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音综《声生不息·港乐季》播出，引发大众对于香港粤语经典歌曲的怀旧潮。节目开场，即向顾嘉辉、黄霑等香港知名音乐人致敬。而在2003年，活到老学到老的黄霑，撰写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 》，以亲历者视角，写了50年港乐发展史，据闻当时香港大学“无人敢审”，同年获颁博士学位。第二年11月，63岁的黄霑病逝。
1997年以后，香港音乐，特别是粤语歌曲，几乎再无突破性发展，使得本论文至今看来都不过时。原稿十万余字，经「文娱春秋」深度编辑删节，保留主干内容一万字，完整呈现港乐的兴衰往事。
一九四九年，对香港流行音乐而言，是分水岭。香港音乐，从此以后，开始找寻自己的声音。 当时，观众很多的粤剧红伶如马师曾、红线女，忽然在 1955 年离开香港，举家回穗。而不久之后，另一有“花旦王”之称的芳艳芬亦于 1959 结婚退隐，不再现身银缦红毡。几年之间，连失数位举足轻重的“大佬倌”，粤曲界真是“屋漏更兼逢夜雨”，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好不狼狈。 在同一时期，新品种的粤语歌曲，已在香港出现。这些歌曲，理论上，很有可能填补传统粤曲腾出来的市场空间。因为，这类歌，在几方面看，都有“承先启后”的优点：一方面，继承粤曲传统，而比冗长的粤曲短；另一方面，采纳更接近听众的自然发声唱法，摒弃粤曲以往过多“地方戏曲”的老旧感觉和味道。这些歌，配合适应时代的流行节奏，用洋乐器伴奏。加上歌词不再用典故或用深字来力求优雅，大胆以贴近口语的方法来填写歌词，各种特点，都似乎能够追上时代。因此，有唱片公司便索性开宗明义，标榜这些歌曲为“粤语时代曲”，其它不同称谓，层出不穷，如“粤语流行曲”、“跳舞粤曲”、“广东时代曲”等。 参与这些“粤语时代曲”创制工作的人不少。创作人大都由写粤曲的人兼任，唯一例外是周聪。周氏尝试用美国流行曲、国语时代曲和粤乐谱子及小曲旋律，填上歌词，并亲自演唱，或和粤乐大师吕文成掌上明珠吕红合唱。 “粤语时代曲”因为比粤曲时髦，吸引了一些歌迷注意，有一定的流行程度。不过，未成气候，只能在南洋盛行。其中原因不少，主要败于“粗糙”。由选曲、填词、到演唱、伴奏、发行、推广等，都不如美国流行歌或国语时代曲，因此，未获选择繁多眼光渐趋苛刻的港人青睐。 但尽管如此，周聪得风气之先的尝试，还是影响深远，令后来的新一代填词人，尊他作“粤语流行曲之父”。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年轻人的社会。青年不单人口比例高，还很能适应经济的急剧发展，用传自上一代的务实苦干，在英式殖民地制度之下，努力缔造一己的事业。同时，也将习惯和生活哲学，带到社会各层面。 他们崇尚金钱，了解经济效益对生活的重要。因此，抽象理念吸引不到香港青年的注意。甚至从前的故乡，也只是模糊和不切实际的记忆。 所以，听流行音乐，他们宁愿选择美国歌曲或国语时代曲，对制作粗糙的“粤语时代曲”，他们较少眷顾，而且颇有歧视。 在二十世纪影响全世界流行音乐乐坛的大事，是六十年代中，“披头士”（“The Beatles”）的出现。而不但影响乐坛，更史无前例地令社会人士教师及家长关注的，是这队当时被传媒称作“狂人”的英国青年吉他乐队在 1964 年六月来港。当年《中国学生周报》做了个“狂人问题专号”，访问中学校长。他们说：“影响青年人走向疯狂道路、放肆道路。”“我认为不应让狂人乐队之类在香港演出。”“香港风气已经这么坏，阿飞已经这么多，难道还要提倡这种疯狂的东西，制造更多阿飞吗？” （注：阿飞意为青少年流氓）香港青年却未如教育家们所说，走上疯狂或放肆的道路，不但阿飞没有增加，社会风气亦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但是“披头士”来港，却真的改变了香港乐坛。青年人纷纷组成乐队，掀起乐队热潮。 六十年代的乐队热潮，对香港乐坛的影响是造就了一批音乐专才。如许冠杰，后来成为粤语流行曲身兼作曲写词演唱及推广于一身的大功臣。陈任成为推动香港音乐极为有力的DJ（disc jockey）先驱，泰迪罗宾在当演员和导演电影之余，也兼职成为作曲家，写过几首名曲。当年即使只是技术平平，但全情投入的香港音乐青年，经过多年浸润，人人独当一面，成为香港乐坛有力台柱，把此地流行音乐推至后来的颠峰。 而文字传媒和听觉媒介，看准了时机，时常联手举办歌唱比赛，令青年人对流行曲的热爱，找到表现渠道。从1960年起，当时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开始主办“全港业余歌唱比赛”，并由“丽的呼声”电台转播，极其成功。每年吸引到一班青年参加。而所设组别，有“欧西流行曲”，有“国语时代曲”，有“艺术歌曲”，也有“乐队组合”，但粤语歌组别欠奉。这种态度，清楚反映出当时传媒对流行音乐的看法，也影响了香港青年，形成一种“粤曲不入流”的心态。 其它传媒如英文“星报”（Star），“丽的”电视、香港电台等也见猎心喜。群起主办同类比赛，一时“Talent Quest”“新声处处闻”“初试新声”等节目不绝如缕。 这些歌唱比赛，不但对发掘新人极有效果，对乐坛推广，亦很见作用。香港乐坛，此后数十年，不少红星通过这些渠道，跃进流行音乐界，令乐坛新血不停涌现，年年出现新锐的生力军。
1974年，“无线”电视剧《啼笑因缘》同名主题曲的出现，是香港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粤语流行曲的开始。这首由顾嘉辉作曲、叶绍德填词、仙杜拉主唱的粤语歌，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分水岭。接下来，一连串作品涌现，香港音乐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声音。粤语流行曲的歌词名句，变成口头禅，溶入了港人生活；连大学校长宴会后小提琴演奏，也拉黎小田作曲的《人在旅途洒泪时》娱宾。“粤语流行曲”开始名符其实，真正流行起来，入了大众的耳朵。这个现象，自然不是骤然而至。蓄势待发的各种因素早就存在。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香港开始形成了强烈的本土意识。中国立国以后，对外封闭。可是香港却迅速发展成对外开放社会。不但经济起飞，而且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重要成员。香港政府实行殖民主义，但对法治和人权的重视，却也是别的华人社会难见。同时，大陆生活水平和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令香港人产生了优越感。而因为大陆和香港隔绝，港府又有意无意地限制港人的“中国意识”，港人的“中国人”身份，根本难以建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自民间的本土庶民精神。 1960年代的动乱，社会怨愤，虽然并非主因，但无可否认，也是市民积聚已久的潜在次要心态。1972年的天灾、山泥倾泻造成新区小市民伤亡；接踵而来，1973年股灾又至。几番波折之后经济再从衰退中复苏，为港人唤起了一种从前不太敢表达的庶民精神。这种生存靠自己，奋发、拼博、机灵的生活态度，早就存在，终于，适逢其会地汇聚成流，变成了全港市民的共同意识。 这种庶民精神的涌现，和大部分地区国家民族意识的建成，背景很有差异。一般来说，建立国族意识，都是政治主体努力鼓吹的结果。但香港的确不同别地，殖民政府虽然从暴动中吸取了教训，成立“廉政公署”大力反贪污，又宣传“清洁香港”运动，组织文娱活动如“青年舞会”“香港节”等，并成立“民政司署”，加强与市民的沟通。但却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倡本土意识。 香港人开始以身为“香港人”为荣为傲，是自发的。由生存到自豪，从危机走到富足，由心怀故土发展至向心香港，并非港府有心主导摇旗振臂号召民心的结果，传媒自然起了推波助澜功用，但却是欲言又止，小心翼翼，摸着石子过河地逐步前进。 《啼笑因缘》作曲人顾嘉辉忆述当年创作背景，战战兢兢之情，溢于言表： “初时我和剧集的编导王天林都有这种担心，所以这部电视剧的歌曲我们交由仙杜拉演唱。原因是她在乐坛中以唱英文及国语歌为主，由她唱出这些粤语歌曲，起码不会给人老套的感觉，用多少洋化的歌手来平衡那些中国化的歌曲，可见那时的信心实在不大。”其实，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小心的。粤语电影，那时已有复苏现象。70年代初，香港国语片进入武侠片兴盛期，银幕上刀光剑影，拳林血海，观众虽然仍旧喜欢，可是多元选择，逐渐已成为港人生活习惯，单一化的品种，万难满足。于是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出现。这部改编自上海滑稽戏的群戏，卖座破尽国片纪录。而且，“无线”电视本身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已常有郑锦昌和莉萨出现，演唱粤语歌曲。何况，“可口可乐”（Coca Cola），“发达”汽水（Fanta），“雪山”（Mountain Cream）雪榚等家传户晓的产品，粤语广告歌早已天天在大众传媒播得街知巷闻。香港市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对方言母语建立了自信，接受了粤语歌曲。果然，《啼笑因缘》一现身，马上流行，成为空前热门歌曲，什么“母语歧视”，“难登大雅”，“老土”，没有人再提起。 《啼笑因缘》除了改变了香港人的听歌习惯，和消除了港人对母语流行曲的歧视之外，也为以后的香港流行曲创作，立下了个“先曲后词”的传统。审视1974-1983这十年，令人觉得香港乐坛，处处生机，真有春回大地的感觉。旧日默默耕耘了一段时期的，现在盛放开花。新冒头的青春苗蕊，也在含苞待绽。流行音乐这大园圃，千红万紫，每个人角落都有鲜花。李仁杰在“香港电台十大金曲委员会”主编的《香港粤语唱片收藏指南》说得好： “由七十年代过渡八十年代，香港乐坛更加灿烂缤纷，绝对是各自各精彩。关正杰拥有天赋的雄浑嗓子，既可以唱抒情民歌《相对无言》，又可以演绎豪迈的《天蚕变》；林子祥既精于改编，又善于创作；罗文形象前卫，每每为乐坛带来惊喜，《激光中》更是香港乐坛Rap Talk的鼻祖；郑少秋依然是大侠，《楚留香》是卖碟保证；陈百强是年轻一代的代表，《眼泪为你流》及一系列的少男情歌都充满青春气息。
许冠英的风趣鬼马、尹光的庙街式通俗，张学友的一鸣惊人、吕方的完美嗓音、王杰的沧桑无奈、杜德伟的歌声舞影、黄凯芹的校园感觉、李克勤的偶像实力派锋芒、夏韶声的另类摇滚、成龙的巨星气派、刘德华黎明的渐露头角……成名于七十年代的徐小凤，无论是唱日本改编歌还是唱开创哲理歌潮流的《顺流逆流》，都显示巨星风范；甄妮声色艺全，从《明日话今天》开始，已奠定她的天皇巨星位置……”
此外，还有陈慧娴、林忆莲和叶蒨文，这三位各有独特风格的女歌手，开始步入香港歌坛。叶德娴也再战江湖。而苏芮、刘美君、邝美云、麦洁雯、Maria Corderio 等这个年代的女歌手，留下了令乐迷怀念的风格和歌声。踏入八十年代，电视剧主题曲重要性开始减弱，歌手走向独立的个体发展，令“巨星制”的市场规律，更灿烂夺目。罗文、郑少秋、许冠杰等光芒四射，而新加入的新秀，也纷纷显示实力。“温拿”乐队钟镇涛、谭咏麟在乐队拆伙后各自独立，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等，努力展现天赋才华，变成很吸引乐迷的新偶像。 梅艳芳（中）在1982年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勇夺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梅艳芳。她在1982年“华星”娱乐和姊妹机构“无线”电视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以《风的季节》勇夺冠军。再凭着一连串风格不同的名曲如《IQ博士》、《心债》、《赤的疑惑》、《似水流年》等歌曲走红。梅稚龄出道，在游乐场演出，练就一身好歌艺，一经走红之后，即获港人赏识。她出身贫苦，但天赋才华，舞台表演风度与法度，香港女歌手，绝少能出其右。她的成功故事，正是香港人最爱的“褴褛到金镂”（Rags to Riches）典型。 香港1974年到1983年的粤语流行曲歌词，最大毛病是芜杂。那是唱片行业赶工的结果，也是香港任何工业都有的通病。只求在限期之内赶出作品的要求，往往令歌词有不少不应有的沙石。另一个颇为显眼的歌词毛病，是句法和语法有问题。不过，香港听众似乎也不求甚解，提出异议的几乎没有。即是以专业词评人士自居的也走漏了眼，未见有过批评。 但整体来说，这些歌用现代人说话，写现代人心声和感受，坦白直率，毫不掩饰，也不退让。和《问我》一曲所谓“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的“我系我”态度一样，香港歌曲写出了这一代人的自我意识，所以营销各地，处处得乐迷认同和共鸣。即使身居外地，没有“香港人”本土意识和文化身份的，也被歌曲中澎湃的真情所动，丝毫不因为所处地方不同，而感受有异。
1987年，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在港九和新界的津贴中学，进行过问卷调查，研究青少年的偶像问题。结果显示二千多名中学三年级到中学五年级的同学，约七成心目中有偶像。而偶像又以本地歌星为主。电影明星和电视艺员在偶像排行榜上，远远落在歌星之后。歌星们收入激增，身价跃起。几位最当红的，纷纷以音乐会场数多寡来比较，竞争自然十分剧烈。因而引发了张国荣和谭咏麟歌迷势成水火，互不相让的斗争。他们在两位偶像同场出现的大型慈善音乐会或颁奖礼上互喝倒采，态度很不友善。两位偶像亲身劝喻多番都情况依然，要令谭咏麟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善。歌星收入多了，创作人员的收入也因之而水涨船高。唱片制作的进步，提升了销路。唱片行业大盛，就吸引了更多创作人入行。 80年代中叶兴起的乐队潮流，却是以创作粤语歌曲为主，他们未必一定自己创作，但却有几乎固定的创作班底。例如“Raidas”多数由林夕写词，“达明一派”是陈少琪和周耀辉，“太极乐队”就主要用因葵等。这些乐队的崛起，为香港流行音乐注入生力军，令音乐文化多了一些比较与前不同的歌曲。他们的歌曲，在题材的选择和写法，和主流歌曲不太一样。不过，新意象新手法之余，乐队歌曲旋律比较生涩，歌词也较多沙石。但这些歌曲，善于捕捉青年人的孤寂感，于是亦颇受欢迎。当然，销量难与偶像级的天王巨星比，但至少，造就了刘以达、黄耀明、黄家驹、刘卓辉等。这群当年新人，后来对香港乐坛，贡献良多。 1984 年，张明敏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每年最盛大的“春节晚会”，会上唱出王福龄作曲、黄霑填词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马上走红，全国传诵，张明敏成了红人；歌曲也屡屡得奖，大获好评。歌词写的本来是海外华侨心态，但在香港，全无声息，却在国内，红极一时，令国内文化部门，开始对香港歌曲稍有改观。国内音乐杂志，如《人民音乐》等，在80年代初期，还是对香港与台湾的流行音乐，很有微词。虽然“四个现代化”国策，和经济开放，令大陆市场充斥着香港流行歌曲，但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国内政府部门仍然态度保守，只有和香港接近的广州才知道，门户既然敞开，就无法再把香港普及文化拒诸门外。然后到上海电视台播放“无线”连续剧《上海滩》，主题曲风靡上海，人人用上海腔唱“浪奔、浪流”，香港普及文化潮才深入内地，真正登陆祖国。不久之后，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张国荣的《Monica》，徐小凤的《顺流逆流》纷纷北上。而香港歌手，由罗文一马当先，在85年衣锦荣归，率先于广州举行七场个人演唱会之后，跟着叶振棠、李龙基、陈洁灵、张德兰、梅艳芳、奚秀兰、叶丽仪、仙杜拉、汪明荃等，轮流回归。盒带的销数，达至惊人地步。 但香港流行音乐盒带在中国大陆畅销的情况，和其它地区很不相同。相异之一，是在大陆营销的，多是翻版盒带。其二，包装与歌曲选择，往往和香港原装出品略有不同。这种情况，越北越甚。而其流行现象，可分两大地区。其一是广东，因为粤省贴近香港，所以基本上，是香港电视播放什么，广东观众就看什么。但因为发射问题和文化上仍然有差异，广东电视观众的趋向和香港略有分别。譬如广东省收看电视，在比例上，“亚视”和“无线”几乎平分秋色，这就和香港观众习惯很不一样。在不懂粤语地区，1979之后，“四人帮”倒台，中国开始“四个现代化”，翻版盒带就在全国各角落出现。这些地区，看不到香港电视剧，却极喜欢唱香港流行曲。这问题，似乎至今仍未有社会学家进行深入研究。但据本文作者多年观察，认为香港粤语流行音乐，为大陆同胞提供了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到外国看，到香港看的希望遥不可及，但听一听香港粤语歌，有“望梅止渴”作用。加上“文革”十年，大陆只有样板戏和激昂的革命歌曲，和香港歌曲大异其趣，于是便风靡大陆，比台湾的国语歌更流行。唯一例外，是邓丽君。但邓丽君的唱片，那时的制作中心是香港，连谱“宋词”的概念也是香港人提出的，所以严格来说，不能把邓丽君归入台湾；至少可算是“港台合作”出品。香港歌星除了北上之外，也常常穿梭台海，飞赴台北演唱。这时的香港电影，有新局面出现。徐克、吴宇森、程小东的《上海之夜》《刀马旦》《英雄本色》和《倩女幽魂》不但香港叫好，在台湾都卖座，片中的国语版插曲开始在台湾流行。《晚风》《躲也躲不了》《当年情》《黎明不要来》等歌，都颇受欢迎，并获提名“金马奖”。这时，港台两地音乐人交往开始频密，经香港回祖国的不少。罗大佑、李宗盛、齐秦、蔡琴等人的歌，如《之乎者也》《大约在冬季》《恰似你的温柔》等国语创作，在港开始也很受欢迎。这是先前《橄榄树》《酒干淌卖无》《龙的传人》等国语歌曲余威带起来的。毛阿敏、韦唯、那英等国内歌手都纷纷来港演出。不过，因为风格仍然保守，一时未为港人接受。
1988年，商业电台新上任的总经理俞琤公开宣布，商业二台在农历年一到，以后就只播中文歌曲；而且逢星期一推出“百分百原创日”。当时引起了颇大回响，持正反意见的都有。但作为商台新总经理上任，这一招是漂亮的，着实大收宣传之效。不过，此长彼消，大气上少了英文歌，也有影响，令听众耳朵，跳不出港台歌曲范围，长远来说，是自绝于高水平音乐，日久有功，会损港人耳福，破坏力不可小觑。1995 年，商台再接再厉，推出“原创歌运动”，这是完全不播放改编歌曲的抉择。影响更大。影响之一是令唱片公司减少改编外国歌曲。其二，是为本地创作人开拓了更大空间。至少，表面上的确如此。但试行了一两年时间之后，坏影响渐渐浮现。唱片公司本来就已经明白不能长期改编外国歌。不过，改编外国歌曲其实有各种不同好处，一是歌的品质有起码保证；二是跨国公司可以保护自己属下出版歌曲充分使用；三是珠玉在前供仿效，制作比较容易。但改编歌太多，本地创作人作品没有出路，对整个行业发展自然是不健康和负面的。 可是，需求忽然增加，求过于供，水平就会低降。香港市场狭小，创作人才本来就不多，市面上忽然每年需要，多于平时一两倍，歌曲水准自然难以保持。其实，创作是不需要鼓励的。有创作天赋的人，自然有不能遏止的创作冲动，非满足了之后不会停下来。在短期效果看，市场需要，忽然激增，创作人自然收入顿升。但作品多了而水平下降，时日一长，就会变成恶性循环，令顾客停止享用不够水平产品。以今天的香港市场状况，回顾当天，本文作者敢说，95、96 年商台的“原创歌运动”，颇有椻苗助长之嫌，后果接近“好心作坏事”。 虽然，香港流行音乐的衰落，原因很多，但商业电台的“原创歌运动”，在没有好好的配合香港现实条件而骤然推出，却是香港流行音乐曲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令1997年后，香港乐坛和唱片工业一蹶不振，而且似乎前景看不见有什么复苏迹象。 香港流行音乐，自从70年代中期现代粤语流行曲的兴起，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本土声音和面貌。但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也算人才济济，创作繁荣，可是流行音乐，最要求新异，一旦歌迷注意力转移，而没有新潮流及时而起，市场就会萎缩，证诸中外古今，都未有例外。到了90年代初期，香港流行乐坛，已经出现疲态。疲态的其中一大原因，是几位红人，几乎同时宣布离开舞台。先是被封歌神的许冠杰退休，不再在歌坛叱咤。他在几年前患过“高山症”，幸好痊愈，无心恋战是人之常情。他后期的唱片，也销路大不如前，及时退隐，在歌迷心中保持美好印象，亦是理智兼聪明的行动。于是1992年40场的“红馆”演唱会，见证了“歌神”许冠杰荣休，香港流行音乐界，少了一员主将。加上1990年，张国荣有封咪行动，其后，92年梅艳芳也告别舞台，两三年之内，几位大红人相继退出江湖，香港乐坛，就剩下了一位“校长”谭咏麟和叶蒨文、林忆莲、周慧敏、陈慧娴等几位女歌星在支撑。于是台湾的张洪量、庾澄庆、伍思凯开始走红，连本来只算是“另类地下音乐”，绝少在传媒出现的“庙街歌王”尹光，也一年之内，“红馆”开了三次个人演唱会。 空间出现，“香港电台”把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拉在一起，封了他们做“四大天王”救市。传媒乘机大事吹捧，倒也掀起了五六年的热潮。而其中歌唱最具实力，歌艺特佳的张学友，1993年的唱片，销路达300余万张，尽破东南亚纪录。令他成为世界十大畅销歌星的唯一亚洲歌手。刘德华也成绩甚佳，一个人累积了60张白金唱片（注：卖5万张唱片为1张白金唱片），而歌迷会遍及全球，更为香港流行音乐会，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1991年，罗大佑空降香港，搭档林夕，创设“音乐工厂”，《皇后大道东》一鸣惊人。北京的王菲，一曲潘源良词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红极一时，为香港带来了乐坛新气象。跟着台湾的“滚石”唱片也此地设公司，一时各方英雄荟萃汇聚，本来开始像强弩之末的香港流行音乐，注入了强心针，销路依然强劲。但隐伏在繁荣现象之下的种种不利因素，亦越积越强，到香港经济由强转弱，马上兵败如山倒，唱片市场溃不成军，即使陈奕迅、杨千桦、苏永康、郑秀文、卢巧音、许志安、李克勤等歌星日渐成熟，也挽回不了香港乐坛的衰败。 香港人灵活机动，应变奇速。不过，却往往短视，只重目前，不顾长远。90年代，唱片市场已经难复当年盛况。梅艳芳一张《坏女孩》、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谭咏麟的《爱情陷阱》甫上市就售出四十万张的好景，只存回忆。一般新人，上市能有5,000 张已算成绩不差，为求营利保持，销量不跌，唱片公司纷纷“吃老本”，推出旧日金曲作集锦唱片来保住市场。1997年本是唱片业二十年来市道最差的一年。但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市道更进一步收缩至全年销售额只有6亿港元左右。和1995年的18亿比，只剩回三分之一。 产品单一，乏善足陈，几乎是业界中人都时常挂在口边的评语。 本来，进入 90 年代，电子传媒发展得颇快。但卫星电视，新城电台，有线电视的兴起，却没有帮助香港音乐。大部分电子传媒，开始流行清谈节目。为了支持剩下的传媒电台和电视台，唱片公司积极为颁奖礼度身订造歌曲，所以颁奖文化的兴起，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局限了本地歌曲的多元创作。 90 年代中，连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开始变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诉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所谓“冧歌”（浪漫情歌），几乎绝迹。而且因为卡拉OK的重要，令唱市业极力迁就，歌变成要来“自娱和发泄”的作品，而不是要来听和欣赏的优雅美丽创作。很少歌曲，值得回味，唱片公司，变成推广公司，因此香港流行音乐市场，一时没有复苏的前景在望。 香港流行音乐，由极盛一下子滑落至极差，令人婉惜。其中成因复杂，有些是大势使然。像香港因为历史上遗留下的现实，使这南方小岛，变成中国海峡两岸自由表达的领导者。一旦两岸相继开放，各方有自己的表述，香港这方面的优势就消失。另一方面，繁盛也令香港流行音乐界自大骄矜，不思改进，结果一旦经济下滑，消费不再，就难挽狂澜，正如《沧海一声笑》歌词所说：“豪情还剩一襟晚照”了。
本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唐诗宋词元曲清剧，民国时代曲到香港流行音乐，能广泛流传，受到当时的人欣赏传诵，必然因为这些声音，触动了时人心弦，引起了并鸣，而且获得广泛回响。香港流行曲是个异数。因为历史遗留的现实，地理环境的配合，经济条件的繁荣，政治因素的因缘际会，和人才的巧合汇聚，滋生了这种揉合中西音乐元素，承先启后的现代声音。香港的普及文化，如电影、电视，及时地扶掖了港歌的兴起与传播，令其影响力遍及地球远方角落，创造了划时代的普及文化高峰。 可惜的是时代过去，声音会随时间湮没，除了存在人们的记忆和几张尘封的唱片里，下一代未必再有人惹起共鸣了。 刘靖之教授在“香港中乐团”2003年3月主办的“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生存环境及发展”座谈会上答问说：“香港的领导地位，经济的，人文的，音乐也随之而升降。影响无远弗届与影响微乎其微，与香港整体有关。”谈的虽是中国音乐，但挪用过来描述香港流行音乐，也十分适当。 香港回归中国，虽说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已成中国的另一城市，港人的独特个性已经逐渐消失。以后只能变成“大中华”队伍的一员，偶然独唱，也会是大合唱中的单一环节而已。 香港流行曲，用的演唱语言是方言粤语，这个特色，令香港流行曲，有了独特性格，却也严重地规限了其发展。虽然以前有过香港粤语流行曲在“非粤语地区”流行过的纪录。但那到底是一个畸形和不合常理的现象，时候一长，好奇一过，这种不合理情况就会消灭。 粤语只是方言，一出粤语地区如两广，就难以和全国各地的同胞沟通。在从前日子，大陆封闭而香港独旺，促成粤语文化在全球华人社会活跃。但随着中国继续开放，香港完全失去从前优势。 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认为，无论精英或普及文化作者，创作过程都是面对某些观众的。换言之，以享用作品的人作为创作对象。甘斯在70年代提出“口味文化”（taste culture）的概念，认为文化必须表达观众阶层特有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一切迹象显示，只有能够再度进入中国的普通话市场，香港流行音乐才可以再有起色。而香港流行音乐人，在能够充分把握大陆同胞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之前，希望在中国大陆再度吸引同胞只是妄想而已。今天不少香港现役流行音乐人，连用普通话沟通的基本技巧，都未能充分掌握，更遑论灵巧活用在创作中了。至于粤语流行曲没落的趋势，限于环境，已难望再有奇迹出现。也许粤语流行曲不会完全消失，有两广和新、马等地区的广府话人士支持，可能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存在。就像台湾厉行国语教育多年，台语闽南方言仍然兴旺一样。又或者，像一切普及文化，经过时间冲洗，会进入殿堂，成为古董式的“精英文化”，就像粤剧，在高级文化场所，变成中国曲艺来演出。 本文作者执笔的时候，时常翻听这数十年的港产音乐声音，感觉有时如在昨日，有时却也恍如隔世。也许，能在这几十年，亲逢其会，作为听众，作为作者，作为研究人，投入其中，已算有幸。或发邮件至 wanghai@wanghai5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