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城市管理者可以从世界杯裁判那里学点什么？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18篇文章。

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每届世界杯期间，关于比赛的裁判都会有不少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言下之意就是政府的角色很像体育比赛中的裁判，而市场主体的角色就相当于运动员。世界杯的裁判员当然是水平非常高的足球裁判员，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可以从他们那里学点什么呢？

一

有技术更要靠人工

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堪称史上科技含量最高的世界杯，仅就裁判执法这一件事来说，就有VAR视频助理裁判、门线鹰眼系统、EPTS 电子行为跟踪系统、裁判智能手表还有NFC 芯片足球。有了这些高科技的帮助，人工裁判有没有减少呢？不光没有，反而还大幅增加了。传统来讲一场足球比赛需要四名裁判：一名主裁、两名边裁、一名第四官员，而本届世界杯一场比赛的裁判团队竟多达15人，其中11人是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人员。

虽然有如此多的高科技和如此多的视频助理裁判，但他们并不能替主裁判做决定，而只是给主裁判提供决策参考。例如防守球员在禁区内倒地时手碰到了球，按照规则，如果是出于支撑身体的需要，可以不判罚点球。视频助理裁判只能告诉主裁判防守球员的手有没有碰到球，而到底是不是支撑身体、要不要判点球，完全由主裁判自己决定。

反观我们有些城市管理者，似乎特别擅长让技术做决定，自己却躲得远远的。河南给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的事就是如此。你知道你被算计了，但你不知道是被谁算计了，反正是大数据背锅。如果技术做了好事，是因为我们多么重视、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技术出了纰漏，那一定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或者临时工操作不当。还有一些城市管理者把技术当成了避免跟市民打交道的挡箭牌，有什么问题都让市民去找政务服务APP或者小程序，12345热线电话永远打不通，在网上留了言也不知道办得怎么样了，总之老百姓办事想找个活人比登天还难。技术的作用只是赋能，也就是提供一种可能，到底“能”还是“不能”，关键还是掌握技术的人。

二

无感的才是最好的

在世界杯的转播中，我们经常看到主裁判在耳机中听到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之后跑向场边看视频的画面，但其实为了保证比赛的流畅，主裁判只有在疑似进球、红牌、点球等重大问题上才会去看视频，大部分时候主裁判都在不停地通过耳机跟边裁和视频助理裁判沟通，主裁判的大部分决定是在我们无感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优秀裁判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他可以让比赛流畅地进行，把比赛交给球员，而他自己出现在镜头内的次数越少越好。曾入选2010年南非世界杯裁判员大名单的穆宇欣就曾说过，“一场比赛结束，裁判没给大家留下任何印象，这就是最好的执法。我们都宁愿在比赛中成为隐形人”。

而我们有些城市管理者还不太习惯让市民“无感”。前段时间很多城市都搞了到达本市后几天内不能去公共场所的规定，这容易误伤到生活在城市边界附近的市民和在两个城市之间通勤的市民。大部分地方的解决办法都是让这些市民到社区申报列入白名单。其实，哪些市民住在城市边界附近，哪些市民需要跨市通勤，政府手中的大数据完全可以掌握个八九不离十。只要依据现有的数据拉出一个白名单，被遗漏的市民再去申报，就可以避免对大多数市民的困扰。

有些城市的管理者还喜欢做一些事情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比方说只要有白墙的地方就一定要刷上标语，还有城市中到处可见的彩色大屏，大红大绿丑出天际的LED灯，刷得五颜六色的步道，等等。更有甚者，2020年3月武汉防疫最吃紧的时候，当地某领导居然说“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总书记早就说过要“保持对人民的感恩心”，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却反过来要市民感恩，这存在感刷得是不是有点过了呢？

三

执法标准要一视同仁

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一场焦点战——西班牙与德国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丹尼·马克利将较为宽松的执法尺度贯彻全场，双方球员都比较适应他的执法风格，比赛基本没有发生大的争议。而如果裁判在上下半场的执法尺度不一致，或者对待两队的执法尺度不一致，就容易让比赛的火药味升级。还有一些裁判发现自己存在上述问题就有意往回“找补”，例如一次误判让A队受益了就故意在另一次判罚中给B队一个好处，最终结果往往是“两头不讨好”。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一样，对待不同主体要一视同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待遇”，但现实中却往往做不到。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购项目有意设置隐形壁垒、提高采购条件，把民营企业、外地企业或者小微企业排斥在外。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享受了外来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服务，却一直不愿意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他们市民待遇，个别城市在封控期间对流动人口另眼相待，外卖小哥、快递员睡公园、睡马路的情况不时见诸报端。少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个别商业APP紧密捆绑，市民手机里没有这个APP简直寸步难行，而政府自己的政务服务APP却做得不如人意，让人怀疑是不是刻意把市民“赶”到某些APP上去。

四

有权力就要有制约

主裁判在赛场上的权力是很大的，无论是边裁还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建议，他都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如果双方球员或者教练组对他的判罚不满，他还可以用红黄牌给他们惩罚。主裁判在场上几乎可以说是“只手遮天”了。在韩国与加纳的小组赛中，韩国队在补时最后时刻获得一个角球，但主裁判泰勒没有给韩国人机会，直接吹响了终场哨。这让韩国队主教练保罗-本托极为愤怒，于是他冲向裁判表达抗议，吃到了一张红牌。

不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主裁判的权力也受到不小的制约。例如上面说到的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长是第四官员的职责范围，虽然哨子在主裁判嘴里，但他要大致上按照第四官员核定的补时时间结束比赛，想要偏袒某一方是很难的。VAR视频助理裁判虽然没有剥夺主裁判的决定权，但也让主裁判不能再用“没看清”之类的借口来搪塞自己的误判。再如，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主裁判需要与第四官员、比赛监督、裁判监督等人共同核实比赛相关的情况，比如进球、红黄牌、换人等事件，之后向赛事组委会完成书面报告。在比赛中出现重大失误的裁判员会受到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停职、罚款等，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曾经执法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金哨”陆俊，就因受贿被判刑。“金哨”变成了“黑哨”，从此再无出头之日。

孟德斯鸠有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所有权力都需要制约，既包括内部制衡，还包括外部监督，足球裁判的权力如此，政府的权力也是如此，这也是“共和”的内在要求。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蓝蔚青、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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