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很难给今天的书院下定义，返古开新要有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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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在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圆桌论坛上发言

非常高兴来到王安石、汤显祖、陆九渊的故乡，见证临汝书院的恢复重建。临汝书院书院从南宋创建起，就是理学和心学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临汝书院在新时代异地重建，其实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回顾当代书院的复兴历程，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宣布改革学制之后，中国的书院经历了一个低潮期，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走在复兴的路上。这与中华文化以及学术的复兴是一体的，书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

2011年，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像岳麓、白鹿洞、鹅湖等传统书院，全国有接近700所，新建的书院有600多所，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书院100多所，总数是超过了明代，所以我们判断书院正在走向辉煌。至于书院要怎么样做，这十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

过去的书院，不完全是民间书院，它们进入了政府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雍正十一年，朝廷下令建置省会书院，促成了官府书院与民间书院一起走，共同承担整个王朝从初等到高等的教育任务，形成了书院跟官学平行发展，也跟私塾、私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现在书院复兴，还没有完全的体制。在中国当下的教育体系中，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没有完全恢复，除了像岳麓书院这种极个别的存在之外，书院基本上没有承担主体教育的任务，也就是说没有承担义务教育或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但是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假以时日，应该可以看到春天的脚步。

邓洪波在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圆桌论坛上发言

从唐朝出现书院，到1901年学制改革，中国有大概7525所书院。理论上说，7000多所书院就有7000多个模样，谁创办书院就有谁的烙印，哪个地方创办书院就有哪个地方的烙印。唐朝的书院、宋朝的书院，功能都有一些变化。因此要给书院下个定义是很难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介绍岳麓书院时，曾说“书院是封建社会的特殊教育组织”。到2003年，我写《中国书院史》写了几十万字，我说书院大概可以描述为“中国读书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今天，我做了快三十年书院研究，越来越觉得这个概念难下。

总体上说，书院承担了社会教化功能、学术的引领创造功能等等，承担的是文化的整理、研究、创造与传播的作用。而且，传统书院还有讲学、祭祀、藏书和学田等基本规制，这些规制维系着它的运作。

现在书院怎么做？我认为与时俱进是一个方面，返古开新是另一个方面。尽管可能会面临很多新问题，但一个基本面向是不该变的：书院要面对教育，面对社会教化，也要面对文化传承与创造。

以临汝书院为例，现在的临汝书院，建筑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是我见过面积最大的书院，四万多平米，近一百亩，特别是有好几个大的院落。如何挖掘它的历史资源和地域资源呢？

临汝书院最初是纪念朱熹而创办的，而抚州金溪是心学祖源之地，“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他们的学问影响非常深刻。所以过去的临汝书院除了设置讲堂之外，还有朱子祠、三贤祠等。那么，我们在当代办书院，更要有一种大胸襟、大包容，接续临汝书院文脉，弘扬临川才子文化，返古开新，容纳一切为我们所用或是学术上能够开新的资源，这是临汝书院可以做出重要贡献的地方。

其次，文献记录过去的临汝书院有讲堂、朱子祠、三贤祠、藏书阁、山长厅等，现在的命名体系中应考虑这些因素。比如状元塔，可以一层一层挂上牌子，起不同的名字。

另外，传统书院有祭祀功能，而祭祀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效应。我们可以把朱子重新请进来，把三贤、五贤甚至更多先贤，都放到一起纪念。临川出了很多才子，像王安石除了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外，更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像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牡丹亭》不仅写在历史上，也写在临川人的心坎上。他曾在广东徐闻做过知县，在那里创建了贵生书院，留下贵生书院的学田碑，他在那里铺的石板路还在，这是临川才子外出之后，作为地方官造福当地百姓以及后代所留下的印记。那么，我们在纪念这些临川人物的时候，是否可以提倡一种文化，让现在的人参观纪念的时候，受到一定的感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