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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邓广铭：从北大旁听生到北大教授、史学大家
我，邓广铭，于1907年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这县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在清代近270年的时间内，临邑县没有一个进士及第的人，也没有因其有一技之长而闻名于世的人。其文化之落后可见一斑。
我从六岁起进入村塾读书，塾师是一位秀才。那时恰为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也已缓慢地传布到我们那村塾里。但读教科书只是我们的“余事”，正规的读物，却还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之类。我家的一部《凤洲纲鉴》，也被塾师借去阅读，并从中选取一些篇段向我们讲说。我们也曾抄写、阅读和背诵过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文章。到1920年暑假后我考进县城中的高等小学为止，我在村塾中共呆了七年半的时间。在此期内，我备受垫师赞赏，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了了”的学童。
在这七年半的学习生涯中，虽非全无所得，然却只是从高头讲章上、从只会做八股文的塾师的讲解中去理解《四书》《五经》和《纲鉴》、古文等等，实在未免既低，且俗，且陋，怎么也不配称之为启蒙教育。
总结我在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三年的经历，似乎也谈不到有何值得称述的收获。校内只有一位从外县诸来的教员水平稍高，据闻他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一位高材生。他当时居然买了一部《胡适文存》，并把它借与我看。我读过之后，对所谓新文化运动仍感茫然摸不着头脑，然而对其中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则颇感兴趣(因为我读过《诗经》)；另外，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了地位。
1923年夏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在济南虽不算最高学府，但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来看，在当地各校中却是居于首位的。校长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他倡导学生多多阅读上海和北京两地先后创刊的几种报刊杂志，例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代评论》等等，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这时校内高年级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经销北京的北新书局、未名社、朴社和上海的创造社所出版的各种新书。我在进入二年级后也成为这个社的成员，每周三次在课外去服务两小时。这使我得有机会对南北各地所出新书悠意浏览。其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在译品方面则是鲁迅所译日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还有《沉钟》上所载杨晦译出的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的一篇‘导言’；在新印的古籍方面则有顾颉刚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几种《考信录》)。是在这一期间，才使我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崔东壁的几种《考信录》使我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为，而罗曼罗兰一篇短短的《悲多芬传•导言》，也使我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这对我后来的治学道路，即使说不是起了决定性作用，多多少少总还是有一些导向作用的。
整个二十年代，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北洋军阀互相厮杀的时代。不论军阀中的哪一派当权，总都不肯让知识分子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学生，最年长的也不过弱冠或方冠之年，根本也还没有参政议政的要求，原应不会触犯到他们，事实却又不然。因为，他们虽都是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却偏偏都要制定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
当我还未读完前期师范(相当于初中)时，奉系军阀张宗昌取代了直系军阀而成为山东省的统治者。他首先换用清朝末年的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不久便又以“赤化嫌疑”为罪名而撤掉了王祝晨的第一师范校长职务，改用一个头脑冬烘的李某当校长。李某到校后即辞退了一些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改用一些举人秀才之类的乡曲之士，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多有更换。学生们在上课时深感腐臭之气不可耐，1927年秋，我们便举行了全校学生罢课，明确提出驱逐校长和某些教员的口号。教育厅派员到校视察，该员不准学生代表申诉理由，便厉声训斥：“你们的行动，太使督办 (指张宗昌，其名衔为山东军事督办)的脸面难看了。”过了一周，处分宣布了，把每个年级的级长一律开除，迫令其余学生复课。在开除学籍的布告上，我是名列榜首的一人。这时我正在读后期师范(相当于高中)二年级，年20周岁。
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四年半，这时期我竟成了一个醉心于北京大学的人，总希望在师范毕业后能再考入北大读书。被从师范开除之后，我立即陷人走投无路的烦闷之中。1930年秋，我转来北平，一方面在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一方面也插入一家私立中学的毕业班，以求取得一张文凭，便于报考大学。翌年报考北大未被录取，我便考进私立辅仁大学的英语系。
在辅仁读书的一年内，适逢周作人应代理校长沈兼士之遨，到校作六周的学术讲演，我逐讲为之做了详细记录，1932年印行，书名定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此期间我还与英语系二年级的同学萧乾相识，其后一度成为好友。
1932年夏我二次报考北大，被录取进入了史学系这时的北京大学，历经安国大元帅张作霖与他任用的校长刘哲的肆意摧残，又继之以李石曾为首的北平大学的横行吞并之后，于1930年得以重新恢复为拥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独立大学。文学院以胡适为院长，史学系则据闻旧主任朱希祖去职，新主任由傅斯年替代，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钱穆、顾颉刚等人，名家累累，颇极一时之盛。
我读三年级时，与同班傅乐焕、张公量共同为天津《益世报》主编了《读书周刊》(名义上是以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为主编)。读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先生的“传记文学习作”，写成了一本《陈龙川传》，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此传至1943年由重庆的一家出版社印行问世。
我毕业后即留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以一半时间整理所中所藏拓片(与罗尔纲合作〕，另一半时间则帮助钱穆先生整理校点他为讲授中国通史而搜辑的一些资料，亦即后来他所写《国史大纲》的《长编》。在这一年内，我还为向中华教育文化墓金董事会申请编写《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资助费用作准备，写了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琉证>总辨正》，在《国闻周报》刊出，获得陈寅恪、夏承焘、胡适之诸先生的好评，使我申请资助的事得以顺利通过，在1937年4月某日的《申报》上刊出会议的决定，自1937年7月至翌年6月，共资助我1000元整。
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北平即为日寇所占领，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未能确定，故暂定只许正副教探南迁，讲师助教暂留北平或家乡待命。这时沙滩周围的北京大学已被日寇接管，我自不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读书作业，而北平图书馆的经费却因全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拨付。在珍珠港事件前，日美邦交未生变化，故日寇对北图的一切均不干预。我随即转而以北图作为我的研究基地。《辛谱》和《辛词笺注》一年未能完成，我又向基金会申请延长了一年。
北大文科研究所原由胡适先生任所长，北大迁至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先生任所长，并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导师。1937年秋我应北大之召，自天津遵海而南，由沪、港、越南绕道抵昆明，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这大概是因为为我拟定的月薪为150元，高于一般助教之故)。这时文研所设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内，师生合住于一幢三层的小楼内。用餐则师生分在两室。从1939年秋至1940年夏，我得日夕亲陈先生的瞽欬，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他每次上课，我都去旁听，而在每日三餐的饭桌上，更得长闻陈先生的高谈阔论〔大都是属于中国近代史和学术界的一些掌故)。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我到昆明不久，适逢新印出的《辑本宋会要稿》因避免在沪日人的抢购，大量寄往昆明，对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出售，然而也还等于我的全部月薪。傅先生却要我非买不可，遂即买了一部。傅先生总是干方百计要我把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在昆明期间，与我来往最勤的，是一位“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先生。当时我写的一篇《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
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傅先生决定把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他指令我也随同迁徙。因为，当时迁移后方的大学，都未能把图书运往后方，而史语所却把全部图书迁去，书迁往四川，成为后方唯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史语所把图书迁往四川，留在昆明势必无法再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我就于1940年底迁到四川的李庄，但编制仍旧属于北大的文研所。在李庄共呆了二年又半，写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和未能脱稿的《<宋史刑法志>考正》。
1942年春我转往重庆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一个名叫《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暑期内，我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的史地系聘为副教授，担任全校文理两院新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还有专属史地系的几门课程。其时我正好写成一篇《辛稼轩交游考》。遂交《复旦学报》复刊第一期刊出。因此文采摭较广，解决了历来研究辛稼轩者所未能解决的大量问题，给予复旦文史诸系的教授们以深刻印象。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央博物院于1944年秋在重庆举行文物展览，我带领史地系的高年级学生前往参观，曾昭燏先生亲自解说，李济先生又作了总结报告，使学生受益极大。应学生请求，我又请到傅斯年、郭沫若两先生作了学术讲演。这使得史地系的学生对于我与学术界的关系有了良好印象。我在复旦所讲授的中国通史等课程，也受到学生欢迎。基此种种，到1945年我就被提升为教授了。
1944年春，我应重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一本《岳飞》，冬季完稿交卷，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日寇投降后，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未回国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先生约我相见，告诉我：“北大决定请你回史学系教课。”我当即答应。到1946年5月初，他为我买好机票，要我与他相继飞返北平，帮助他办理校长室的一些事务。我于1946年5月7日抵北平，从 8日起，即成为北大校长办公室的一名无聘书、无薪给的兼任秘书。胡适校长于8月到校，我的这一兼职依然未得解除。而且，从这年10月起，天津的《大公报》邀请胡先生为其主编《文史周刊》，我从此又兼任了这一刊物的执行编辑。而在北大于10月中旬正式上课之后，我所担任的课程亦未因此而稍有轻减。
1948年夏，经史学系的系务会议决定。史学系的新生不再必修一年制的《中国通史》，而把原分七段的各种断代史合并为四大段，即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元明清(至1840年之鸦片战争止)史，由学生依次修习。我每年除担任其他系科之一年制中国通史外，每年的上学期即担任隋唐五代宋辽金史之讲授任务。
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51年我参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并从这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近代史研究所合力为天津《大公报》编辑《史学周刊》，我代表北大史学系参与其事。
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燕京之文理学院各系均与北大合并，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原址，史学系改称历史系，由翦伯赞任系主任，周一良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53年《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办《史学》专刊，由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与近代史所合力编辑，我仍参与其事。
1954年因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反革命文艺思想”，学校停课甚久。我于其间把《岳飞》作了大幅度修改，改名《岳飞传》,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30年代内编写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年谱》，也是在1957年首次印行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学校停课几个月搞运动，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因被列入“右派”或“补充右派”而戴上帽子，自此一蹶不振。
1958年我参加了双反运动(后改为拔白旗运动)，历史系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我这面白旗。结局是宣布不许我再上课。
这样那样的运动虽相连不断，但《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迄未停止。而且，从1955年以后，即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编辑之责了。专刊的领导仍为范文澜、翦伯赞二人，而执行编辑则为我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实际上以我为此四人小组的组长。1959年自郭沫若、翦伯赞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开始，在《史学》上引起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一场讨论，影响及于全国。后因陈伯达的干预而中止。
1960—1961年，我参加了周扬领导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各次讨论会，翦伯赞在会上接受了编写《中国史纲要》的任务。其后我即以全力编写该书的宋辽金史部分， 1962年初，于苏州南林饭店进行讨论，是年冬，《纲要》之宋辽金与元明清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我又恢复了为学生讲课的资格。这年10月，因在《史学》上刊出了孙达人批到“让步政策”的文章，继而引起了一场讨论。我与诸编辑原皆倾向于赞成让步政策论，但报社中人士却闻悉领导的意图，是要否定让步政策说。这场讨论并未持续太久。
自1964年秋到1965年夏，我与一些同事下乡到顺义县天竺公社的楼台村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 运动。65年秋，因姚文元在上海报纸上刊出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遂在京沪各地逐步开展了批吴晗的运动。我完全不知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虽也写了批判文章，但调门很低。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了“陆平、宋硕、彭珮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的大字报，于6月1日经《人民日报》转载，遂又把对吴晗的批判拓展为一场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以后，全国的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我则被定为反动权威，成为革命的对象，自该年9月开始，我或在北大的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松绑”，允准我去中华书局参加标点《宋史》的工作，但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不久即将我押解回校，进行批斗。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我和北大大多数教职工一起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的劳动。1971年5月初我被遣返学校。其大批人马则是在林彪于9•13演出了叛国事件后才全部遣返的。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接见他时，据说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派人与我商洽，要我把旧作《王安石》小册子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当年出版，以利销行。我却以为旧作必须进行大量修改，只扩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绝难了事。其后因受到“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诸闹剧的干扰，到1975年，改写之《王安石》方得出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曾担任了北大历史系主任。未满一届而止。经我的倡议，为“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自1978年以来，我又对1954年改写过的《岳飞传》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因为从美国友人田浩教授处传来南宋刻本《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缩微本，我得据以写出《三十卷本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一文，并即对三十卷本的《陈龙川集》进行了校点和增补，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印行了增订本《陈亮集》。
1989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与张希清合力点校的司马光《谏水记闻》。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又对《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进行修改补充，后一种已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估计不久可能出版。《稼轩年谱》的订补工作则尚未毕事。对辛稼轩的诗文，已经请人作了注释，尚有待于审阅定稿。
1992年12月10日写于北大朗润国第十公寓
选载自《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来源：历史学考研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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