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胡怡君：文学达尔文主义
内容提要：学科融合或跨学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开花结果。本文主要考察大跨度的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整合的可行性，也即是文学达尔文主义的来龙去脉。从缘起、产生、内容等方面，笔者试图描述这门以进化心理学诸多结论为基础的新式文学批评的切入点及理论焦点，同时也指出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提出科学与文学跨学科整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关键词：契合 文学达尔文主义 卡罗尔 进化论 科学 人文 后结构主义
21世纪文学理论似乎遭遇了瓶颈，评论家们仍旧津津乐道于上世纪留下的遗产，在后现代、后殖民、女性、权力、身体政治这一类术语中流连，或者重新回到将历史和事实诉诸于解构式的新历史主义；他们积极寻找贴切的新老文本，用他们熟知的理论给其安家。终于，2005年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正式登台，凭借不同以往的思路在西方文学理论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这个新流派主要遵循进化论物竞天择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包括基因—文化的交互进化批评。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研究人性与各种文化形式（包括文学）之间的交互作用，他们认定有一种普遍的人性存在，因为基因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于是人们在行为动机、情绪、性格特征、认知形式方面可以区分彼此，支撑起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文学与自然的结合并不新鲜，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生态文学批评就将自然生态引入伦理系统和文本，旨在唤起人们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意识。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完全是另外的路数，它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只不过它借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故事要从自然科学领域的动向说起。1998年，哈佛生物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他的著作《论契合：知识的整合》（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提到契合（consilience）①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理解，指通过学科之间事实及基于事实之理论的联结而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整合’。”（7）威尔逊称之为跨越所有知识分支的共有阐释架构，其中包含了他对今后学科发展的大胆预测：文化领域，或者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将在科学解释一切的基础上产生紧密关联。这样的提法似乎将人们的思路又带回到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甚至更早的中世纪神学时代。上帝，或者是预定和谐者，或者是自然秩序的创造者，作为全知全能的阐释体系成为一切知识的源头。只不过在威尔逊的假设中，科学替代了神的预设。
20世纪末正是原子化（atomization）如火如荼的时刻，人类在对自身及外界的探索道路上越走越远，建立起的学科也越来越多，可学科之间却各起炉灶、不相往来。不同的研究领域带着相同的目的出发，最终因为无限细分而不再与其他领域有关联和对话，自身也因为分门别类的多杂化而无法统合。这种情形类似于福柯对19世纪以来人文科学②的研究和批判：
发明人文科学，这显然是使人成为可能知识的对象。这是把人构建为认识的对象……但人们从未发现这个著名的人，这个人性，或人的本质，或这个人的特性……就人们从根本上对人进行围捕而言，人消失了。人们走得愈远，就愈看不见人。（2002：65）
有趣的是，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同时存在：学科间开始出现融合，自然科学的规则与发现，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因为研究生命发展遗传规律而与人类行为模式具有莫大的关联，于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等新兴学科不断冒出，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威尔逊的“契合”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不过他把可以融合的范围拓展得更宽，科学、人文学、艺术在各自追求理解世界的道路上，又回过头反思它们探索的前提：世界是否有序统一并且遵循一定规则而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契合”说远没有成为理论。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威尔逊强调：“我所做的不过是指出学科交融不断出现的大势所趋。”“契合的概念不过是对当下形势的描述、对未来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发生的预期。”去年六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下《牛津跨学科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新鲜出炉，也预示着学科交叠重合的趋势。
传统进化论生物学进入20世纪以来，又“进化”出了进化心理学、进化人类学、行为生态学、认知心理学等等新达尔文主义新兴学科。作为学科契合成果之一的进化心理学，便是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在进化论基础上合二为一的结果。进化心理学有浓厚的适应论味道，适应成为自然选择或性选择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功能，而在处理人类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时，各种心理适应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类行为。随着新达尔文主义进一步抬头，一方面是进化心理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进化论在研究人类行为模式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2004年，卡罗尔（Joseph Carroll）的著作《文学达尔文主义》付梓，他将从进化心理学那里得到的学科契合灵感运用到了文学批评上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物学与心理学的“契合”不是一个均等行为，因为进化心理学宣布心理学不过是生物学的分支，心理结构被还原为进化机制下产生的类神经组织结构，这样心理学和进化论一样采用了过去式的研究方法：收集历史数据、归类分析并得出结论。卡罗尔把进化心理学进一步引入文学研究，于是以自然科学为基准的进化心理学反过来又将文学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卡罗尔关于达尔文的知识基本上来自进化心理学家：“我自己读的达尔文不多，但我明白他的基本理论，即这样一条公理：所有生物都是它们内在生物特性与周遭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48）适应论社会学家们“把人性看作一组受生物学约束的认知及诱发特质，他们主张人性既是文学的来源又是文学的主题”。（vii）显然卡罗尔接受了这样的研究前提，但问题接踵而至：在普遍人性与文学人物之间如何处理二者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在卡罗尔的阐释体系中，个体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一部分，且等同于整体。这个结论乍听起来不合逻辑，但那个“等同于”不是质或量上的相等，而是一种有机联系。“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布赖克的诗句我们都很熟悉，也是同样道理，只不过卡罗尔完全是从生物学角度接受这一前提：“布朗认为自我或个体的概念等同于人类全体，品克将它纳入了认知`模块'或认知范围。”①（110）于是研究个体心理就等同于对普遍人性的研究，目的导向的个体行为带着人类整体的信息在组织中进行，并同时与其他个体产生联系。适应进化是整体的行为，似乎这样才是文学达尔文成立的条件。
还有另一个卡罗尔视为当然的前提，即社会组织与文学之间的类比。这个前提又预设了另一个进化心理学的前提：自然与社会的高度一致，这也是进化论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建立纽带的关键。在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同时，卡罗尔十分坦然地把文学归类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文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社会范本，所以文学的实际功用被突出了。早在19世纪末，在关于文艺功用的话题上唯美主义者就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以此将文艺区分于有社会功用的其他学科，文艺作品于是成为完全自洽的领域，这样的思潮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声名鹊起的新批评。卡罗尔完全从相反的方向考虑问题，而文艺固守自身的态度也让他不满。文学达尔文主义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文学这个术语做新的解释，或者更“负责”地给文学以新的定义，卡罗尔的野心也在于此。“文学作为指导，有一种适应论功能，因为它给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许会遭遇的处境提供了范本。而作为一种乐趣，文学并无功用，仅仅是更高级的认知过程的副产品罢了。”（115）说到兴起时，卡罗尔甚至宣称文学是“储存关于人性信息的唯一宝库”。
至此威尔逊的预测似乎完全实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科学的基础上史无前例地统一起来。他还喜闻乐见地替另一部文学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文学动物：进化与叙事的本质》作序。《文学动物》2005年出版，算是文学达尔文主义杰出的传接者。威尔逊在序言里重申了“契合”的概念，这一次它是作为科学的特征之一登场的：“对于不同现象的纷杂解释，最能站稳脚跟的是那些能相互联系并且一直保持一致的说法。”威尔逊强调了科学的包容性和民主性，言下之意是科学可以容纳社学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在“人性”概念中三者结合显得尤其重要。这位生物教授既否认了基因决定论，又对文化影响论提出质疑：人性“唯有在结合了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的相关数据基础上才能得出。”（Gottschall and Wilson：X）这种综合考察方式决定了文学——以描绘人性为目的的文本——必定和科学是紧密相关的。
有意思的是，《文学动物》编者又另请一位文学界的专家作序，似乎要从序言开始就摆明科学文学并行的立场。克鲁斯（Frederick Crews）对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结合科学与文学的先锋之举表示赞赏之余，也传达了他的忧虑：“当然，`人性'批评家需谨记学科契合并不意味着一个领域向另一个更基础领域的目标与方法论习惯低头，这一点至关重要。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脑功能规律，而是众多不同的文本。”（Gottschall and Wilson：XIV）与克鲁斯相反，卡罗尔一开始就遵循威尔逊的理论，把对人的理解（虽然没有夸张到研究脑功能）作为文学研究的目的；文学成为科学把握人类自身经验的途径之一，并且建立在更普遍有效的生物学、心理学基础上。进化论将人类历史重新以生物学规律排序，然而它是否也能够给文学史排出新的秩序？卡罗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明确指出，正因进化论拓展到众多关于人类的科学领域，有关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诸多假说才有了相互验证阐明的可能。由此，文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验的学科，也参与到了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中来。（15）
简单说来，文学达尔文主义这种进化论式的文学批评，研究的同样是最基本的普遍人类需求，比如存活、交配等；进而它将进化心理学中重笔书写的需求类别应用于文本中的人物行为分析，进化论行为中的因果关系也一一在文学批评中出现。文学达尔文主义者通常将一个文本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通过对文化语境以及文本诸多要素包括主题、文体、写作方式等等的双重交互比较，得出文学文本中人物性格如何根据所处文化语境适应变化的结论。同时，文学达尔文主义也关注作者—作品—读者的相互适应关系，旨在揭示由文本体现的社会—文化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类普遍行为的进化心理学无疑是它的先行者，只不过它把社会这个研究对象换作了文本。事实上，文学达尔文主义正是采用进化心理学的诸多结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卡罗尔在书中第一次直接引用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在讨论到人格因素时：“这五组因素——外向/内向、友好/敌对、神经过敏/防备心理、谨慎/马虎、好奇/无趣——可用于对小说人物、作者以及读者反应的比较分析。”（111）这些人格因素都是根据动机与环境分析得来。值得注意的是，卡罗尔再次把文本中的人与现实的人（作者/读者）统合起来考虑，也即是白纸黑字呈现的世界等同于可见可触摸的现实。在这个有些暴力无理的前提下，他的三大文学研究对象：情感、认知范围和人格因素，完全可以照搬进化心理学的结论。事实也大抵如此，卡罗尔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人物行为动机分为七类：1、存活；2、技能；3、交配；4、养育子女；5、亲缘关系；6、社交关系；7认知：包括讲故事，画画，形成信仰，获取知识等。一方面，带有浓郁进化心理学味道的方法论被引入文学批评；另一方面，文学本身也成为进化的产物。从第7条可以看出，他有意把文艺上升到人类基本需求方面，而这正是他对文学的定位。在每一个动机下面，他又列举了人的各种具体行为；在行为中又牵扯进七种情感，分别是恐惧、欢乐、悲伤、愤怒、厌恶、鄙夷和惊讶。《文学达尔文主义》一书中文本阐释的章节，都是遵循了这样的分类。卡罗尔也不忘强调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他列举了六条：
1. 文学作为规训思想的工具
2. 阅读文学指导实际生活
3. 写作为展现本性魅力
4. 文学将人们融入同一文化
5. 作为宗教或者愿望实现的文学
6. 写作的无用性反倒成为吸引异性的特征
除去具体的文本分析，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就是上面这些数列标示的一条条实验结果了。卡罗尔重新定义文学的工作日趋圆满，终于文学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消遣品，而是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源于自我需求的精神产物；一种深刻的目的论隐含其中，夹杂着对存活、技能、交配、认知等的渴求，文学回归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读本的身份中。
《文学达尔文主义》出版后不久，麦克斯（D. T. Max）就在《时代周刊》上发表评论。他的本职并非文学评论，反倒更多偏向科学。文学达尔文主义特殊的性质，让这位《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常客似乎从文学那里嗅到了他熟悉的科学味道，而他那篇评论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指引读者对这两个貌似互不相干的学科领域能否交叉、或交叉时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行思考。
回到克鲁斯在序言里表达的忧虑，文学达尔文主义是否是文学对科学的屈服？学科之争也如同一场战争，谁都想征服对方。卡罗尔其实并非完全赞同进化心理学家们：他们是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可他们对文学的了解又有几分？他指出进化心理学的最大败笔是没有解决观念范围问题，或者说进化心理学缺乏对人性的观念结构研究。（Carroll：105）而只有通过阅读文学，才能获取更多的人类行为模式信息，也由此才能归纳出人类心理的进化结构。接着适应论就介入了：“整体适应度”（universal adaptability）成为人类行为动机的基础，人种进化成为文学存在的终极理由；同时文学也是进化成果的一部分，所以文本必须描写最基本普遍的人性，文学与心理学是平行的。但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常常把文本阐释建立在自然科学（生物学）基础上，即对人类（并不仅仅是社会人）普遍行为的研究，并且把进化心理学的结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如此一来，前提和目的就反置了，也就是说，文学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科学的结论作为它的前提或标准，然后诉诸文本；一方面要给文本阐释开出一条自然科学的路子，同时又有野心用文本来试验自然科学结论的正确性，甚至想要通过文本阐释而归纳出新的人类普遍行为准则；这个时候，文学批评就完全像是它原本要克服的自然科学了，或者说文学成了一门更“科学”的科学。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倒符合卡罗尔最初要实现的目标：将文学与科学并置。
《文学动物》的编者之一高兹夏尔（Jonathan Gotschall），曾毫不讳言文学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数据，似乎文学文本也能进实验室，被分割、归类、分析和总结。这种说法充满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味道，文学传统中包含的一切理念都被数据化了。然而，简单的数据化会修剪掉一些重要的东西么？文学是否能够成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即有数据库？数据、实验都意味着精准性，而虚构的文本有没有它的缺陷？难倒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缺陷，才使得文学文本不同于现实？
摹仿说确实是文学批评最初的传统，文学也曾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现实的映照。但在纷繁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文学总是关于人的文本，它独特的表现方式却并不一定把事件数据化；也就是说，文学事件的陈述中缺少一种直接性，这是和实验科学完全不同的。文学往往在补充现实逻辑、扩大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时才获得它的魅力，现实是基础，却不一定是对象。文学达尔文主义有他们偏爱的作家，首选当然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流派，比如奥斯丁、左拉、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自然主义是迄今为止理论家积极发展文学普遍论①的唯一取向。”（Carroll：117）当代也有一群号称要成为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的作家，最杰出的莫过于麦克尤恩（Ian MacEwan）。但这些流派和作家只是文学中的九牛一毛，而且自然主义也并非是把社会生活完全照搬上文学舞台。如果我们列出一些意识流小说，或先验作品等，文学达尔文主义恐怕要束手无策了。
遵循进化论，首要的危险是狭隘主义，目的论是学界对进化论式文学解读的批评之一。卡罗尔归纳的七条人类行为系统和七种人类情感，很难涵盖生活的全部。生活是个琐碎而丰富的过程，若都依照繁衍那一套目的论来解释，似乎与拿弗洛伊德的利比多论来阐释一切一样可笑。卡罗尔在书中特意辟出三章来实践他的理论，人类共性、适者生存论和人性是三个切入点。几个文本分别列队，给每个话题提供充分的批评数据，而奥斯丁、夏洛特·勃朗蒂、威拉·凯瑟等人成为他的共谋。在一种近乎机械的批评中，文学达尔文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研究文学的初衷是寻找关于人类的普遍真理，而在对自己归纳出的有限行为模式的强调中，认知反倒只是在一个局限的范围内进行，真理的普遍程度反而缩小了。如果再拿进化论的观点来反观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优胜劣汰呢？然而无论淘汰谁都不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对于文学来说，联系进化论更有实用主义的危险。卡罗尔眼中的文学是先知式的，文学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直接有用性，在于模拟可能发生的状况，阅读者由此可以为不可预见的将来做好准备。这个听上去有些可笑，暂且不提文学是否有用，只说文学指导生活，也是完全本末倒置了。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不积累从生活中获得的情感与思辨体验，奥斯丁、勃朗蒂等人也无法写出如此栩栩如生的经典作品。退一步说，把文学阅读当作一种间接经验未尝不可，不过鲜活的东西永远不在纸面上。
卡罗尔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后结构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他对后结构主义的理解有两个关键词：文本主义和不确定性。“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指从德里达语言学统治的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福柯政治学笼罩的80年代。”他认为，“文本主义和不确定性消除了真理的两条标准：假设与物之间的关联，以及假设之间的内部连贯。”（15—16）首先，把后结构主义简约为两个词语的行为过于疏忽大意。人们常把后结构主义称为解构主义，意为它是对结构的解体运作，这样的称谓更符合卡罗尔的观点；后结构中破坏的成分被强调了，同时人们认定后结构主义者破而不立，圣殿中的真理在一片废墟中消失。后结构确实对之前带有结构和整体性的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不过这不是目的。德里达破除书写的权威、福柯借助权力概念对权威组织发难，这些都不过是引发人们对现有结构构成因素的反思，解构的原因在于原有结构充斥着不平等和遮掩，而解构正是为寻找解构者眼中的真理提供可能。
其次，卡罗尔对后结构的归纳也是比较轻率的。文本主义，究其含义，似乎更贴近新批评而非后结构式的文本阅读方式。文学批评中文本与物的脱离，只是把现实的物排斥于文本之外，而物本身已经化为语词加入到了文本之中，所以文本主义是反对过多地将历史现实拉入批评的做法。在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如火如荼的今天，诟病文本主义自然易如反掌，也不消多一个卡罗尔。而德里达的工作是破除文本的单一意义，把它当作各种意义冲突下的产物，于是被逻各斯中心主义压制的其他阅读的可能性才有可能。至于不确定性，前面也提到，卡罗尔对德里达、福柯的理解过于偏激：不确定性导致多样性共存的局面，这对以普遍人性为中心、单线程发展的文学达尔文主义自然不利。
卡罗尔读来像一个结构主义者，试图用一种结构来解释文学中的一切。与科学家一样，他一直试图给文学批评提供公理式的范本，在人们误读解构为消灭一切权威和结构的今天，倒是显出一种救赎的味道。但我们在经历了中心主义之后，似乎并不需要另一种高高在上的结构，我们期待的是更加松散灵活的相互指称关系。
“科学”一词，从古希腊文词根来分析，是知识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科学尚未分家，对知识的渴求是一切。之后学科分类，再细分，尤其在19世纪之后，科技发展的巨大进步把知识分类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威尔逊无疑是具备人文关怀的学者，不过“契合”是否真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却不容乐观，至少在它的实践者之一，即文学达尔文主义身上，就存在不少问题。打一个比方，关于白天与黑夜，我们有相当明晰的概念，但要找出白天黑夜的相交点却不那么容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关于世界的理解与观念，其相交点又在哪里呢？如果能够找到，那么在相交处世界所表现出的样态是否可以把握呢？
自然科学之所以比较自信，是因为它直接接触物、接触可见的实在，以自己的逻辑描绘、阐释甚至创造世界。尤其在创造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家最为自得。相形之下，人文科学是概念的、相对抽象的，从来不妄想走在世界之前。分裂之后，各部分的性质已经改变，量的组合并不能结成原初的统一，所以学科融合的革命远非那么简单。从萌芽期算起，文学达尔文主义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国内也有学者从2008年开始接触这个课题，至于它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胡怡君，复旦大学英文系
【西方文论关键词】往期相关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