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2016年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评

历史真有趣 2022-07-20

2016年中国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继续稳步推进。“纪念”与“总结”是本年度学界的关键词。纪念胡如雷、岑仲勉、汪篯等先生诞辰的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唐长孺诗词集》(王素笺注，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体现了学界对唐史研究先贤的追念与敬仰。与此同时，唐史学界耆宿将一生的研究精品结集，如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厦门大学出版社)、郑学檬《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与黎虎《先秦汉唐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先后问世，既是史学前辈的学术总结，亦是引领后辈学人继续前进的方向标。
近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日渐增多，本年度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唐史研究的三大刊物，《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唐史论丛》第22、23辑(三秦出版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年度《唐研究》的主题是“从高昌到奈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彰显了唐史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辑的《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中展示两大唐史科研阵地的学术实力。作为青年学者交流阵地的“中古史前沿论坛”也推出了《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此外，黄留珠、贾二強主编《长安学研究》(中华书局)于本年度创刊，设有长安学探讨、汉唐长安研究、中外历史专题研究及评述等栏目，为长安学的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唐史学会重要资料库的《中国唐史学会会刊》推出了第35期，该刊虽非正式出版物，却在学界享有盛誉，是了解本年度唐史研究概况的重要知识载体。
除去各种专题性质的学术研讨会之外，首都师范大学“史学沙龙”、南开大学“中古社会史研究班”、武汉大学“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读书班”、兰州大学“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历史研读班”以及西安地区的各种沙龙与研究班等由中青年学者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唐史研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鲜动力。
此外，域外的唐史研究佳作亦陆续在本年度得到译介，杜希德(DenisTwitchett)《唐代财政》(丁俊译，中西书局)、姜士彬(DavidG.Johnson)《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译，中西书局)以及作为哈佛中国史之一种的陆威仪(MarkEdward Lewis)《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张晓东等译，中信出版社)亦陆续出版。杨一凡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中华书局)全四卷出版，其中的魏晋隋唐卷，精选仁井田陞、牧野巽、滋贺秀三、堀敏一、八重津洋平、奥村郁三、内藤乾吉、冈野诚、坂上康俊、爱宕元、池田温、辻正博等日本学者关于《唐律疏议》、《唐六典》、唐代律令格式及敦煌判集的研究成果。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之一种问世，该书收录了内藤18篇演讲稿，其中《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对于中古史而言，其意义毋庸赘言。译者对该文进行了重译，在内容上亦对黄约瑟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收录)进行了若干的订正。域外唐史研究译著数量的持续增长，反映出我们唐史研究的全球化诉求日趋强化的趋势。
在上述学术大背景下，本年度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其中，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制度史的动态展现与新材料的启发、新政治史的建构、基于传世文献的经济史新探以及社会史研究再出发5个方面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话题。
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石刻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是唐史研究的两大新材料库，本年度对石刻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依然在新材料的利用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一些隋唐五代墓志资料陆续得到刊布，如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与胡戟编著《珍稀墓志百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戴建兵主编《隆尧碑志辑要》(天津人民出版社)收录河北隆尧地区隋唐碑志15种，其中《唐光业寺碑》碑阴、碑侧录文的公布对研究唐代基层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墓志汇编类书籍，其所刊布墓志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个人收藏，亦有购买所得，甚至有的来源不明，我们并不是对一切来源不明的墓志均持否认态度，但学者在利用这类墓志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时还需审慎。鉴于此，在考古类期刊的考古报告中公布的隋唐五代墓志的拓片和录文，倒是应当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本年度这类墓志的刊布亦不在少数，在此不再赘举。除了墓志，广州南汉大宝三年墓中出土的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是经正式考古发掘的第一方五代南汉时期买地券，对研究南汉的社会面貌、葬俗、民间信仰以及买地券的流变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易西兵《广州出土五代南汉刘氏二十四娘买地券考》，《东南文化》第3期)。
在石刻文献的研究方面，陈尚君将多年关于唐代石刻研究的文章汇成《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书，其中既有据石刻对文史的考证，亦有关于石刻文献研究意义的宏论，兼及书序、书评及综述。周晓薇《系日山房丛稿》(科学出版社)亦是作者的论文结集，收录了数篇作者多年研习隋唐墓志的研究成果。二位学者在石刻资料的研究阵地中耕耘有年，其论文集的出版当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此外，学界对于传世文献中的石刻材料总体上利用不够，本年亦有学者对这类材料有所关注和利用。拜根兴《唐泾原节度使刘昌纪功碑考述——兼论唐代纪功碑功能的演变》(《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关注传世文献中记载的纪功碑材料，考察了唐前后期纪功碑撰写意旨、作者、内容、性质，以及功能的演变。孙昌武《唐岭南节度使马总为禅宗六祖慧能竖碑事》(《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亦以传世文献记载的碑刻文字为核心材料，探讨马总请柳州刺史柳宗元撰写《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背后的故事，进而揭示马总立碑一事与唐代岭南佛教的关联。传世文献中的石刻材料当为今后石刻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相较于石刻材料的发现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由于“基本发现”的任务已经完成，近来的相关工作则是“重新发现”与“再研究”。陈丽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契约文书汇录(二)》(《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发现除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的辑录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亦新刊了数十件敦煌契约文书图版，作者辑录了这些文书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述评。从本年度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唐研究》第22卷以及《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题性期刊所收录的文章来看，除去对旧有残片的缀合研究之外，论题还涉及佛经、道经、经学、文学、图像、造像，而具体到隋唐五代史研究，则包括马政、法制、官制、归义军史、医药、日常生活等问题的新探。但从总体上看，相对于石刻资料，敦煌吐鲁番文献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推动明显要略逊一筹。因此，如何突破这类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制度史的动态展现与新材料的启发。本年度的制度史研究在官制、礼制与法制史研究方面特色突出，研究路径主要有二，即动态的展现与新材料的启发。
刘后滨《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政务运行角度研究唐代的选官制度，具体分析了官员选任各个环节及其产生的政务文书的具体形态，以及依托于政务文书的裁决机制，揭示了唐宋间官员选任制度变化的基本线索。张雨《大理寺与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转型》(《中国史研究》第4期)则以唐代刑部和大理寺在唐前、后期司法政务处理程序中的作用及变化为核心，试图从一个动态的机制运作中探讨唐代司法体制前后期的区别与联系。除了基于传世文献进行的动态考察，官制史研究亦从石刻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得到启发。李锦绣《唐代的翻书译语直官：从史诃耽墓志谈起》(《晋阳学刊》第5期)利用1986年出土于宁夏固原南郊的《史诃耽墓志》探讨唐代翻书译语直官的相关问题。刘后滨《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唐代地方官府政务运行——以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文书为中心》(《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对藏于日本和辽宁的吐鲁番出土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处理府兵番替事务的一组政务文书进行整理分析，将唐代地方官府实际处理政务过程中产生的文书分为案由文书、行判文书和送付文书三种文书流程中的环节性形态。雷闻《隋唐的乡官与老人——从大谷文书4026<唐西州老人、乡官名簿>说起》(《唐研究》第22卷)以大谷文书为核心材料，探讨“乡官”与“老人”在隋唐基层社会运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刘子凡《唐代使职借印考——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关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官印，对文书中出现的使职借用官印现象进行考察，揭示了看似程式化的制度规定背后隐藏的活的历史；他的《杏雨书屋藏唐蒲昌府文书研究》(《唐研究》第22卷)指出近年来在日本杏雨书屋羽田亨旧藏的两件唐代西州蒲昌府文书中隐藏的历史面相，认为其中记载的统押所及统押官、都巡官为进一步了解唐代折冲府运行的实态提供了珍贵材料。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唐研究》第22卷)则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书，揭示出唐代前期奏事制度变迁的复杂面相，并指出“一切皆申尚书省”的奏抄所承担的政务逐渐向奏状转移的历史变化。
吴丽娱将礼制的变化置于政治史的时空下，讨论了《显庆礼》及其后两次格法的制作与高宗朝政治的关系以及礼法的对立对武则天权力扩张的影响，并对龙朔二年关于嫡继母改嫁服制的争议与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的“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之间的关联与意义作了政治史的解读(《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第1辑；《唐高宗龙朔二年服制争端的再解读》，《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王博《唐代讲武礼实施背景新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在详细梳理唐代历次“皇帝讲武”实例的基础上，探讨该行为的实施背景。限于史料，礼制史的探讨对新材料的利用依然不甚充分，仍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要材料，研究路径重在揭示制度的动态变迁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自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被发现以来，学界对于其所载宋令及不行用之唐令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研究热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的《天圣令》读书班，在北京地区唐宋史专业师生的坚持下，数年如一日进行着基础性的令文译注工作，在本年度继续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天圣令·医疾令》译注稿与《天圣令·假宁令》译注稿(《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0辑)。黄正建《唐代“官文书”辨析——以<唐律疏议>为基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3辑)围绕《唐律疏议》对唐代官文书的定义与种类进行的辨析及《唐玄宗时的律令修定——律令格式编年考证之四》(《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对唐玄宗时代律令修订史料的编年考证，显示出传世文献对于唐代法制史研究依然具有充足动力。本年度，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铭刻文献所见古代法律和社会”学术研讨会，旨在推动石刻资料与法律史、家族史、中外关系史等论题的有机融合。当前的唐代法制史研究中，对于新材料的利用亦是重要的路径。王庆卫《唐黄君墓志所见天授二年修定律令事发微》(《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0辑)发现了墓志中记载的武则天天授二年修订律令的相关史事，显示出石刻史料对于补史的重要价值。陈烨轩《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法制文书考释——兼论唐律在西州诉讼和断狱中的运用》(《唐研究》第22卷)通过考察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中的唐律、律疏写本残片，论证在西州，由唐令所构建、由唐律所维护的一整套诉讼和断狱模式，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得到了贯彻。赵晶《从“违令罪”看唐代律令关系》(《政法论坛》第4期)指出，如果能够将唐令复原作为一种研究路径，而非一种研究领域，通过这一路径，进而讨论唐朝与日本之间令的区别、唐宋令的流变及法源关系，或许唐令复原之路会走得更远。可见，时至今日，唐令复原的工作亦需要注意具体的时空因素、人的要素及其文本叙述流传，从法律史的阵地走向历史学视野下的法律与人的历史。当然，在作者看来，新时期的中古法制史研究，虽要在研究中自觉地意识到对文本的解读，但不可着意标举诸如“历史书写”的研究取径(《谫论中古法制史研究中的“历史书写”取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4期)。
新政治史的建构。本年度，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国际会议”，主题是“中古新政治史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鲜面貌。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展现了一种复合形态下的唐后期五代新政治史形象。该书由多篇独立论文构成，以唐后期皇权政治的特殊性与政治文化精英作为探讨的核心议题，在制度史、文化史、心态史等多维视角下，试图为唐五代的转型提供一种区别于以往“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认识新模式。吕博《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历史研究》第4期)则另辟蹊径，通过“服饰史”的视角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认为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可以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孙英刚《中古佛教与隋唐政治关系研究随札》(《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认为以往中古政治史的研究，或多或少地视佛教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忽视了其作为政治学说和社会理论的一面。作者从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不同书写、教派与僧团划分的政治背景、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属性三方面揭示佛教文献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星变为切入点，以史传占验为核心，从政治和祭祀礼仪两方面讨论星占，重点考察星占对唐五代帝王政治的特别影响。张达志《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以仅见于唐代的溵州作为研究个案，试图在政治地理的框架下对溵州的废置以及原因进行考察，可以说是政治史视野下的历史地理研究。本年度，第十二届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召开，反映出学界对武则天的关注热度依然不减。而对于以往的武则天研究，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认为从性别史、社会史、制度史视角对武则天称帝进行的考察，均无法完全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认为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研究路径可谓人物研究的政治史范式。区别于原先以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史研究模式，尝试通过一种复合性的取径对历史上的政治现象进行重新认识，虽然研究的终极目标依然是政治话题，但切入点却可以是全方位、多视角的，这也许就是所谓“新政治史”追求的研究范式。
基于传世文献的经济史新探。宁欣《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历史研究》第4期)对继两税法之后，德宗朝出台的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进行了研究，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趋势。刘玉峰《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若干变化——土地私有与国家基层政治体制的重建》(《文史哲》第3期)分析了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变化趋势。张亦冰《唐宋乡村户等版籍演进新议》(《史学月刊》第12期)梳理了自唐前期至北宋官府划分户等的方式与相关版籍的演进过程。叶炜《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从韩愈、元稹两篇文章的系年问题谈起》(《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从议状格式着眼，重新探讨韩愈《钱重物轻状》和元稹《钱重物轻议》二文的系年问题，论证这两篇文章为元和七年议之议状，进而探讨元和七年议与唐代货币政策的调整，颇具新意。张天虹《唐长安的林木种植经济——从“窦乂种榆”说起》(《河北学刊》第1期)则基于《太平广记·窦乂传》探讨唐代长安的林木经济。可见，本年度唐代经济史研究依然在对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上新见迭出。此外，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利用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赵贞《唐代差科簿所见“不济户”略考》(《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对学界关注较少的S.543《唐大历年代沙州敦煌县差科簿》所见“不济户”进行考察，揭示唐代中后期户等制度的重要变化。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入藏十余件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其中一件的内容是交河县要求盐城民众在指定日期接受县令貌阅的帖文，年代为唐开元时期。张荣强、张慧芬《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文物》第6期)根据吐鲁番文书定名原则，将该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城为令入乡巡貌事》，认为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有关唐代貌阅的官方文书。
社会史研究再出发。本年度，在南开大学举行了“第三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主题是“中古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受史料的局限，中古社会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并没有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当前，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引入，无疑对中古史的重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年度社会史的热词是“日常生活”。在唐代社会史研究方面，黄正建将其20余年来有关唐代社会生活史文章结集成《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下文简称《走进日常》)一书，旨在通过衣食住行的个案考察并结合理论反思，建立一种新的由“物”到“人”的生活史研究范式。虽然如何突破“衣食住行”的分别讨论而转向“日常生活”的综合研究还是中古史学者面临的课题(李丹婕书评《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唐研究》第22卷)，但《走进日常》一书毕竟为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在操作层面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推动相关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说到“日常生活”与由“物”到“人”，夏炎《“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亦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重点关注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的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这种行为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作者虽然关注的是“物”，但其学术追求却并不在物本身，而是“由物到人而及社会”。周尚兵《P.3723鲁地礼物清单所示唐代山东社会生产》(《敦煌研究》第4期)亦关注到了礼物，利用学界关注不多的P.3723《记室备要》下卷送物书状所列76种鲁地送礼物品清单，并将其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唐代土贡相结合，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唐代鲁地的物产格局，进一步指出唐代齐鲁地区下层百姓的社会生产状况。李志生《“立塔写经”与“内外之际”：唐代妇女的佛教功德活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下)围绕唐代妇女的佛教功德活动展开考察，涉及雇人写经、造像、建幢、开窟、立寺、立塔等行为。作者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出发，认为较之诵经、持斋、烧香、礼拜等日常基本修行，这些活动所展现的性别意义更加突出，所带有的时代特点更为明显。徐畅《唐代京畿乡村小农家庭经济生活考索》(《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则将视角下移至小农阶层的日常生活，以《四时纂要》及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为文本基础，建构了一户标准的小农家庭模型。同样是对人的关注，万晋《城居的日常：唐代城市日常生活相关研究述评——兼论在城市史研究中探讨日常生活的路径》(《河北学刊》第1期)提出了通过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路径拓展唐代城市史研究的构想，指出要从“人”的日常生活开始，重构活生生的古代城市史。吴羽《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中国史研究》第2期)以“罡”、“魁”、“建”、“破”、“复”诸日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书、敦煌吐鲁番所出历日、《地理新书》、《茔原总录》等为核心史料，观察唐宋时期人们日常生活葬事择吉避忌常识变化的趋势。
基于墓志资料而进行的家族史研究依然继续，杜文玉《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系考》(《唐史论丛》第22辑)关注学界研究薄弱的宦官家族史研究。王其祎、周晓薇《安阳出土隋代索氏家族五兄弟墓志集释》(《唐史论丛》第23辑)依据隋代出土墓志对索氏家族的研究丰富了相关家族史的历史形象。李浩《唐代士族转型的新案例——以赵郡李氏汉中房支三方墓志铭为重点的阐释》(《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则结合新发现的《李百药墓志》及相关家族成员墓志，考察赵郡李氏汉中房丧葬地的改变。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就目前而言，中古社会史研究从整体上依然处于边缘地位。扭转这一局面，既需要学界提高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建构一种崭新的适合隋唐五代社会史研究特色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
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而言，有限的资料与无限的建构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亦是该时段研究的突出特色。如欲在前辈学者厚重的学术积累之上继续前进一步，资料更新与视角转换，恐怕是最主要的两条路径了。而若要在视角转换上出新出彩，就不能忽视对于史料利用的创新。石刻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利用始终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本年度的研究亦充分注意到了传世文献的重要性，其价值亦应当被持续挖掘。荣新江《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抓住基本的、核心的史料，其次才是新史料的利用。就目前而言，隋唐史研究的新史料，主要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新史料的价值是传统史料所烘托出来的，只有熟悉了传统史料的优点和不足，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涵，才能发现新史料的价值。由此，我们认为，尽管出土文献层出不穷，但传世文献始终应作为唐史研究的首要资料。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第2期)关于虞弘族属及其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区别于以往关注图像的研究路径，而是从汉文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便体现出传世文献的研究价值。
除去文本分析，图像资料的运用亦在近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本年度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江浙沪美术考古青年沙龙”第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壁画专题”，其中，“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宋壁画墓之比较”突出了图像史学的话题。史忠平《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莫高窟唐代壁画、绢画、麻布画及纸画中的观音画像为样本，结合宗教、历史等学科，进行图像背后的历史探究。韩香《中古胡人驯狮现象与唐五方狮子舞——以图像学的视角为中心》(《唐研究》第22卷)重点探讨了考古图像中的胡人驯狮问题。刘可维《敦煌本<十王图>所见刑具刑罚考——以唐宋<狱官令>为基础史料》(《文史》第3辑)对敦煌本《十王图》中的图像资料进行考察，结合唐宋《狱官令》的相关规定对图像中所见刑具及刑罚进行考证。张惠明《公元八至九世纪敦煌壁画“文殊及侍从图”中佛教节日主题元素》(《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亦是通过图像结合文献的路径，探讨相关课题。但作者论证的落脚点是试图揭示《文殊及侍从图》中的佛教节日主题元素，进而阐释其象征性含义，认为这些构图中的绘画形象，很有可能都是敦煌本地画工在节日场景的启发下的一种艺术创造和表现。这应是历史学者利用图像史料时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
在注重文本、图像分析的同时，将考古与历史学有机结合的尝试也逐渐应用到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之中，我们可以将这一研究方法称之为“历史现场的回归”。本年度，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类型·空间·作品：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学术会议上，吴桂兵指出中古墓葬从研究的内容应转变为方法，韦正亦围绕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提出了从“归纳”到“解释”的论断。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收录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48篇，内容涉及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与粟特有关的遗址、文物、文献、碑志等相关的考古、历史以及语言学研究。李并成《唐代会州故址及其相关问题考——兼谈对于古代城址考察研究的些许体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确定了唐代会州城故址的地理位置，并指出研究古城遗址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徐龙国《唐长安城太仓位置及相关问题》(《考古》第6期)对于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中段北侧抢救发掘的一处唐代粮仓遗址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西安地区首次发现唐代粮仓遗址，对研究唐代太仓的位置、粮食储存技术、粮食供应保障、漕渠运输系统、禁苑功能以及都城布局等有重要价值。当前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走进考古的历史现场，遗迹、遗物的发现的确可以提供具象的时间与空间感受，对研究不无裨益。
如何获得新的视角，需要学界同仁做出不懈的尝试与努力。综观2016年度的学术创新点，“综合性”或许将是未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在综合性研究方面，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已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模式。而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则考察了唐代在西域设立的三个重要边州伊州、西州、庭州的历史变迁。作者运用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从制度史、政治史、军事史的视角勾勒出三州的兴废历史。从“新政治史”的话题中得到启发，逐渐摆脱单一论题的桎梏，全方位、多视角的综合性的研究模式对于今后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