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目录

2022年第1期目录

名家论坛

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

/王学典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王智丽，张涛甫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文化与血缘——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梁 枢

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 孙欣欣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 戚良德  秦元元

文学研究

日常性·戏剧性·中国故事

——读陈彦长篇新作《喜剧》

/吴义勤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

——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李向南 符杰祥

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

——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宋宁，魏建

历史研究

明成弘时期（1465-1505）走私活动与沿海豪势及权贵

——兼论15世纪下半叶东亚海洋贸易体系

/陈尚胜，鲍海勇

十八世纪意大利的主权性论战：管辖权之争

 /赵明晨，宋协娜

经济学研究

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胡金焱 张晓帆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张志元，李  肸

实施“一户一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研究

  /张成鹏   郭  沛

社会学研究

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和解路径探析

  / 武志伟

中国男性预期寿命偏低的社会结构因素及治理选择

  / 张世青

我国新闻App的现状、困境与进路

  /张路曦

论文摘要

【摘要】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文化自卑” 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从崇奉西方价值到确认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的节点上。这一历史性转折与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中，其工作重心有四次大转移：第一次为1921年到1949 年的“以暴力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第二次为1949年到1978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第三次为1978 年到2012年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第四次为 2012 年至今的“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 由百余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历程而言，以文化自信为标志的党的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选择，其终极目标是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同时，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使人民重新君子化、圣贤化或精英化，从而再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形象构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名称的确立、价值理念的站位以及完备的组织传播体系在国内迅速赢得民心，在国际上实现了以少胜多的对外传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革命斗争形象，转而在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过程中在国内树立起清廉自律的人民政党形象，在国际上建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形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形象建构的新局面，从战略高度进行形象设计，树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党形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事关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形象问题，通过强化思想建设建构党的执政为民形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重塑强党形象。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文化与血缘——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摘要】深入探讨文化与血缘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的溯源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价值。在早期文明阶段，较之氏族林立同样普遍的，是各种原因形成的不同族群混居一地的局面。这使得血缘政治楔入地缘政治成为常态，于是，不是一家人如何于一地共处，便成为王族必须面对的问题。宗统、族、血缘因此发生了构成性转化：宗统由一族之统向纳多族为一族之统转化，族则由同姓同德之族群向异姓而同德之族群转化，血缘也随之由一族之世系血缘向“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混合血缘转化。三大要素的构成性转化改变了族群建构的性质，肇始了合族，开启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同时也意味着血缘因素走出相反曲线。相反曲线意义上的血缘，是中国文化方式的真正基石。

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摘要】明嘉靖年间，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宗旨，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倡导温柔敦厚、雍睦和平之风，重视诗歌对人性情的归正与涵养作用。其选诗以高棅《唐诗正声》为主要底本而参之以高棅《唐诗品汇》和杨士弘《唐音》，具体选诗体现出以李白五古为正宗，重视李商隐、张籍、王建等中晚唐诗人的鲜明特色。此选给予盛唐以下诗人，特别是晚唐诗人以高度关注，在明中期的诗歌复古思潮中弹出异响，客观上为中晚唐诗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戚良德，秦元元

山东大学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文学研究

日常性·戏剧性·中国故事

——读陈彦长篇新作《喜剧》

【摘要】陈彦的《喜剧》在生活与生命常态的表现中，融入戏剧性因素，形成了“不奇之奇”的风格。小说通过现实生活多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借助荒诞、魔幻手法，穿透日常经验，深入民族深层精神结构。通过时间维度上的“传统”和空间维度上的“乡村”，小说讲述不无矛盾又蕴含希望的繁复的中国故事。

【摘要】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古典节烈观的现代变奏，折射出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的消长之势。

【摘要】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所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历史研究

【摘要】明初自实行“海禁”政策后，海上走私活动一直零星存在，但到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则开始活跃。与以前主要为沿海卫所军卒不同，这时期形成了普通商民、海防军官、沿海豪势、册封使节、权贵人物进行走私贸易的复杂局面。虽然明朝通过增补新的条例打击走私，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有所扼制，但闽粤沿海豪势和权贵势力的走私活动却在抬头，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与权贵利用出使占城机会前往满剌加贸易不同，闽粤走私商人则多与来广东朝贡的番商交易，由此形成内商走私贸易与外商朝贡贸易相互依存局面。而成弘时期闽粤商民的走私贸易，也重塑了中国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赵明晨，宋协娜

【摘要】18世纪意大利主权性论战，是与欧洲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相并存的前现代政治话语，不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地区的“主权”话语，意大利半岛的改革和论战呈现出“宗教-政治”特征，它与东方的“中国礼仪之争”共同构成了罗马教皇国扩张背景中的主权性叙事。意大利半岛“主权性”辩论是由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在意大利完成范式转换的詹森主义者和其他君主主义者共同进行的，它是一个半岛内天主教启蒙和君主国家重塑的“政治—宗教”模式的政治改革和思潮。该论战，表现为“管辖权之争”的形态，即教廷对世俗统治的“篡权论”、君主的教会管辖权和世俗事务管辖权、教皇国的领土及主张的非法性等“反罗马”议题，充斥了整个18世纪，而罗马教廷方面则以“彼得教义”为核心进行了分别回应。该论战并非一个号召和修辞，而是在半岛各国的改革和君主政制重塑进程中的响应和辩护。在一元化意大利意识形态中，“管辖权”范式既使辩论者们免于异端化指控，同时也使其主张局限于此。该主权性辩论和主权回归进程，不仅为意大利统一提供了意识形态准备，而且也为延宕至今的中梵（中国——教皇国）关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经济学研究

【摘要】新常态下，实体经济发展萎靡，导致非金融企业拓展影子银行服务等金融业务以投机套利，实业投资率进一步下滑。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了高管特征对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的内在机制及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背景通过提升管理层风险偏好进而促进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外部监督方面，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期末报表审计都对管理层有一定约束作用，削弱了高管金融背景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本文立足于高管特征视角，延伸至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相关研究脉络，为企业治理、行业监管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张志元，李  肸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摘要】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新征程的基础。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此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的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异质性分析部分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东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可观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扶贫效果。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为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基于山东省496个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一户一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典型事实分析表明，是否实施“一户一田”的两类农户总成本和人工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一户一田”与玉米生产成本呈现显著负相关，即实施“一户一田”能够显著降低玉米生产成本。进一步使用村组干部支持率作为工具变量，经过筛选样本并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实施“一户一田”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机械成本，对农资成本和土地成本并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未加入农业合作社和未进行农地投资的农户，实施“一户一田”后的生产成本降幅更大。农村土地三轮延包在即，政府可更加关注“一户一田”的节本成效，思考村组实施“一户一田”的意义，进一步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

社会学研究

【摘要】地方性是具有主体连带性、文化实践和价值导向意义，承载着情感内涵、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体系。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发展，以资本逻辑为宰制，将地方性肢解为碎片化的“文化乡愁”，文脉延续和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当下，宗祠的“礼俗化”重塑，正是旨在重建地方性的实践努力：塑造血缘文化共同体，强化身份认同；兴建宗祠博物馆，营造民俗文化空间；将祠堂改造为礼堂，打造新时代文化综合体。以此为鉴，要解决中国地方性的“现代性”问题，需要秉持守变结合、合力推动、文化自觉的原则，坚持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从而将文化遗产转化为适合并支持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文化资源。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低于女性，且预期寿命呈拉大之势。男性预期寿命偏低降低了丧偶女性的晚年生活质量，也会导致国家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受损，亦不符合健康中国的战略要求。鉴于个体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因此，男性预期寿命偏低的原因可从社会结构视角给予解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结构、职业结构、社会分层结构以及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等方面制约着男性预期寿命的提高。为提高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应从优化社会结构加以着手。具体而言：一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农村地区的民生保障水平；二是平衡地区发展，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三是加强职业保护力度，依法保障男性劳动者的权利；四是增强弱势阶层男性获取社会福利资源的能力；五是建立超越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主导下的行为逻辑。关于提高男性预期寿命的治理对策，并不是要建立男性的福利特权或保障特权，而是为每一个体的生命健康寻求制度化保障，在此过程中，男女两性预期寿命均会持续提高。

【摘要】新闻App发端于美国，引入我国之后发展迅猛，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标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新闻App大体形成了传统媒体、商业门户网站、聚合类平台开发的三种主要类型。新闻App已经成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最便捷、可行的抓手，也成为商业门户网站进军传媒市场、强化数字世界权重的重要通道。伴随着新闻App竞争加剧，出现了规制政策困境、版权保护困境、信息安全困境、盈利模式困境。未来如何突破困境，如何实现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新闻App需要把握“平台化”转型、“视频化”趋势、多元化发展，更需要抓好生态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