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 x 巴以专题 | 课堂何为？教一门巴勒斯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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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认为课堂不仅是我的学生介入、行动和学习的场所，也是我自己参与、行动和学习的场所。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在两所小型文理学院任教，最初是作为兼职和客座助理教授，现在已经在为终身教职奋斗的轨道上。在这七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对我的课堂进行创新和再造，试图使之成为我与学生们一同学习知人论世的空间。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与我给出的一样多。

因此，我的教学法与我作为人类学家所接受的方法论训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更喜欢问题而不是答案；更偏爱好奇心而不是权威。我布置的作业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简言之，在我的理解中，人文学科是这样一种设置，它能给学生提供思考、反思和挑战自身对世界的预设的空间，它要追问的是，批判性思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重新学习去保持好奇心？我们如何开始用经验证据挑战我们的观点和假设？我们该如何面对当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世界被打破和重建时带来的不适？

我以为我终于搞清楚了：我究竟想在课堂上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这学期，通过教一门名为"巴勒斯坦人类学 "的新课程，我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更进了一步。这门课程的缘起，首先源自是一种不断累积的挫败感。我是一名在小型文理学院任教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老师，这所学院未能逃脱希勒尔国际组织（Hillel International）的强大影响[1]。

希勒尔（Hillel）“占据”（这里有双关的意义）了我所在校园的话题，而巴勒斯坦叙事和经验的缺失令我感到震惊。我所在的校园对任何批判以色列或关于巴勒斯坦主体性和历史的活动参与都充满敌意。其次是源于一种紧迫感。

2018年夏天，我参加了在巴勒斯坦举办的教师发展研讨会。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那时候已经做好了亲身经历“占领”的准备，但这样的经历带给我的感受依然让我猝不及防。我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回了家，我需要一些方法来让我的愤怒生产出点什么。所以，我教授的这门新课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驱动：第一是我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度过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在巴勒斯坦学院和大学与社区成员和学者会了面，体验了占领区基础设施。第二是，我希望教授一门主要由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和观点构成的学术课程。

巴勒斯坦的东耶路撒冷地区。作者摄

关于如果没有在巴勒斯坦的生活经历，我想我是无法教这门课的。虽然我不是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学者，也没有在那里进行过田野调查，但多年来，我几乎在所有课程中都尝试加入关于这一地区的材料。然而，我发现自己并不真正懂得自己在说些什么，也并不真正理解我所教的材料。在这学期之前，我从没想过人类学可以是一门"见证 "的学科。然而，当这学期我站在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用勇敢、开放的姿态看待我们的课程材料的时刻，我倏忽想起了那种“在场”的民族志力量。见证的力量。

我生活在一个认同以色列的美国人犹太社区的边缘，一种关于这个混乱复杂历史中形成的地区的信息一直笼罩着我在这里的生活：“你永远对这场冲突不够了解，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我大半辈子都相信这句话。结论只能是，它太复杂、太棘手了。这种说法让我也茫然无措，我把它当作一种恐惧带进课堂。我想知道：我能为自己辩护吗？我该如何对我的学生讲述这个故事？然后我想起了我的职业，才恍然领悟，它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这辈子为之奉献的事业就是去找到一个问题并且把它复杂化，这就是人类学家的工作，关于我们这个职业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但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其实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出发

我的班级小而强，有六个学生带着他们的好奇心和丰富多彩的经历成为我课堂的一份子。其中两名是国际学生，一名来自中国，另一名是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学生。两名学生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语环境中长大。两名学生是非犹太裔美国白人，对巴勒斯坦知之甚少。我们从疆界和占领开始，从北美原住民关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框架开始。

我们交流了关于疆界的故事。我讲了一个：

置身其中

我和我的学生们谈起这次遭遇：虽然飞机旅行和过境看似特殊，但它们反映了我在日常这个层面上目睹的事。但什么是日常呢？没有占领就没有生活。没有检查站就没有文化。然而，巴勒斯坦人和所有人一样，并不完全被压迫和征服所定义：他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有与之相伴的暴力。在课堂上，我努力寻求这种平衡。

伯利恒的围墙，位于阿伊达难民营外。作者摄

我讲述了更多的故事：

东耶路撒冷的一间巴勒斯坦人住宅，已被以色列定居者占为己有。作者摄

希伯伦的街道。作者摄

希伯伦检查站。作者摄

我向学生们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明白，在一个他们从来不曾设想过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他们置身于我所看到的巴勒斯坦，而不是大多数美国媒体所报道的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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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把这一切带回课堂。几年前，在我的文化人类学导论课上，有个学生每天都在和我争论巴勒斯坦问题，他引用了以色列国家伪造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美国人中流传的经典说法，意图将有悖于自由民主的美好幻想的族裔民族主义合法化。

最后，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能和你进行这样的对话，但除非你承认巴勒斯坦人也是人，否则我们的对话就不能继续。”他做不到，于是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巴勒斯坦。我只能希望我的挑衅继续困扰着他。或者说，我的挑衅改变了他。

因此，我无比感激我的六位勇敢的学生，他们每周两次来到我的课堂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他们通过新闻报道了解针对伊尔汗·奥马尔（译注：索马里裔民主党前议员，因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政策和军事行动而被众议院批评，并被以色列宣布禁止入境）的攻击，他们观看关于占领区基础设施的纪录片，努力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寻求他们眼中的真相。教授 "巴勒斯坦人类学"是一次使人谦卑的经历。学生们经常问我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不断遇到自己不清楚的事：我无法勾勒出某个十年的历史轮廓，我很难跳脱出纯粹的情感去得出一个论点。在这些日子里，我多希望自己能回到理论之中，回到遥远的文本之中。

但这也是一堂关于教学法和专业性的基进课程，它让我们得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暴力问题。我先前的作品是关于孟买的衰败和暴力地景，在这部作品中，我思考了纺织厂工人面临流离失所和重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即使这种流离失所与重新建设就脱胎于这座城市的此刻。哪些故事因基础设施的转变和现代性话语而变得不可见？现在，我又该如何将这些构思和讲故事的工具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呢？这是一个仅仅因为我说出了巴勒斯坦这个词，我的追问就会引起反弹的地方。

有人告诉我，我的课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多数学生避而远之，有些学生试图取消这门课，认为我会宣扬反犹主义。去年，当我邀请一位朋友兼同事——一位研究和平与冲突的巴勒斯坦学者——来校演讲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反弹。坦率地说，我所在的校园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不符合以色列国家霸权的叙事，以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的表述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3]

虽然我知道自己正走在一个令人不安的领域，但我仍然无法表达自己的缺失感：是对地区研究的矛盾承诺？还是对将巴勒斯坦引入课堂的普遍恐惧（考虑到在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和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学者们所经历的反弹抵制，这种恐惧是合理的）？经过十多年在印度的田野工作，我不仅习惯于了解事物（或至少比我的学生了解得更多），而且习惯了去寻找复杂性，找出矛盾所在。我的目标是鼓励学生们用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世界。然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好像在反其道而行。我要求他们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然后把它简单化。你所知道的东西是确切的吗，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放弃了我原本认为需要遵循的不成文的教学手册。在我的课上，我们只是在寻找人性而已。也许，这是我七年来第一次真正开始教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