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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望

肉饼君 若有所播 2022-10-12

本文写于 2021 年秋。当时我刚刚离开生活了半年的上海,满肚子怨气,以为上海之于自己就如纽约之于 Joan Didion。哪知道,只有你真正搬离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才会越发感受到原驻地在你心中的分量;哪知道,一年多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


第一次双脚踏上上海是一个夏日的晚上,12 岁的我坐在一辆越野车里,比车外的人都高些似的,看着马路两旁的行道树闪烁着霓虹的光,从眼角向身后很远的地方滑去,像是在穿越时光隧道。但我知道,上海对我来说远未结束。日后那些无数的模棱两可的碎片,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景;我不再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主角,想要在这座城市找寻一个梦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这种野心。
那天晚上,在上海做生意的舅舅接我们去姨婆家住,司机开车。在车上,他夸我学习好,我学大人模样说哪有哪有,翘起二郎腿。舅舅立马板起了脸,说,但是不能骄傲,翘二郎腿这种事情,小孩子不能做的。
我重新把腿放下。二郎腿这种技能,小时候的我是花了些时间练习才学会的,那时还磕磕绊绊很不流利。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为什么不应该骄矜,这或许是上海的规矩。这就是上海吗?是张爱玲笔下充满欲望的上海,也是王安忆笔下安静而骚动的上海?这是家人们生了重病时才要奔赴,充斥着消毒水味的上海吗?是排了六个小时的队,走进场馆,拍5分钟的照片,就足以让人心满意足的上海吗?
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后来我经历的上海。有一个美国的学术研究,调查了 instagram 的发布内容,发现无论发布者来自何地,但他们发布的内容通常都位于经济最发达地区。我想这个研究放到中国的微博或者小红书上来,上海必须首当其冲。我在上海遇见的一个又一个都市人,都向我翘起他的腿来,昂起下巴。我对北京从来没有梦,低期望并不带来失望;可上海,那个闪烁霓虹灯的上海,不过六个月便让二十多岁的我失望了。这不应该。
这六个月像电影镜头切换一般如同三年一样让人感伤,那些生活碎片就像一长串淡入镜头与过时的特技镜头:我带着稚嫩的急切的脚步走进那串弄堂,拖着行李箱再出来时,步伐却变得那么沉重,弄堂口的那条马路,施工队仍在隆隆。
人们说,上海只属于富人,当然,还有努力的人。但对于大多数流民来说,上海只属于年轻的人。是的,流民,就是我们。
不记得是哪个周六晚上了,我穿上一条长到小腿的黄绿格子法式吊带裙,斜卧在脖颈旁的绞花辫上绕了一根印着龟背竹的墨绿丝巾,带了女伴一起去另一位朋友策划的展览。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粉色请帖发给她时,我甚至有些沾沾自喜。那场展览和那封请帖一样粉:粉色的地板与墙壁、粉色的旋转灯、粉色巨型沙发、主持人粉色的眼影与口红。每个女孩都像中世纪欧洲社交舞会上的交际花那样美丽夺目。她们拍照,笑,敷衍地拥抱。
女伴向一个陌生女孩询问她蓬松柔软的卷发是在哪家店做的,甚至要到了 Tony 的微信,我为此兴奋不已。当然她最终没有去,我也没有。这就是上海。后来我与这位女伴成为了密友,我们来自同一个小县城。她对我说,你邀请我去的这个展览,可真无聊。
我太感激她说出了我不敢说出的话。或者不是不敢,只是曾经,对上海的好奇盖过了这种不适,就像灰姑娘的姐姐们想要把脚切掉一块来穿进水晶鞋。年轻的时候,好奇总是很容易发生,就像 18 岁在地铁上遇见一个抱着《都柏林人》在读的白色卫衣男孩,若他恰好穿了一双黑色球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那双鞋,从他下站的那一站下车,跟着他的脚步,看他进了哪家咖啡店,点的是冰美式还是拿铁。当然最终总是要错过的,我从未有过那么多勇气。
我只是今后不再会对任何其他城市那么好奇了,初恋的那种悸动,不会在第二个人身上发生。记得是四月的某个上午,我骑车自行车,沿着乌鲁木齐路一路往南,阳光和风抵消了初春的峭寒。那个日日路过的街口,那家从未光顾过的法式甜品店,旁边的那棵樱花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了满满的浅粉。一路横冲直撞过去,已经经过了两个红绿灯,我又折返回去,重新回到那个路口,回到那棵樱花树下。穿着背心的金发女郎牵着狗走过。我闻到烘焙房里面粉与生酵母的清香。我的手机镜头里,樱花的粉与路牌的蓝是那么相称,相称到你以为他们会永远依偎在一起。


他们不会的。上海的一切都会迅速地衰老,迅速地更新。而我知道也是那迅速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属于这里,上海加倍地折朽不属于这里的人。我曾经以为二十三岁的自己能够对将来处之泰然,也付得起任何代价。那时我相信人生有各种可能性,以为只要在这里,各种奇妙的事情会随时发生。虽然现在算不上完全不相信。
毕竟,我遇见了在租金最贵的路上开包子店的女人,她还在对面开一个临时租赁模式的艺术空间,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么难吃的包子会有人花十块钱来买;同一条路上还有留着公主切的服装店店主,嘴唇的颜色从来没有与人类嘴唇的红色相近过;还有那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男孩,开一家卖首饰的小店,极力说服我他的选品就是和别家不一样。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买的,我没有多余的钱,更懒得用首饰装点自己的外壳。
我只是对这座城市好奇,对这里的人感到好奇,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又为什么这样喧嚣张扬地生活。我可以通宵熬夜写作,可以对陌生人许下承诺,一切都没什么要紧。我在一家小媒体工作,房租占去了大半的薪水,老板告诉我,年轻人就是要吃苦,要勤奋,要拼才能有出路,所以工资低是暂时可以忍受的。我常去家附近的食品折扣店买临期牛奶与麦片吃,去联华超市买黏糊糊的打折蔬菜,去面包房买买一送一的面包。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吃多了打蔫的蔬菜,人也会变蔫呢。我知道自己没有必要过得那么苛刻,但生活于我就像一场计谋。我在长久地准备粮火,为未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不确定性而做一个苦行僧、一个清教徒。
那种生活就像一场游戏,迟早都要结束的。我与上海土著吃饭,在商场人均 300 的餐厅喝咖啡,这些都只是游戏抽到的 buff 卡。我喜欢那样的人。他们像是从家乡请了个无限期延长的假来到这里,只是暂时背井离乡,无意思考未来,对如何抢高铁票和在最后一分钟快速过安检的方法了如指掌。生活在别处的人,每到假期就会忙着订机票和酒店,但我们总是要怀着复杂的情绪,往家去。在被迫留下的夜晚,我们在小出租房里,把从便利店买来的罐装起泡酒倒进玻璃杯里,怀念家炊糯米饭与便宜的大闸蟹。
这就是我们。城市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学校长大,从英国或者美国留学回来,小学开始就在咖啡店自习,穿 burberry 长大的人来说,上海只是一个城市,虽然独一无二,但也只是个还不错的居住地。但在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人听过冰博客,武康大楼、外滩、迪士尼都只是印在明信片上的手绘画片。对我们来说,上海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寻常城市;它是一个结合了爱、金钱与权力的浪漫传说,一个光彩夺目而又极易破碎的梦、在那里思考“生存”,是让奇迹变为现实;在梦里,他们不谈生存。
对于这些人来说,在上海做梦是最值得陶醉的。她们买了烤面包机、毛绒地毯和懒人沙发,将各式各样的玻璃杯在灶台上一字排开,全心全意投入计划中的未来。在上海,我的家具都是二手平台购入的——其实除了一张书桌、一个简易衣架也没什么别的;我曾经也在老西门拆迁的弄堂里捡了竹篮、木盆之类的东西,带回家做收纳物。窗户的窗帘花样是俗气的紫黄色印花,被我扔进洗衣机滚了一次。在这间房间的唯一装饰,是在书桌角落贴满展览海报和活动手册的一小面墙,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都是我从不知道哪家店铺或艺术展厅里顺来的,一层一层叠上去,绘出我在上海探索的边界地图。上海是座纸片满天飞的城市。每贴上一张,一个事件、一个地点便离我远去,我把它们丢弃在了身体之外。
留在身体里的,是一道道回忆的闪光。我至今仍会被经过的每一家面包店飘出的麦子香气吸引进去,就像我在上海的那些小马路上那样。除了气味以外,还有施工队深夜的隆隆声、全家便利店稳定的欢迎音乐、冰淇淋融进烤得微焦的脆皮蛋筒的那种香甜。
我想,很多在上海生活过的年轻人,应该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凌晨两点,从响着聒噪的鼓点与电吉他声音的黑房间里出来,跌跌撞撞地冲到彻夜营业的酒吧里,拿了酒就坐在马路边上,用钥匙扣上的酒起子敲开金属瓶盖,咕咚咚地直接喝起来。周末的夜晚不属于睡眠。他们就这样看着天色渐亮,把空荡荡的酒瓶放在马路沿,然后在朦胧晨光中回家。清晨的街道总是湿漉漉的,车辆寥寥无几,亮着车灯在街头缓慢地滑过;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仍明晃晃地亮着,还有街角交通站刺眼的红蓝信号灯。我喜欢凌晨便利店温暖的灯光,喜欢可以横穿斜行的空旷马路,喜欢路边被人遗弃的孤零零的沙发,我和它同样寂寞。
一口气熬到清晨六点,吃一顿早餐,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睡一个上午了。身体的疲惫带来内心的平静。不必为错过的上午产生负罪感,因为我还有无数个上午。可以下午再开始工作。我那样喜欢工作,喜欢嚼着冰块敲击键盘,从图书馆里扛回满书包的根本看不完的书;骑单车在街上游荡,跑到咖啡店里与人聊天,穿越半个城逛一逛某个艺术展览,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让我幸福的不是与地产老板的会晤,不是去网红作家府邸的探访,不是名字印在了某本印刷品的封面上,而是从某个弄堂人家里出来,淋着大雨步行两公里回家,洗了澡吹干头发那时的清爽。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一点。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糟糕的情况常常发生,并且循环往复,似曾相识,而我却在原地兜圈。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会避开那些金光闪闪的展览喧闹的聚会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们。我无法靠近陆家嘴的高楼,因为一看到头发油亮的职业装男女带着敷衍谈笑风生时,我就会觉得胃中不适;我无法走进玻璃窗反射阳光的商场,因为那些丝袜中溢出的高级香水味,让我感到凡勃伦式的如鲠在喉。
我疏远亲近我的人,伤害爱我的人,冒犯自己不在乎的人。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哭完一整包纸巾。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很多朋友感到吃惊,甚至是遗憾。我准备了一些套话,就是那些谁都可以说也可以听的回答。我病了,学校开学了,学业太忙了,家里有事。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对这里失望了。



以上已是过去时,而现在时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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