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俞可平

俞可平，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著名政治学者，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2008年获“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学者”。

问：俞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主持的“中国政治学40年（1978-2018）”课题已经完成，最终成果将以同名著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政治学40年”无疑是一个宏大且极具挑战性的题目，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甚至困难重重的项目，在有限的篇幅中，很难突出重点并对40年的发展做出全面的评价。您为何欣然承担此项研究？在您看来这个项目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政治学进步有两个内在逻辑或两种内在动力。其一是学术的逻辑，其二是政治的逻辑。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是人类关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另一方面，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这双重逻辑的作用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七个主要趋势：

       第一，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历史惊人的相似：近代中国，政治学正是从译介外国作品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但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也很难解释和预测。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确信，不能照搬国外政治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一些学者希望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第二，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在过去近40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以下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路径之一是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路径之二是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我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

       第三，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在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一是对策研究，直接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是基层研究或草根研究，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四，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

      第五，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也不例外。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研究，这种所谓的“协同研究”是政治学多学科研究的一种新形式。    

       第六，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中国政治学恢复于20世纪70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七，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从政治学恢复之日直至现在，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成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此以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作为治理的目标，“善治”的意义明显。

       我认为，以上这七个主要趋势，从各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程度、专业化程度、独立化程度、科学化程度和现实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是评价中国政治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代表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概念与“小”概念之分，涉及到学科划分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政治学”通常指作为一级学科的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例如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等。“小政治学”一般不包括国际政治或政治关系、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科划分不规范以外，与政治学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以及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政策咨询，其现实的社会需求比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更大，更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因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们的学术力量和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政治学，最后便导致了一个在我看来多少有点本末倒置的结果：许多高校的政治学系倒反而也为“公共管理学院”或“国际关系学院”下面的一个系。我开玩笑说，这种情况是“儿子”成了“老子”，“老子”反而成为“儿子”。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是不太合理的。无论是政治学科的发展史看，还是从世界通行的学科分类标准看，国际政治和行政管理都是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下属分支学科。而且眼前这种状况事实上会助长政治学研究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倾向，忽视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这次我主持的“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也是所谓的“小政治学”，不包括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这是出于现状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但这样做事实上也呈现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种混乱。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小政治学”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国务院的学科分类评估和国际流行的学科分类评估，国际关系等仍然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内。其实即使“小政治学”下面的分支学科分类也不尽合理和规范。根据2009年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标准，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有四个二级学科：政治理论、政治制度、行政学和国际政治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这两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没有被设为二级学科。近年来，北京大学正在调整完善学科的分类，努力使政治学科分类更加科学合理，已经正式将“小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确定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三个。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有些领域与政治学的发展关系更紧密，影响也更大。我们确定重点领域，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对政治学学科发展以及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影响力，以及它们对政治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吸引力。除了议题的学术意义、现实影响和前沿价值外，我们会引入一些量化的标准来确定中国政治学的重点领域，如专题研究论著的数量、研究基金的资助方向、党政部门委托课题的重点、研究成果受到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所重视的程度，等等。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我们认为以这些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或政治哲学、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地方政府、基层民主、政治稳定、公共服务、腐败与廉政、网络政治、治理与善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治理和央地关系等等。

      政治学的概念是对政治现象的理论抽象，它既是政治学研究的结晶，也是政治分析的工具。对重要政治现象和政治现实的概念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表征着政治学的理论化水平。因而，我们的这项研究，十分关注在过去40年中，中国的政治学者究竟创造了哪些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既为业内同行接受，也为其他学科认可？这里所说的“重要概念”或“关键概念”通常要具备三个要素：1）话题性，即能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运用该概念来构建理论模型、阐释政治事实；2）影响力，即影响学术研究的议程安排和议题选择，或者直接对政治实践产生影响；3）前瞻性，即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具有可持续的理论解释力。运用一定的计量标准，我们选择了以下这些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合法性、执政党、政治体制、党内民主、政府创新、善治、协商民主、国家治理、贤能政治、执政能力、服务型政府、增量民主、中国模式、法治国家、政治生态、社会治理、公民社会。不难发现，这些“重要概念”有些是政治学所特有的，有些则是社会科学共享的。

      重要研究领域与重要政治学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无论是重点政治学研究领域还是重要政治学概念的产生与发展，都既与政治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现实政治的变革直接相关，所以两者之间会有某种重合。但基本概念与研究领域之间毕竟不是一回事，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研究领域着眼的是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与范围，是对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基本概念着眼的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论抽象，它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界定。成熟的重点研究领域通常会比其他研究领域产生更多的分析性概念，而新的概念的产生又会进一步推进对重大问题的研究。

       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规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应然分析，它重在理论推导和价值判断，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与目标导向和实质属性紧密相关。经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实然分析，它重在客观例证和事实判断，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与事物现状和现象属性紧密相关。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性研究，也需要“中国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经验性研究。在传统政治学中，规范研究占据压倒性的地位。我们通过大量政治学文献统计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

       过去近40年中，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通常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前者以经验研究为主，后者以规范研究为主。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定性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常规的调查研究方法。毫不奇怪，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证伪，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因果规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以明显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准确性。因此，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的每一点滴进步，都值得高度肯定。尽管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过去近40年的发展进程中，定量分析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十分地缓慢，定性分析至今仍然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多项研究发现，定量分析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依然很低。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分析途径，它们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定性研究基于价值理性之上，有助于发现政治现象的本质，倡导和引领民主进步的政治价值；而定量研究则基于工具理性之上，有助于发现政治过程的规律和趋势，提升政治学的科学化水平。在对待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吸取“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论的教训，正确看待两者的关系，既不能以定性取代定量，也不能以定量替代定性。正像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两者都不可或缺一样，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也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颇。

      在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各个学科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学科中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严重，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而且政治学在改革开放前一直被当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政治学在中国不再被当作科学，主要不是因为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等学术原因，而是由于受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影响，认为传统的政治学具有“虚伪性”，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因而应当被取消。虽然改革开放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在我国恢复，但政治学界有一些人事实上仍把政治学直接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依旧用阶级分析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析，认为政治学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被粗暴地用于抵制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的事情还常有发生。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便体现为：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这也是为什么包括本课题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政治学者特别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和自主性、高度警醒政治学被现实政治规训、沦落为现实政治的庸俗工具的根本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政治学对于推进人类的政治进步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功用，它有助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本质，有助于确立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有助于确立政治评价标准。这就决定了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学当作是“建制性”的或“反体制的”，而应该像19世纪德国杰出的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菲尔绍（RudolfLudwig Karl Virchow）所认为的那样，把政治学看作“社会的医学”：对社会的政治生活进行诊断，肯定其优点，指出其毛病，分析其病因，提出解决的办法。因此，中国的政治学者不仅要承担起知识的责任和教育的责任，还要承担起政治的责任。政治学者要关心现实，针砭时弊，惩恶扬善，弘扬正义，倡导先进的理念和价值，以此推动社会现实政治的进步。

       数字化和网络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诸如数据库等数字网络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这次对中国政治学40年发展所做的研究，课题组的每位成员都大量地使用了包括“中国知网”在内的文献数据库。这些文献数据的统计分析，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概括和确定中国政治学的重点领域、知识图谱、主要议题、重要概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但是必须指出，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单纯地依靠文献数据分析，特别是利用中国知网的数据分析，会得出带有严重偏差的结论。例如，我们利用知网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行文献分析时，最初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是：有关“中国政治”主题的研究文献，单篇文章的最高引用率是500多次。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文章，引用率就超过1000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早些年发表的文章没有“主题词”的设置，而“主题词”恰恰是知网等文献数据库的主要搜索依据之一。主题词的设置本身就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加上不少作者和刊物并不认真提炼，所以主题词搜索的局限性很大。除了主题词设置的偏差外，所有未正式出版的内部刊物，以及全部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知网的数据库之中，单纯地依靠知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误差。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政治学者，文献数据库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也确实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许多便利，但切不可单纯依靠文献数据库的统计分析，那样会有重大误差。

问：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权威性、专业性刊物数量很少，很多政治学的文章都需要刊发在一些综合类社科刊物上。而在国外情况则很不一样，以美国政治学为例，其在每一个政治学子领域都有专门的权威性刊物。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性、权威性刊物的数量如此之少？

      你们提到的这个情况是事实，一门学科的发展与专业性期刊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与国内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相比，以及与海外政治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的专业学术期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权威期刊太少。整个中国大陆以“政治学”冠以刊名的全国性期刊就只有《政治学研究》一家，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就有两家以“政治学”冠名的期刊，即《政治科学论丛》和《政治科学季评》。造成政治学专业期刊过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学整体还比较落后，其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学术影响力不大，还没有受到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二是政治学依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些期刊主管和主办部门怕承担所谓的“政治责任”，缺乏创办政治学专业刊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就有个正式出版的《国外政治学》期刊，在中国政治学恢复初创时期发挥过很积极的作用，但1989年后主办单位就主动停刊了。三是国内学术期刊管理体制过于严苛，新增期刊不容易获得政府期刊管理部门的批准。

       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必须加强政治学专业期刊的建设。在这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的政治学同行正在想方设法做出各种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例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别以连续出版物的形式，编辑出版了《北大政治学评论》和《复旦政治学评论》；中山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先后创办了政治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刊物，如天津师大的《政治思想史》季刊和中山大学的《公共行政评论》；华东政法大学有个电子学术刊物《比较政治学研究》。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还分别创办了英文版的政治学专业期刊。我希望在国内广大政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政府管理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能够有更多的政治学专业期刊陆续问世。

问：您在前面介绍，《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一书的第二部分着重评析政治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发展状况，其中有“政治文化”的内容。一般而言，政治文化只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众多理论与研究范式之一，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本书专门设立了章节对中国政治学四十年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这是否说明了政治文化在政治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的，我在开头说过，作为本课题最终成果的《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一书，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二部分着重论述重要分支学科。在本书中我们选择了四个分支：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很多，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一是因为我们涉及的是“小政治学”，有些重要分支学科如“国际政治”和“行政管理”等已经在其他学科中介绍了，二是因为这些分支学科在过去4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却一直未能上升到分支学科的地位。除了“政治文化”之外，其实“中国政治”也是第一次作为分支学科加以论述。

      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变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互为形塑。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和广大国民的政治行为。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分析成为继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之后的又一基本分析框架，政治文化的研究吸引了大量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的关注。本书所论述的政治文化研究包括了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例如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宗法伦常、经学教化和士大夫精神等；二是比较政治文化，例如不同国别和区域政治文化的比较、重点国家的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等；三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例如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伦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群体，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等。

       我们在本项研究中也把“中国政治”作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对待，并在本书中单列一个专门的章节。这也是考虑到“中国政治”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特殊重要性。我们所说的“中国政治研究”，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规模、还是从官方资助研究的经费数额和发表专题性研究成果的数量来年，中国政治研究无疑是过去40年中国政治学的重中之重。其实，上面已经论及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多数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例如，社会治理、协商民主、执政能力、执政党建设、和谐社会、法治政府、政治稳定、政府治理、政府创新、政府能力、国家治理、协商政治、增量民主、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和基层自治等等。但是过去我们只是把“中国政治研究”当作是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这次我们把它上升到了分支学科和二级学科的高度。

问：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项目制”，“中国政治学发展40年”课题中有部分内容便是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梳理来把握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趋势及其变化。在“项目制”下，学者们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就自己想要研究的议题提出项目申请，而国家则通过筛选“项目”和拨付款项的方式来对学界的研究和议程设置形成引导。您认为“项目制”这种国家与学界的互动方式对于政治学这样一门以政府和权力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通过设立项目或课题来资助科学研究，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科研体制。这种科研体制已经相当完善，包括以下这样一些主要环节：公开发布课题指南，表明资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专家学者根据课题指南进行申请；资助方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评估和筛选；确定并批准获得资助的申请项目或课题名单；资助方对完成预期研究任务的课题进行评估和鉴定，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课题制或项目体制，也借鉴了各国通行的上述规程。但是，我国的课题或项目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科研资助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其中以社会资助为主。而在我国，企业与民间对社会科学的科研资助微乎其微，国家的官方资助一家独大。对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资助，很少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关注，各级政府的资助几乎是唯一的来源。

      这种完全由官方资助的“项目制”有利的方面是，它直接拉近了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需求之间的距离，有助于政治学为党和国家的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提供咨询服务，有助于使社会科学科研机构发挥党和政府的“智库”作用。然而，这种国家直接介入政治学研究的“项目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不利于政治学者进行前瞻性的研究。课题指南所列举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业已被党和政府重视，或者已经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创新性的议题或前瞻性的议题，很难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指南。以我自己为例，我曾经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政治科的召集人之一，也获得过不少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然而，坦率地说，我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政治通鉴”、“制度与习惯”、“政府创新”、“治理和善治”、“人的尊严”、“人类理想政治状态”、“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等反而从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其次是难于保证研究者的自主性，因为官方的资助通常都会带有明确的要求，研究者要充分满足这些要求，通常就意味着必须牺牲某种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自主性。最后，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各级政府的资助，一般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虽然国家社科基金也资助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但它所资助的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通常也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紧密关系。这样的项目体制事实上鼓励功利性的研究，而不利于严肃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因此，从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尽快建立起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课题资助体系。

问：本土化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似乎也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和出路就在于“从取经到本土化”。您认为这两派的根本分歧是什么呢？本土化、科学化和中国特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发源地。据考证，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今年是北京大学诞生120周年，明年则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诞生120周年。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这门学科是从国外引入的，那么跟其他任何从国外引入的现代社会科学一样，就必然有个从译介国外理论到本土化的过程。换言之，从译介为主到本土化，是一门学科发展的自然逻辑。而且即使当一门学科相当发达时，也有个相互学习的问题。译介国外学术与本土化研究，始终是一门现代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把译介国外理论与本土化研究对立起来，甚至企图以所谓的本土政治学理论去抵御国外的政治学理论，或者以国外的政治学理念来否定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至少是一种学术无知。

       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有超越时空的普遍公理。即使我们最有中国特色，也要遵循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都会面临具体的政治问题，从而需要相应的政治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因此每个国家的政治理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应该将译介国外理论与本土化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应该偏执一端否定另一端。应当将政治科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政治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早在2000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政治学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土壤之中，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学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学作一门科学，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性公理，离开这些公理，就无所谓政治科学。所以，我国的政治学不应脱离国际政治学，而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20来年前说的这段话，依然是我现在对待政治学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基本态度。

问：您一直致力于倡导政治学的公理与功用，您觉得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在借鉴和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时候，如何保持其学科自身的特性和边界？还是说，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及其复杂程度已经决定了传统的政治分析框架和范式需要遭到淘汰，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研究方法和范式应该被更多地运用到政治学研究当中？学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对于政治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政治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例如权力与权威、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等。要深入研究这些政治对象，揭示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规律，就需要不断更新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学习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技术和概念范式，不断地更新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工具，才能使政治科学永远保持活力和解释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治学保持自身的特性，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传统学科的边界正在变得日益模糊，学科交叉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因此，政治学要保持自己的魅力和特色，不应该固步自封和死守传统的学科边界，而应当积极主动与其他学科结合，努力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善于用人类最新的知识工具来分析人类的政治生活。

问：您提出的“官本主义”概念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很多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您看来，“官本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文化吗？如果是，它是一种民众角度还是官员群体的文化类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您看来是有利于我国走向善治？

      我所说的“官本主义”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概念，在我的语境中“官本主义”是一个力图用来解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范式(paradigm)。我认为我们习惯上使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主义”、“王权主义”和“民本主义”都不足以合理地解析中国的传统社会。我把“官本主义”当作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式，我所说的“官本主义”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这样一种官本主义政治文化，当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而且普遍使用于传统社会的所有臣民，既包括官僚阶层，包括普通民众。

      官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主体，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无疑具有自身的许多特色，其实人类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政治模式和政治道路，但即使一个民族最有特色，它也不能离开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不能违背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走向公民的权利本位，是人类政治进步的必然规律，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而民主法治则是破除官本主义，使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不二法门。我坚持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离官本主义有多远。

问：作为中国政治学发展40年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在您看来，中国政治学40年一路走来，对您触动最大的事件或成就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政治学者您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我是1978年上大学的，我的学术生涯正好与改革开放同步。我不仅经历和见证了40年间中国社会巨大的政治经济变迁，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历程，无论对于波澜壮阔的现实政治，还是对于曲折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少不了会有自己的感慨。不过在这里我更想讲的不是自己的感慨，而是中国政治学目前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的出路。

       纵观近40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

       中国政治学过去近40年的发展，主要受到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政治的外部需求双重变奏的驱动。除此之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变化和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都对中国政治学的演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也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反过来说，要加速推进中国政治科学的进步，就必须改善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外部的学术生态，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融合。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科学的繁荣。政治学的情况很像医学。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有医学知识，但没有医学科学，独立的医学科学是近代的产物。一个社会可以只有医学知识而没有医学科学，但没有医学科学的社会，其医疗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后的。人类自古就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知识，但没有独立的政治科学。从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这门学科的使命，不仅要把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原文采访：张禹 王俊     本期编辑：李佩倢

来源：PKURCCP   2019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