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哲学：兼论在中国召开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张连桥( 以下简称张）：感谢聂老师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接受我的采访。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LEARNING TO BE HUMAN”（“学以成人”），这是一个相对普通的问题, 或者说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问题。在中国召开此次盛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聂珍钊（以下简称聂）：这个问题要从“学以成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哲学大会主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会议是哲学大会，“学以成人”这个问题它是什么性质、“为什么能够成为哲学大会的主题”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应该把问题更改为“‘学以成人’为什么能够成为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的英文是“LEARNING TO BE HUMAN”，在中文的表述上应该翻译为“学以做人”，可能比“学以成人”更容易理解。“学以成人”和“学以做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成人”的意思是做好这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人，要成人，先做人。做人的目的是成人，成人的前提是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人，这是“LEARNING TO BE HUMAN” 的本义。“学以成人”就是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如果同哲学联系在一起，就是通过学习哲学以做人。“学以成人”既指学习的目的，也指做人的方法，因此“学以成人”就是“学以做人”。“成人”的意思就是做人，就是做好一个人。做人是目的，学习是方法。

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做人”讨论做人的问题，这正是哲学的本质问题，但对于人来说，却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哲学既研究自然界，也研究人类社会，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无所不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都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哲学还有具体的分支，比如伦理学，它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哲学的一部分。不过，伦理学和哲学的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哲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如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而伦理学研究范围较窄，侧重研究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涉及社会、自然，但对社会、自然研究的目的还是为了研究人。伦理学也可以研究社会或自然，但研究社会或自然不是它的研究重心和直接研究对象。即便研究社会或自然，也是为了实现对人的研究，这是伦理学的研究目的。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也是哲学的研究内容。而哲学不同，它里面还有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就是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这些都属于自然哲学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哲学也可以研究自然界。尽管哲学研究的对象无所不含，但是哲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是人。人是主体，如果没有人，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不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伦理学。所以就哲学的研究而言，人是最重要的，人是哲学研究的主体，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怎样做人是哲学研究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认识特别重要，所以这次哲学大会研究“学以做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说是抓住了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哲学的研究同现实问题紧密相连，使我们研究哲学的问题化、具体化，让我们更容易掌握和理解。所以，“学以做人”虽然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也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但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讨论如何做人的问题，仍然有必要。“学以成人”或“学以做人”的研究主题，我认为是这次大会设置得最好的一个研究主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

张：有道理。“学以成人”和“学以做人”，一字之差就能避免很多误解。

聂：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人，不然学习哲学就没意义。虽然学习哲学有助于我们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但哲学主要是帮助我们解释人类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在生活中，通过学习哲学获得的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一个好人，也有助于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哲学说到底，属于解释学。不论是哲学、教育学，还是生物学、物理学，所有的这些带“学”字的学问，它们都属于解释学。比如物理学解释整个宇宙和物质的世界，宇宙是怎么形成的？物质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物理学的解释弄清楚。又比如化学解释微观的世界，我们生物体具体是一个什么结构？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一个个分子构成的，分子是什么样的？分子的结构如何？这些问题通过化学就能获得解释。文学可以解释文学的问题，文学通过塑造形象，再现生活，和哲学一样，也可以解释我们如何做人的问题。

张：有些人认为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看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

聂：在有些人看来，哲学是一种很深奥、很玄妙的学问，是一种重思辨而轻实践的学问，是一种既高深又晦涩的学问，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遥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哲学是一种启迪人生智慧的学问，它往往同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交织在一起，同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密切。在哲学智慧的引领下，我们能够用更宽阔的视野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及认识自己，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建构自己的美好人生。哲学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认识事物的方法，让我们变得更明智，更理性，从而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对于个人而言，哲学的真谛在于领悟智慧和拥有智慧。所以哲学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和空谈道理的学问，而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学问。哲学不是玄学而是显学。

越普通的问题越重要，对于哲学同样如此。哲学需要回答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源、人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因此哲学既是关于思辨的哲学，也是关于人的哲学。在希腊语里，哲学（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是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意为“热爱智慧”。两千五百多年前，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开始使用philosophia（热爱智慧）和philosophos（热爱智者）这两个术语，用它们表达借助智慧去追求真理的思想。

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殷商时代甲骨卜辞的叙述结构以及以占卜方式对吉凶祸福的追问，就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体系。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宇宙和世界，而是人以及如何做人。例如，古代希腊人刻在德尔菲神庙墙壁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是古代希腊人对如何认识自己的关注和如何做人的追问。后来，苏格拉底将铭文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信条，用于指导如何做人的哲学思考。柏拉图强调培养完美的人格和追求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性在于理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做一个有理性的人，有善德的人。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的为人之道、老子的处事之道、庄子的养性之道、孟子的君臣之道、荀子的学习之道，讲的都是如何做人。他们的哲学，本质上就是关于如何做人的哲学。可以说，自从人出现以来，无论古今中外，如何做人一直是哲学的基本命题。当今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复杂的伦理环境中，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如伦理缺位，道德滑坡，为人失信，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等, 为数众多的各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如何做人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伦理前提，也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伦理选择。就文学而言，充分发挥文学的教诲作用也就是通过文学来学习做人。

张：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在大会致辞中指出：“在中国，哲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对智慧的教化有着令人震撼的悠久历史”。莫兰主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汇“教化”（cultivation）, 您怎么看待哲学的教化意义？

聂：“cultivation” 讲的是“培养”，而培养的方法是“教诲”（teaching）或教化，即对人的教诲。“cultivation” 同“teaching” 是相通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要通过教诲才能实现。从哲学的角度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懂哲学的人，有理性的人，明事理的人，辨是非的人，尤其是知道怎样做人的人。懂得怎么做好一个人，这就是智慧。智慧的获取要通过教诲，不教诲不能成人。“学以成人”作为哲学大会的主题非常好，但这个主题在表述上还可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可以在“learning”（学习）前面加上“teaching”（教诲），即“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human”，就是“教诲和学习以做人”。对于做人来说，仅仅靠学习是不够的，不能缺少教诲，教诲是学习的前提。

张：所以莫兰主席说完“在中国，哲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对智慧的教化有着令人震撼的悠久历史”这句话后紧接着就举例子，如孔子和传统的文人、理论家、教育家。他们都强调先“教”再“学”的过程，就像您说的一样。

聂：“教”和“学”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儒学和西方的教育历来如此。一个人的学习需要教诲即教导（teaching），需要教师（teacher）, 然后在教师的教导下学习。没有人教导，则不能顺利学习。即使一个具有自学能力的人，他的自学能力也是首先来自教导。一个人获得的自学能力和知识，或者一个知道怎样做人的人，这都是教诲的结果。教和学密不可分，但学以教为前提，学是教的结果。《三字经》的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还有诸如“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中国的“三字经”可以说家喻户晓，它既讲述教与学的关系，讲述通过教诲和学习以做人的道理，也讲述做人的哲理。人生下来本性善良，但如果从小不接受教导和学习，善良的本性也会变坏。幼小不学习，长大后就不懂做人的道理，不会有所作为。人就像一块美玉，不雕琢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物，不教导不能成为有用的人；人如果不学习，就不懂礼仪，不能成才，不能成人。《三字经》始于南宋，历史久远。它讲述如何进行教育和学习的道理，通俗易懂，内涵广博，哲理深刻，它既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习的启蒙读物，也是一本教人如何做人的智慧之书。重要的是，它讲述的教与学的辩证道理，说明了莫兰主席所指“教育”的重要性。

张：大会召开以前，大会将“聂珍钊的道德哲学”（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Zhenzhao）列入“哲学与文学”分会议题并通过《论文征集通知》发布，从哲学上拓展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什么会将您的道德哲学列入议题？可以请您谈谈何为“道德哲学”吗？

聂：首先要谈为什么大会分会“哲学与文学”将“聂珍钊的道德哲学”列入分会议题与《论文征集通知》。当收到“哲学与文学”分会主席、美国普度大学哲学系Leonard Harris 教授通过邮件发给我“FISP themes Call 2018” 的时候，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没有想到文学伦理学批评会作为道德哲学（“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列入分会的讨论议题。在哲学与文学分会的“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这个panel 里，一共列有两个示范议题，第一个是“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第二个是“Confucius：Book of Poetry”。看到议题后，当时我就在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什么会以“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 的议题形式列入“哲学与文学”分会的讨论议题中。无论如何，在高级别会议中能够作为示范议题进行讨论，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在哲学研究领域也得到了重视。

一般来说，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十分紧密，但文学与哲学的界线还是很分明的，也是容易弄清楚的。通常我们讲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往往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谈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目前，把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哲学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其中大多数都只是泛泛而谈。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把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进行讨论，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其通向哲学的理论通道：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它的存在以自然选择为前提，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基础之上的用于解释人与社会文明的理论。“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自然选择是解释我们人如何从猿变为人的理论。从类人猿这种动物向人的形式进化的这个阶段，就是自然选择阶段。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的方法进行的，因此人的出现是在自然选择中进化的结果。

19 世纪达尔文创建的自然选择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我们人从何而来的问题。由于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解释了人的起源问题，因此它既是生物学理论，更是哲学理论。可以说，自然选择和进化论是19 世纪影响最大而且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自然选择解释人类起源的问题，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自然选择解决的是人的形式的问题。实际上，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只是用来解释人的形式问题的理论，当类人猿通过进化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的任务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当类人猿获得人的形式之后的发展，不再是自然选择的解释任务了。或者说，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不是解决人和人类社会相关问题的理论。

当类人猿获得人的形式之后，具有特殊形式的人出现了，但这时的人同其它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人类怎样才能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拥有了人的形式又怎样才能获得人的本质呢？要解释这些问题，这就需要新的理论。从自然选择的立场看问题，人获得了人的形式之后，仍然需要选择，但不是自然选择。需要什么选择呢？需要伦理选择，伦理选择就是做人的选择。伦理选择不是用来解释人的起源问题和人的形式问题，而是解决人的做人问题，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伦理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做人，做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伦理选择既是一个伦理学命题，也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伦理选择解释的正是人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的问题，因此它在解释人的问题上能够同自然选择衔接起来。伦理选择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用于解释文学和批评文学的理论，同样也是解释自然选择之后我们人类文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哲学理论、哲学思想。把自然选择之后人的发展看成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并用伦理选择对这个过程给以解释，这就是做人的道德哲学。

自然选择之后，西方也有不少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理论，如社会进化论、社会向善论、阶级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当今的西方还没有找到一种理论，可以用来对自然选择之后的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给予恰当和完美的解释。人类社会的文明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更不是人类进化所带来的结果。自然选择不能促进人的道德进步。自然选择之后的人类文明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伦理选择是怎样做人的选择，所以它可以归属于哲学范畴，视为一个哲学术语。伦理选择探讨的与人有关的问题正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因此伦理选择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更是哲学的问题。

张：回首古今，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家都在讨论如何做人的问题，以及后来的尼采、康德，他们似乎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聂：是的，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黑格尔，一直到现在所有人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做人的问题。

张：也就是说，伦理选择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伦理选择研究如何做人的问题，也就是研究人如何获得人的本质的问题，因此，伦理选择和自然选择是不同的。

聂：应该这样说，伦理选择是自然选择的继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只解释了人如何获得了人的外形，也就是说，人类通过进化，人逐渐拥有了人的形式。但是对于人类在获得了人的形式之后又是如何进一步获得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自然选择解释不了，自然选择只能解释人类获得人的形式的前段历史，而解释不了人类获得人的本质的后段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尚无定论。自然选择让我们明白了是人如何获得人的形式，而人类获得形式以后如何获得人的本质呢，这个问题需要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我们要研究人的形式问题，还要研究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的问题怎么来研究呢，用伦理选择来解决。除了伦理选择之外，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其它可以用来很好解释这一问题的理论？显然没有。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目前这些说法可能还不能科学地、完美地来解释我们获得人的形式之后是怎么获得本质这样一个过程。

张：大会把“聂珍钊的道德哲学”列入分会议题，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哲学有着相通的理论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伦理选择理论，能解释自然选择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您能否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哲学价值？

聂：文学与哲学都强调对人的教诲，强调教导做人的目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文学的教诲方法主要是通过范例进行的，哲学的教诲方法是通过逻辑推理和判断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是哲学的工具，或是哲学用于解释的工具。哲学解释某种行为是不是道德的，解释做人应该怎样选择，仅仅靠推理和判断是不够的，因此哲学需要同文学联姻，借助文学的范例说明某种选择是否为正确选择。哲学教导做人主要是运用逻辑推理讲清道理，文学教导做人主要是通过范例给人树立榜样。哲学在进行逻辑推理或逻辑判断时，往往借助文学使哲学文学化。例如，哲学上讲做人要谦让，往往会用“孔融让梨”的故事说教。“孔融让梨”讲谦让问题，谦让是做人的道德规范，属于哲学范畴。做人有许多规范，但是谦让是做人的重要规范之一。谦让原本是抽象的哲学命题，但是如果同“孔融让梨”的故事结合起来，其哲学命题就具体化了，也就更容易让人理解了。为学做人，哲学把文学作为解释和说理的工具，这样文学就发挥了哲学作用。

第24 届哲学大会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做人，它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列入到哲学讨论的议题中，这表明文学能在教导做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说明哲学需要借助文学教导我们如何做人。文学教导做人不仅是一般的哲学问题，而且还是哲学如何解释人和认识人的核心问题，即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是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它既要认识宇宙和世界，更要认识人。因此如何认识人和解释人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也是文学的根本任务。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哲学都存在如何认识人的问题，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人的认识与哲学不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认识论建立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达尔文认为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支持这个观点，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认为从自然选择而来的人实际上就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或伏羲女娲因子的存在。人尽管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了人的形式，但是它同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和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一样，身上保存有动物本能的遗传，是人和兽的一种结合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成人，都需要通过教导与学习使自己成为有理性的人，成为能够用理性意志约束自己的人。教和学（teaching and learning）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人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人诞生以后，就开始接受教诲，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做一个有理性的人。由于人身上始终存在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存在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因此人身上就始终存在人和兽的两种动力。在不同动力的推动下，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人的命运。同时，由于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以伦理和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约束和控制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方面带有强制性，所以人的选择需要符合伦理与道德，做符合一定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的人，反之，人就可能变成兽。

张：您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是伦理选择，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您的伦理选择，其背后都有一个哲学上的命题：选择与自由、选择与责任。西方哲学家萨特提倡“自由选择”，您能否谈谈“自由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区别？

聂：这个伦理选择关于自由的问题与萨特的“自由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核心、非常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是哲学中间很多人没有去仔细思考的。“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关系，只要强调“不自由”好像就不对，但是做人的目的、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控制你的自由的部分，让你不自由。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西方风行一时，在中国影响也很大。一般而言，存在主义哲学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 “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世界充满了丑恶和罪行，只能给人带来痛苦；三是“自由选择”，认为人在各种环境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动都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不选择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以上三大原则中，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但是，萨特的“自由选择”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伦理选择”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选择”强调人生落地即自由的，强调选择的自由性。但是，自由选择的机制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自由选择以及为什么能够自由选择？除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以外，在他的论著中我们看不到有实证为基础的理论阐释。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自由选择”是否真的存在。

“自由选择”没有摆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它强调的是人的选择的自由, 就是你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但是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强调的“自由选择”是没有前提的，完全是由自己自由去选择，这种自由选择指你想怎么选择完是你的权利，怎么选择都是可以的。他的自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基础之上的一种选择，是用人的本能来主导的一种选择。人从本能上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我渴了想喝水就喝水，我困了想去睡觉就去睡觉，我饿了想吃东西就去吃东西，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自由选择”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基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当然可能也有思想层面的自由选择，但首先是“自由”，然后才是“选择”，他把“自由”是摆在第一位的，尽管萨特强调选择的结果要由选择者自己承担相应的结果，但萨特所强调的重点仍然是选择的自由。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也是选择，但不是自由选择，而是伦理选择。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事实上人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人从来就没有过自由选择，而只有伦理选择。伦理选择就是在伦理环境及伦理语境中的有条件地选择，自由选择就是无条件选择，而无条件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自然选择阶段，所有的选择都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由自然进化决定的。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在自由选择中完成进化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种“自由选择”只出现在自然选择阶段，存在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过程中。因此，“自由选择”是自然选择中的选择，是物种进化中的自由选择。

换一种表述，自由选择就是不选择。在自然选择阶段，一切都是在进化中进行的，任何物种都是被动地在自然中选择。自然选择阶段结束后，自由选择所适用的对象也就随之消失了。人从其它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有灵性、有智慧的物种，依靠的不仅仅是自然选择。随着人类逐渐从野蛮人变成了有理性的人，人类文明开始出现，人类社会开始形成，人也因此进入伦理选择的阶段。伦理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做人。伦理选择阶段的人同自然选择阶段的其他物种一样，都生活在选择的过程中，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自然选择是自由的选择，伦理选择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有条件的选择。伦理选择带有目的性，选择的动力来自对人的本质的追求，因此，伦理选择是“不自由”的选择。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由于人是兽进化而来，人身上同时存在人性和兽性两种因子，伦理选择阶段的人最本质的选择就是做人还是做兽的选择。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而人在获得人的形式以后，来自兽性因子的自然意志推动使人从恶，来自人性因子的理性意志推动使人从善。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它通过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以完成做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6）。因此，在伦理选择阶段人的选择是在做人的前提下进行选择，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和语境中进行的有条件选择。

在伦理选择阶段，人的生活和价值都是由伦理选择构成的，人无一例外都生活在伦理选择中，人的一生直至死亡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伦理选择。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即使一个人不做出选择，这种不选择也是选择的结果。只要人的生命存在，选择就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不自由的伦理选择，而没有自由的自由选择。当然，伦理选择中也有自由选择，但这种自由选择是在伦理环境和语境中的自由选择，因此是有局限性的自由选择，实质上仍然是不自由选择。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点，我们在理解自由时往往带有片面倾向，即把自由理解为绝对自由，这也是萨特认为的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观点。自由是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命题。自由不仅是所有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核心问题，而且“自由”也往往被人理解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一般认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或者说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事实上，即使这种在当今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自由，也不是绝对自由，而是有一定前提的自由。例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生活自由等，都是有一定条件的自由。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以不自由为前提的，是不自由中的自由。

就伦理选择而言，人的理性意志能够约束和控制自由意志，使自由意志变为不自由意志，从而按照某种道德要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伦理选择同萨特的“自由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目前亟待厘清的问题。从事文学研究以及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需要认真地思考“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关系。哲学大会强调“做人”，就是强调按照某种规范要求自己，努力使自己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这就需要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而言，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以牺牲某些自由为代价的。

关于责任，萨特的观点似乎是自我矛盾的。尽管萨特一再强调选择的责任，但责任是什么，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以及怎样承担责任，语焉不详。他一方面强调自由选择，强调人是绝对自由的，另一方面又强调需要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强调承担选择的责任。既然如此，一个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不承担责任，做出不负责任的自由选择。显然，萨特的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之间存在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如此，萨特毕竟还是看到了选择的责任，看到了自由选择也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就伦理选择而言，选择的前提就是责任，伦理选择就是责任的选择。

张：自由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伦理选择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的付出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只不过有条件的自由、限制的自由。

聂：对，就是在不自由中间去寻找自由。对我们来说，各种规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为什么要制定各种社会规范，其目的就是让你不自由。经历过社会化和没有经历过社会化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原始社会或在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社会规范很少，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可以为所欲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各种规章制度也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不自由。当你发现你想自由的时候马上会出来一个规章制度让你不自由。比如我们现在开会，不是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相关部门通知什么时间开你就什么时间去，提前也不行推迟也不行，当然不能说我现在想开会就去开会。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你想到哪就去哪，但现在不行。社会越来越文明，你的自由度就越来越小，自由也越来越少。无疑，规则越多自由越少。

张：在哲学领域，研究道德哲学的时候，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绕不开一些基本的问题，诸如道德生活、道德自律、道德行为、道德判断等问题，那么，怎么理解伦理选择与道德选择之间的关联？

聂：关于伦理选择和道德选择之间的关系，不少人感到难以厘清。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尽管这两个概念有相通之处，但是二者是不同的、有区别的。就二者的关系而论，伦理选择和道德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包容关系、种属关系或上下位关系。从包容关系说，伦理选择大于道德选择，因此道德选择包含在伦理选择中。从种属关系说，伦理选择是属，道德选择是种，因此伦理选择是包括道德选择在内的一种范围更宽和包容度更大的概念。从词义上说，伦理选择是上位概念，道德选择是下位概念。无论从逻辑还是词义上说，伦理选择的内涵都是一切选择的总和。无论什么样的选择，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符合伦理的或是违犯伦理的，都是伦理选择。从性质上说，道德选择属于伦理选择中的本质部分，即仅仅指伦理选择中符合道德选择的部分。因此伦理选择可以用来指称道德选择，而道德选择只能用来指称伦理选择中属于道德选择的部分。

我们在讨论伦理选择同道德选择的区别的时候，也要讨论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许多人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模糊不清，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如果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没有厘清，不仅给两个概念的理解造成混乱，而且也给与它们相关的其它概念的理解造成混乱，例如有关人性、本性、天性的理解。伦理是所有道德关系的总和，无论是符合道德的还是不符合道德的，统统都属于伦理，都可以用伦理进行表述。但是道德则不同，它只把符合道德的包括在内，而把不符合道德的排除在外。由于伦理是属的概念，所以伦理也可以用来表示道德，但是道德是种的概念，所以道德不能用来取代伦理。

我们谈论伦理问题的时候好的要谈，不好的也要谈，都放在一起，才叫伦理。但是道德就单指好的这一部分，比如说一个人做的这件事是件好事，那这件事是符合道德的，是一个道德的行为，是个道德选择。道德选择就是选择做好事。而一个人选择去偷盗，去杀人放火，就不能说它是道德选择，因为这属于不道德的行为，是这个人不道德的选择。不道德的选择和道德的选择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是我们可以统称它们为伦理选择，是伦理行为，属于伦理学的一个问题。

伦理选择需要我们思考怎么去解释它、评价它。伦理选择是就范围而言，道德选择是就评价而言。所以道德选择是人本质的选择，它是善的选择，是指人本性的、人性的这一部分做出的选择。人性是通过道德选择进行表述的。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含混，含混的原因就是不清楚道德是包括在伦理之内的。道德只指好不指坏，相当于《黑格尔的秘密》。我们在表述概念上是容易弄混的，比如说好、坏、善是一个一元概念，这个概念它只有一个意思，它不是二元概念。如果好坏放在一起，“好坏”那就是二元概念。“好坏”它就是既有好又有坏。但是好，那就只有好；坏，那也就只有坏。那是一元的。那么伦理呢，它是二元概念。“伦理”这个词既包括好又包括坏。再比如好，那好就是好，不能说这个好的一部分是不好的。还比如善，善就是善的，也不能说善的一部分是善的，另一部分是不善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个一元的概念作为一个二元的概念来理解。

还比如关于人性的争论，导致争论的主要原因就是概念不清楚。人们常说，某某的人性是善的、某某的人性是恶的。这就是概念没弄清楚。人性是个一元概念，因为你有人性所以才是人。人性是人的道德部分，而道德就是好的这一部分。因为有人性，所以才具有人的品格，才是一个道德的人。一个人没有人性，他就不是一个道德的人，没有人的品格。人性也是一个道德概念。“人性是人的美德，人可以分善恶，但人性不能分善恶；人可以分好坏，但人性不能分好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7）。因此，现在我们讨论什么人性善、人性恶，是对人性没有正确地理解。所谓人性恶，恶就属于兽性的一部分，那人性里还有兽性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错在把人性和人等同起来了。人性是人的好一部分，而人不好的、恶的这一部分是人的恶，不是人性的恶。

如上所述，伦理选择的内涵是所有选择的总和，无论什么选择都是伦理选择，例如牺牲、捐献、忠诚等符合道德的选择属于伦理选择，而投敌、吝啬、背叛等违犯道德的选择也属于伦理选择。但是道德选择不同，它只把符合道德的选择包括在内，而把所有性质不同的选择都排除在外。无论是伦理选择还是道德选择，都需要对选择做出评价，并通过评价发现其存在的道德价值，从中获得做人的教诲。道德选择是人的本质的选择，是善的选择。道德选择是对人性这一部分做出的选择，因此是做人的选择。道德选择从正面评价道德，是从正面褒奖作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例如一个人选择做好事而得到社会的赞扬，这属于道德选择或道德评价的范畴。伦理选择除了伦理选择的功能外，它还对丑、恶、假等现象进行评价，例如通过对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从道德的反面给人以教诲。

张：您在这次大会发言中专门解释了“脑文本”和“脑概念”，让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脑文本”的概念是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认识论基础吗？

聂：哲学上的认识论是从普通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属于哲学认识论问题，例如天体的运行、四季的轮回、生老病死、善恶美丑等所有自然和社会现象。在所有现象中，与人相关的现象又是认识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人的意识的产生、思维的过程、思想的形成、语言的转换、文字的产生等，都是人类认知中最根本的问题。尤其是，人的认知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从人的意识到思想再到语言和文字的过程是怎样的？人的认知的机制是什么？虽然已经有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大量研究，但是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脑文本”概念，就是希望能够为解决认知的问题寻找一把新的钥匙。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我们所有的认知都是通过脑概念和脑文本进行的。没有脑概念和脑文本，所有的认知都无法产生。那么，人的认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同脑概念与脑文本密切相关。人作为一种生物体的存在，主要通过味觉、听觉、触觉、视觉、嗅觉等五种感官进行认知。人的认知是同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认知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也就没有认知，二者紧密相联，不可分离。五种感官只能发挥传感器的作用，即感知事物，但不能对其进行处理。而任何对感官获得的认知进行处理，都离不开脑概念。人的认知首先是借助脑概念进行的，然后由脑概念组成脑文本。“脑文本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脑文本是人的大脑以记忆的方法存储的对事物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的结果。人的大脑将思维的结果存储在大脑中，就得到脑文本。同计算机的运行程序类似，脑文本是通过人的大脑发挥作用的应用程序。从科学的角度说，人体类似于一台计算机，人的大脑类似CPU，即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所有的脑文本，等同于在处理器中进行运行并发挥作用的运行程序。把脑文本同计算机的运行程序进行比较，就容易理解脑文本。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计算机需要完成某项任务，就要把程序输入进去，通过程序的运行从而完成某项工作。脑文本同样如此，人的大脑活动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运行，这既是脑文本发挥作用的表现，也是脑文本组合、变化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脑文本的编辑过程。人的脑文本既可以通过阅读各种书写文本转换而来，也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得信息并加工、整理而成。任何书写文本，都可以通过阅读或视听转换成脑文本，变成对人发挥作用的程序或指令。例如一个工作计划，它需要通过人的视觉器官的扫描再经由视觉神经的传输才能进入人的大脑，然后才能实现对这个工作计划的理解。对工作计划的理解就是人的思维的过程，思维的结果得到思想，把思想存储在大脑里，就形成脑文本。人的思考和行为，包括人的道德修养在内，都是作为程序或指令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发挥作用的结果。

张：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一个人的“脑文本”决定了一个人的伦理选择。请问，在您看来，怎么理解哲学领域一直以来所探讨的“我是谁”的问题呢？

聂：“我是谁”这问题关乎人的自我认识，归根到底还是伦理学的问题。哲学上的认识论就是从普通的现象到本质，即我们对事物是如何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天体的运行、自然界的所有现象、人意识的产生等等。人为什么知道天上的太阳叫太阳？为什么知道月亮？为什么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人的这种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认识是怎么产生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都需要加以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脑文本这个理论就能够解释这些问题。

“脑文本”解释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基本原理就是，我们作为生物范畴里的人，通过五感产生的认知必须经过脑文本的处理。比如关于太阳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太阳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问题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怎么来解释呢？首先，我们眼睛虽然看见了太阳、月亮，但这只是一个具体的物象。我们眼睛看见只是感觉。看见太阳、看见月亮，是一种feeling，我感觉到了。比如热，我的手感觉到hot，比如冷，是cold，这些就是feeling。我眼睛看见的这个月亮、太阳，或者看见了某个人，看见了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就像摄像头一样把这个东西抓取下来，但由于只是抓取下来而已，还没有经过处理，而肉眼所看到的事物，同样只是看见，还没有经过理解，而且也意识不到，它只是感觉到，只是一种感觉。我感觉到了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太阳，还包括我们耳朵听见的铃声，比如听见了一种声音或听见了一种歌曲，所有这些看见的或听见的，都需要把这些信息传送到自己的大脑之中，这样一个声音，一个具体的信号，以及看到的太阳这样一个具体的形象传到我们的大脑之后，在大脑里就存储下来了。我们大脑中所存储的是太阳的形象，就像是一个图像存储在头脑里。声音也是如此，声音的信号是由频率组成的，存储在头脑之中。太阳的形象或声音的信号等，由于未经过处理，这些信息暂时没有产生意义。

最初的这个太阳或最初的声音符号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最初的feeling，是感觉，我们感觉到了事物的存在，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背后的意义是怎么产生的？有关各种事物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的大脑又是如何储存、加工和整理这些信息的呢？诸如图像、声音等这些信号，通过我们的五感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这些信息到底依靠什么进行加工和处理的呢？依靠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中，会对各种信息进行对比，然后在各种信息中筛选并提炼出相应的概念，比如说太阳，在英文中间我们给它提炼出一个概念就叫sun，中文就叫太阳。

这就是脑文本处理信息的过程，因为脑文本是依靠记忆的方法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之中的，而我们大脑的思维过程就是脑文本加工和整理的过程。对于哲学上探讨“我是谁”的问题，用脑文本理论就能解释清楚。追问“我”是谁的问题，既涉及到记忆的问题，也涉及到身份的问题。有关“我”是谁的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脑文本的问题，通过记忆的方法，我们的“身份”概念储存在大脑中，而通过思维活动，脑文本重新加工并提取出来。人的意识产生、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思想的产生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脑文本进行解释。比如你为什么能够提出这些采访的问题？你的问题从何而来？我看到你手里有一个采访提纲的text，那你的脑文本是不是从这个text 而来的？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text 以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储在你的脑文本里了。通过你手里的text，你又把这个文本转换成脑文本。首先你要通过眼睛的扫描把这些文字文本扫描到头脑中，然后要变成脑文本进行存储，之后再经过你的发音器官转换成声音，最后我才能听见。所以，脑文本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方法，是对认识论的一种全新阐释。

张：您在报告中提到了德国学者穆勒在第七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Ethical Aspects of Shakespeare’s Use of Silence in His Dramatic Works”。在发言中，穆勒教授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沉默使用展开了探讨。在您看来，沉默不是无语，而是另外的表达方式。沉默在哲学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么怎样从脑文本角度来理解道德哲学中沉默与话语、沉默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呢？

聂：在哲学中讨论沉默的时候，要明确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脑文本。沉默的背后也有脑文本的储存和准备。有的是被动无声，有的是刻意为之。即使是言障人士也有脑文本，不说话不代表什么都不知道。沉默有时候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有人说，在哲学里面沉默与话语、沉默与自由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可以用沉默去表述一种话语模式，比如说我保持沉默，或者说我保持不说的权利。实际上，沉默与话语也好，沉默与自由也好，说到底都是人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即伦理选择的结果，也就是他把他脑文本控制住、不讲出来。那么，让自己保持沉默的这种控制类脑文本，是不是也彰显出脑文本的另一种特质呢？

张：有道理，谢谢您的解释。另外，从大会参会情况来看，有近20 位代表围绕着“聂珍钊的道德哲学”提交了大会论文。就他们的发言来说，大多数都对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展开了具体的分析，吸引了不少参会代表，反响较好。您如何评价他们的选题和发言情况？

聂：我觉得这次大家讨论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好的。第一，大家都很关心文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文学和哲学本身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哲学大会上专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明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很高。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说，哲学大会可能会为我们进一步从这个方面去拓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本次哲学大会的有趣之处在于，很多哲学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的问题，很多文学研究者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哲学的问题。通过这次大会，哲学和文学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可以得到必要的凸显，促使我们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从文学和哲学的研究目的来说，无论是讨论哲学还是讨论文学，其实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文学教和学的问题，以及通过教和学来达到做人的目的。一个是教和学，一个是做人，前者谈的是方法问题，后者谈的是目的意义。其实我们无论是讨论哲学的文学也好，还是讨论文学的哲学也好，其目的就是要通过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a human。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文学中争论的问题，即学习文学的目的，也就是文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审美还是通过教诲达到的做人的目的？

张：从整个哲学大会来看，哲学研究领域呈现了跨学科、跨文类和跨媒介研究现象。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哲学与宗教等诸多学科之间也在不断交叉和融合。您能就此谈谈当前哲学或文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跨文类和跨媒介研究现象吗？

聂：文学的跨学科特征既是由文学的历史决定的，也是由文学的现实决定的，同时还是由文学的内容决定的。文学最核心的跨学科特点就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例如这次召开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所设置的“哲学与文学”分会，就说明了文学同哲学结合的跨学科特点。这次哲学大会专门设置的“ 聂珍钊的道德哲学”的讨论议题以及其它与文学相关讨论议题，不仅说明哲学大会对文学的充分关注，而且说明文学受到哲学界的重视。

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不是新鲜事物。自古以来，文学研究就是跨学科的。文学无论哪种体裁，它的内容都涵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以研究文学的内容不仅涉及人文科学，而且也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国的文学传统，就是文史哲的跨学科传统，因此传统的说法叫文史哲不分家。但是，文学的发展导致文学的自我束缚，文学逐渐从跨学科中脱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学科。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跨学科的文学逐步地缩小为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几个主要的文学类型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这种理论趋向同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学传统以及现实形成了矛盾。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文学史把哲学和历史包括在内，这种文学符合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

张：最后，为促进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为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您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建议？

聂：对文学研究而言，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观点，我们不能强求一致。如果说建议，我只是想说：我们不一定只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看文学，还可以从跨学科的立场研究文学、认识文学、理解文学、解释文学。如果我们从专门的文学研究中摆脱出来，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出发去研究文学，我们也许会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天窗，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发现许多文学的新问题，并从中得到新启发、新观点、新理解、新思想，推动我们的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视野和新的层次。

张：谢谢聂老师，再次感谢您在哲学会议期间抽空接受我的采访，对我而言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聂：不客气，也谢谢你的采访！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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