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第16-25页。
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宋史等。仁宗朝科举考试制度在变化中渐趋稳定，渐趋完善，且有不断修补，成为后来历朝之模板。仁宗朝在探索两次贡举之间最合理的相隔年度，为后来制度定型打下良好的基础。进士录取数方面也相对稳定，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微量增加。仁宗朝科举考试内容向重策论转移，即使诗赋命题，也更多地要求与伦理道德、现实政治相联系，同时倡导晓畅通达的科场文风。庆历新政之科举变革，上下兴起办学之风，学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仁宗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辈出。究其实质，与制度的相对规范和公正关系密切。宋代科举制度，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演变，已经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考试、选拔人才机制。宋仁宗赵祯于公元1022年登基，卒于公元1063年，在位42年，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仁宗朝是两宋最为和平最为鼎盛的发展时期，各项制度步入正轨，又随着当下社会之需求有所调整，科举制度亦如此。相对稳定而公正的科举制度，在这一阶段为朝廷和社会选拔输送了大批人才，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之六家，除了非科举出身的苏洵之外，其余五人皆在仁宗朝登进士第。仁宗朝科举考试制度在变化中渐趋稳定，渐趋完善，且成为后来历朝之模板。这首先表现在考试年份之相隔和录取人数两个方面。太祖朝承继唐代科考制度，年年举行科举考试；太宗朝科考年份变化不定，呈现杂乱无章之状态；真宗朝科考年份仍然变化不定，然渐渐趋向秩序，出现多次三年一科考之有序安排。仁宗在位期间，一共有13个年度开科取士。仁宗朝彻底取消年年科考的做法，然而，两次贡举之间相隔的年份却不确定，或相隔二年，或相隔三年，或相隔四年，以相隔四年的次数最多。详见下表：
仁宗朝权停贡举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是为了给士人以读书学习的时间，避免他们长期在赴考途中奔波。天圣二年(1024)仁宗登基首次科考，次年五月：礼部贡院言：“今年贡举，乞赐指挥。”帝曰：“去岁放及第人数不少，然而览其程试，多未尽善。今宜权罢贡举，各令砺志修学。”宰臣王曾奏曰：“前来远郡下第举人方到乡里，今若复许随计，何暇温习事业？”即降诏曰：“……暂罢贡书，更期肄业，勉务日新之益，慰兹虚伫之怀。其贡举，宜令礼部贡院更权住一年。”仔细辨析仁宗朝贡举相隔年份，也是有规律可寻。先是连续相隔三年，再连续相隔四年。臣僚对四年一贡举有诸多意见，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臣僚奏疏云：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沉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间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下有司议……诏：“自今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仁宗朝最后四次科考都是相隔二年。换言之，仁宗朝在探索两次贡举之间最合理的相隔年度，为后来制度定型打下良好的基础。进士录取数方面也相对稳定，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微量增加，各地解额也随之相应增加。庆历五年(1046)三月，诏令：“礼部贡院增天下解额。”就是进士取额逐步增加的结果。仁宗朝也尝试对发解试、省试名额做一定的限制。天圣五年(1027)诏令云：“(省试)进士奏名勿过五百人，诸科勿过千人。”天圣七年(1029)诏令云：“国子监发解举人，今后进士以五十人为定式，余如旧。”科举取士数，与考试年份间隔之长短相关，仁宗朝因此无法对取士数做出明确的规定。仁宗朝首度科考，仁宗对宰相王钦若等说：“久罢贡举，虑遗天下贤俊，宜令礼部贡院精加校试，将来放进士特增至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人。”这与上一次科考已经相隔五年，进士录取数在君王特意诏旨增加的情况下也只有200名。而后，取士数明显增加。仁宗朝最后三次省试与前一次省试间都是相隔二年，时间分别为嘉祐四年、嘉祐六年、嘉祐八年，录取人数都是200名，殿试录取最后二年都确定在190多名，比较稳定。取士方面，仁宗朝后期有一大变化，必须予以特别强调：从嘉祐二年(1057)殿试开始，不再黜落考生。关于原因，有两种说法：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或者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也是赵宋“佑文”国策的再度体现。仁宗朝总共录取进士4565名，以在位42年计算，平均到每一年度约为109名。与太宗、真宗两朝比较，录取数有了明显的增加。嘉祐元年(1056)，朝廷又特别规定了取士数：“科场取士，以皇祐四年进士限四百人，诸科毋得过其数。”仁宗之前三朝对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推出的条规，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变异。尤其在初始阶段，官员们对新条规理解不同，执行的方式也就不同。如天圣元年(1023)，“(胥偃)与御史高弁试府进士，既封弥卷首，辄发视，择有名者居上。降秘书省著作佐郎、监光化军酒。”这次受处罚的官员有多位：“降侍御史高弁为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吴济为都官员外郎，太常丞、直集贤院胥偃为著作佐郎，监察御史王轸为太常博士……弁与济、偃乃坐擅拆举人卷首，择有名者居上；轸为封弥官，而不以闻。”这次受处罚的官员有多位：“降侍御史高弁为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吴济为都官员外郎，太常丞、直集贤院胥偃为著作佐郎，监察御史王轸为太常博士……弁与济、偃乃坐擅拆举人卷首，择有名者居上；轸为封弥官，而不以闻。”这并不是一次集体舞弊行为。“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胥偃等官员依然照此处理，完全是对弥封新条规理解有误造成的。其实，朝廷在执行新规过程中，也有模糊或反复行为。如天圣四年(1026)，诏云：“自今诸州解发举人，并须考访履行。或有乖僻彰暴，虽所试可取，不得一例解送。”明确要求“兼采时望”，不以弥封所试为准，难怪官员在执行过程中会有所误解。“景祐间，犹兼文行取士，不专糊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上述情况，造成仁宗朝在不断修补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对之前条规一再颁布，三令五申，要求贯彻落实。因为真宗朝《考试进士新格》《礼部贡院条制》等没有保留下完整版本，无法对两朝科举制度做出确切的比较，所以只能大致判断何处为修补，何处为重申。依据时间顺序，例举天圣年间文献史料三则，以见其大概。
中书门下言：“乞定科场条贯。”诏：“两制与孙奭同共详定以闻。”既而上言：“殿举人旧实殿一举，后遂以一年理为一举。缘数年一开举场，其间更值恩赦，遂使惩沮之典，虚有其名，负犯之徒，不妨进取。欲令后殿三举以下，即依旧例；其殿五举者，须实殿两举后，方许更理一年为一举。又，曾犯刑责之人，不得收试。大凡无官荫者，笞以上皆决，不复更践科场；有官荫者，流以下皆赎取应，并无妨碍。轻重之间，恐未允当。欲今后有官荫举人身犯徒以上罪，虽赎及虽逢恩宥，并不许应举。如敢罔冒，以违制罪之，同保人殿五举，有保官者与同罪。又，下第举人好撰匿名文字，谤讟主司。或私相期集，构合词讼。欲今后委是知举官等第不公，许令单名实封指论，更不得期集，连名进状。如辄撰无名文字，私相传布，令开封府及巡检人擒捉，重行断决。如不获主名，其文字随处焚毁，勿送官司。”从之。这次应该是对原来条规的修补，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细化殿举制度；统一刑责者参试标准；规范落第考生举报行为。诏：“礼部贡院、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各增置点检试卷、封弥、巡铺、监门官有差。开封府举人无户籍者，召有出身京朝官保二人，无出身曾历任者保一人；外州召命官、使臣为保，不得过一人。所保不实，以违制论。举人两处取解及犯徒而尝以荫赎者，永不得入科场。同保人殿五举，其殿三举者实殿一举，五举殿二举。进士不得以押韵入试，罢诸科旧人别院试者，听至复场入试。其被黜而毁谤主司及投匿名文字，令所在收捕之。即主司不公，许单名以告，不得期集连状。广南东西、益、梓、利、夔等路，旧制，于额外有合格者，亦听举送。如闻比来冒籍者多，自今毋得额外发解。”时承平岁久，天下贡士益众，间起争讼，故条约之。这次诏旨，侧重于重申，如临时差遣考试官员、保举无户籍开封府举人、允许试场携带的书籍、禁止考生匿名毁谤等等。翰林学士宋绶等言：“准诏：与礼部贡院详定贡举，具合条约以闻。检会天禧二年七月诏书：‘应命官乞锁厅应举，须先行考试，艺业合格，即许取解。如荐发到省，却有纰缪不及格，其前后考试官、举送官并重行朝典，本人勒停。’又雍熙二年六月诏书：‘锁厅应举者须是文学优赡，才器出群，历官无负犯之尤，检身有可观之誉。先试艺文合格以闻，待报解送。或礼部考试纰缪，发解官与举送长官必置重罪，本人免所居官。’参详：锁厅举人既历仕途，复勤词业，非加奖激，恐怠进修。而命官之内，少有全无遗阙者，须至分别轻重。欲乞：今后除历任有赃私罪并见勒停、殿罚、责降、冲替未经叙用人等不许取应外，余并许奏，候朝旨，依举人例荐解，即更不先行考试。将来省试实显纰缪，即乞以雍熙二年诏书从事。仍检会天禧三年、天圣二年礼部贡院奏，考试锁院不及格人，奉敕令御史台各罚铜一十斤，放，仍今后不得锁厅应举。看详：若不及格，便加责罚，不得取应，恐非诱劝之道。今后欲乞与免责罚，并许取应。”奏可。这次是针对“锁厅试”制度，在重申基础上予以修正。宋绶等比较了太宗朝、真宗朝的种种条规，或重申，或修正，其目的是给予“锁厅试”考生以更加宽厚的待遇。仁宗在位时间长，关于科举制度的修修补补或再三重申次数也很多，不再细细罗列。直至庆历八年(1048)四月，朝廷诏令还在强调：“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至和二年(1055)十月，“礼部贡院上《删定贡举条制》十二卷”，完善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诗、赋、论、策，是进士试的基本内容。盛唐以来进士试形成以诗赋为重的风气，在北宋前期得以延续。太祖朝确立殿试制度，最初仅试诗赋，太宗朝才增加论题，神宗朝以前一直不见策题。北宋前期进士试高第者，往往以诗赋闻名天下。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北宋前期重诗赋，论策无足轻重。李觏言：“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仁宗朝，随着科场考试保密等系列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君臣变革之热情逐渐转移到科举考试内容方面。关于科场考试以诗赋为重，唐人就有批评意见：“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入宋之后，这样的批评议论不绝于耳。尤其是宋太宗以后，大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朝廷上下的关注。孙何言：“策论高者，稍近于仁义；诗赋精者，未离于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虽古，用道较艺之术，犹专守唐代。”冯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省试前对真宗说：“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得到真宗的首肯。由此，朝廷上下逐渐达成共识，进士考试中策论地位日益提高。
进入仁宗朝，科举考试内容问题更多地引起朝廷关注。天圣二年(1024)，“(知贡举)刘筠得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推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天圣五年(1027)省试之前，颁布诏令云：“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明道二年(1033)，仁宗再对宰辅们强调：“近岁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景祐元年(1034)，诏令云：“贡院所试进士，除诗赋依自来格式考定外，其策论亦仰精研考校。如词理可采，不得遗落。”景祐五年，中书门下重申：“检会先诏：贡院考试进士，多只采诗赋，未尽铨择。今后更于策论相兼，考定优劣。庆历初，仁宗再度向端明殿学士李淑咨询“进士诗、赋、策、论先后”问题，李淑梳理了自唐至宋进士科考试内容演变之后，又建言云：“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贴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富弼同样认为：“国朝沿隋唐之制，以进士取人，只采辞华，不求行实……臣欲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
进士试之策论，频频引发君臣关注，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考试内容之重心因此慢慢得以转移。这一点在太宗朝以来已有明显的表现，仁宗朝更加突出。如庆历二年(1042)殿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欧阳修云：“题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欢然……外议皆称，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广求规谏以为试题者。此乃自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独见于陛下。”虽有颂圣过度的成分，但也能证明进士试内容重心的转移。司马光云：“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这是进士试内容重心转移的理论基石，是仁宗朝大臣的共识。随着科场考试重策论重品德之议论越来越多，科场文风问题引起普遍关注。对于宋人来说，文风问题不是文学创作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问题。科场选拔的都是将来的官员，科场文风与考生品德、资质、性格密切关联。如果要为朝廷输送合格的人才，必须端正科场文风，荡清文章写作之不良风气。宋人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文风问题的。仁宗即位初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时文，指科场考试文章，包括诗赋策论。石介是这样描述杨亿、刘筠等所代表的流行文风：“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蠧伤圣人之道。”臣僚们之讨论，同样日益引起君主的关心。天圣七年(1029)，朝廷下诏云：国家稽古御图，设科取士，务求时俊，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属方开于贡部，宜申儆于词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复温纯，无陷偷薄。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咨尔多方，咸体朕意。科场流行文风又是考官审核评判趣味引导所致。考官出题，就有如此“褒博谲怪”之倾向。景祐五年(1038)正月，知制诰李淑奏言：“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是年四月，朝廷再下诏令：“科举之设，本至公而擢材；仕进之阶，先力学而干禄……贡举人等，自今当研覃古义，景慕前良。为学务于资深，属词尚乎体要。宗师雅正，斥去浮华。”朝廷诏令并没有多少改变考官出题“褒博谲怪”的倾向，金君卿《仁宗朝言贡举便宜事奏状》云：“向者有司命题发策，多不专于经典，往往杂取诸家小说。故朝廷患其如此，亦尝颁示条约，得于国子监经史中出题目。近岁以来，遂于注疏，及但系监本诸杂文字中，擿裂句读，以为题目。”考官总是担心考题寻常，范文已多，考生有充分准备，科场难以选拔，故而追求“褒博谲怪”的考题。迎合这种倾向，科场文风当然趋于“险怪”。康定、庆历期间，石介利用主持太学的身份，努力倡导新的文风。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仁宗孟夏銮舆有玉津钹麦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数日于首善堂出题曰《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糊名定优劣。中有一赋云“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新封八大之王”。盖是年造十王宫，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兴鸣鼓于堂，集诸王谓之曰：“此辈鼓箧游上庠，提笔场屋，稍或出落，尚腾谤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是物宜遽去，不尔，则鼓其姓名，挞以惩其谬。”时引退者数十人。石介在太学所倡导并流行于科场的文风，被称之为“太学体”，同样摆脱不了“险怪”的路数，从一个怪圈走入另一个怪圈。庆历六年(1046)二月，权同知贡举张方平奏疏云：自景祐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竞相趋习。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及建太学，而直讲石介课试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所试，赋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遂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考官命题和科场文风一直难以走出“险怪”圈子是由科场性质所决定的。科场文章不可能有个性有思想，举子们就在写作方式和技巧方面动脑筋。他们用僻典，造怪句，故弄玄虚，尽量向深奥古朴、佶屈聱牙方向发展。相当一部分考官都会倾倒于此类貌似深奥的奇僻怪诞之作。也就是说，险怪奇僻的科场时文，永远会有一定的市场。一旦某考生借此获取功名，此种文风自然在太学以及其他举子中盛行起来。张方平的批评，并不能逆转科场风气，险怪文风甚至更加流行。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贡举，利用职权全力阻击险怪文风，科场文风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宋人对此记载甚多，选取二则：
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然而，由于科场考试的特殊性，欧阳修的努力也只能在暂时扭转风气。南宋中书舍人留正批评当时科场文章言：“议论肤浅，而以怪语相高。”可见，类似“太学体”的险怪文风又卷土重来。“议论肤浅、怪语相高”的文风，在科场永远有相当的市场。仁宗是一位想要有所作为的帝王，庆历年间，他非常期望范仲淹等能够为朝廷政治带来全新变革。“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庆历新政由此展开，科举变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富弼等上奏新政条陈，其三曰“精贡举”，涉及考试录取过程的内容如下：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内欧阳修、蔡襄更乞逐场去留，贵文卷少而考较精。臣谓尽令逐场去留，则恐旧人捍格，不能创习策论，亦不能旋通经旨，皆忧弃遗，别无进路。臣请进士旧人三举已上者，先策论而后诗赋，许将三场文卷通考，互取其长。两举、初举者，皆是少年，足以进学，请逐场去留。诸科中有通经旨者，至终场，别问经旨十道。如不能命辞而对，则于知举官前，讲说七通者为合格。不会经旨者，三举已上，即逐场所对墨义，依自来通粗施行。两举、初举者，至于终场日，须八通者为合格。又外郡解发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加用弥封，不见姓字，实非乡里举选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试诗赋，一场试策，人皆精意，尽其所能。复考较日久，实少舛谬。及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既声病所拘，意思不达。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即时摈逐。如音韵不失，虽末学浅近，俯拾科级。既乡举之处不考履行，又御试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人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明君在上，固当使人以行业而进，乃言命运者，是善恶不辨而归诸天也，岂国家之美事哉？臣请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南省考试之人，已经本乡询考履行，却须弥封试卷，精考艺业。定夺等第讫，进入御前，选官复考，重定等第讫，然后开看。南省所定等第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数必少，却加弥封，更宣两地参较。然后御前放榜，此为至当。内三人以上，即于高等人中选择，圣意宣放。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已上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这次的新政条陈，是汇总了诸位大臣的意见，分析评价之后再做出的建言，是庆历年间朝廷大臣集体智慧的结晶。如引文中提及的蔡襄，有《论改科场条制疏》，主要建议就是两条：“以试策为去留进士之术，以大义为去留明经之术，庶几可行也。”“天下之州军尽许立学，选择乡里有年德通经义者，补为教授，讲说经书，教授生徒。”这些正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文中提及的欧阳修，有《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认为：“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范仲淹等新政建言有六条：第一，各地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举荐“通经有道之士”为各地学校教授。第二，科举考试则“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以达到“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的目的。第三，逐步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方式，以求“文卷少而考较精”的效果。第四，外郡考核发解的考生，“更不封弥试卷”，重点考察考生“履行无恶、艺业及等”；礼部考试则“封弥试卷，精考艺业，定夺等第”；最后由殿试决定名次。第五，礼部考试和殿试名次相去不远的，依殿试为准；如果相差甚远，就重新密封，派官员重新考察、确定名次。第六，进士录取标准，“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六条建议中第二条和第六条关乎“重策论”，历来关于进士试内容重点必须转移的意见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第一条和第四条关乎兴办学校，选拔人才。发解试取消弥封制，是为了学校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材。这两方面正是蔡襄所论之重点，是庆历新政“精贡举”的主要内容。“逐场去留”“定夺等第”二条，则为操作细节问题，其重要性都无法与重策论及兴学选材相比较。庆历新政“重策论”之变革，很快又被废止。史书载，庆历五年(1045)三月：诏：“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较。”先是，知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者甚众，其略：以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故祖宗莫能改也。且异时尝得人矣，今乃释前日之利，而为此纷纷，非计之得，宜如故便。上下其议于有司，而有司请今者考校，宜且如旧制。遂降此诏。据记载，庆历新政“诏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未几，首议者多出外官。所见不同，竞兴讥诋，以谓俗儒是古非今，不足为法。遂追止前诏，学者亦废焉。”叙说的就是这段历史。庆历新政中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一条，得到广泛赞同并被持续贯彻落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宋代科举的风貌。庆历四年(1044)宋祁等大臣遵旨讨论庆历新政，议及兴学选材云：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校外，其余并各令立学。如本处修学人及二百人已上处，许更置县学。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为学舍。仍委本路转运司及本属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奏选充教授，以三年为一任。在任有人同罪保举者，得替日依例施行。若少文学官可差，即令本处举人众举有德行艺业之人，在学教授。候及三年，无私过，本处具教授人数并本人履业事状，保明闻奏，当议等第，特授恩泽。内有由本学应举、及第人多处，亦与等第酬赏。如任满本处举留者，亦听本官从便。其学校规令，宜令国学详定闻奏，颁下施行。如僻远小郡、举人不多、难为立学处，仰转运司体量闻奏。初入郡学人，须有到省举人二人委保，是本乡人氏，或寄居已久，无不孝不悌、逾滥之行，即不曾犯刑责，或曾经官司罚赎、情理不重者，方得入学。应取解逐处在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至秋赋投状日前及三百日以上，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内有亲老、别无得力弟兄侍养、致在学日数不足者，除依例合保外，别召命官一员或到省举人三名，委保诣实，亦许取应。其随亲属之官者，许就近入学，候归乡取解，据在学实日及无过犯，给与公凭。对范仲淹、富弼等的提案予以详细补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便于朝廷贯彻落实。新政之办学选材，时人并无异议。其中必须在校“听读”一条，落实起来有一些难度，因此被质疑诟病。庆历四年(1044)五月，朝廷即下诏予以调整：近制：旧举人听读一百日、新人三百日，方许取解。今天下建学，而未尽有讲说教授之人，其旧举人且与免听读。新人于听读限内以故给假，而逼秋赋、补日不足者，与除之。其州军学校未成，听至后次科场为始。这样的调整，余靖依然认为难以落实，因为在校听读的前提条件与地方教育投入和考生个人经济状况相关。是年十一月：判国子监余靖言：“……伏缘朝廷所赐庄园、房钱等，赡之有限，而来者无穷。若遍加廪给，则支费不充；若自营口腹，则贫窭者众。日有定数，不敢不来，非其本心，同于驱役。古之劝学，初不如此。臣以为广黉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国家有厉贤之风，寒士得带经之便。欲乞应国子监、太学生徒，如有情愿听读，满五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将来取解，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不满五百日者，并依旧额取解应举。所有开封府及天下州、军建立州学处，亦取情愿听读，更不限以日数。所贵寒士营生务学，不失其所。”乃诏罢天下学生员听读日限。必须在校听读，还有便于考察士人品德之意图。听读日限废止，就应该恢复发解试弥封制。包拯《请依旧封弥誊录考校举人奏》云：“缘天下郡学，自罢听读之后，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诏下，投牒求试者比比皆是，长吏等又安能一一练悉行实哉？……若今来诸州发解举人，且令仍旧封弥、誊录、考校，于理甚便。”庆历新政以来，上下办学之风兴盛，学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始，瑗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瑗既为学官，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饰，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为瑗弟子也。于是，擢与经筵，治太学犹如故。学校教育对科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权知贡举时之奏疏，有这样的评价：“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饰者不可胜数。”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也有相当部分史实。仁宗朝科举制度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稳定中慢慢有所改变，为神宗朝的再度大变革做好了前期铺垫。科举制度的发展造就了仁宗朝的人才辈出，后人对此艳羡不已，所谓“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究其实质，与科举制度的相对规范和渐趋公正密切相关。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济南大学学报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