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 | 文学流亡中倒下的拉美诗人与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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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英译本波拉尼奥文集Between Parentheses 

New Directions出版社，2011

原发于旧公众号“未知阵地”，由于版权问题，该文章已被删除。应诸位读者的要求，现重发于“阵地LeFront”。

——译者

我受邀谈论流亡（exile）。我收到的邀请是英文的，而我不会说英语。我曾经，或者我认为我的确是，或者至少是曾经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认为我阅读英文和西语读得一样好，或一样糟。悲伤的是，那段时间过去了。我无法阅读英语。通过我从信中收集到的一些东西来看，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谈论一下流亡。文学和流亡。但是，最可能的是我完全弄错了，可是，想想吧，这可能确实也是一个优势，因为我不相信流亡，尤其是当它和“文学”这个词相邻的时候。

我应该直接说出来，和你们在这里一起庆祝维也纳是我的荣幸。于我而言，维也纳和文学、和同我亲近并以和我同样的方式理解流亡——即是说，作为生命，或者作为对待生命的态度——的一些人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78年，也许是1979年，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在他回以色列的路上在这里待了几天。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一天，警察逮捕了他，然后他就被驱逐了。驱逐令命令他在1984年之前不得回到奥地利，这个日期对他很重要，也很好笑，而今天，它也以同样的方式触动了我。乔治·奥威尔并不只是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之一，他也是第一个且最重要的好人，一个勇敢的人。马里奥也是如此，回到距今已远的1978或者1979年，像那样从奥地利被驱逐似乎很好笑，被禁止涉足奥地利六年直到小说所指的日期【指奥威尔的《1984》——译注】——这个日期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人类的耻辱、黑暗和道德崩溃的象征——才解除的惩罚似乎也很好笑。这里，不管这个日期的重要性，也不管这个隐藏信息：命运（或者说机运，甚至是更凶猛的野兽）遣送了墨西哥诗人，也通过他遣送了我。我们能讨论或回到流亡或者放逐这个可能的主题：奥地利内政部，或者奥地利警方，或者奥地利安全服务部提出了驱逐令，并把我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关进了监狱、关进了无人之地，坦白说这在西语里听上去比在英语里更好一点，因为在西语里，tierra de nadie（无人之地）恰恰意味着荒地、死亡之地、没有任何生命的土地，而在英语里这却仅仅意味着没有人的地方，但却有其他生物，动物或者昆虫，它们使这个地方没那么糟糕，我不是说它很好，但是却比西语里的意思要好太多，虽然，我对这两个用词的理解可能受到了我日益加深的对英语和西语的无知的影响（tierra de nadie这个用词并不在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字典里，这毫不令人惊讶；不过也可能是我遗漏了它）。

但重点是我的墨西哥朋友被驱逐了，并被放到了无人之地。我想象了那个场景：一些奥地利职员在马里奥的护照上用无法擦去的印迹盖了一个戳，这个印迹意味着他直到奥威尔的命运般的日期之前都不能踏上奥地利的土地，然后他们把他放到了火车上，带着一张由奥地利政府支付的免费船票，用船送他去暂时流亡，或者是确定的为期五年的放逐，这一切都在我的朋友——如果他如此渴望的话——能申请一张签证，并且再一次走在维也纳可爱的街道上的最后日子中发生。如果马里奥.圣地亚哥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信徒，那么他一定会带着眼泪离开奥地利。但是马里奥从来不是萨尔茨堡的信徒。他上了火车，直到巴黎才下来，在巴黎生活了几个月之后，他乘飞机去了墨西哥，当那命运般的或者快乐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1984年到来的时候，马里奥仍住在墨西哥，并在那里写一些没人想出版的诗歌，这些诗歌也许是二十世纪晚期最好的墨西哥诗歌，他遭遇车祸，他旅行，他坠入爱河，他有了孩子，他过得好或不好，那种生活总是远离墨西哥的权力中心，在1998年，他在朦胧中被汽车撞倒，汽车开走了，而马里奥躺在街上孤独地死去，那是晚上，墨西哥城边远的街区之一，这是一个在其历史的某个点上曾是天堂而如今乃是地狱（但却不是任何地狱）的城市——一个马克斯兄弟【美国早期喜剧团体，人称无政府主义四贱客——译注】、居伊·德波【国际情境主义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电影导演——译注】、山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美国导演——译注】的特殊地狱，或者用其他话说就是最独特的地狱——这就是马里奥死掉的地方，这是诗人死去的方式，无意识，无身份，这意味着当一辆救护车来到他破碎的躯体边的时候，无人知道他是谁，那尸体在陈尸所躺了很多天，没有家人认领，在这说明与揭露的最后，这是一种底片显影，我是说，就像照相底片，这也是在拉美的我们生命的故事。在许多未被解决的事情之间，其中之一就是回到维也纳，回到奥地利，这个奥地利对我来说不言而喻，它不是海德尔（Haider）【奥地利新纳粹政治家——译注】的奥地利，而是反对海德尔的年轻人的奥地利，是上街抗议者的奥地利，是马里奥.圣地亚哥的奥地利，这个墨西哥诗人在1978年从奥地利被驱逐，并被禁止回到奥地利直到1984年，这也就是说，从奥地利被放逐到了广阔世界的无人之地，不过，他不关心奥地利、墨西哥、美国、令人高兴已解体的苏联、智利和中国，因为他不相信国家，他唯一尊重的边境是梦的边境，冷漠与爱的迷雾边境，勇气与恐惧的边境，道德的金色边境。

现在，我想我已经说了所有我对于文学和流亡或者文学和放逐要说的东西，但是，我收到的信很长很详细，它强调我应该讲上二十分钟，我确定的是你们中没人会感谢我，我也确定这于我会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因为我不确定我是否正确阅读了这令人苦恼的信，也是因为我总是相信最好的演讲总是简短的。文学与流亡，我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放在机运手中的我们的命运。“我不必离开我的房子去看世界”，《道德经》说【疑为《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译注】。不过，甚至是一个人不出门的时候，流亡与放逐也会让自己从一开始就被感受到。卡夫卡的杰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启发性的、最可怕的（也是最谦逊的）东西，它耗尽一切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一个副歌在整个欧洲都被听到了，它是流亡之苦的副歌，一首由抱怨和恸哭谱写的乐曲，一个令人困惑的乡愁。一个人能够为自己差点死掉的地方感到乡愁吗？一个人会怀念贫穷、无法忍受之苦、傲慢和不正义吗？这个副歌被拉美人吟唱，也被来自其他贫穷或者受创伤之地的作家所吟唱，它在回到本土的时候强调了乡愁，于我而言，这歌听上去总是像一个谎言。书是真正作家的唯一家园，这书也许在书架上，或者在记忆里。政治家能够且应该感受乡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在国外发迹太困难了。工人既不能也不应该如此：他的手就是他的家园。

所以，是谁唱了这个令人讨厌的思乡之歌？最初几次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想是在受虐狂那里。如果你被关在泰国的监狱里，而你是瑞士人，那么你自然想在瑞士的监狱里服刑。相反——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被关在瑞士的泰国人，那么你就仍然想要在泰国的监狱里服完你剩下的刑期——则不是自然的，除非不合常理的乡愁被孤独所统治。孤独当然能够制造同常识或实际无关的欲望。但是，我正在谈论作家，或者换言之，是在谈论我自己，所以我能说我的家园由我的儿子和我的书组成。在两次剧烈的、灾难性的变动中，被我两次遗失的书的合集们被我耐心地重新找到。在这一点上，谈论书，我情不自禁会想起尼卡诺·帕拉（Nicanor Parra）的一首诗歌，一首在文学讨论中迟早派的上用场的诗，尤其是智利文学和流亡或放逐的讨论。这首诗以关于四位伟大的智利诗人的观点开头，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智利式争论，任何非智利人（换言之，地球上99.99%的的文学评论家）都礼貌地、且在某种程度上疲倦地无视了它。那些人说这四位伟大的智利诗人是加布里埃拉·米思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巴布洛·聂鲁达（Pablo Neruda）、文森特·维多弗洛（Vicente Huidobro）和巴布洛·德·洛卡（Pablo de Rokha）；其他人则说是聂鲁达、帕拉、维多弗洛和米斯特拉尔；根本上说，顺序不同取决于其来源，但是，这总是四个椅子和五个诗人，当逻辑仅仅是谈论五位伟大的智利诗人，而不是四位的时候。于是就有了帕拉的诗歌，它是这样的：

智利的四位伟大作家

是三个：

阿隆索·德·埃尔希利亚和鲁本·达里奥

如你所知，阿隆索·德·埃尔希利亚（Alonso de Ercilla）是个西班牙士兵，高贵且时髦，他在殖民战争中反抗阿洛科人，他一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卡斯蒂利亚（Castilla）就写了《阿拉乌咖那（La Araucana）》，这对于智利人来说就是我们的奠基小说，对于诗歌和历史爱好者来说是一本精彩的书，充满了勇气与慷慨。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如你所知，且如果你不知道那这也没关系——我们所知甚少，甚至关于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他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语诗人之一，大概是最重要的了，他这个诗人生于1867年的尼加拉瓜，死于1916年的尼加拉瓜，他在十九世纪末到达智利，在那里，他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读了很多好书，但在那里，他也被当作一个印第安人，或者是被一个总是吹嘘自己百分之一百属于白人的智利统治阶级的人当作小黑人（cabecita negra）。所以，当帕拉说最棒的智利诗人是埃尔西利亚和达里奥——他们都在智利待了一段时间，并且在那里拥有了形成性经历（阿隆索.德.埃尔希利亚是在战时，而达里奥则是在画室进行小规模争论），他们在智利写作，关于智利，用的是智利通用语——时，帕拉是在诉说真相，而且他不仅仅解决了迄今为止关于四个伟人的无聊问题，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他的诗歌或者作品（帕拉把它们叫做这些短小的文本），是维多弗洛诗歌的变奏或幽默讽刺，诗句如下：

四个基点

是三个：

南方和北方

维多弗洛的诗歌是精彩的，我很喜欢——即空想的诗句，就像他的很多诗歌那样——但是，我更喜欢帕拉的变奏/幽默讽刺。它就像一个再次打开我们眼界、将废话从我们智利人中删掉的爆炸装置。正如维多弗洛设想的那样，它是开发了第四维度的诗歌，但却是国民意识的第四维度，虽然第一眼看来这似乎是个玩笑，它也的确是个玩笑，但在第二眼看来它就被揭示为一份人权宣言。它是一首诉说真相的诗歌，至少对我们悔悟了的、辛勤工作的智利人来说是这样，换言之，我们的四位伟大诗人就是埃尔西利亚和达里奥，前者1594年死于他的出生地卡斯蒂利亚，他的一生是彻底的漫游者的一生（他是菲利浦二世的男侍者，游历了欧洲，随后在智利被埃尔德勒特管治，在秘鲁被加西亚·胡塔多·德·门德萨管），后者则在1916年（在特拉克尔Trakl死后两年）死于他的出生地尼加拉瓜，他生前完全在国外生活。

Marco Tulio

The Exile, 2001

既然我提到了特拉克尔，就让我离题一下，因为我突然想到，当特拉克尔放弃学业去当一个药剂师学徒的时候——在他十八岁这个温柔但不再天真的年纪——，他也选择了流亡（并且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流亡），因为在十八岁当一个药剂师就是一种流亡，正如药物上瘾是一种流亡，而乱伦是另一种流亡，正如古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所以我们有达里奥，我们有埃尔西利亚，他们是四个伟大的智利诗人，而我们从帕拉的诗歌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这里面我们并不拥有达里奥或者埃尔西利亚）中得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占有他们，而只能阅读他们，这足够了。

帕拉的诗歌教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民族主义是卑鄙的，它会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如果“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这个表达对你来说没有意义，那么就想象一座由大便做成的雕塑沉入沙漠的样子：好了，这就是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的意思。帕拉诗歌教给我们的第三件事情是我们的两个最好的诗人（智利最好的诗人）也许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尼加拉瓜人——一个作为士兵和具有求知欲的人，另一个作为一个移民、一个身无分文想要为自己赢得名声的年轻人——他们穿过了南方的土地，但却不想留在那里，也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智利诗人，而只是两个人，两个漫游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关于文学和流亡或者文学和放逐所想的东西是清晰的了。

译 / 介 / 系 / 列  No.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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