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兰《白昼》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白昼

野兔皮毛的天空，甚至现在

一片清晰的翅仍在书写

策兰诗歌的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简短、艰涩，感觉鲜明，通过语言的破碎性赋予语言以陌生化的独特感；由此创造一个黑暗、神秘、死亡的诗歌王国。他曾说：“感觉被产生，有了生命，在这两者之上是艺术品的惟一标准。” 策兰是一位自始至终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父母丧生在纳粹的犹太人集中营、经历过多年流亡生活、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他，最终于1970年自沉于塞纳河。

这几句诗耐人思索，诗的想象空间大，余味就很浓烈。野兔的颜色不是纯色，一般为棕褐色，在此表示朦胧，模糊之意。虚写的朦胧与实写的“清晰”形成对比。

另一种语言“尘埃的色彩”都是说岁月的模糊。但我对你的情感和记忆，如翅似鹤，一直在我的天空飞翔，甚至涌入我的胸怀。

清晰的翅代表笔，抒写内心真情在天空写下誓言吧，而翅的书写又呈现出强烈地动感，相见时，是完整的空灵的鹤的整体，意象是这样变化的。

诗人的“眼中即景”，还有生动轻灵的云朵转喻为那个“你”的化身。他用“现在”是强调变化和“书写”的连续性，好让“鹤”的姿态和喻体自然而然产生出。

意象有对比，有转换，有象征，还有渐进，由朦胧到欢快及希望。

全诗写的很清晰，有阴云的白昼，一份淡淡的忧伤，回忆，拉长了时间，因思念而起。而相见时的那只鹤，让现在那么欢悦，冲撞着读者对未来的幸福的渴望之心。真正的好诗都有情诗的味道，但比情诗内涵更博大，似乎天，地，人的情谊都收入诗中。

反动的顶峰和崩溃

在讨论拉马奈时谈到了他转向民主的时期我们往前多谈了几年。在他那本谈对宗教事务漠不关心的书完成之时，也就是1823年，他也像权威原则的其他拥护者一样，仍旧在想通过加强教会的权威来加强国王的权威。

不久，上面所谈的那位国王死掉了，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他登基时举行了尽可能豪华的仪式。他被送到兰斯去涂油。仪式在1825年5月20日举行，而且古老的王室和宗教的种种迷信仿佛此时又从它们的坟墓里爬了出来。这种迷信之一就是认为加冕的头能治瘰疬。这种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瓦朗西安的一位贵妇人曾让路易十五摸过，后来为了向他邀恩，呈上了一份医疗证明，说她的瘰疬完全治好了。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国王享有的治疗瘰疬的特殊能力已由这类有力的证据所证明，因而无需进一步肯定。”

这是路易十五时期的事。在查理十世时期，人们也表现得同样保守。我们还记得，在革命时期圣油瓶曾被砸得粉碎。在虔诚的天主教徒看来，这是最严重的渎神事件。杜尔的格列戈里是讲述克洛维斯受洗礼的最早的一位编年史家，他显然不知道这只小小的无花果形的圣油瓶是这样使用的。几世纪之后，记载了关于这问题的各种传说，有的说化作鸽子的圣灵，有的说是一位天使，把它放到兰斯的大教堂里。这些传说作为民间故事保留了下来，现在又显得新鲜起来。那个在1793年在兰斯的圣雷米教堂任教士的人（圣油瓶就是从他手上抢去的）出来宣布在让人把瓶子拿走以前，他把瓶子里装的冻结的油大部分都倒出来了，现在他拿出的就是这油。另一位虔诚的人声称在革命派犯这种渎神罪时，他收起了这只圣油瓶的碎片并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位教士和教堂负责人认识这些碎片，说是真的。

因此查理十世就能让他的臣民听到喜讯，说自己就是用克洛维斯的圣油来涂油的。旧瓶的碎片被装进一个饰满金子和宝石的新瓶子，这珍贵的油用另外的油稀释了。涂油的细节在谈到拿破仑加冕时已经说过了。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国王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由一批衣着华丽的随从们簇拥着，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来到圣马可医院。在这里王室的主要医生带着一百二十一名瘰疬患者等候着。国王在医院小教堂作了简短的祈祷之后，立即勇敢地开始了他的治疗工作。著名外科医生杜比特朗在这一喜剧中扶住一些病人的头而并不感到难为情。

为了庆祝查理十世涂油，拉马丁写了一组诗（《加冕之歌》），雨果写了一首热情的赞歌。在同样这次值得纪念的活动举行时，还有人写了一支小歌曲，这支歌使作者受到迫害和惩处。歌名叫做《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作者的名字叫贝朗瑞。

雨果的颂歌《查理十世的加冕礼》，正像下面一段所表现的，是正统的，《圣经》式的保皇派的调子：

但上帝避开秃鹫罪恶的愤怒，

仍为被遗弃的百合花保留了他的鸽子。

鸽子再次飞来把翅膀放在国王身上：

这样的幸福赐给了查理！

查理将按照古代的习俗加冕

就像智慧的国王梭罗门，

他曾品尝过天上的食物，

这时沙多奇和纳丹给他洒了香油

走到他跟前，吻了他的前额，

说道：“祝您万寿无疆！”

贝朗瑞的诗口吻极不尊敬。他向一些麻雀说话，（按照一个古老的习惯，麻雀被赶进教堂里面飞来飞去，）要它们保卫自己的自由，做得比人们所做的好些：

聚集在莱姆斯的法兰西人，

你们高呼吧：“神武圣王！”

加冕时用的圣油瓶已准备好了，

而且像在我们祖先的时代一样，

放出无数的黄雀，

在教堂里快乐地飞舞，

表面桎梏将被摧毁的征兆，

使得圣王面露微笑。

人民叫道：鸟儿，你们应当比我们更谨慎，

小心保住，保住你们的自由！

鸟儿，这个神妙的国王

他能把所有的瘰疬症都治好。

这班家伙的愁闷烦恼，

只有你们能排遣，你们赶快飞跑，

如果在祭台上飞来飞去，

你们要犯亵渎神圣的罪了。

刽子手不是别人，

就是圣徒们布置在这里的岗哨。

人民叫道：鸟儿，你们的翅膀真令人羡慕；

小心保住，保住你们的自由！

除了德拉维涅（他是十八世纪作家的直裔，在他的《梅塞尼亚的女人们》中表现出他是同样热情的革命家和爱国者），皮埃尔·德·贝朗瑞是唯一没有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家和有才华的作家们搞在一起的诗人。他生于1780年，攻打巴士底监狱时他才九岁，但这一事件以及他从小就阅读的伏尔泰的作品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下面的一段逸事说明他多么早就对宗教问题得出了固定的结论。他才十三岁时的有一天，下了一阵可怕的雷雨，他的姑姑在房间里洒圣水，他鄙夷地笑话她，突然一个闪电打到屋里，离他是那样近，他顿时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他好久没恢复知觉，人们担心他已经死了。他睁开眼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意地向他那位善良虔诚的姑姑叫道：“瞧，你的圣水有什么用呢？”这个故事看来是真的，正统作家们讲到这事是为了贬低他。他现在以同样的精神攻击波旁王室，说圣水对他们也是没有用的。

就在他们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之时，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一度受人憎恨的名字拿破仑周围形成一道诗的光环。他由一个历史人物被改变成一个神话人物；他在世时就已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在他一阵精力迸发，闹得整个欧洲动乱不安之后，突然被迫变得无声无息，这有力地影响了群众的想象力。在拿破仑被迫第二次退位时，实际上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他想把自己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简直是轻率的想法。但英国待他的可耻态度反倒提高了他的声望。在浩瀚大海之中遥远孤单的小岛可说成了这个英雄人物的宝座。现实中的波拿巴被转化成了理想中的拿破仑。历史把他转给了诗歌和传奇。

连他过去的敌人也禁不住对他表示钦佩，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他。夏多布里昂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只要把拿破仑的灰大衣和帽子挂在一根棍上插在布列斯特海岸边，这就足以使整个欧洲拿起武器。”

贝朗瑞写了那首充满感情的诗《人民的怀念》，它替我们为这位传奇式的英雄画了一副最朴实最美丽的画像，但它和真人非常不像，因为它把拿破仑描绘成了一个既慈祥、又伟大的人。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人们在茅草屋里

很久以后还将谈论他的光荣：

这低下的人家在五十年内

不会知道有别的历史。

对皇帝的怀念是通过一位老奶奶的口讲出来的，她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见过他——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胜利的将军，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快乐的父亲，正往圣母院走去；再见到他时他是抗击联军的法国保卫者。下面是一段很好的范例：

孩子们，他在国王们的跟随下

曾从这个村子里经过。

　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我才刚刚成家。

　我步行爬上小山，

　从那里我可以观望。

　他戴着一顶小帽

　披着一件灰色的大氅。

在他跟前时我浑身打颤

他向我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亲爱的。

奶奶，他跟你说过话哩，

　他跟你说过话哩！

年轻人不久以前还谢天谢地开小差，逃避严酷的军纪，现在却带着向往的心情回想执政府和帝国的英雄岁月。缪塞写道，他们梦想着俄国的冰天雪地，金字塔上的灿烂阳光，目前的世界似乎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色彩的世界。法国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有些人伸过帽子来，请他投进一点儿赏钱（给一点儿施舍），另有一些人则伸过十字架来给他亲吻。当小伙子谈到光荣时，回答是：“当教士去！”当他们谈到荣誉时，回答是“当教士去！”当他们谈到希望、爱情、精力和生活时，仍然是：“当教士去！”

于是他们当了教士。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这样做，我们从描写当时生活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可以了解到，这无疑是教士的黄金时代。在1814年7月7日，也就是“宪章”发表三天以后，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法律，规定必须要过礼拜天和圣日，法国人必须信奉天主教，否则就要罚款。在圣礼的行进行列经过时，连信奉其他教的人都得把房子装饰起来。1814年8月7日，耶稣会的组织又庄严地重建了。全国的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士掌管。大学的权力被尽量削弱，理由只是因为许多学生曾参加抵抗外国军队（即君主联军），保卫巴黎。

这时在天主教教会内部也开始了小小一段骚动（梅斯特尔和拉马奈和天主教自主运动的争吵就在其中）。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产生了天主教徒前所未有的完全统一的现象。信奉天主教和服从罗马成了一回事。我们世纪还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前所未有的现象。宗教统一甚至超出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范围。新教教会也向天主教教会伸出了手，而在过去它被憎恶地看成是巴比伦的妓女。看看这个世纪后来宗教上的发展，我们发现在我们时代正统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差别只是表面上的差别，只是一个相信《圣经》的无误性，另一个相信教皇的无误性。新教徒不接受十八世纪的理性和十九世纪的科学批判；他们回去信奉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教义，甚至连这还感到不够正统，对他们来说，路德是进步过头了。施莱尔马赫被正统（保守）的德国人看做是自由思想家；博叙埃的态度也受到法国天主教徒的谴责。就他强调法国教会独立这一点来说，他被看做是一个异教徒，被看做是一个持左道邪说的人。我们记得梅斯特尔对他不以为然。连蒙塔伦贝在他谈十九世纪天主教教会的利益所在的一本书中，提到他时用的都是一种谴责的口吻。但这个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天主教报刊的撰稿者们着手写许多历史性文章，实际上是对奠定了欧洲文化的那些异教天才，诸如品达，柏拉图，维吉尔等的一场真正的讨伐（在丹麦文学中，格隆特维格早期的历史见解也起了同样作用）。因此蒙塔伦贝在刚提到的那本著作中得意地宣称：“像伏尔泰、杜洛尔和席勒这些教育了我们父辈的人，他们写的虚假的历史、拙劣编造的历史、夸夸其谈的历史，今天即使放在报纸的小品栏里也将难以忍受。”只要翻阅一下拉马奈的书简，就足以让我们相信，七月革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士党的行为。耶稣会的人成了狂热主义的先锋队。传教士被派到全国各地，他们有炽热的信仰只是由于他们的极端无知。他们有时使整团的人信奉天主教，然后又让他们的军官把整队带到神坛前去。

对圣母的崇奉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玛利亚的信仰也发生了古时对基督的信仰同样的变化，只是变得更快而已。她逐步地由人变成了神。

现在让我们超出我们讨论的时期，看一下宗教反动经历的过程，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运动发展的步伐之快。关于玛利亚纯洁受孕的说法，中世纪的人在十二世纪是不相信的，后来终于被接受和承认了。玛利亚不知不觉代替了基督，成了法国的神，就像她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是神那样。在一本用来训练天主教教士的手册中我们读到下面一段话：“圣母玛利亚应当尊为圣父上帝的妻子，因为是他和她用她的身子生出了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上帝把他的精力、他的智慧、他的圣德、他的神圣丰满的生命大量传送给她，赐予她一切圣洁的可佩的完美品德，我们要尊敬她身上的这一切。”在马卢大主教写的一篇关于纯洁受孕的作品中，玛利亚被说成同时是上帝的女儿、上帝的妻子和上帝的母亲。对三位一体关系的解释是如此复杂，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她是自己儿子的女儿。在吉容神父写的一本书《玛利亚月》中，她被说成是主要的神，因此所有人向她祈祷都是最保险的。“作上帝的母亲就意味着对上帝有一种权力，对他有一种权威，如果这个词能用的话。”就这样权威在圣母身上达到了顶峰。

玛利亚的崇奉者，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一样，开始从早期基督教作家那里搜集关于纯洁受孕的证据。一个名叫帕萨格利亚的教士搜集到八千个证据。马卢大主教宣称自己至少可以拿出八十万个证据来。人的脑子开始发晕了。继对玛利亚的过分崇拜之后，大约在这个世纪中叶，又盛行起崇拜圣物的风气；在革命时期停止创造奇迹的圣物又开始对耶稣会教士培养出的一代人创造奇迹了。1844年，特莱弗的阿诺尔迪主教开始展出我们救世主的上衣，一件没有缝的亚麻布衣服；在教皇西尔维斯特（327年）发布的一项公告里有一句在1106至1124年间插进去的伪造的话（这一点两位德国历史学家吉尔特迈斯特和西贝尔都已清楚地加以证明）提到了这件衣服，说是由赫伦纳皇后赠给特莱弗大教堂的。有人肯定它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提到的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穿的那件衣服。除特莱弗的圣衣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约莫还有二十件，都说是同样的真品。加拉西亚的那一件要比特莱弗这一件旧得多。其中有几件已由教皇敕书证明是真的。1843年，格列戈里十六证明阿根特伊的上衣是真的；但里欧十世早在1514年已经承认特莱弗的上衣是真的，它的维护者不能再向这项新的训令低头。结果是观看圣衣的人两边都去。格雷斯在他的《历史政治论述》中曾为到特莱弗朝拜圣衣大型活动的成功表示高兴。

宗教反动在庇厄士第九的著名通告发表时达到高潮，这篇通告宣布自由思想是自由的胡言乱语，诅咒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教会应和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妥协的错误想法。但比教皇通告更严厉彻底的是为它而作的辩解。如德国主教凯特勒的《自由的真伪》，法国主教杜庞卢的《九月十五日会议及十二月八日的通告》，它们都为教皇反对“蛮横否定构成人类社会基础所有伟大真理的行为”的坚定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但谁也不要认为，这些小册子语气非常激昂或充满可笑的谬论。从内容到形式，它们都非常像丹麦自由派报纸的温和文章。

新天主教运动取得的就是这个结果。不过应当注意这些结果完全限于政治历史范畴，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每一种运动在它已不再影响文学的历史之后很久，还会继续影响一般历史的进程。它只是在有王公贵族、主教和卓越的有思想有才智的人为它效劳时才会影响文学。在1830年之后，法国宗教反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1820年的反动，和在经过战败及1870至1871年公社运动之后筋疲力尽的不幸的法国发生的反动之间的差别是，前一次对光明进行有力的讨伐时几乎有所有有头脑有才智的法国人都为之效劳，为之作战，而在后一次，没有一个有任何文学才能的人支持它。

现在我们得看一看第一次反动是怎样结束的。首先是它从外部受到攻击。日常的报刊开始猛烈地攻击对启蒙运动的敌视态度；贝朗瑞就这个题目发表他的歌曲；一位名叫图盖的有胆量的发行商在1817至1824年间出版了三万一千本伏尔泰的著作（共一百五十九万八千册）和两万四千五百本卢梭的著作。他受到了制裁，他印的书被禁止出售；但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以致《寰球报》预言会引起公众背离天主教教会的行动。在这之后，图盖出的书又在国内泛滥开了。

政府后来向一位语言大师报复，他的讽刺性小册子的淳朴语言证明是很有效的进攻武器。

保罗·路易·库里埃于1773年生于巴黎，是当代最聪明的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由于他和一位有地位的贵妇人恋爱，险些被人杀害。他从这样一位父亲承袭了对懒惰而又高傲的贵族的强烈仇恨。他二十岁时参加了炮兵团，在革命的战役中作过战，不过这使他厌恶战争。从他小时候起，文学就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古代文学，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对它进行了钻研。1795年，当他这个团在围攻迈因兹城时，他开了小差，开始从事拉丁作家作品的翻译工作。1798年他又参了军，这次是在意大利；不久之后他又在巴黎学习，然后回到意大利指挥一个炮兵中队。在帝国时期他保持沉默，帝国覆灭之后，他在图林省的农场上过农学家和古希腊语学者的生活。

正是胜利了的教士党迫害一切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不管这人如何无关紧要），这促使保罗·路易·库里埃作为作家在公众面前出现。1816年他写了一份《致两院的请愿书》，第一次使用了他那清楚、机敏、朴实的文体，他以淳朴的希腊作品为榜样，很成功地发展了这种文体。他用简单，清晰而一贯温和的语言讲述了外省暴君们如何损害那些不幸的农民，他们的罪名是见了教士没脱帽，或是“说政府的坏话”。他认为指控的罪名可能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在他这一带乡下教士是不得人心的，很少人知道什么叫政府。然后他说明如何为了十足的小事不经正当的审讯就判人六个月的监禁，从而给判刑人的子女和其亲属造成不幸、疾病和死亡。有一个村子被怀疑有“波拿巴主义”，立即派去了四十名宪兵，把受怀疑的人赤身露体地从床上抓了起来，像罪犯一样给带上脚镣。“他们给宪兵带走；如果权威人士允许，他们的亲属子女都会跟着一起去。先生们，权威是法国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词……我们看到到处写着：不要理性，要权威。确实，这个权威不是议会和教会神父的权威；更不是法律的权威，它是宪兵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任何其他权威一样地起作用。”

库里埃没有写过书，甚至一般我们称作小册子的书也没写过。他用几页文章就发挥了作用。在这些文章中他用看来天真直率、实则含有圆熟的讽刺艺术的文字，不断煽动对世袭君主统治的反抗，直到1825年遭到暗杀为止。

一件讽刺幽默的珍品是他的《为禁止跳舞事为村民请愿书》。引起写这篇文章的是伪善的地方官和教士禁止在村里的集市广场上跳舞。他揭露了这条新的节日规定里隐藏的虚伪以及这些规定造成的损害。他完全清楚，这些节日原来是为农奴和奴隶规定的，而现在法国已经没有农奴和奴隶了。农民一旦把税交掉，他们就为自己干活了，而强迫他们闲着是滑稽可笑的。这甚至比旧日的捐税还坏，因为捐税至少对朝臣们有好处，而闲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描绘了村子里一些头脑发热、厉声谴责跳舞及一切娱乐活动的青年教士，并把他们和维雷支的老牧师加以比较。后者由于亲切善良，深受教民的爱戴，但因为他在革命时期曾宣誓忠于宪法，所以受到当局的憎恨和迫害。在后来一篇文章中，他讲到这位善良的老人遭到暗杀。他描写什么都不动气，只是发出一声由衷的叹息：“啊上帝，愿您的意志得到执行！”不过他禁不住加上一句：“在奥斯特利兹时代，谁会想到有今天这种情况呢？”

他承认农村的人现在比革命前安定愉快得多了，但他坚持说村民们的宗教热情比那时可差多了。“阿塞的牧师在去年复活节想找四名受圣餐的男子帮他打神伞，却在村子里找不到四个这样的人。农民拥有前不久得到的土地（没收的贵族和教会的土地），非常高兴，一心只想种好地，把宗教和其他一切全都忘掉了。”库里埃承认拉马奈埋怨人们对宗教事务漠不关心是对的。“我们不属于《圣经》上所说的，从老天爷嘴里喷出的温吞水，我们更糟，我们是凉水。”

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像库里埃的作品那样对路易十八统治晚期整个法国社会状况的生动描绘。

为了这些小册子，他不止一次地被关进监牢，但他没有让这吓唬住。他在《给匿名信作者的回答》中写道：“不是我的聪明而是我的愚蠢使我被关进监牢。我相信了宪章，我羞于承认……如果不是有了宪章，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讲给公众听。罗伯斯庇尔、巴拉和伟大的拿破仑教训了我二十年，要我不要讲话……但后来宪章公布了，人们对我讲：‘讲吧，你是自由人；尽管去写吧，去印吧；新闻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都已有了保证。你还怕什么？’……于是我把帽子放在手上说：‘您可否恩准我们星期天在集市广场跳舞？’……‘宪兵——把他拉去关起来，监禁的时间要尽量长，还要罚款！’等等等等。”

在另一封信里，他以十分冷静但又辛辣的严厉口吻写到了教士守独身的后果问题。对村民毫无害处的跳舞骂的最凶的教士之一被发现是一个诱奸犯和杀人犯。几年以前他谋杀了一位一直是他情人的妇女。在这一案件中，他的教士伙伴们企图把谋杀的罪名加在她丈夫身上。此后，他又把他勾引过的一个年轻姑娘杀死并切成一块一块。他的上级让他未受制裁跨越了国境，现在他是萨瓦地区一位受尊敬的福音宣讲人了。库里埃说明在一个居民都十分保守的地区（这里什么也不能诱使他们在星期五吃肉），却由于迷信和贪婪会犯多么严重的罪行。他说：“这就是真正的信仰——诚实，稚真，没有丝毫的虚伪，”然后加上简短的一句，“他们说道德就建立在这上面的。”

题名《外交文件》的那篇讽刺小品，他被迫私下印行。诡称这是国王路易在1823年写给他的堂弟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那时法国发动的把这个腐化的波旁家族成员送回国王宝座的战争已胜利结束。他在这篇文章中讽刺了路易对宪法的态度。他的堂弟不愿意要宪法，而路易则坚持说宪法不仅不构成负担，还对国王有用有利。

《简单讲话》是一本极为诙谐的小册子，库里埃在这篇作品中冒险反对当朝政党提出的全国募捐来为王储购买尚博尔的地产和城堡的做法。身体孱弱的小波尔多公爵，也就是后来的尚博尔伯爵，是他父亲死后很久才出生的，他的出生大家都认为是个奇迹。拉马丁、雨果和缪塞都歌颂过这件奇异的事，拉马丁和雨果把这孩子比作了约希。这项在全国募捐的建议就是在保皇派人物热情高涨的时候提出的，而库里埃忠于自己的原则，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对之表示反对。

不久，除米绍以外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开始以对复辟的王室有危险的态度写作了。蒂埃尔发表了他历史的第一部分，产生了和贝朗瑞的歌曲相似的影响。

法国政府一向是扶持文艺的。法国除拿破仑外的所有统治者都是这样做的，人们也期望波旁王室学他们祖先的榜样。但他们给予的支持不多，尽管他们受到诗人和散文作家的热情欢迎和崇敬。对几个不满政府的作家，他们极力加以报复。为了惩罚贝朗瑞，他们把他的对手代索日埃变成了朝廷的宠臣，而德拉维涅受到的惩罚是失去了他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

比外来攻击更危险的是权威派内部出现的解体的萌芽。构成正统（王权拥护）派的作家们，不管是散文作家还是诗人，都感到他们的原则在动摇了。

我们已看到拉马奈处于背叛的边缘。他的状况也就是所有其他人的状况；尽管他们真心诚意地想维护旧事物，向往新事物的萌芽已经在他们心里滋长起来了。

这在阿尔夫莱·德·维尼身上特别明显。他属于比拉马丁稍年轻，比雨果稍年长的那一代。他的家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属于保皇派的。他的父亲是在路易十五时期当过军官，是一位出色的朝臣，在革命时期他失掉了所有的产业。在帝国覆灭时，维尼才十六岁，后来他由父亲出钱置装，参加了卫队中的宪兵团。在百日执政开始时，国王逃跑的路上他伺候了一段；之后他被任命为皇家步兵卫队的一名中尉。但在服役的活跃时期过去之后，只剩下枯燥乏味的警卫生活。于是，这位青年人就在不懈的脑力活动中寻求补偿。

在他少年时期，家里做了各种努力使他的思想不致转向拿破仑和一切有关拿破仑的事。因此不等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他就戴上帽徽，参加了波旁王室的卫队。但波旁王室是不领情的，他们不领情因为他们认为人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他等了九年才由于年资而被提升为上尉。

他开始写作时，他的一些书流露出对愚蠢朝廷的不满；尽管总的倾向还是属于保皇派的，但人们认为这些书有煽动性。他被指控有自由主义，因为他抬高黎希留，贬低路易十三。他父亲早年谆谆教导他要忠于波旁王室，结果都没有用，现在他看到这种忠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迷信，政治上的迷信，一种毫无根据的幼稚的信仰，认为必须忠于出身高贵的人，是一种奴性。”

骑士精神可能也确实使他保持了保皇派的外表；在七月革命时，如果要求他这位旧军官出来保卫王政，他是可能这样做的；但在内心他已不是一个君主制的拥护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老在两种荒谬可笑的状态之间摇摆，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人民至上。”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转变得甚至更早一些。尽管在他年轻时的诗中谈到天使，天使长，六级天使，七级天使等等，他根本不适合作这种信仰的鼓吹者。他生性忧郁，是个怀疑论者。他是那样忧郁，他心里似乎从来没出现一线希望或是感到哪怕是短暂的快乐。他对宗教是那样不相信，他亲口承认他对上帝和灵魂不灭的观念由衷地厌恶。

早在1824年，我们已（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他以下面的寓言表达他的人生观：“我看到一群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睡得很熟。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监狱里。他们安心过他们的监狱生活，在院子里还建起一个小花园，慢慢地他们开始注意到他们中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既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监牢，也不知道以后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不过他们中间也有人告诉别人在监禁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怎样——他们讲是讲了，但并不了解。他们疯了吗？很明显，监狱老爷或监狱长，如果他愿意的话，本来可以告诉我们是以什么罪名关进监牢以及案情的细节的。既然他没有这样做，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们只好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多多少少还比较舒适的住处……”

在这里面有对假装什么都知道的神学家的鄙视，也有对“监狱老爷”掩盖在感谢之下的刻毒的讽刺。他以同样口吻接着说：“上帝是多么好啊，可敬的牢房头在我们监牢院子里撒种了这么多花！……该怎样解释这美妙的使人得到安慰的怜悯，它使对我们的惩罚变得如此温和？因为没有人怀疑我们是在受惩罚——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而已。”

六年以后，他使用了同样的寓言，写道：“啊，上帝，我感到自己被惩罚的担子压弯了腰，它给我不断的折磨，但由于我既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又不知道给我加的什么罪名，我只好忍受被监禁的命运。我编稻草只是为了有时我能忘掉它。人所干的工作不过如此。我准备好发生各种可能的坏事，我感谢您上帝，因为每天都过去了，没发生任何灾祸！”

但两年之后，他明确地说：“世界对创造它时包含的不公道感到憎恨；只是害怕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才使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制造了罪恶和死亡的上帝的仇恨。当出现一个向上帝挑战的人如奥利厄斯的儿子阿杰克斯时，世界就赞许他，热爱他。另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撒旦，是奥雷斯蒂斯，是唐璜，一切和上天的不公道斗争过的人都受到世人的崇敬和暗中的热爱。”

维尼的日记表明直到世袭君主制的最后阶段，文学亦即理论上的权威原则和现实起作用的权威原则之间的联系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浪漫主义受到政治上反对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年轻的这一派是支持教会的），并不下于在原则上拥护旧传统的人的反对。维尼说他在1819年冬天曾问过贡斯当，左派为什么对这时的诗极不喜欢。回答是这批人希望避免使每个环节都破坏掉，因此保留了最不使人讨厌的文艺这个环节。

在七月革命发生、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时，维尼对复辟时期意识的好感也结束了。他写道：“我很高兴地离开了军队；经过十三年待遇很低的服役，我可以认为自己已向波旁王室报答过了……我从此摆脱了累赘的政治迷信。”

拉马丁这时也表现出向怀疑方向转变的迹象。他还继续唱他虔诚的赞美诗，但正统的日内瓦牧师维内发现这种虔诚只是在外表上是基督教的，在基督教的词句下面隐藏着最不合正统的泛神论思想。

雨果开始写作时的状态使人们以为是比较可靠的，但不久他表现出不仅在诗的风格上而且在诗的口气上都是一个可疑的人。在1822年在题为《波拿巴》的颂歌中他曾把拿破仑称作是假上帝、地狱的使者；即使到了1825年6月，他的《双岛》（指科西嘉岛及圣赫伦纳岛）使许多国家向垮台的皇帝齐声高呼：“可耻！灾难！应该诅咒！应当报复！”使死难者的诅咒，仿佛是他命中注定的光荣的回声，像雷声一般从伏尔加河，台伯河，塞纳河，从阿尔罕布拉宫墙，从昂吉安的墓地，从杰发，从他想摧毁的克里姆林宫，从他所有的血腥战场上滚滚而来。可是在一年半以后，雨果突然弹另一个调子了。在1827年2月写的第一首颂歌《万多姆广场圆柱颂》中波拿巴变成了拿破仑，他的光荣变成了法国的光荣。写出这首颂歌的背景是这样的。在1814年和约签订之后，奥地利曾提出要求，那些曾被拿破仑赐给称号表示对奥地利任何城镇或省的统治权的，应停止使用这些称号。要求的只是这个，没有对单纯纪念法国在奥地利取得的胜利的称号提出反对意见。法国政府曾劝说奥地利不要使取得的协议公开，而奥地利大使也努力避免损伤法国的自尊心，在接待客人的晚上，他待在靠大门很近的地方，以便没有必要宣布某某客人到。但在1827年初，这位大使奉命回国，他的继任人奉奥地利政府之命要对这问题做最后解决。因此在一次招待客人的晚会上，乌狄诺元帅、雷吉奥公爵和苏尔元帅、代尔梅齐亚公爵到达时只喊出了他们的军事头衔和姓氏。他们立即退了出来，这一事件造成很大的轰动和相当大敌对情绪。由于这两位高级将领很得王室宠幸，王室把他们的问题作为法国的问题提了出来。维克多·雨果天生善于表达每种流行的情绪，也比任何人更早觉察人们脑中的变化，看到在几年之中拿破仑已变成一个传奇式的民族英雄，于是就在他的颂歌《万多姆广场圆柱颂》中，使自己成为怀念帝国伟大事件的喉舌。这座纪功柱是用俘获的大炮熔化后铸成的，在熔炉熔化时发出了吼声，在夜深人静时，它作为伟大帝国及伟大军队最后残留物的身份和诗人讲了话。他听到它边上钢铸的军队喃喃自语，听到了塔伦吞，雷吉奥，代尔梅齐亚，特雷维索等等地名的声音，当看见柱顶钢座上的鹰在磨它们的嘴，他感到这些永远不灭的形影正在觉醒。谁敢想抹掉用刀尖蘸血写成的法国历史！谁敢对老将军们继承拿破仑荣誉的权利提出质疑！谁敢攻击法国的战利品！纪功柱上发出的每一火花就是一道雷电。作者用精彩的笔墨和炽热的热情把拿破仑的历史写成了一首英雄诗篇。任何有洞察力的读者都可以预见到一年以后雨果（在他的扉页题词为“像世界一般伟大”的《东方诗集》内的一首诗《波拿巴狄》中）将成为拿破仑真正的崇拜者。由于在那时候，拿破仑主义和自由主义界限是不很清楚的（请参阅贝朗瑞，阿曼德·卡雷尔和亨利希·海涅的作品），同样不难预见，几年以后（在《欧那尼》序言中）他会把浪漫主义说成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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