已经开始。也许是张国华老师坚持要留我到法制史教研室,才形成这样的结局。

今天,这些事情都无以考察了。总之,我从此便成为一名中国法史研究者了。现在看来,可以说,在不经意之间,我选择了一个我最喜欢也最适合的工作。谢谢张老师的安排!

留校四同学毕业20周年合影

有一次,我们留校的四位同窗在宿舍聊天,大家商定,四人合作,写一本关于“法律文化”的书。这是一本宏观的体系宏大的书。可是,这个计划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首先是李克强的工作调动。李克强,安徽定远人,1955年7月出生,曾在安徽凤阳县插队,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校学习期间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留校不久后,他被选为北京大学团委书记,专门从事学生工作了。其次,我们三人各属各的教研室,教研室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当助教,指导毕业生实习,还有更重要的是备课,渐渐地准备早日登上讲台。于是,我们那个宏大的计划就被排挤到后边去了。

我们四位同窗中间,第二个离开岗位是郭明瑞。老郭是山东招远人,1947年9月出生,高中毕业后务过农,当过兵,教过书。他的爱人和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一时难于解决两地问题。但是,农村户口也有农村户口的优越性,老郭干脆把他们娘儿俩接到北京大学来。

当时留校的年轻教师是四个人住一间10.03平方米的筒子楼,怎么办?教研室领导安排她娘儿俩就住在教研室。教研室的房子大约30多平方米,中间用布拉上一个帘子,帘里后边临窗的地方支一张床。好在教研室每周五下午开一次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娘儿俩就躲出去。我有时候去教研室看见老郭的爱人在楼外边转悠,就笑着问:他们开会呢?她回答:是呀,正开会呢。

后来,为了解决老郭的两地分居困难,由北京大学出面,将老郭调到山东烟台大学工作,不久,老郭的爱人也在烟台大学安排了工作。老郭后来当了烟台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前几年,老郭和我都被山东大学聘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我和老郭,再加上在山东大学法学院长期工作的冯殿美,三位同班同学,能够先后在一个单位共事,也挺难得!

第三个离开工作岗位的是我,1997年4月,北京市委调我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任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姜明安在讲课


这样,我们四人当中,始终坚持在北大工作的只有姜明安。姜明安是湖南汨罗市人,1951年9月出生,当过农民,当过兵,教过书。按照北大的规矩,年轻教师留校四人住一间筒子楼,第二年四人一间,第三年二人一间。我和老姜一直住在一个宿舍,直到我搬到一居室为止。老姜为人很孝顺,攒点钱,就寄给家乡的父母。亲戚们有困难,他也寄钱回去。他为人俭朴节约。早上在食堂买饭,经常是一个馒头一碗粥,一分钱咸菜要吃两顿。他学习刻苦。为了研究国际行政法学的新动态,他除了俄语之外,又增学了英语,后来,他结了婚,他爱人的单位分了房子。正赶上我解决两地问题,我爱人调到北京大学附小工作,但是没有房子。姜明安就主动让出筒子楼的一张床,让我们和孩子三人住下来,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深知,在北大上课,中午没有落脚休息的地方,是非常难受的!

老姜善于写书写文章,得了不少稿酬。但你看他的穿着,真是太普通不过了。他从美国回来,请老师和同学吃饭,对饭馆服务员说,我不会点菜,你们看着上,每人50元标准。那时,这个标准已经是很高的了。他有了积蓄,就支援家乡,建小学,修路。有一次,同学聚会,外地有些同学路费食宿有困难,他二话不说就捐了两万元。


在讲课方面,老郭和老姜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因为他们都以深厚的研究做基础,始终能够走在学术研究的前列。但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俩讲课受欢迎,必须经过一个适应过程,也就是学生听力的适应过程。因为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乡音不改。比如,老郭讲婚姻法,讲了一个术语——Piou。经过一个月以后,学生才弄明白,那不是英文,而是汉语——“配偶”。胶东话叫作Piou。老姜一口湖南腔,说话频率也快,讲到高兴处,自己先哈哈大笑,等学生们听懂了之后,才出现一阵大笑。老姜讲课时,要带一大缸子水。讲着讲着口渴了,想起喝水,就停下来,面向着同学们举起水缸子,伴着喉咙处发出的声响,以“临行喝妈一碗酒”的速度一饮而尽!让同学们顿时觉得痛快淋漓。

老郭、老姜和我,能够在教学上不辱使命,还真得要感谢北大的学生。因为北大的学生很优秀,也很有个性。如果你不认真备课,没有闪光之处,照本宣科,学生会不满意的。轻则到学校去反映,要求换人,重则在教室里,当着老师的面,把装着饭盒的书包向肩后一甩,咣当一声,踏着拖鞋,巴卡巴卡地走出教室,走到门口时,还冲着你回眸一瞥!

给北大学生讲课是一件愉快的事儿。因为他们能够跟你互动,讨论,争鸣,甚至面红耳赤。正好像你往湖面上抛出一片小石,它会在湖面上击起波纹来。这种愉快足以变成一种奋斗的热情,推着你努力去研究问题。在大学的讲堂里,难道不也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吗?

四组同学在北大参加庆典,前排左起汤唯、何勤华、武树臣、王月园、翟建萍;后排左起刘凤鸣、陶景洲、顾雪挺、庄宏志、何山;缺徐杰同学


(本文摘自武树臣著《长歌行》,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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