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苏艳：翻译中的男性自恋考察
摘 要：
本文依据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翻译及译论研究中的男性自恋情结。父权制话语模式使翻译性别化, 译者的男性自恋造成译本中女性叙事的湮没与扭曲, 但译论研究者常以性别化隐喻彰显翻译的女性气质, 突出表现在翻译批评的忠实标准和描述翻译过程的暴力模式。性别关系成为政治修辞时, 性别自恋往往交织着政治焦虑。
关键词：
翻译; 男性自恋; 父权制; 性别化隐喻; 焦虑;
作者简介：苏艳，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典籍翻译和翻译理论。
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 (1840-1910) 中国翻译界的文化自恋” (项目编号:2012M511001) 的阶段性成果。
翻译中的男性自恋考察
1. 引言
“自恋”源自古希腊神话:美少年Narcissus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而拒绝了回声女神的爱, 最终坠水而亡, 变成水仙花。“自恋”被引入精神分析学后与自负、自赏联系起来。Freud (1974b) 提出, 自恋者因过度自爱而极少关注他人、无法与他人移情, 由此形成一种性格障碍和神经症。狭义的自恋即性别自恋, 是一种将自身性别特征和性别身份理想化、贬低对立性别的行为。性别是译者文化身份的要素, 其性别身份和特征由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建构, 性别自恋蛰伏在译者的集体无意识, 对翻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性别化。性别自恋延伸到国家或国际政治领域时, 将影响翻译的权力话语选择, 介入译作的性别表征和国际交往模式。本文将探讨翻译中男性自恋的表现方式及其政治修辞, 涉及对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中父权制话语模式的精神分析, 试图深入译者的无意识领域, 揭示权力话语如何塑造和操控性别与翻译的共谋。
2. 男性自恋与父权制无意识
Narcissus神话实质上是则关于男性自恋的神话:“他不仅以自己的身体为爱恋对象, 该神话还暗示了男同性恋和厌女症, 因此可‘异性化为关于权力关系和排斥女性的叙事’” (Bruhm 2001:14) 。精神分析学从个体心理发展视角将性别自恋与幼儿期的恋母情结联系起来, 认为孩子三岁前开始害怕被重新吞噬、丢回婴儿期的依赖状态, 后来发展成对阉割 (男孩) 或毁灭 (女孩) 的恐惧, 并通过认同母亲对抗恐惧。男性自恋者自认已赢得母亲, 拒绝与其他女性竞争, 并以男性沙文主义抵御对被重新吞噬的恐惧和子宫嫉妒 (Schoenewolf 1996) 。
Freud和Lacan从社会文化生活角度阐明了男性自恋如何成为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心理基础。Freud (1974c:129) 认为, 男性因拥有阳物 (penis) 而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 创造和掌控文化, 居社会主导地位, 女性因缺乏阳物成为被宰制的客体, 男女生理解剖的差异导致女性的超我先天不良。他在《图腾与禁忌》 (1974a:142-149) 中提出, 恋母杀父的儿子食用父亲后获得其力量, 但随后感到愧疚, 为弥补过失、悲悼父亲而建立起父权制社会组织形式并开始信仰宗教, 以神为父。父亲从此成为精神图腾, 人类进入父权制的能指符号和法律体系统治的时代并延续至今, 女性随之被阉割, 成为静默的他者。Lacan (1977) 以phallus代替了penis, 认为菲勒司是“超验能指”和男权象征, 并以镜像阶段理论解释个体如何形成自我与他者意识:婴儿最初与母亲融为一体, 进入镜像阶段后, 只有将母亲树立为他者、脱离女性混沌的想象界并认同到由语言规则统治的男性象征界, 才能成为独立的社会个体。
以Freud和Lacan为代表的菲勒司中心主义强化男女的解剖差异, 将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自然化、典律化。父权制无意识不断塑造着社会、语言、文化和各种表征:男性进入公众领域, 女性被局限在狭小的家庭空间;男性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女性则被放逐到社会、经济和符号契约外, 处于无法被表征的领域, 成为缺席、空洞的能指, 或在男性的凝视与错误表征下被“翻译”为缺乏男性品质的“他者” (刘霞敏 2007) 。
3. 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男性自恋
父权制话语模式的引入使翻译性别化, 折射出强烈的男性自恋色彩:女人和翻译被边缘化, 处在隶属于男性和作者的卑微地位, 翻译成为具有女性从属特征的符号转换行为。作者和原文被喻为男性、阳刚、理性、主动、强势、原创的, 译者和译文被喻为女性、阴柔、感性、被动、弱势、派生的。翻译中的男性自恋集中表现为实践中对女性叙事的湮没和扭曲以及理论中的性别化隐喻。
3.1 翻译实践中对女性叙事的湮没和扭曲
就社会心理而言, “个人趋于赞同群体内成员而否定群体外成员” (Ward 1995: 45) , 因此一个由男性掌控编码和规范的文化体系将主动认同男性属性, 将男性建构为文化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 并多方剥夺女性主动权, 正如Steiner坦言的:“迄今为止大部分艺术和历史由男性记录, ‘性别翻译’或语言交换出现障碍的过程几乎总是从男性视角目睹” (1998:46) 。父权制社会里写作由男性垄断, 翻译被贬低为具有女性特征的次生性文化活动, 因此男性虽禁止女性写作, 却允许她们翻译宗教文本。西方自中世纪以来, 翻译是女性学习写作和表达政见的重要途径 (Simon 1996:2-3) , 但女作家及其译本, 尤其是女性的译作在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几乎与经典无缘 (戴桂玉 2007) 。女性及其体验在男译者笔下被忽略或曲解, 在父权制话语霸权的凝视下成为失声的欲望客体, 如同回声女神只能重复他人 (男性) 言语。
性别自恋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阐释和编码, 驱使男译者将原本中投合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成分保留或前景化, 而淡化或消解表现女性独立意识和主动性的部分, 这种菲勒司中心主义的做法见于多种文类的翻译。梵第冈以宗教神圣文本不应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为由, 取缔了使用两性兼容语言的《圣经》译本, 因为它威胁教会的统一和稳定 (Flotow 2001) 。Parshley翻译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时, 大量删减女性姓名和成就, 只允许作者“详述男性地位和成就的优势” (Simons 1983:562) , 严重割裂了女性的历史成就谱系, 扭曲了作者对欧美女权运动的分析。
文学作品的女性叙事也常被男译者欠译或误译, 性别自恋使他们难以公正地对待女作家的作品, 即便翻译男作家表现女性生存状况的作品时也如此。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述了一位妇女为生活所迫, 被丈夫典给秀才生子的故事, 表现了对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张培基 (1999) 的译文却多处掩盖典妻的事实, 转而强调丈夫的万般无奈。
首先, 译者将主语“皮贩”删除、转为宾语或使用被动语态, 替其典妻行为脱责。
例 (1) “你, 是呀, ”她的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 “我已经将你出典了……”?
“Yes, we have to part, ” he answered feebly. “There’s somebody willing to hire you as a temporary wife, ...”
女人的身体被物化为男人间自由买卖的商品, 皮贩通过典妻将养家的责任推给妻子。“我已经将你出典了”说明皮贩是拿主意的人, 而“There’s somebody willing to hire you”将皮贩的责任消解, 成为无关的旁观者。
例 (2) 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 烟也吸了, 酒也喝了, 钱也赌起来了。这样, 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
The wretchedness of his life and the hopeless situation he was in caused him to take to smoking, drinking and gambling, and he became vicious and bad-tempered.
例 (2) 描述了皮贩性格扭曲的过程, 此时译者直接为其鸣不平, 主语“他”在译文中变为“境况的不佳”, “wretchedness”和“hopeless”明显在为皮贩辩护, 作者“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态度被彻底转换。
例 (3) “当时问我底的意见怎样, 我一边掉了几滴泪, 一边却被她催的答应她了。”
“She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about it. It made me cry to think of it, but she comforted me and convinced me that it was all for the best.”
例 (3) 译文始终以皮贩为宾语, 凸显他任人摆布、无法掌控命运而又对妻子于心不忍的矛盾心理。
例 (4) “今年, 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I’m afraid this year I won’t even be asked to do any transplanting.”
例 (4) 译文以被动语态说明皮贩确实想努力改变家庭命运, 但没人给他机会, 只好典妻。
其次, 置换或掩盖典妻的事实, 以维护男性尊严。
例 (5) “我想, 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 有什么办法呢?”
“I’m afraid we have to part. It’s no use both of us going hungry together.”
例 (6) 在那里, 他遇见了他底被典的妻。
Then he walked to a dark corner of the veranda where he found his wife.
为养活凶狠暴躁的丈夫及年幼体弱的儿子, 柔弱的女人被迫出卖身体为秀才生子, 从丈夫的奴隶进一步沦为秀才夫妇的奴隶, 一次次与骨肉分离, 因此典妻是对女性身心的巨大伤害。但以上两则译文显示, 典妻对男人而言意味着耻辱, 是需避讳的话题。在男权制社会, 丈夫强大健壮, 是家庭支柱, 妻子弱小阴柔, 依赖丈夫生存, 如今丈夫在喝酒、抽烟、赌博、丧失劳动能力后迫使妻子以令人羞辱的方式承担养家的责任。译文 (6) 将“被典的”删除不译, 译文 (5) 将“从你底身上设法”译为“we have to part”, 妻子独自忍辱负重的事实被改为夫妻共同承担起家庭磨难, 懦弱无能的丈夫形象一下伟岸起来。
第三, 频繁用the young woman指代女主人公, 弱化其悲剧色彩。
例 (7) 轿里躺着一个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那么的中年妇人, 两眼朦胧地颓废地闭着。
The young woman, her pale face shrunken and yellowed like an old vegetable leaf, lay with her eyes closed.
妻子无名无姓, 暗示她悲惨命运的普遍性, 译者通篇用she或the young woman指代她。小说结尾时她被盘剥殆尽、打发回家, 三年被典生涯留下的只有依旧贫穷的家、心存芥蒂的丈夫和形同陌路的孩子。女人枯萎的容颜是身心遭受奴役的结果, 译者无法体会女性的这种精神痛苦, 执拗地将“中年妇人”译为the young woman, 似乎她依旧年轻力壮, 从而屏蔽掉丈夫典妻对她的伤害, 弱化了她的悲惨形象。
性别自恋使译者难以感同身受地表现女性在躯体被出借、失去做妻子的尊严和精神被宰割、失去做母亲的权利后内心的悲苦和无助, 造成典妻的事实被掩盖。同时, 他本能地捕捉和强调皮贩典妻后的无奈、痛苦和屈辱, 将男性的受害者形象前景化, 淡化了女性的悲惨命运和其中丈夫的责任, 这种有意增加的男性话语试图维护男性尊严, 压制女性声音, 最终将错误表征女性形象, 伤害作品主题。
3.2 翻译理论的性别化隐喻
译者的男性自恋造成翻译实践中的“厌女症”, 即有意无意压制女性的在场, 删减或改写女性叙事和话语;男性译论研究者却常以性别化隐喻彰显翻译的女性气质, 突出表现为评价译作的忠实标准和描述翻译过程的暴力模式。
3.2.1 翻译的忠实标准
在男性自恋情结的介入和父权制话语模式的塑造下, 西方传统的性别等级关系对应原本与译本的文本等级关系, 译本的次生性对应女性的弱势特征。西方译论受逻格斯中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信奉透明表征的语言神话和普适价值观, 崇尚理性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推行忠实的伦理标准, 否认译者的主体地位。由于“‘女性’在文化上被建构为由身体赋形, 而男性被理解为远离身体、与心灵和抽象密切同步” (Radstone 2007:71) , 男性成为理性的代表, 逻格斯中心主义也叫菲勒司中心主义, 是男性病态自恋的结果。传统译论将女性和翻译贬低为有缺陷的他者, 男性/作者/原本相对女性/译者/译本具有至高地位, 性别权力的差异与作者和译者的权力关系同构并派生出许多隐含性别歧视的隐喻。Chamberlain (1988) 追溯了西方译论中的女性隐喻传统, 发现翻译伦理沿袭了忠实的婚姻法规, 强制规定译者对作者要像妻子对丈夫般忠诚, 以保障子嗣 (译本) 血统纯正与合法, 而丈夫 (作者) 却在这纸符号契约的约束外。各种衡量译本质量的标准也是品评女性的标准:忠实、顺服、优雅, 其中忠实是女性和译者最基本的伦理操守。“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的忠实标准暗含着强烈的厌女症。
3.2.2 译论话语的暴力模式
男性侵犯女性权益最极端的形式是强暴, 强暴题材在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罗神话中俯拾即是, 且往往被美化。奥维德的《变形记》叙述宙斯强奸欧罗巴时极力渲染宙斯化身的公牛如何健美, 以至欧罗巴无法抗拒其魅力而爬上牛背, 从强奸的受害者变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 “她只是个性客体, 毫无理性知识或爱的激情, 只能以强奸的方式被爱” (Bai 2010:11) 。
这种源自根深蒂固的男性自恋的性别暴力范式也渗透到译论研究:译论话语充满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隐喻, 原本成为译者欲望凝视的对象。Steiner (1998) 大量使用充满男性色欲体验的词汇建构翻译的阐释学模式 (信任、侵入、融合和恢复) , 将翻译喻为男性暴力入侵 (penetrate) 女性的过程, 男性体验是主导, 女性则被动、沉默。Thomas Drant引用《圣经》中以色列人掳掠妇女、剃除其头发和指甲 (通过消除女性特征实施对女性的精神阉割) 、强迫其成婚的隐喻, 描绘他译贺拉斯作品时如何自由支配原本。该隐喻以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比喻译者对原作的主宰权, 表面上颠覆了传统译论中延续已久的男性/作者相对女性/译者的等级序列, 实际上通过沿袭性别暴力隐喻将男女二元对立模式强加于译论话语体系, 在扭转作者和译者关系时延续了父权制话语模式。
西方翻译传统极力强化翻译的女性化地位, 译论话语充满忠实与背叛、主宰与服从的隐喻, 其忠实伦理和暴力征服模式承载着菲勒司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强化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文化期待, 通过展现男性特征迎合男性的自恋心理, 有利于父权制的巩固和延续。
4. 性别自恋的政治修辞
Chamberlain认为剃头发剪指甲的隐喻中的性暴力“类似殖民隐喻暗示的政治与经济强暴” (1988:460) , 即性别自恋是政治权力不平等的一种修辞。“自恋”不仅是精神病理学概念, 也可被引入社会文化批评, 因为Narcissus神话生动表现了“人类生存中的基本对立:现实/幻想, 在场/缺席, 主体/客体, 统一/分裂, 参与/疏离”以及“所有当代文化和理论的二元对立”, 自恋“可看作更正式的、严格定义的政治结构的基础” (Bruhm 2001:1, 8) 。性别差异是种深刻的文化记忆, 被编织进多种话语类型, 如中国文学常将性别关系作为政治欲望和权力关系的转喻, 古代诗人将仕途的失意翻译成思妇或弃妇形象, 性别差异进入翻译领域后和地方或全球政治联系起来。Freud将男女生理解剖差异本质化, 为父权制做合理性辩护, 使性别政治化;各种地方与国际政治关系也可被性别化, 性别自恋成为种族、民族和国家间不平等关系的转喻。
4.1 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女性化刻写
父权制话语模式在翻译等多个符号领域传递, 因此翻译理论试图建构和强化种族、民族、国家间自我与他者的等级差异。塑造性别身份和特征在个体的主体化过程中居核心地位, 性别化也成为宗主国操控殖民地主体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性别差异与文明等级序列由此对应起来。男性粗暴侵犯女性, 宗主国译者则任意扭曲殖民地文本, 对其文化和形象进行女性化刻写。在菲勒司中心主义者眼中, 女性是有道德缺陷的他者, 西方译者也极力将殖民地文化和文学表现为有缺陷的他者, 赋予殖民地人狡诈、反复无常、充满嫉妒等女性特征, 以反衬欧美宗主国理性、坚定、豁达的阳刚之气。Niranjana (1992) 列举了东方学家如何通过史书和译作将印度建构为怯懦、虚伪、堕落、不虔诚的民族, 以证明被西方征服是其宿命, 接受英语教育和皈依基督教是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这些错误表征将被殖民者“翻译”成有缺陷的文明他者, 凝聚了殖民者的自恋情结与权力欲望。
西方带着种族优越感强加给东方民族虚伪、非理性等女性特征, 西方译者极力迎合对东方文化的这种心理期待, 将东方文学“情调化”为神秘落后的他者, 这“不仅包含着被猎奇、被观淫的因素,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始化’为美学变形原则的” (姜智芹 2005:60) 。他们常选择展现东方文化阴暗面的作品翻译, 并刻意选择铺陈的比喻和夸张的表达, 塑造东方人概念不清和文风浮华的形象 (蒋骁华 2008:13) 。译文的东方文学情调以女性浮华造作的语言特征为手段, 这些特征被认为源于女性缺乏逻辑和理性以及浮夸矫情的性格。对殖民地文学的东方情调化表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想象和欲望, 渗透着明显的傲慢与偏见, 并凝结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以至于庞德和阿瑟·威利这样景仰中国文学传统的汉学家也不免受其影响, 他们译文间的相似度远胜译本与汉语原本的相似度 (Steiner 1998) 。在文学翻译的东方情调化过程中, 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再次成为西方/东方, 宗主国/殖民地, 教化/野蛮, 主动/被动等对立项的基础, 父权制话语模式清晰可见。
4.2 男性自恋中的焦虑意识
男性自恋源自阉割恐惧和子宫嫉妒, 反映了男性的无意识焦虑。这种焦虑在男性译 (论) 者中持续存在:美人不忠的隐喻揭示了男性对女性不忠的焦虑;Steiner的翻译阐释学模式产生于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70年代, 折射出男性对丧失话语权、被精神阉割的焦虑;张培基的译文也暗含男性译者和主人公对男女家庭权力关系扭转的焦虑。西方译者将东方他者女性化是更深层的社会焦虑的产物:“将东方他者设想为女性是19世纪的性别语言和修辞对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比喻——君主制动摇后权威的危机, 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等级的危机, 工业化、城市化、移民和社会变化迅速的时代里家庭、性别和社会结构的危机。……东方18世纪的文化他者成为19世纪的性别他者” (Lowe 1986:45) 。国际交往模式 (包括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 是国内关系的延伸, 性别关系是更大范围内社会权力关系再分配的缩影;宗主国译者对殖民地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女性化刻写不单是为了取悦本国读者对“未知”民族的猎奇心理, 满足自身的征服快感和文化优越意识, 更是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各种急剧的矛盾和变化造成的社会焦虑在文化领域的投影, 是西方转嫁国内矛盾的文化策略。
过度的性别自恋干扰个体的性别取向, 群体的性别自恋随着情感的政治化也会产生负面社会效应, 性别自恋折射出西方内部普遍的焦虑症, 这是种社会病理现象。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对此已有警示:“我们的社会, 一般说是西方社会, 被某种程度上与性别自恋相关的社会问题困扰。……性别自恋和其他形式的文化自恋也许是传染性的, 它们在大众中引发的愤怒可能构成我们最大的压迫媒剂” (Schoenewolf 1996) , 这带给翻译研究三点认识。首先, 文化自恋是当代西方心理病变的主要特征, 美国心理学家Lasch (1979) 将之归因于后工业社会中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Venuti (1996:328) 描述了这一病变在翻译领域的症状, 指出翻译文学在英美国家被严重压制, “由翻译的边缘地位导致的风险是文化自恋和自满以及对外国的无视, 只能使英美文化贫乏, 孳生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价值观和政策”。其次, 性别差异是种政治修辞, 性别自恋是种族、民族、阶级、职业等各种形式的自恋的心理基础, 父权制话语模式贯穿到包括翻译在内的多个文化场域, 考察翻译中的男性自恋是研究翻译中的其他政治权力关系的基础。第三, 西方试图借翻译将东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女性化, 以缓解自身焦虑和危机, 即通过对外投射将过多的心理能量和内在焦虑逐步化解, 将国内问题转嫁到国外, 这非但不能解决国内危机, 还将进一步加深不公平的国际政治关系, 使翻译沦为西方对外实施文化霸权或殖民扩张的利器。
5. 结论
本文依据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男性自恋与父权制无意识的成因及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表现, 分析了性别自恋如何延伸至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政治修辞。研究表明, 男性自恋是翻译弱势地位的心理根源, 导致男性译者对女性叙事的删减和改写;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女性化刻写。性别自恋往往伴随着焦虑意识, 揭示并克服翻译中的男性自恋成为构筑国内和国际民主政治议程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选自《外语教学》2013年第01期，参考文献与注释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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