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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的名义》:我们不再需要青天大老爷

2017-04-08 新京报书评周刊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多火,已经不需要书评君多说了。它为什么这么火,也早有无数媒体、自媒体分析过了,比如“尺度”的突破、反腐剧十年的断档期、演技的可靠、人物的复杂……


都对。所以书评君也不多说了。今天想说的主要是一个现象——不知大家的体会是不是这样,《人民的名义》里,关于“贪官”以及“谁是贪官”的戏份越来越好看,正义一方的戏却时常显得有些寡淡,往常常见的“高大全”的好官形象,变得弱了。


“好官”让戏份给“贪官”,合理吗?合情吗?今天书评君推送的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人民的名义》播了十几集,但“谁是反面大BOSS”依然只能靠大家的猜测。第一集里显得非常可疑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如今已经成为“耿直”“背锅”的代表,从戏里火到了戏外;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公安厅长祁同伟现在现在看起来嫌疑不小,但毕竟都还处在“深藏不露”的状态,引得不少着急的观众开始求助于搜索引擎。


达康书记是这一周最火的表情包主题


倒是陆毅扮演的最一身正气、单纯阳光的检察官侯亮平,观众缘一般,大家觉得他的角色不太有戏,连与老婆在家里的对话都被吐槽毫无亲密感。而且,至今为止,除了几位年轻的检察官,以及退休老干部陈岩石,戏中还没有一个鲜明高大的“清官”形象,这也显得比较新鲜。——达康书记虽然人气颇高,但讨巧之处在于他的性格,而且急脾气、有些刚愎自用的他,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好官”;而省委书记沙瑞金,戏份则明显较少。


这是人物塑造的缺憾吗?未必。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人民的名义》能够收获如此广泛的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它对官员形象的呈现,比以往的同类影视作品更符合当下观众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官场的想象。


剧中由陆毅饰演的检察官侯亮平和妻子


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以往的影视作品、小说剧本怎么呈现官场中正反两面的人物就知道了。



那十年的反腐剧这样写“清官”


“贪官”、“清官”是一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指称。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那么多次,政治制度几经嬗替,但多数人对官员们的品评与想象,乃至于当代文艺作品对官场的呈现,依然都很难脱开这两个词的限定。


上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官场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热门类型小说。代表作家有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扬森(《绝对权力》《国家公诉》《人民的名义》)、张平(《天网》《抉择》《国家干部》)等,这些作品后来几乎都被改编成了热门的影视作品,所以大概在1995-2004年间,出现了反腐影视剧的一个高峰期。直到2004年,反腐剧和渐趋泛滥的涉案剧等一起被叫停,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沉寂。


根据陆天明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苍天在上》(1995),是那一波高峰期的起点,据称这部剧在制作拍摄过程中,曾遭遇许多困难和阻力,最终能够顺利播出已经让主创人员喜出望外。而在央视播出后,迅速引起了一波收视的热潮,绝不弱于现在的《人民的名义》。因为观众还从来没有在一部电视剧中,看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些现象被如此清晰的呈现。


《苍天在上》


但现在回看这部剧的叙述,男一号、章台市长黄江北的形象是全剧的重中之重。全剧讲述的是黄江北在为一所小学申请修缮款项的过程中,遇到阻力,牵出一系列腐败大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黄江北刚正不阿、与腐败现象坚决抗争,仿佛有了他,正义便终将在此官场中战胜腐败。这非常的符合中国传统的“清官”形象——不仅环绕着“主角光环”,而且是靠他人性的力量、崇高的道德水准来实现。


那几年的反腐剧,叙述模式基本没有超出这个路数——以塑造一个正直好官的形象,作为叙事的基本线索和核心。直到2000年,在张平小说《抉择》基础上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观看的热潮——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当时联合发文,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


一直蹙着眉头、在深沉中坚持了党性和正义的海州市市长李高成,当然又是一个楷模式的正面人物。但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生死抉择》展现了“抉择”的过程。李高成在剧情中面临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如发现一手提拔自己的老领导可能是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庇护者,是选择进入这一阵营,还是揭发检举?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受贿的事实,是选择包庇还是将妻子送入监狱?李高成虽然在每一步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伴随着痛苦与煎熬、伴随着无奈和舍弃,而不是彻底的雷厉风行、杀伐决断,这让人物多少显得更真切了一些。换句话说,“清官”不再时刻在心里悬着一把正义的尚方宝剑,而也是个有感情有苦恼的人了。


《生死抉择》中李高成送别妻子


这已经很不容易。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比《生死抉择》早十年的另一部被作为正面典型来宣传的“官场电影”——《焦裕禄》。《焦裕禄》虽然不是一部反腐片,而且人物原型焦裕禄在1964年去世,年代较早,但同名电影的推出已是1990年——正是腐败、反腐开始进入中国主流话语的时代。《焦裕禄》所塑造的,是一个亲民爱民、恪尽职守的基层领导干部形象,他鞠躬尽瘁、无私奉献,是最高水准的道德化身。但无论如何宣传,甚至无论大家如何真诚地敬仰,都很难想象,能用焦裕禄式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所有官员。电影中的焦裕禄,继承的是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文艺作品中用英雄主义的手法塑造典型人物的方式。


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


影视剧作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会比文学作品更能体现出大众的接受心理,但反腐剧、官场剧作为一个特殊的、不无敏感的类型,始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通观众的接受心理,有时相距甚远,但总的来说也很难彻底分开,而是一直处在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反腐剧中“尺度”的调整、人物形象的变迁,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从《焦裕禄》到《苍天在上》,再到《生死抉择》,直到今天的《人民的正义》,不仅贪腐的过程和心理得到了越来越真实的呈现,“清官”的形象也从高大全一步一步重新回到了人间。尤其是当《人民的名义》里,作为正面人物的第一主角侯亮平,不是“市长”或“县委书记”,而是检方的工作人员,这更让人欣喜——他是代表着他背后监察机构与制度的立场和力量,个人的良知与道德水准处在次要的位置。


无论“清正”还是“贪腐”,如果总是将其归因到人性与道德的层面,而不是诉之于法律与制度,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所以哪怕侯亮平的形象比现在更模糊、更无趣,也未必不是个好事。



“清官”曾拥有最多的传奇故事


今天我们看反腐剧,从前的人读什么,看什么?——也是很丰富的。比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就构成了官场小说创作的高峰。更早一些,我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公案戏剧更是源远流长。


当代反腐作品往往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心理两方力量的平衡,但到了近代、古代的官场作品,影响因素就单纯得多,更清晰地体现着作者的认知,或受众的想象。


晚清这几部谴责小说在批判现实的力度上,不仅此前的小说比不上,至今其实也难有作品可以匹敌。以《老残游记》为例,刘鹗不仅对“赃官”予以揭露,并且对“清官”形象都提出了质疑,他说:“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凡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老残游记》

作者:刘鹗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4月


但这几部谴责小说,都是非常文人化的作品。更能体现广泛读者、市井百姓想象的,依然是公案小说。因为以杂剧、话本为主要题材的那些公案作品,从开始就是大众化的艺术形态,它们不是作家笔下的定本,而是在民间艺人与群众观众的磨合中不断丰富、逐渐成熟。


所以我们会看到,与现在大家乐于看《人民的名义》里谁是最大的贪官不同,公案小说们几乎把所有的想象力、所有的向往都用来塑造“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百姓最爱看的,是这个。


1993年的电视剧版《包青天》


公案小说的主人公比较集中,比如包公、海瑞、施公这几位。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包公。《宋史》中对包拯当然有记载,但比较简单。但到了元朝,杂剧作品中有关包公的故事,丰富多彩之程度就远非正史可比了,等到了明清时代,包公就更成了一个传奇,他的名字已经是“清官”的代名词,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母题。他不仅廉洁奉公,而且贤明智慧,永远能为百姓排忧解难、行使正义。



《三侠五义》

作者:石玉昆 

版本: 中华书局 2013年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越是“包青天”这样的形象被塑造得天花乱坠,越是说明百姓在现实生活中,从来见不到这样的官员。它体现的是普通民众的向往与想象。越是官官相护、贪赃枉法、包庇冤案的情况突出而无解,“清官”的形象就越是传奇。


甚至“包公”的形象变迁也体现了这一点。越是吏治黑暗的年代,公案小说越是盛行一时。包公形象刚开始流传时还多是普通的判案故事,等到了清代的《三侠五义》,包公的身边已经集聚了一批侠客,包大人带着一批江湖侠客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这还像是一个官场大员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便是一种幻想,百姓们也觉得指望清官个人很难实现,所以需要身怀绝技的侠客才能增加几分“可信性”。


侠客展昭在故事中成了包大人的左膀右臂


王权统治下的老百姓无从想象一个更为健全的审判机制,无从想象更为明确的个人权利,而只能把所有对现实官场的失望、对正义的渴望,都在这些故事中通过一位“青天大老爷”来予以补足。这样的公案故事,不仅不是反映现实,而且是相当浪漫主义的艺术形式。



所以,想说的是什么呢?文艺作品里的“清官”形象越完美,越清晰,越高大,其实往往证明现实恰恰不是这样。——无论古今,强调“清官”品行之至善,“贪官”道德之堕落,实际上往往就欠缺了对于孕育腐败的整个场域和机制的思考。文艺作品着力于此,就会造成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甚至鸿沟。如果“清官”个人不必作为典型来塑造,而只需要公检法等机构来构成“正义”一方,反倒说明政治生态更为健康,而我们也能更愉快地看剧了。

 

或者,我一直抱着一种想象:当某一天,影视剧里的贪官层出不穷、各显神通,“打贪官”的故事像游戏一样曲折动荡、波澜起伏,我们却只当玄幻故事一样沉迷其中,而无人联想到现实时,也许才是真能说明,“贪官”几乎绝迹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林栗;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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