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姐：51岁，我颠覆了过去的人生
微澜
志愿者
参加微澜图书管理员义工工作已有两个月之久了，这是退休后的第一份义工工作，同时也是人生中第一份具有社会意义的义工工作。
穿上微澜的工服，责任感油然而生，它不仅代表我是微澜志愿者，还代表着服务的精神，助人为快乐之本，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广州红姐 2019.7
广州微澜1馆馆员志愿者
1
「可以颠覆过去的人生」
番禺到天河，地铁倒公交，红姐一个来回要三小时。
步履匆匆的年轻工友们涌入车厢；车窗外，晨光熹微，一排排握手楼呼啸着飞过。
红姐的目的地，是棠下两所流动儿童学校的公益图书馆。作为图书管理员，每周去图书馆服务两到三天，已成为她如今生活中最雷打不动的一部分；然而就在一年多前，她还是一家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者，「一天到晚对着数字」，没见过城中村的孩子，「08年雪灾，几十万人滞留在车站的时候，才突然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还不回去过年」。
去往棠福学校的必经之路（摄影：微澜志愿者）
50岁退休，广州红姐一开始「有些空虚」。其它几家外贸企业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返聘继续做财务，可她都一一婉拒了。她说，即使从事财务三十年，业务上早已熟门熟路，可常常变化的政策、频频来查账的公安与税务部门，依然令她「压力非常大」，甚至有时「很反感」；退休之后，她「很想脱离自己原来生活工作的地方」，「选择重新开始」。
红姐的女儿毕业后从事演出行业工作；与常常在朋友圈屏蔽父母的90后同龄人不同，她与红姐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得知母亲的愿望，她告诉红姐「可以去做志愿者」，并向其推荐了广东省志愿者平台「i志愿」。打开平台主页，红姐「一个一个了解（这些志愿者团队）可以做什么」，是不是符合她对自己未来项目的设想——她大笑着谦称自己「文化不够」，而「有学校就有文化的氛围」；来到微澜图书馆，在学校里做志愿者，「是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在自己喜爱的氛围中，帮助他人、提升自己。
微澜图书馆的运营方新公民计划（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是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公益机构，自2007年起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议题的工作，是这个领域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公益机构之一。微澜图书馆是新公民计划的核心行动倡导项目，通过志愿者的自组织力量，令图书馆在流动儿童身边「稳定、 专业、持续」地开放；2019年，微澜图书馆39座分馆藏书共计384895册，读者27612人，全年开馆2544天次，借书207628册次。
「但我自己，工作了三十年，做一样的工作，（做微澜志愿者）可以颠覆过去的人生，」回想起2019年4月成为微澜志愿者的决定，红姐说，「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是蛮好的，是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你50岁，人生一个重新的开始。」
棠福学校的孩子们（摄影：微澜志愿者）
2
「都是成本和减少的利润」
红姐做志愿者的地方棠下，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也是俗称中的「三不管」地带。经适房、拆迁户的安置区混杂着未拆完的城中村，雨季里的泥泞道路吸饱了嘈杂的声音；可对于千千万万来到广州谋生追梦的第一代打工者而言，这里是数十年辛酸苦辣的寄存之地。
「15年前，带着600块来广东，」红姐讲起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湖北朋友；他大学毕业后在棠下修理摩托车，后来摩托修理的工作不好做了，还卖过桶装水。朋友说，棠下以前是村庄，很多人都是第一代打工者，现在孩子都好大了；棠下还据说有3000多个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兴起后，也正由「出租车村」变身为「滴滴村」。在50来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挤挤挨挨15年，如今他终于买房离开，「好像去了有冷气房的地方当蓝领」。
这些年来，棠下愈发热闹，商铺如春笋般簌簌长起来。如红姐的朋友当年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拼命扎根，一间出租屋「从一个人住成了五个人」：「虽然我们五个人挤在这不足40平米里面，但是谁也不想说（离开），不想孩子们留在家做留守儿童。」
留守变成流动，出租屋里添了一份珍贵陪伴，也增了一座教育大山。2018年5月的「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承政向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郑蕙校长提问：广州市率先推出「租购同权」，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这一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流动儿童的入学状况？郑校长表示，「租」其实还是在「购」后面，非第一类地段生仍旧难以进入公立学校；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流管处科长李萍也补充，由于「公办学位特别是高质量学位不足」，「租购同权」政策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实际作用有限。
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暨南大学官网）
打开打工子女学校的花名册，红姐看到2000多个名字。大多数是城中村工友的孩子；也有一些本身家庭条件还可以，但因为户籍问题无法入读公立学校；还有一少部分孩子有特殊状况，也许是其他学校不接纳被送到这里，「家长带过来，就能看出孩子很皮」。
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此前在红姐的印象里都是「贵族学校，一年学费十几万的那种」。而微澜广州1馆和2馆给她印象带来的颠覆，远不止学费高低。带着「向往文化氛围」的初心来到图书馆，红姐满心希望能和学校的老师多多交流，了解他们的教育理念；可在日复一日的志愿者工作中，她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民办打工子女学校的老师比公办的老师压力大很多，」红姐观察道，「每一个人都要当成好几个人来用。」微澜广州1馆同时也是部分老师的办公区；上课期间，没有学生来借书，红姐会一边整理修补图书「给自己找事做」，一边默默关注这些老师们的工作状态。比如莫老师，她自己有课要上，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招生、完成教育局（上级部门）下来的各种考核。还有「冷冷的」校医沈老师，她除了给学生看病、处理伤口，还要帮着学校修理复印机、整理上报各种材料，「都没有见她停下来过」；沈老师「很少和人聊天，就是真想和她聊，也聊不起来」。
微澜广州1馆的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借书（摄影：微澜志愿者）
出于多年的财务职业敏感，红姐习惯性地算了一笔账。「（民办）学校像企业一样经营，」而除了中层管理岗位外，老师的流动性也较大，「一个学期，还没有认识完老师，新的老师又来了。」这样一来，图书馆要运营，需要管理员和图书的更新，对学校而言，每一项「都是成本和减少的利润」。
「企业」、「成本」、「利润」，这些词就这样与活生生的孩子们联系起来。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谢建社教授在《广州城中村流动儿童阅读环境现状及其对策研究》中提出，流动儿童已成为被「阅读边缘化」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其于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调研的7个城中村948名广州流动儿童中，超过71.5%的孩子们认为自己所在社区阅读环境仍有改进或完善空间。「但阅读是孩子们接触到一个新的世界的机会；」红姐说，「对这些孩子，更加重要。」
微澜图书馆挤满了孩子（摄影：微澜志愿者）
3
「我现在的主业是微澜」
「很典型的广州土著，务实，肯干，很容易沟通，」这是微澜广州执行部运营负责人岳磊明对红姐的第一印象，「而且身材管理太好了，据说常年坚持游泳。」
2019年4月刚刚成为微澜志愿者时，红姐坦言自己觉得「有点懵」，以为就是「借书还书，挺简单的」；可服务的次数多了，她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更深入。比如，图书坏掉了，应该怎么办？如果单纯只用胶水蘸一下，再翻胶水又开了，「孩子看到这种情况就也不爱惜书」。为了让孩子们更加爱惜书，红姐就从学修书做起。怎么做可以把图书修补得好一些、牢固一些？红姐逐渐用熟了图书馆的大订书器。有些书太厚了，图书馆的大订书器也不管用，她还去问学校财务借用线装工具，财务没有，又去别处找。疫情期间，微澜图书馆没有开馆，红姐又到处打听其它大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想去学习如何修补图书。
「孩子们有时候也会看诗词的书，我就想着也可以提升一下；」怀揣着这样的想法，红姐又报名了老年大学，「学一些诗词歌赋」，争取以后能写更好的诗歌和长篇文章。最近，红姐又主动上网关注一些儿童心理与教育内容，学习相关课程视频，「比如孩子1~3岁、4~6岁该怎么教育、青春期要怎么聊天交流、孩子打游戏该怎么去处理」，再结合自己和女儿交流的经验做总结，「下次在图书馆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知道要怎么做；通过这些了解和学习，也会更有能力去了解成长经历与家庭背景对孩子的影响。」红姐说，自己是做了微澜之后，才开始学习这些东西，「所以也不想把志愿者说得很伟大，它也在帮助我自己。」
微澜图书馆的志愿者们在交流工作（摄影：微澜志愿者）
微澜图书馆有一本纸质的工作笔记，志愿者们每天结束值班，都会在上面仔细记下一天的工作内容。可红姐的工作笔记，不是一份，而是两份。回家之后，红姐会再做一份给自己看的笔记，写写自己的感受，复盘一天工作中与孩子相处、应对突发情况等方面的问题：「把一天工作回放一下，就会发现当时做得（哪里）不好，下次应该怎么做，」红姐说这是自己把「（退休前）工作中的习惯和方法延伸过来」，「这是我自己加入的工作，一定要做整理的。」
红姐的笔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令她「很愧疚」的事。2019秋季学期的一个上午课间，初三年级正在进行模拟考试，校园也比往日更加安静。红姐正在图书馆门口扫码还书，一抬眼就发现一个男孩，衣服里塞着一本书，封面的一半露在衣服外；那是一本漫画，叫《皮皮历险记》。
红姐用锐利的眼神看着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要拿走这个书，为什么不经过同意？」男孩脸都变白了，手也在颤抖；可不管她怎么问，都一直不讲话。
一直僵持到上课铃响后，红姐也没办法，只能让男孩下课再找她，嘱咐他午休再来。她又悄悄将此事告诉了身旁的莫老师，莫老师说她会和男孩的班主任聊。男孩午休时回来，依然是怎么问都问不出原因，只是把书默默放回到了书架上。
「我当时太愤怒了，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学期末，这些书都是很抢手的书，可能他平时借不到，学期末终于有人还了，可又只还不借，他就只好这样悄悄拿走读完，再悄悄还回来。」何卫红反思道，她「以前工作中遇到问题怼惯了」，这次也完全用了这种模式对待孩子，下意识地认定孩子不是因爱书心切而跳过借书手续、而是在随便「偷」书；和莫老师说的时候，也没想到他可能因此被班主任责备，扣上「偷书」的帽子。「后来我很担心，莫老师那么忙，没法详细追踪孩子的信息、问班主任要反馈；班主任也可能会当众批评他，伤害他的自尊。」
「要是这个孩子下学期开馆时还在，我会主动和他道歉，聊这件事情的；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一个孩子培养自信很难，但很容易被伤害。」
边走边捧着心爱的书（摄影:微澜志愿者）
红姐将微澜视为自己的「主业」，也曾和很多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推荐微澜。一开始，朋友们「他们会说我很伟大，但是没有人来做。」疫情期间，红姐开始和朋友们分享自己这些经历和感受，朋友们渐渐受到触动：「我有一个同学，还没有退休，听我分享了这件事情之后，她希望自己退休以后去做图书管理员，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另外一个朋友，之前是学设计的，退休后帮助社区做一些建筑恢复，她听我分享后也对教育有了一种兴趣。这是我带给她们的影响和改变。」
4
「一个独立的环境很重要」
红姐同时服务于微澜广州1馆和2馆。1馆没有独立空间，图书馆还兼任老师们的「电脑室+办公室+打印复印室」，老师不在时一般不开灯；各类资料摇摇晃晃摞得高高，挡住孩子们通往部分书架的道路；孩子们找书看书，又暗又绕又不安全，遇到老师也会「不自然」。2馆的独立空间倒是有，可只能高居楼梯房六层，课间借书还书，都需要在10分钟内气喘吁吁地跑上来。
开馆日则是更大的挑战。目前，两家分馆只能维持每周两天的开馆日，其中一天归相对稳定的社会志愿者，另一天归需要志愿时长的大学生，后者流动性较大。馆长岳磊明坦言，对于怎样给孩子们办活动、引导阅读兴趣、回应情感需求，包括她与红姐在内的志愿者们都有很多设想，可现实却「总是盯着一个个开馆日如履薄冰，没有机会去深入思考」。
红姐感慨道，「一个独立的环境很重要」。物理上的独立环境，是一个独立安静的图书馆空间，每周五天持续稳定开放，「完全属于孩子」；精神上的独立环境，是一个人数更多更稳定的图书馆运营团队，有余力筹备更多征文活动、绘本课程与科学实验，做更专业细致的阅读推广，回应孩子们更深层次的求知与情感需求。
「后来我想过，要是学校实在没有富余的房间，只要能提供空地，我们找到社会资助，就可以用集装箱或者简易房子盖图书馆；装上冷气，有更多志愿者，孩子们也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一本本书等待着孩子（摄影：微澜志愿者）
2020年6月，微澜图书馆推出了馆东计划；广州1馆是第一批开通的分馆月捐的分馆，月捐人可以成为分馆馆东，馆东就像股东一样，既可以投入资金帮助分馆发展，也可以通过馆东大会选举的理事会，直接参与一家图书馆的各项事务。馆东计划启动后，在北京的微澜总馆，通过微澜社区，也同步为广州各主办分馆招募社会志愿者，打破广州i志愿单一的志愿者招募模式，为广州分馆补充志愿者值班人力资源的不足。
2020年8月，广州1馆符合馆东大会条件，召开馆东大会并且成立了分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已经投入了分馆的运营工作。图书馆开馆前整理工作中，红姐也有机会把她长期以来值班过程中的各种体会和构想在交流会上说出来。目前，馆东已经为广州1分馆募集到资金5285.7元，这些资金将由理事会负责分配使用，用于分馆各项事务，理事会对馆东负责。
开学之前，红姐甚至没有安排自己的旅行计划，静等开馆。直到和学校联络完，理事会确认好开馆时间，红姐才安心的去旅行，然后赶在开馆前回来。
9月23日，红姐重新走上图书管理员的岗位，服务孩子们。
本文采写：木田 廖细雄 翟津 肇雅楠 陈思萌 七茗 贺静漪
编辑：木田 廖细雄
理事会给图书馆购买了新书并和馆员志愿者一起布置了环境（摄影:微澜志愿者）
截至目前，微澜为7家分馆开通了月捐，招募馆东；开通的7家分馆包括广州的两所微澜主办分馆广州2馆和16馆，分馆也同步开启了工作日的长期志愿者招募，规避i志愿者每次开馆临时招募的限制；如招募到开馆条件所需要的长期志愿者数量，图书馆就可以正式开馆；招募到足够月捐馆东和月捐额，两个分馆也将召开馆东大会，选出分馆理事会，更好的帮助分馆开馆以及运营。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或文末二维码加入我们。
工作日无法脱身的朋友，也可通过自定金额的月捐方式成为广州2馆和16馆馆东，为广州各所图书馆添砖加瓦；结识红姐这样认真有爱的志愿者朋友；不必等到退休，就可以在公益行动中颠覆过去，开启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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