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数字公平是个好东西吗？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20篇文章。

近几年，数字时代的公平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重视。例如，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被地铁、公交拒载等新闻屡见报端，偏远山区和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因缺乏智能设备或流量而无法上网课的消息也屡见不鲜。如何填平数字鸿沟，让所有人能平等地融入数字社会、参与数字生活、共享数字红利，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

数字公平是个好东西

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也发现社会不公平会阻碍发展。反过来讲，公平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机会和资产。数字公平可以缩小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方面的差距，防止社会排斥，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例如，开发“适老化”和“无障碍”的数字化产品看起来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但长期来看这将降低政府和家庭的照护成本，扩大潜在的消费市场，短期内的投入能够带来长远的、多赢的结果。而提升低收入水平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数字素养与能力，则有助于打造一支更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让更多的人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可以自主参与“零工经济”和“按需工作”，实现职业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数字公平所代表的的价值观是我们当代城市的文明象征。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不得，“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早就应该被扔进故纸堆。就像罗卫东教授所说的，“一座城市的治理，使得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居民自身的社会层次越低，则它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就越高”。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平普惠的发展当然是题中之意。

数字公平不一定是个好东西

公平是个好东西，但公平应该是在自由、民主、共和等价值和制度的保障之下，社会自然达到的一种高级状态。公平是果，而不是因。很多人都把它从源头来理解，然后直接诉诸政府干预的行动，结果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不公平和少数情况下的过于公平之间摇摆。例如要么无视老年人被数字鸿沟甩下的状况，要么无视老年人可以不学习数字技术的权利，前者是无视你的需要，后者是我觉得你需要。不公平和过于强调公平都是不公平。

这种直接导向结果公平的追求，需要一位全知全能的统治者和一台宇宙中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才可以应对历史和现实中无限的复杂性，并收集和裁判所有所谓不公平的状况。这样一台超级计算机能否抵达公平正义尚未可知，但这台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已经足够可怕了。这种公平观念和做法蕴含着一种对理想蓝图的“危险的教条主义忠诚”（波普），其背后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即认为可以为了某种目标而精心规划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路径。其结果就是把个人努力关进牢笼，给社会发展套上枷锁。从最公平的视角出发的行动往往会导致最坏的结果，“通往地狱的路往往都是由善意铺成的”（哈耶克）。

所以我们要知道，公平是个好东西，但不能将其当做直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目标。硬要追求完全的公平，惟一可能的评判尺度便是价值水平最低者的尺度，于是他们便“对具有更髙价值的人施以断头术”，从而将“落魄者的隐秘报复欲发泄在品性优良者身上”（舍勒）。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对于公平的追求，就“把力图使人们的状况更加平等化的欲望视作国家可以行使更大的且歧视性的强制的合理依据”（哈耶克）。数字公平的追求也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把所有人拉低到一个水平，而是让尽量多的人享受数字化发展的红利。

 数字公平如何才能是个好东西？

我们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也要在高质量的数字化发展中促进数字公平，发展终究还是硬道理。道格拉斯·诺斯指出，“有效的经济组织创立制度安排和财产权，将个体经济努力引导到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活动上去”。而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不公平现象的发生，都是由于政府不合理的管制提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我不会认为马云比我有钱这件事不公平，因为他发家的电商是完全竞争的领域。我要是有他的眼光和能力，我也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而贪官比我有钱我就会很愤慨，因为权力是高度管制的。就像阿玛蒂亚·森的研究，饥荒从来都不是因为粮食不够，而是因为权力的不合理控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自利必然导致利他，但这一宏观规律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既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共产品问题、外部性问题等，所以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但是好的制度应该着眼于解决和谐问题，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发挥作用。

公平如何才能是个好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三句话：政府负责托住底线，市场负责放开上限，社会跟他们来一场“三角恋”。

政府应该让老百姓有饭吃，需要给那些吃不起饭的人们提供基本的食物来源，但不应该关掉所有的餐馆自己办食堂。同理，政府的义务是让国民受到教育，要给极少部分上不起学的家庭提供基本的教育保障，而不是自己垄断教育的供给。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总体福祉。最终结果可能看起来不是完全公平，但最差的结果也会比不完全竞争的“公平”状态下最好的结果更好。要通过发展把社会整体向上拉，而不是为了公平而把社会整体向下拉。

当然，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角恋”。例如，去年郑州暴雨期间的“救命文档”，通过汇聚传播求助和施救信息， 使人们可以在城市瘫痪的情况下互帮互助、共担风雨。再如，人们发现AI图像识别技术的识别结果存在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歧视，于是全球各种相关学术共同体发布了数十份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其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是：透明、公正和公平、非恶意、责任、隐私、慈善、自由和自治、信任、尊严、可持续性、团结。

最后要强调两点：第一，所有导向社会公平的措施，都应当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帮助他们自己。第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也无必要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公平，毕竟“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波普）。

参考文献：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

舍勒：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蓝蔚青、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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