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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瑗:钱钟书独女,一生两次婚姻却无儿无女,潜心治学数十年,59岁因病先父母而去

老路如是观 老路如是观 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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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冬天的北京城,天干巴巴的冷,行人都颤着身子,缩着脖子,急匆匆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从北师大到灯市口的路上,有一家有名的卤味店,门头房里橘色的灯光,暖着一街的寒意。

傍晚时分,店门被推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脱下厚厚的手套,认真挑选了几份小吃,转身走进了暮色降临的街道。

这个女子,便是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女士。


1937年,钱钟书与杨绛留学英国时,钱瑗出生在英国牛津。

望着可爱的女儿,钱钟书高兴地说:“阿圆是我毕生的杰作。”

杨绛也曾经问过丈夫,要不要再生一个。

钱钟书却回答,不想把父爱分割给第二个孩子,要全部留给她。


父亲学贯中西,母亲才华横溢,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钱瑗,自幼便比其他孩子聪明灵动许多。

早在童年时,她就开始阅读四大名著,和父母回老家无锡时,对爷爷钱基博的问话对答如流。

一时间,钱老爷子大为惊喜:
““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

虽如此,对于这个宝贝女儿,父母却从来未曾骄纵。

每当钱瑗遇到问题时,钱钟书就让她自己查,一本书上查不到,就去查第二本,直到自己找到答案为止。

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钱瑗养成了认真学习,严谨求证的好习惯。


那时候,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钱瑗总会安静乖巧地坐在母亲杨绛的身边。

在馆内,不管是借书,还是阅读,她都静静地跟着母亲,还体贴地帮母亲把书中叠着的纸张裁开。

但是一回到家里,钱瑗就会和自己的父亲打闹在一起。

她戏称父亲是自己的“哥们”,父亲就在她的脸上画胡子,还给钱瑗起了许多绰号,逗得钱瑗追着他闹,也惹来母亲的捧腹大笑。

到了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就都坐在西式餐桌上,一盏灯,三摞书,满屋爱。

然而,行走人世间,从来没有人可以一帆风顺。

钱瑗的不幸,从她的第一次婚姻开始。


成年后,凭着过人的才学,钱瑗如愿考入了自己喜爱的北京师范大学。

因为喜欢画画,钱瑗和其他几位同学组成了一个美术小组,其中就有她未来的丈夫,来自历史系的王德一。

王德一很有才华,也朴实热心,十分符合钱瑗的择偶标准。

两人的爱情进展很顺利,一切都水到渠成,最终结为人生伴侣。

对于这个女婿,钱钟书夫妇也很满意。

杨绛曾经向钱钟书夸赞女婿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闲暇时,杨绛还亲自给王德一理发。

然而,这段幸福的婚姻却仅仅维持了半年。

在那特殊十年里,王德一也不幸落难,性格刚烈的他,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清风冷雨中,钱瑗站在丈夫自尽的楼下,头顶上方,还挂着一条刺眼的红条幅。

仰头看着眼前的一切,钱瑗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搬出了教师集体宿舍,回到了父母的家。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外表柔弱的她,独自担起了倾泻而下的暴风骤雨。

此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1974年,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我国著名的建筑设备专家杨伟成。

然而,在钱瑗走进杨伟成的家庭时,他的儿子已经18岁了,正值叛逆期。

后妈难当,大家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出乎意料的是,钱瑗和杨伟成的两个孩子相处得非常融洽,继子和继女都很爱她。

钱瑗去世后,两个孩子还和大家一起,写了一部书《我们的钱瑗》,怀念自己与继母相处的二十几年的时光。

这一切的怀念,都源于钱瑗的博爱和善良。


钱瑗并不擅长做饭,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每到周六,钱瑗就会到灯市口给孩子们买来各种美食。

因为她留过学,知道西式点心很可口,所以就经常想办法给孩子们买当时很罕见的西式点心。

继子杨宏建这样回忆道:
“那时候,我们都盼望着周六,母亲总会在很晚的时候回来。

她一开门,就会一边道歉,一边大包小包拿进来好吃的。

为了给我们买这些食品,母亲要多坐好几站公交,还要走很长的路”。

为了和孩子们有共同语言,钱瑗常常和两个孩子讨论电视剧的情节。

由于她没有时间看电视,就想了一个办法,提前看电视报,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议论。

为了成为一位好继母,钱瑗一直都在努力争取着。

继子杨宏建的成长,离不开钱瑗的良苦用心。

到了学习英语的年纪,有过留英经历的继母钱瑗,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专属老师。

钱瑗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了自己的继子,她毫不保留地教给杨宏建所有的知识。

不知不觉中,钱瑗成了杨宏建的依靠。

直到现在,每当遇到什么难题,杨宏建仍然习惯说,要是我妈还在就好了,让闻者为之动容。

钱钟书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
“在圆圆温润的外表下,那股刚强像极了她的外公。”

书香门第的出身,淡泊名利的父母,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钱瑗不争不抢的从容里,却有着自己内心的坚守。

她开创了我国英语教学上的“文学体”,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其主审负责人就是钱瑗。

当时,为了确保做到零误差,她一字一句地反复审阅,很多书页上都还保留着她当时工作时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为了避免课堂上的枯燥,钱瑗就到图书馆一本书一本书的翻阅,努力找到更多的精彩句子,然后运用到课堂上,让自己的课堂教学变得更有趣。

一生没有生育的她,爱生如子,每天无论回来多晚,只要有学生电话打来,她总会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从不厌倦。

她的温和与谦逊,赢得了学生的敬佩和怀念。

在钱瑗离世八年后,她的一位事业有成的学生,重新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直接捐款一百万港币,用以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

虽然老师不在了,但是作为她的学生,他却选择为老师忠爱的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用以怀念自己的恩师。

这一举动,也恰恰说明了,钱瑗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师。

杨绛曾经说,阿圆的志向就是想做一名好教师,当上教师的“尖兵”。

确实,在教学生涯里,她用尽全力,鞠躬尽瘁。

学校对她的评价是:
“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她的责任心是百分之二百。

对待学生的论文,她往往是严格审查,再开始修改,最后要求学生重做。“

当时的国内校园,外国专家的话,很少有人敢去质疑。

但在自己负责的中英英语教学项目上,钱瑗却对权威不合理的方法做了否定。

并且,她针对质疑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还列举大量资料作为论据,最后赢得了专家们的认可和赞赏。

当时学校的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教授研究生课外,还要担任本科生教学。

家里距离学校远,来往不方便,就把课程安排在一上午,连着四节课,让她非常紧张。

有时上班高峰交通堵车,她就早起早走,有次匆匆到校后,才发现自己脚下的鞋子竟然一黑一黄。

在工作上,钱瑗像一只上紧发条的机器,完全松不下来。

有一次,母亲杨绛小心地问她,可以偷一会懒吗?

钱瑗直接答道,不能。


可即便是钢铁做成的机器,也会因为“过度疲劳”发生断裂。

1996年春天,钱瑗清早起床,竟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正常坐起来。

她瞒着自己的老母亲,悄悄打电话到学校外语系求助。

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骨结核。

复查时,又发现肺部有问题。

最后,在专家的会诊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病入膏肓。

1997年初春,病床上的钱瑗握着妈妈的手,静默无言。

两个小时后,她对母亲说:“妈,我累了,想睡觉了”。

杨绛点点头,为自己的女儿掖了掖被子,轻声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在母亲的身边,59岁的钱瑗阖然长逝。


回忆往事,杨绛这么描述自己: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

心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就像一直饱含热泪的眼睛。

从教时,钱瑗的一位学生曾经沮丧地向她慨叹:
“钱老师,我发觉世界在宇宙中太微小了,人就更渺小了,比蚍蜉强不了多少嘛!”

钱瑗微笑着对他说:“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这句温柔又有力量的话,也让这位学生铭记一生。

在书香浸润中成长的钱瑗,虽然没有父母那样的成就和盛名,却专心治学,淡泊名利,一生至诚至真,短暂却明亮。


如今再读《我们仨》,仿佛还能听到阿圆清脆的笑声。

那时候,小阿圆正仰起头来,稚气地对父亲说:
“是我先认识妈妈的。

你是长大后才认识妈妈的,我一生下来就能看到妈妈了!”

2016年,含泪目送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的杨绛,也终于前去与至亲团聚,享年105岁。

在杨绛眼里,“白发人送黑发人”虽是遗憾,但也仅仅是遗憾。

曾经拥有过的几十年幸福,以及女儿因为独生而享受到的“终生满满的爱”,比什么都要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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