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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陈家基: 台风中, 我不是海燕, 我是“落汤鸡”
作者简历
陈家基，1949年出生于广东梅县。1968年上山下乡到广东徐闻农场。1977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英语系系主任助理、副主任。1986年赴英国攻读研究生课程并获硕士学位。1993年被广外评为英语副教授。1994年到南非，现任南非Gold Yard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与国家外专局南非培训渠道/浙江、河北外专局南非工作站负责人之一，南部非洲华人专家学者工程师联合会秘书长。
原题
我是“落汤鸡”
（外一篇）
作者：陈家基
相信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一代人，都会记得这幅名叫《我是海燕》的油画的形象。
这是画家潘嘉俊1971-197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描绘的是一个女电话兵在狂风暴雨中接通电话线的情景。这里描绘的是典型的南国刮台风时暴风骤雨的景象。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是画家创作此画的同年1971年的夏天，我刚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师九团团部回到一连工作不多久。
雷州半岛每年都会遭遇到多次台风的袭击。这一次是1971年的9号强台风袭击雷州半岛，风力12级以上。
这是9月份的一个早上，由于台风来袭，狂风刮了一夜，暴雨下了一夜。别说连队没有像正常日子那样去割胶，这样的天气，谁都不会出门，趁着这样的天气，补补觉，弥补连日大会战和割“双树位”（注1）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疲劳。
这样一个早晨，我在宿舍里迷迷糊糊，强风骤雨已经施虐了一个晚上，横风夹着暴雨打在窗户上，呼呼的风从窗缝门缝里钻进来，让我们这些稍微领略过台风厉害的人都感到这次的九号台风的不同寻常的威力。
天亮不久，团里的解放军干事黄汉谷来拍我的门。我从团里回连队前，曾听说要搞营的建制，当时的一连（合溪队），二连（迈进队）和三连（八斗队）将组成一个营，营长很可能就是黄汉谷。当时还有一种猜测，让我当营的文书。
“小陈，马上起床！团部的电话线路不通，无法与团部联络。你马上带两个人，沿着线路查，修通线路，保证通讯畅通！”我马上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翻身起床，我立刻和一个外号叫北京仔的北京知青，还有一个职工子弟稍加准备就出发了。
我们身穿雨衣，脚穿雨靴，身上挎上一卷铁丝，还有铁钳，手里握着砍山刀，冒着风雨就出发了。
我们三个年轻人，就从一连的电话线的开始点出发，沿着电话线一直往前查看。一连距离团部大约有5公里，电话线（就是架在电话线杆上的铁丝）基本上是沿着通往场部的公路而行。有时候为了保持直线，会在林段中间穿过。
躲在房间里，尽管也知道这次台风会带来不小的损失，但当我们来到橡胶林段，那种惨烈的景象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被打断的橡胶树横七竖八，许多长了十七八年的一人抱粗的胶树被拦腰折断，有些甚至被连根拔起。
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了，看着头上的电话线，在橡胶林里迂回穿行。如果电话线被断枝压弯了，我们就把树枝砍断，让电话线重新绷直；若是发现被压断了，就找到两头接上。
在暴风骤雨面前，我们身上的雨衣和脚上的雨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狂风卷起雨衣，把雨水肆意地往我们的身上和鞋里灌。没有走多久，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同行的两位笑我说，“这回你是名副其实的‘落汤鸡’了！”（注2）
这走一路，砍一路；查一路，接一路，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巡查，我们来到一片开阔地带。这是七连（英山队）和十八连（东坑队）中间的一片高地，公路在中间，两旁是水稻田，路边没有防风林，是个风口。
没有防风林带的阻拦，风力愈加猛烈。三个人之中，我最瘦小，身上穿着的帆布橡胶雨衣这时变成了招风的风帆。突然一阵旁边刮来的狂风，把我吹得踉踉跄跄几乎摔倒。我们迅速蹲下，把砍山刀掖在裤腰带上，三个人手挽手，低着头往前走。
三个人之中，我和北京仔都是近视眼，而且没有戴眼镜，只有那个职工子弟视力正常。他突然指着水田中间的电话线杆说：“看，那里断了！”
我们脱掉雨靴，穿过水田来到电话线杆下。没错，这里的电话线被风刮断了。
可这电话线断得真不是地方，好断不断，偏偏就断在上面接近固定电话线的瓷瓶处。如果不爬上去，是无法接上的。
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维修电话线的工人作业，他们脚上穿着一副带半圆内侧有齿的爬杆鞋，腰上有一根保护的皮带和电话线杆连在一起，交叉迈脚，可以轻松地上到高高的电话线杆上，然后潇洒地身体后仰，掏出腰间的电话通话（一如《我是海燕》中的情景）。
我们迅速找到另外的一头，用身上剩下的铁丝接上，铁丝的一头绕个圈，穿在肩膀上。我脱掉雨衣，踩在北京仔的肩膀上。他身高一米七，我一米六，离断口处还有一米多的距离。这时候，我只能是双手抱住双脚夹住电话线杆一寸一寸地往上挪。老实说，在平常，这并不困难，但此时，阵风11级（过后所知），暴雨，每挪动一寸，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终于，我挪到了断口的位置，我双脚死死夹住杆子，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铁钳，把肩膀上的铁丝和杆上的断口的另一头使劲拧在一起。就在拧好准备剪短多余部分时，突然我的双手一麻，被电流电到了，我手一松，钳子掉了下去。这时候，幸亏我的下意识还没有松脚，要不从四米高的电话线杆上掉下来，那就不是“落汤鸡”那么简单了。
这肯定是连队一直焦急地希望和团部联络，因此不断地拨电话。我们前面接线时，因为线路不通，没有电流，而这是最后的一处断口，当我接通时，刚巧有拨电话，接通时就有电流通过。
我们都长长地舒了口气！我们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我们终于恢复了连队与团部之间的通讯！
一晃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时，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想起那一天。
那一天，我是海燕？
不，我是落汤鸡！
胶林“数星星”事件
1969年，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原来的国营农场改为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海康县和徐闻县的14个国营农场变成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的十四个团，师部设在海康县的龙门镇。
1970年3月起，我曾经被抽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帮助工作。除了有时候跟着宣传科的军人干部下团部和连队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机关坐班，帮助整理稿件文书。
那一年是“一打三反”运动蓬勃开展的年头，机关要求晚上要有人值班。科里的科长是军人，有家属在师部随军，自然不用值班，另外两个宣传干事，一个是农场调上来的老宣传干事，一个是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忙着谈恋爱。于是这值班的差事就理所当然落到我这个21岁的年轻人身上。
所谓的值夜班，并非通宵不睡，而是在办公室搭个床，万一晚上有电话时做好记录。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地方聊天宵夜，百无聊赖，只有早早睡觉。
平安无事了好些日子。
有一天半夜大约12点，桌上的电话响了，我一下子扎醒，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总机接线员的声音：“宣传科，XX团政治处电话。”我说，“请接过来。”
电话里传来一个略带雷州半岛口音，一听就不是现役军人的声音：“首长，我是XX团政治处，根据我团XX连指导员的报告，傍晚时候，该连的两个知青离开连队去散步，至今还没有回来。我们正在集合人员，准备上山寻找。特向师首长请示。”
那时候，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部队的方法管理，下级向上级报告就叫“首长”，反正电话里见不到面，他们也搞不清这个被他们称为首长的人是什么人。我既然是代表师政治部，就得有个首长的派头和威严。
“慌什么，情况搞清楚了吗？报告清楚点，两个什么样的知青？”
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下，“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平常表现怎么样？”我问道。
“平常表现还可以，就是最近两人走得比较近，连队听到风言风语说两个人搞对象。”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阶级敌人密谋搞破坏，很可能是青年男女避开众人的目光，到胶林僻静的地方谈恋爱去了。那时候我也刚刚是青春萌动的时光，虽然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对于恋爱也充满了憧憬。
我也听说过一些连队的老工人，视知青正常的谈恋爱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采取跟踪盯梢，当电灯泡插在谈心的男女之间的荒唐做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知青殉情的极端事件。
现在，这样的事情就摆在我的面前，该连队已经集合人准备去搜山了。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同意他们的做法，说不定会激化这两个知青与连队和团部的矛盾；如果不同意，我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停止，我会不会要承担什么责任？
在电话对话的短短时间里，其实也不容得我多想。我不知道哪里来了灵感，对着话筒说：
“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两个知青到胶林里数星星罢了，何必搞得那么紧张，让连队集合的人解散吧，明天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呢！还有，如果他们回来了，不用给我打电话，明天一早再报告。清楚了吗？”
电话那头是忙不迭的声音：“是，坚决按照首长的指示办！”
放下电话，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电话来了。
“首长料事如神，昨晚刚放下电话，他们就回来了。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说到胶林里数星星。首长英明，首长英明。”
上班了，我把晚上发生的事和我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宣传科长。科长也是个过来人，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我的心放下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那对“数星星”的知青，不知道他们是否后来结成了伴侣？如果他们结成了伴侣，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那天晚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管如何，真心希望他们那天晚上没有受到干扰的“数星星”永远留在他们美好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