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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友、胡義：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重判定及其历史确证
是否正确提出和回答了世纪性问题、
是否成功运用于各国实践、
是否真正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学说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将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因而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方位、理论定位和世界地位的基本前提。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重要历史地位的基本判定，旨在立足马克思主义在特定世纪内的整体发展，考察经典的、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对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 的重大理论判断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中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方位、理论定位和世界地位。那么，何为世纪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从学理上去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世纪马克思主义能否得到并如何进行历史的确证？这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方位、理论定位和世界地位的基本前提，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科学社会主义信心的内在要求。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重判定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品格和人类情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人类思想成果的根本区别，也是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依据。“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都能够冠名‘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2] 能否命名为“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看是在哪个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更为关键的是要看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所回答的理论问题及其实践与结果，以是否正确提出和回答了世纪性问题、是否成功运用于各国实践、是否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为判断条件，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才能称之为“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一重判定：是否正确提出和回答了人类发展的世纪性问题，这是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前提。问题永远是理论形成、发展和创新的起点和动力，关注、研究和解决不同的问题，决定了不同理论成果的本质特征、内容呈现和价值意义。“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3] 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应问题而生、因问题而新，还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域，始终以解决如何实现全人类解放这一重大问题为己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4] 以“世纪”为尺度和单位考察马克思主义回答的理论问题，既符合研究世界性问题的基本常识，也符合人类解放事业实现的长期性这一普遍共识；既不会因为时间跨度太长而导致问题过于宏大、空泛，也不会因为时间跨度太短而局限于问题内在的细节、局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所谓世纪性问题是“世纪存在着的问题中的特殊问题，是该时期历史发展的大问题、决定历史面貌和发展状况与发展前景的根本性问题”[5]，而马克思主义要关注和解决的世纪性问题则是不同世纪时期内，决定着人类发展方向和前景的根本性问题，与该历史时期内探索如何推进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任务相一致。以理论问题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考察其是否正确提出了、提出了什么以及如何提出的世纪性问题，也要考察其对于这一世纪性问题是否作出回答、如何进行回答以及回答得怎么样。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能否命名为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察其是否始终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理想追求，是否以特定世纪人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为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否以特定历史时期本国本民族实现解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为问题导向；还要考察其是否在理论上正确回答了人类发展的世纪性问题，是否能够准确剖析和把握世纪性问题的本质规律、时代境遇和演变趋势，是否紧扣这一世纪性问题形成科学的理论成果。总之，立足理论问题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关切马克思主义世纪性问题的整体性、阶段性和民族性，必须辩证考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纪性问题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必须全面分析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检验历史、解释现实、预测未来的科学价值。
第二重判定：是否有效推动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谋求自身解放的实践，这是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用实践来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和实践标准的真理属性。“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6] 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实践的土壤，只会停留于书斋学问、止步于精神玄学，无法真正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7] 而理论只有科学指导和成功运用于实践、经受住实践检验，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在正确分析和回答世纪性问题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必须要接受实践检验、能够解释和指导实践、在实践运用中实现其价值，突出的实践特性和实践价值是其本质表征。作为关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8] 以实践来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根本在于考察其是否运用于实践、如何运用于实践、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怎么样。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能否称为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考察其是否与本国本民族无产阶级的特殊实际和发展需要相结合，是否为实现本国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指引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是否指导本国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取得成功；还要考察其是否为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指明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是否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谋求解放提供精神指引，是否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实践意义。由此，用实践活动来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基于国内与国际、民族与世界的统一考察其实践成效，必须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考察其实践价值。
第三重判定：是否真正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从结果上考察世纪马克思主义，主要看这一理论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推进状况，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推进共产主义实现进程的结果。就问题域而言，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域是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9] 认识和把握物质世界、思维世界的发展规律，都是为了更好地分析人类社会从何而来、如何而来、要去往何处以及如何去等根本性问题。就理论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供科学依据，最终都落脚于探索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积极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等问题，如何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当前，这一根本问题表现为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那么，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能否称为世纪马克思主义，核心在于考察其是否真正推动、在何种层面上推动以及如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考察其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推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实现进程。对于还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而言，重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否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是否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与生产过程社会化这一固有矛盾的缓和，是否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对于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而言，重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否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本民族发展实际相结合，是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是否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是否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发展进程。由此，从结果层面判定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把握其历史价值，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核心理解其现实意义，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分析其深远影响。
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亦从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一国到多国并正展现出旺盛生机和活力。回顾马克思主义近200年的曲折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正确提出和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世纪性问题，还通过对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进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历程。因此，我们可以确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因其诞生于19世纪，可称之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一，从理论问题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准确提出和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世纪性问题，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拉开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序幕，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频频发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愈发暴露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和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越发感到迷茫和无助。马克思、恩格斯在汲取英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成果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中，立足分析人类社会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等问题，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回答“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的世纪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唯物史观学说，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内在动力，进一步明确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基本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历程。同样是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的思考成果，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由于未能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剖析上，致使其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不切实际、不合科学并陷入幻想。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进行深入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准确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丑陋“面纱”，明确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是埋葬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力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趋势。（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规律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预设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回答了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科学结论，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明确人类社会最终向无阶级专政和无政党国家社会过渡的必然趋势、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从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运行形式以及“两个阶段”过渡论等方面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原则性构想，明确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从而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实现一切人自由和解放的途径和道路。
第二，从实践成效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了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国际工人运动，进而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学说，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发展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对开展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经典理论，不仅指导了19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联合和斗争，还对指引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其中经典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走向成熟提供了科学指导，推动着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转变、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从孤立向合并转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检验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构建和完善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促使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引。作为第一国际的真正领袖和灵魂，马克思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精神，为第一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维护了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并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好与广大工人群众团结战斗相联合，从而提升和扩大了第一国际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中的影响力。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说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并通过《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得到了更多工人组织的认同和接受，推动世界各国广泛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世纪性问题中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形成和发展于19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指导和引领了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影响和推动了20世纪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还必将影响和继续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三，从结果呈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在加速资本主义灭亡和加紧资本主义改良中实质性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丑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明确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进程、推进了人类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步伐。具体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揭示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2]，准确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弊端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然性，明确了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源；通过科学分析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进行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并立足分析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得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3] 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主力军和基本途径；通过分析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必然趋势和共产主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明确了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意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部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促进资本主义在积极进行社会改良和矛盾缓冲中相对减慢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两个绝不会”的科学结论，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必须建立在其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这就促使资本主义通过不断自我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容纳更大的生产力，促进资本主义在改良中隐藏自身固有矛盾从而减缓了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同样在形成跨国垄断与跨国剥削、建立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加大国家的经济干预和意识形态控制中，企图通过缓和劳资矛盾以更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可否认，这种改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种改良也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学说的“指引”下被迫进行的，客观上推进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历程，同时，这种改良依然不会改变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实质、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在整个20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紧紧围绕“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性问题从不同方面给出了正确答案，并把这些理论成果成功运用于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实践，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速度获得快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们可以确证的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是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因其诞生于20世纪，可称之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一，列宁立足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俄国发展的特殊实际，围绕回答如何在帝国主义夹缝中生存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性问题，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将“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明确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设社会主义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发展了共产主义两阶段学说、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同时，通过分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5]，并明确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立足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辩证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从社会主义的局部建设转向整体建设，明确在经济上必须适应和支持小农经济、必须依靠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联系起来、必须运用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实行“工人民主制”和选举制、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等，在文化上实行文化革命、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等，这一系列思想成果构成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完善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实践成效来看，立足社会主义革命新理论，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并把俄国工农大众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中成功解救出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提供了精神鼓舞、指明了方向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列宁领导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击退国内外武装干涉、捍卫和巩固十月革命胜利成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后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俄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稳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苏联人民取得反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也对20世纪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从结果呈现来看，列宁领导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得到建立、发展和巩固，开启了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正式过渡的时代，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普遍到特殊、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进而推动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毛泽东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围绕回答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且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领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关于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状况的科学分析，明确了必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战略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关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成果中，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二次结合”，对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要“以苏为鉴”并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明确“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6]；明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7]“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8] 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实践成效来看，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成果，指引中国人民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中成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指引中国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结果呈现来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新征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次为世界无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鼓舞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获得成功实践并得到了科学验证，不仅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得以建立、发展并展现出蓬勃生机，且进一步推动并大大加速了20世纪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三，邓小平等中国政治家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际，对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接续探索，形成和开创了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开创、捍卫、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立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明确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 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厘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祖国统一以及党的建设等重要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理论成果。立足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江泽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力发展规律、精神动力以及价值归宿，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回答中国社会主义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在准确分析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从实践成效来看，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成果，指导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了成功，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拓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结果呈现来看，面对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挫折，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成功指导和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巩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拯救、捍卫和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魅力和强大生机，不仅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还为21世纪在世界上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四、结论
对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判定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历史确证，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判断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验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20]，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提出并科学回答了“21世纪的中国如何真正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世纪性问题，且科学指导并正在成功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为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必将为推进21世纪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作出重大贡献。（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因此，根据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重判定及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学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历史确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成功实践和产生的世界影响，以及对整个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期，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科学结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王永友，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胡義，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文化软实力》2022年2期
本次转载来源：思政学者
基金资助：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9SKZDZX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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