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季舍夫《自由颂》

俄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在俄国文学史上，拉季舍夫是第一个以文学为武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贵族作家和革命家。他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因揭露了专制制度，宣传了革命思想，从而激怒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他于1790年被捕，先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10年流放。

拉季舍夫在1773年翻译的法国启蒙主义者马布里的《论希腊史》一书的注释中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而在这首著名的《自由颂》一诗中，他进一步深化和发挥了这一思想观点。

《自由颂》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的一首哲理性和政治性的颂诗，语言通俗凝练，但气势非凡。作者以古典主义的颂诗形式和豪迈的气概歌颂了自由。该诗首先赞美自由是“上天最美好的馈赠”和“无价之瑰宝”，接着陈述了自由的特性，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而且能用自由的双手创造财富，美化生活。只是由于统治者“坐在森严的宝座上”，握着“铁的权杖”，扼杀了自由，专制制度造成了人们悲惨的命运，所以诗中号召人们起来摧毁“虚伪的奴役政权”，在自由的指引下，“将奴隶制的黑暗化为光明”。

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时读了《自由颂》之后，曾在批语中写道：“《颂》是一首非常清楚的反诗，诗中以断头台威胁沙皇，赞赏克伦威尔的榜样。这几页有犯罪意图，完全是造反。应该问问该诗的作者，诗的用意何在?”应当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没有曲解作品的内涵，而是把握了该诗的实质和“要害”。该诗表现出了俄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和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为之奠定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18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

敬如歌、吉晶玉

16世纪中叶，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恐怖的伊凡雷帝”执政并开始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大片领土。从此作为俄罗斯的边疆地区，广袤寒冷的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的视野，它既是沙俄政府用作放逐罪犯的流放之地，也是俄罗斯文学创作素材的来源之地。18世纪的拉季舍夫等人是最早关注西伯利亚的一批俄罗斯作家，他们在各自文学作品中多种话语力量的交替更迭赋予了西伯利亚多重文学形象，西伯利亚已不再仅仅只是历史记忆中的苦寒之地，正如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指出：“文学作品可以产生新的，但是与记忆文化中象征的意义世界有联系的虚构的现实。在其中可以塑造自我形象，历史想象或是以一种简洁和形象的方式表达价值观和标准以及被忘却的事物，和记忆文化中不可表达的东西。”[1]242本文旨在聚焦于18世纪俄罗斯作家对西伯利亚的描述，探析18世纪俄罗斯文学所呈现的复杂的西伯利亚形象。

一、历史记忆中的西伯利亚

在16世纪末以前，俄罗斯的领土范围只是欧洲部分的基辅和莫斯科诸公国，地处东北欧一角，与西伯利亚相距遥远。1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执政后，俄国才开始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大片领土，将疆域扩展到太平洋岸边。

所以，西伯利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领土，而是西伯利亚汗国所在地。西伯利亚汗国，也称失必儿汗国，是位于亚洲北部的一个游牧性质的封建国家，汗国内部保留了不少奴隶制残余和原始公社制残余，曾在今俄罗斯秋明城附近建立过首府，15世纪末才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与蒙古人的历史有着直接关联。这一广袤的区域西至乌拉尔山，东至鄂毕河，向北直达北冰洋，在此聚居的除蒙古人外，还有诸如奥斯恰克人或是汉特人的土著民族，大多从事狩猎、驯鹿和养蜂业，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12至13世纪，伴随蒙古帝国的崛起，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征服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广大辽阔的疆域，并于1242在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定都，建立金帐汗国，从而开启了对俄罗斯地区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零散而弱小的各俄罗斯公国被迫向对于东欧各公国享有宗主权的金帐汗国称藩纳贡。但是1360年后，金帐汗国陷于混乱，至15世纪上半叶，长期的内讧终于使金帐汗国步入分裂，先后解体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木汗国等，统治西伯利亚地区的西伯利亚汗国便在这一个分裂期诞生了。

金帐汗国不复昔日锋芒，而曾经恭顺的莫斯科公国则渐渐兴盛。1547年，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恐怖的伊凡雷帝”[2]执政并开始对外扩张，1552年，俄罗斯先后吞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进而入侵西伯利亚汗国，以夺取该汗国的毛皮产地并打开与东方进行贸易的通道。1598年，沙皇及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勾结哥萨克军队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喀什里克，沙皇伊凡四世(雷帝)自封为"全西伯利亚的君主"[3]402，沙皇俄国最终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汗国。

但是相比较于有1000多年发展的俄国的欧洲部分，拥有1200万平方千米土地的西伯利亚，却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荒地，生活在那里的约100万土著人尚处于部族状态。虽然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后，从1648年起开始向那里殖民，但在其早期开发阶段，移民仅四五十万，而且主要是被放逐的罪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流放制被取消。伴随着沙俄时代政治犯等罪人不断发配至苦寒的西伯利亚，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中，西伯利亚就成为了“流放之地”的代名词，仿佛是异于俄罗斯的另一块飞地，是遥远、荒凉、令人不解的异域他乡。沙皇利用专制制度使西伯利亚变成了惩罚之地。这个偏远的殖民地专门接受沙皇流放政治犯、刑犯，抑或是成为沙俄帝国的保护层以防范边境自治，种种不利的社会历史因素使西伯利亚在人们的观念里成为一个消极的存在。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西伯利亚都以流放之地的形象存在。

二、拉季舍夫笔下的西伯利亚形象

拉季舍夫(1749-1802年)出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曾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侍童。作为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文学家、唯物思想家和反抗沙皇专制政治和农奴制的斗士，拉季舍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是沙俄专制暴政的象征。

青年时期的拉季舍夫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的同时也阅读了卢梭、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认为社会应该以法律为准则，反对专制暴君和专制制度。这一思想在1781-1783年拉季舍夫创作的第一篇革命的诗歌《自由颂》中得以体现，拉季舍夫在诗中歌颂和呼吁自由，讴歌争取自由的人民，称自由是“无价的奇珍”(1)，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根本”(2)。同时，他诅咒暴君，怒斥沙俄专制制度。这首诗歌开创了俄国革命诗歌的先河。

1790年，拉季舍夫发表了旅行笔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这部作品里，拉吉舍夫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描写了沙皇统治下农奴们的贫困生活，用事实说明农奴制的残酷和野蛮，笔下的农奴主是“残忍的地主”[4]12、“野蛮人”[4]169，沙皇专制制度是人民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把沙皇喻为“吸血的毒蛇”[4]179，表达了他革命的和民主的思想，对农民的同情。这部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专制农奴制的罪恶的游记给拉季舍夫带来了厄运。

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拉季舍夫用这部作品“使人民仇恨长官和政府”(3)，“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4)，下令没收、销毁此书。拉季舍夫遭逮捕，彼得堡刑事法庭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下最初判拉季舍夫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10年。拉季舍夫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是坎坷而痛苦的。他是俄国最早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甚至比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早了30多年。在戴着脚镣，跋涉了16个月的苦难历程后，拉季舍夫与其妻子和两个孩子到达流放地伊里姆斯克小镇，并在此生活了5年多，几年后他的妻子死于流放期满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但是拉季舍夫并未屈服于沙皇的淫威，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铮铮铁骨，他说：“你们想知道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流放到哪里去。我没有变，过去、现在、将来我都一样：不是一头牲口，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个人！”(5)

这段惨痛的人生经历使拉季舍夫有机会早于任何一位俄罗斯作家接触到遥远寒冷的西伯利亚。他在1790年的《去西伯利亚日记》(6)和1797年的《西伯利亚归来日记》(7)两部日记体作品中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下的西伯利亚现实。心中充满人类苦难的拉季舍夫在这两部作品里表达了对西伯利亚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作为沙俄帝国征服的殖民地，宽广的西伯利亚远离俄罗斯的欧洲本土，沙皇更多的是将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各色罪犯之地，并未对此地区进行有益的开发建设，多数当地人是以传统手工业为生，大大小小的城镇周围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尤以皮革作坊最多。由于运输路途太过遥远，西伯利亚各地的生活日用品，如面包、面粉等的物价都很高，而驿站饲养马匹的费用花销也更大。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不仅圈地建了庭院，还有自己的小堡垒，雇佣了工人耕地。沙皇的残暴黑暗专制在西伯利亚不仅体现为流放罪犯，也渗透至西伯利亚当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和蔼可亲、面色苍白、卑微，衣衫褴褛”[5]260。对于勇敢反抗沙皇暴虐专制的拉季舍夫而言，18世纪沙俄统治下的西伯利亚就是一座“没有屋顶的大监狱”(8)，一个“枷锁和死亡之乡”(9)。远东西伯利亚的存在是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体制残害人民的罪恶象征。象征着极权统治的残酷和专横。

三、冯维辛笔下的西伯利亚形象

冯维辛(1745-1792)是俄罗斯18世纪的启蒙学者、杰出的剧作家和讽刺作家。贵族出身的冯维辛曾因才华出众而被当时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赏识被招进宫，在御前大臣叶拉根的手下供职，叶拉根除了向女皇送奏折外，还主管戏剧，于是冯维辛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剧作家，走上戏剧创作道路。

冯维辛虽然出身贵族之家，但却能站在开明的民主启蒙的立场上反对贵族阶级的为富不仁，反对农奴制的愚昧黑暗，这一进步思想体现在他1781年的代表剧作《纨袴少年》之中。《纨绔少年》描写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百般凌辱、苛责虐待寄养于她家中的孤女索菲亚，在得知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笔财产后，普罗斯塔科娃却又强令索菲亚做自己的儿媳，嫁给她愚蠢的儿子米特罗凡。但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的保护下，终于与爱慕之人贵族军官米郎结婚。剧中的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自私贪财、卑鄙愚蠢，对待农奴更是动则打骂，凶悍无比。冯维辛通过这个女地主形象彰显了俄国农奴制的罪恶，把俄国的社会生活引入戏剧创作，《纨绔少年》因此被认为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喜剧。冯维辛在这部反映俄国社会现实的喜剧里还塑造了从西伯利亚归来的开明贵族斯塔罗东，并以斯塔罗东本人口述的亲身经历进一步揭示沙俄贵族的卑劣无耻，以斯塔罗东热衷于在西伯利亚的勤奋劳动反衬出沙俄专制体制官场的尔虞我诈，蝇营狗苟。冯维辛笔下的西伯利亚显然是远离了沙俄丑恶官场的一片净土。

斯塔罗东是贵族子弟，但为人正直，道德高尚。他曾经把为祖国服务视作贵族至高无上的天职，并为此只身从军，奔赴疆场，但他的出生入死换来的只是疾病缠身，备受冷遇，而一些自私怯懦，毫无作为的胆小鬼却得到提升。斯塔罗东对这种不公平痛心疾首，愤而离职。后来斯塔罗东又任职于彼得堡宫廷，他看到的都是些阿谀奉承的宵小、不择手段的无耻野心家，彼得堡的官员们终日忙于贪图一时的荣华、沉溺于个人得失。斯塔罗东不愿意在这个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腐败宫廷里苟且偷生，更不想与那些丑恶官僚同流合污，悄然离开，去往富饶的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公平的土地上索取辛勤劳动的回报。斯塔罗东认为西伯利亚是“用不着出卖良心、无须趋炎附势、巴结奉承、不必掠夺祖国财富便可以挣钱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向土地本身取得金钱、土地比人要正直，它不知何所谓偏袒，它公平而慷慨的对劳动付给代价”[6]39。在西伯利亚住了几年后，斯塔罗东以劳动和正直获得了一份财产，换来了应该得到的幸福。

很显然，《纨绔少年》里的斯塔罗东在远离俄国官场的西伯利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不仅积蓄了财产，也保持了清白的灵魂，坚守住了自己的崇高信条，获得做人的荣誉和尊严。在冯维辛笔下，西伯利亚的富庶公平反衬出彼得堡官场的丑恶狡诈，遥远的西伯利亚是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幸福所在。

四、结语

作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西伯利亚载入了俄罗斯的历史，这一历史记忆也走进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从文化记忆理论而言，他们作品中关于西伯利亚历史记忆的叙述显然有自我感知的浓厚色彩，西伯利亚的历史记忆在拉季舍夫、冯维辛等人的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地都被加以新的改造和重塑，携带了更多的个体主观解读和表达，使西伯利亚的文学形象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思想意蕴。18世纪拉季舍夫等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存在，也不单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更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7]167，亦或是一个新的人类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产物。他们的书写为后世俄罗斯文学西伯利亚创作题材奠定了基础，拉季舍夫、冯维辛等人的西伯利亚体认更为后世俄罗斯作家所传承，极大地开拓了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空间。西伯利亚题材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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