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结绳符号》（文字与文明译丛）丨 帮助读者解读神秘的结绳符号
文字与文明译丛
《印加结绳符号》（文字与文明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印加信息记录系统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加里·乌尔顿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开拓性理论，即在编织结绳时对纤维的处理产生了构成二进制编码序列的物理特征，整个印加帝国的结绳记录者和解读者都使用了此存储信息子单位的二进制记录体系。
今刊第一章《印加帝国的记忆、文字和记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第一章
印加帝国的记忆、文字和记录
文丨 加里·乌尔顿
基于计算机的电子输出信息无时无刻不遍布于我们的生活中，仅仅通过1和0两个符号的波形图案就进入了我们的意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当然，这已经不足为奇了。从当前的信息时代之初，我们就知道，正在进行的计算机技术革命是基于二进制编码系统的。接下来笔者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不过，要澄清一点：这里的“二进制编码”指的是基于信息单位的交流体系，它以符号或信号串的形式表现，每个单位代表一个或一对（通常相对的）特性或状态；比如，信号有开有关（类似灯的开关）、正极或负极（类似电流）、1或0（类似计算机编码）。可以说，正是二进制编码的简洁性使得计算机技术及其信息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及无穷尽的延展性。在本研究中，我探究的是一套早期的、与现代计算机技术同样强大的信息编码系统，它起源于前哥伦比亚时代的南美，像现在的计算机语言编码体系一样，它主要由一种二进制代码构成。
看完以上的宏观介绍，读者可能会有些失望，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解释或理解我在本书中描述和分析的记录系统中可能被编码的大部分信息。我们所说的这个系统便是印加结绳系统。奇普（khipu）（结；打结）一词来源于盖丘亚语（Quechua），盖丘亚语是印加帝国（约基督纪元1450—1532）官方通用语。奇普是一种绳结装置（见图1.1），用来记录统计性信息和叙述性信息，主要由印加人使用，但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其他民族也使用过，从前印加时代开始（见Conklin 1982；Shady，Narváez，andLópez 2000）贯穿殖民时代和共和政体时代（Brokaw 1999；Murra 1975；Platt 2002；Urton 1998，2001），甚至经历相当大程度的变形和变细，流传至今（Mackey 1970，2002；NúñezdelPrado 1990；RuizEstrada 1998；Salomon 2002）。
图1.1 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结绳（AMNH B/8704）
基于我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者出版的作品，我估计世界范围内公共馆藏和私人收藏的现存结绳大约有600件（见第二章）。尽管我们对博物馆中结绳的原始状况只是粗略了解，但目前的信息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结论：结绳样本的大多数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从秘鲁中南部沿岸的古墓遗址洗劫而来的。近期，在秘鲁北部的安第斯山脉中的墓室里发现了32件结绳，其出土位置与之前推测的埋葬结绳的位置吻合（见Urton 2001对结绳处置环境重要性的讨论）。
早在1532年西班牙占领时期一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就了解到印加原住民用绳结装置记事。征服者首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兄弟、（后来的）侯爵赫尔南多·皮萨罗（Hernando Pizarro）描述了1533年他和他的手下在从秘鲁高地到秘鲁中海岸的御道上与印加结绳记事者相遇的经历。皮萨罗注意到，当他和他的手下从一间印加储藏室搬走一些东西时，印加记事者“解开了（结绳上）几个先前打在存储部分的绳结，并在结绳的另一个部分打上结”（H.Pizarro 1920［1533］：175和178）。
之后，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里，此类装置频繁出现在西班牙的编年史和文件记录中（见Urton n.d.a）。随着西班牙人开始汇编这个帝国早期居民的记录，结绳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早先的印加记事者khipukamayuq（打结者或绳结保管者），为殖民统治者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信息，包括人口普查、部落、礼仪和历法机构、宗谱的信息和其他诸如此类与印加时代有关的信息。尽管许多秘鲁殖民时期的作者留下了大量的结绳信息，使我们了解结绳装置的某些特征和操作方式，但这些叙述不够广泛又缺乏细节，不足以使我们充分证实如今对印加人制作、解读绳结和染色记录的猜想。
目前，深入研究结绳的几位学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参见Quilter and Urton 2002），就是结绳记事系统应当被定义为一种“帮助记忆”的符号系统还是一种“文字”系统。总之，备受争议的一点在于结绳是不是一种（分别地）以绳和结为基础的构架，其目的在于给制作特殊结绳的印加管理者提供一些“线索”，帮助他们回忆起一系列具体的记忆信息，还是说，这些记忆装置是由一些约定俗成的信息单位构成，整个帝国的结绳制作者都能够解读这些信息。以上两种看待结绳记录的观点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我是支持后者的（见 Urton 1998，2002）。事实上，我猜想，关于结绳装置中包含的信息类型，我们达成的最终解决方案看起来会更像以上提到的两种记录形式的结合。在这一介绍性的章节里，我首先对结绳代表的记录系统种类这一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行了综述，这两种观点自20世纪初就出现在一些刊物上。接下来，我会采用一种新方法来分析并解释结绳。在开始之前，我先来描述一下这些神奇的装置——结绳的基本特征，这对于非安第斯地区的读者将会有所助益。
结绳结构
一般来说，结绳是由一条主绳和多根垂绳组成的，垂绳系在主绳上（见图1.2）。
图1.2 结绳的组成成分
很多样本都只有几根垂绳，有的样本则有多达1500根垂绳。很难明确说出所有结绳上垂绳的平均数目，尤其是因为我们对部分结绳藏品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不过，举例来说，近期在秘鲁北部查查波亚斯发现的32件结绳（见Urton 2001和下文），其中有22件保存完好，可供仔细研究，这22件结绳的平均垂绳数量是149根（垂绳从6根到762根不等）。
主绳直径范围通常在1/2到2/3厘米之间不等，通常呈现出复杂的双色或多色搓捻及合股的编织式样。一般情况下主绳是由两三对不同颜色的纺编纱线“包裹住”而完成（见图1.3）。
图1.3 S形包裹的主绳（柏林民俗博物馆，VA42564）
有些情况下，流苏会系在主绳上，表示垂绳所蕴含信息的某种分工或分类。我检查过各种藏品中的大约二十个结绳样本，有较粗的丝线“束”接在主绳的末端（见图1.4）。
图1.4 针线“束”或者“端头装饰物”（柏林民俗博物馆，VA47122）
据萨洛蒙描述，现在秘鲁中央高地的图皮科查（Tupicocha）社区用于仪式的结绳样本上也有这样的束（Salomon 2002；见下文）。这样的“端头装饰物”在图皮科查通常被称为pachacamanta（“与百相关”：Salomon2002：303）。考虑到在印加统治下以100个进贡者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单位—通常作为阿伊鲁（ayllu）社区这一社会政治和劳动组织单位的同义词—如今图皮科查的结绳样本装饰物可能对考古发现的结绳装饰物的意义提供一个参考线索。也就是说，这些装饰物可能表示结绳的行政级别、主题和记录单位的量级。
垂绳上可能系有次级或是附属的绳子，次级或附属的绳子上可能系有再次级的（如第三级的）绳子，以此类推。一些结绳还有顶绳；顶绳系于主绳的方式让主绳和垂饰绳处于相反方向。一些情况下，顶绳以环状系于主绳上，与若干穿过主绳的附属垂绳绑定在一起（见图1.5）。
图1.5 有多条顶绳的结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41.0/7304）
媒体评论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加里•乌尔顿致力于破解吸引人的“结绳”密码，他的书《印加结绳符号》在此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将来结绳或任何古代交流体系的学习研究者都不会忽略这个兴趣盎然、激荡人心的作品。乌尔顿用优美、清晰及开放的笔法描写了极具挑战性的概念，使普通读者也共同踏上了对古代世界最大谜团之一的解谜之旅。
――《美国科学家》
图书信息
《印加结绳符号》（文字与文明译丛）
〔美〕加里·乌尔顿 著
孙立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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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结绳是印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作者首次运用二进制编码研究印加结绳，系统地解析了结绳二进制编码的物理构成、语言构成，结绳符号的容量与代码转换，结绳信息系统中的符号理论等印加结绳的多种重要元素，构建了印加结绳的信息存储和交流系统相统一的理论，阐明结绳是印加人用来记录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手段。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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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目：
前言与鸣谢
第一章 印加帝国的记忆、文字和记录
第二章 结绳二进制编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三章 结绳二进制编码的物理构成
第四章 结绳二进制编码的语言构成
第五章 结绳记事符号的容量与代码转换
第六章 结绳信息系统中的符号理论、标记与对应
第七章 结论
附录 查查波亚斯结绳UR19的表格描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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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译者简介
本书作者
加里•乌尔顿，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结绳研究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出版了多部研究印加结绳的学术著作，在印加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本书译者
孙立新，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类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曾分别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进行访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出版英文文化类读物及教材多部。
丛书信息
- “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 -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三大古典文字经过向不同地区和国家传播，又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文字书写符号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汉字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富，至少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文字学就已经产生。国外19世纪以来对古文字研究也取得许多成就，然而中外学者的研究彼此交流却不多。中国学者在汉字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许多新成果，外国学者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在原始文字符号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新进展，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也很少得到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尚没能被译介出版。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外学者在文字与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字与文明译丛》，以满足国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需要。截至2023年1月，《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的七部译著已全部出版。它们分别是：《古埃及圣书字导读》《文字起源》《文字系统：语言学的方法》《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印加结绳符号》《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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