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欧、王天夫：多重制度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困境 ——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几年前笔者初到桂西山内村调查时，十分震惊地发现，一位1984年出生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中竟然仅返乡两次——第一次发生在2006年，因兄弟间分家析产，他在父亲的要求下返乡；第二次发生在2017年，由于父亲病危，他在兄弟的催促和资助下再次返乡(1)。时至今日，这位大龄单身男工没有在分给他的宅基地上面盖房，而是常年寄居在打工地的各种临时性住所中，一年到头几乎不与年迈的父母联系。笔者发现，在该村94户居民中，32岁及以上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竟多达19人。这一群体表现出与前述男工类似的行为方式，即不在老家盖房、很少与老家父母联系、常年在打工地漂泊，以及打工多年却鲜有积蓄。显然，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却日益陷入既脱离乡土、又无法融入城市并沉向城乡之间的新城市化困境之中。

自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世界工厂”舞台以来，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这代青年工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处境已有明显改善(2)；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则仍然强调，他们延续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的拆分型城市化困境(3)。事实上，除去这两种状况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正面临独特的城市化困境(4)，却鲜有研究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并提出有效解释。(5) 本文基于笔者长期的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收集的经验材料，从多重制度脱嵌的角度分析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独特城市化困境，并据此提出一个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处境差异的理论模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断提高。截止到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4.4%(6)。作为伴随快速城市化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于世纪之交登上“世界工厂”舞台，在2017年首次超过农民工比重的一半(占比50.5%)，正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7)。随着农民工群体逐渐实现代际更替，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

一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重构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其城市化处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例如，已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均不断提高，就业部门逐渐从建筑业向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提升，价值观念、消费活动、生活方式等逐渐与城市青年趋同，城市融入状况有所改善(8)。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大幅上升，家庭化流动成为新的流动趋势，在城镇购房“落地”成为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而市民化也成为农民工研究的新议题(9)。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正逐步得到改善，市民化是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与上述研究发现相对，另一些研究更加强调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限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仍处在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的拆分型城市化困境之中。相关研究指出，该城市化困境的典型特点是家庭拆分、城乡两栖和在城乡之间循环迁移，突出地表现为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排斥、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长期留守、“短工化”且“水平化”的工作流动，以及难以在打工地购房落地。(10)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未改善，而是持久地处在一种“半城市化”的困境之中(11)。

王天夫 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五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

然而，在上述两种状况之外，还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其独特的城市化处境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现有研究通常预设了家庭化(即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这一分析前提，并将能否实现家庭化流动作为判断城市化处境的重要指标。但不能忽视的是，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仅数量十分庞大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还面临婚姻市场的严重挤压和长期难以结婚成家的困难(12)，由此可能形成独特的城市化困境。

因此，本文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城市化困境为研究对象，拟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用于考察其独特的城市化困境，并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差异。

      (二)解释城市化处境差异：制度性嵌入与城市分割吸纳的启示

在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吸纳移民和流动人口的方式及其转变，为我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提供了重要参照。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的“大移民”(mass migration)时期，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教育、住房、社保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来自后发国家的底层移民和国内的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均经历了普遍的向上流动和被城市社会主流同化的过程(13)。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蜂腰型”(hourglass economy)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兴起，尤其是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和排斥性社会政策的盛行，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阶层的移民群体、尤其是第二代移民的城市社会吸纳出现了显著分化(14)。其中，拥有较高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高选择性”(hyper-selective)移民群体及其后代，被顺利吸纳到城市社会主流之中并占据中上阶层位置；而底层移民群体及其后代则被吸纳到城市社会的下层，甚至长期困守在城市移民飞地和内城底层群体之中(15)。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对移民及其后代的吸纳方式、尤其是晚近以来兴起的分割吸纳模式表明，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教育、劳动力市场、社保等制度性嵌入差异是导致吸纳模式分化的重要机制。实际上，在早期的“大移民”时期，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教育、社保、住房等制度的提升和移民群体及其后代的正向制度性嵌入，才形成了普遍的向上流动和城市社会主流吸纳的模式；与之相对，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教育和社保等制度的选择性排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群体及其后代被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制度之中，从而形成分割吸纳的后果。

从上述研究出发，我们可以通过五个机制推导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差异的分析框架：(1)上述研究仅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可以从制度性嵌入的角度考察城市社会对移民的吸纳差异；(2)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过去数十年中国也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3)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延续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更加困难；(4)当前的产业升级、户籍改革、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制度性变化也带来城市社会吸纳方式和新生代农民工制度性嵌入方式的分化；(5)婚姻市场的严重挤压，使家庭结构的嵌入状况(如家庭化流动、家庭拆分或结婚成家困难)成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大龄单身男工的城市化困境的关键。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一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婚姻市场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嵌入城乡间诸制度、尤其是家庭结构的差异，形塑了不同的城市化处境。由此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具体包括以下分析层面：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首先，在家庭结构、劳工市场、社保制度、住房市场等城乡制度层面上正向嵌入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形成融入型的城市化处境；与之相对，在城乡诸制度层面尤其是在家庭结构上负向嵌入或半嵌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被迫陷入拆分型的城市化困境；而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由于无法结婚成家，将出现持续的多重制度脱嵌，从而陷入脱离乡土、难以入城并沉入城乡之间的新城市化困境。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进行的城乡多点追踪调查，前后历时四年(即2016至2019年)，包括对农民工输出地桂西山内村和打工地深圳J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多次追踪调查。

2016年7至8月，笔者为了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留守现象初次进入桂西山内村。调查期间，发现该村存在较为严重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现象，便着手收集该群体外出务工、与老家的联系等方面的资料。由于该村几乎所有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均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在打工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笔者在结束了该期的村庄调查之后，在2016年8月底跟随一位返乡探亲的男工来到深圳J工业区进行跟踪调查。期间利用老乡关系，在J工业区及附近地区访谈了4位山内村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

考虑到该村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分散在深圳、东莞、北海等地务工，笔者利用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过年的便利，在2018年2至3月再次来到桂西山内村进行追踪调查。在此期间，笔者以生活史为时间线索，对8位返乡过年的大龄单身男工进行了系统访谈，并对他们参与村庄活动(如赌博、节庆仪式等)的状况做了参与式观察。与此同时，笔者还通过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父母、兄弟和邻居，收集他们(尤其是未返乡过年的大龄单身男工)的相关资料。随着对资料理解和分析的深入，笔者在2019年7至8月再次来到深圳J工业区，对该地及附近地区的山内村及附近村庄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进行了再次追踪和回访，着重以生命史为线索收集他们与城乡诸制度之间关系的资料。

在前述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期间，笔者还收集了若干新生代已婚农民工的家庭、工作和生活资料，并重点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离婚现象，力图从农民工与城乡诸制度间关系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

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即来自上述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桂西山内村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离县城50多公里，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在珠三角和省内的北海、钦州等地务工，是典型的内地农民工输出地村庄。深圳J工业区位处深圳与东莞交界地带，工厂林立，园区、道路多以主要工厂的名字命名，是珠三角典型的农民工打工地。表1概述了下文将述及的8位山内村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基本情况：

表1 桂西山内村主要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基本情况

下文将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和经验材料，考察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随生命史展开的与城乡诸制度间的关系，详细呈现由多重制度脱嵌塑造的独特城市化困境。

      (一)打工生涯早期：离土、离乡又离家

我们的生活史资料显示，与其他新生代农民工类似，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打工生涯早期普遍经历了离土、离乡和逐渐从原生家庭独立的脱离乡土社会制度的过程。

如表1所示，桂西山内村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普遍经历了学业失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初中毕业或辍学后随即外出打工，其中一些甚至在未到达办理身份证的年龄便跟随同学、亲戚或老乡前往珠三角务工。从离开学校到快速进入沿海劳工市场不仅意味着离土、离乡，还意示着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种工业区特有的生活方式不仅将他们捆绑在工厂流水线和宿舍劳动体制之内，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份独立的经济收入，以及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消费和生活空间。生活史访谈资料显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普遍将打工生涯伊始到结婚成家压力出现之前的数年时间作为一生“最潇洒”的时光。他们与其他打工生涯早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样，下班走出工厂便进入工业区周边丰富多彩的消费和生活空间，并将大部分工资用于与朋友聚餐、K歌、上网、打游戏、逛街或到公园游玩等休闲活动。大龄单身男工小国告诉笔者：

“(那时候)兄弟多、朋友多，一发工资就在宿舍喊，兄弟们走起……喝酒、吃饭，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他。上网搞通宵，染头发，溜冰，赌台球，(与他人)搞不好就骂屌毛，(有时)喊人打架……”

这些大龄单身男工不少在年轻时有过恋爱经历，“追妹子”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为此，他们不惜花钱染头发、买衣服，请女孩子吃饭、游玩，以及花钱开房或租房。这些走向亲密关系的消费和娱乐活动进一步让新生代农民工适应了工业区特有的消费和生活空间的生活方式，并花费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工资。

在工业区消费和生活空间的吸引下，笔者发现，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年轻时便越来越独立于农民工输出地的原生家庭。他们不仅积蓄和寄钱的数量都大幅减少，通过电话、网络与留守父母的联系也很少，且其中绝大多数有不返乡过年的经历。大龄单身男工小圣告诉笔者，他当年不返乡过年的原因主要是外面好玩、太累了不想来回折腾以及经常没有往返于老家和打工地之间的车费。他向笔者这样描述他与父亲的关系：

“我自己在外面够吃。我不问他们要钱，他们也不要问我要钱……反正那时还小，年年够吃而已，不知道家里的负担……”

因此，我们看到，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经历了学校教育的失败之后，迅速开启了打工生涯早期与乡土制度脱嵌的过程：他们快速地离土、离乡和进入沿海城市务工，在被工厂无情剥削的同时也被工业区周边特有的消费生活空间吸引，从而发展出一种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进而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也趋于独立。

       (二)家庭化困难的出现与延长：脱嵌于家庭与亲属关系

随着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家庭化困难的出现和延长，笔者发现，他们表现出脱嵌于直系家庭、亲属关系和乡村社会的趋势。

首先，家庭化困难的出现让他们无法正常地建立夫妻关系和嵌入核心家庭。如前所述，一部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打工生涯早期曾经有过恋爱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将“追妹子”、进入恋爱关系作为工业区消费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但由于适婚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和打工婚姻市场的严重挤压，以及一些个人和家庭因素(如为人内向、长相不好、家庭条件较差等)的限制，大龄单身男工被迫面临家庭化困难(16)。调研发现，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通常在25到26岁时开始面临结婚成家的压力，并在28到30岁之间感到不能进入婚姻关系的紧张，最后在30岁之后面临难以实现家庭化的困难。家庭化的压力、紧张和困难让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迟迟难以建立夫妻关系和嵌入核心家庭，由此也开启了后续的多重脱制度嵌过程。

王天夫 等著：《转型时期的城市空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其次，家庭化困难激化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与父母一辈的矛盾，疏远了代际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随着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结婚成家压力的出现，他们与留守父母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出现并升级。当他们面临家庭化压力和紧张时，他们的父母一方面动用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托关系、找媒人，想方设法安排相亲，为儿子找到对象创造一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断给子代提要求，以至于在与外出务工的儿子通电话和儿子返乡时的当面交流几乎全充斥着要求儿子结婚成家的内容。面对父母的努力、要求、甚至苛责，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经历了早期的配合和挫败之后，便开始腻烦和躲避，其中一些还生发出对父母经济无能的怨恨。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到山内村回访返乡过年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发现他们即使返乡也很少在家，而是将时间花在村中小卖部的牌桌、邻里的酒桌和县城的网吧、KTV等场所；即便回家也很少与父母交流，而是看电视、玩手机或关起房门睡觉。显然，随着家庭化困难的出现和延长，大龄单身男工已经厌烦了父母的说教和责备，并开始躲避与他们的当面交流。大龄单身男工小宝的父母均已年愈七十，他们共生养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并生育了三个小孩，使隔代抚养孙辈占据了老人的主要精力，因而除了已盖起的两层楼房(两个儿子共有)之外，无法再为大儿子结婚成家准备条件。随着老人家身体的衰退(小宝的父亲已逐渐趋于失明、母亲则出现了严重的驼背)，由于大儿子还是“光棍汉”，他们在责备自己无能的同时，也不断责骂大儿子至今仍未结婚成家。小宝的父亲对笔者说：

“(小宝)回来也没话。你跟他讲，不要赌博，要得老婆，他当你(的话)是耳边风……你跟他讲多了，他还骂你，骂你没用，骂你什么都给小的(即小儿子一家)……”

再次，家庭化困难的出现和延长还消解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嵌入直系家庭的纽带，让他们脱嵌于“三代一体”的直系家庭。笔者发现，山内村已经结婚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很难将子女带到打工地一起生活，从而以留守子女为纽带，开启了“三代一体”的直系家庭建构。从年轻女工怀孕、生育和幼儿抚育开始，留守父母便深度参与了子代家庭的家务劳动和幼儿抚育；年轻夫妻外出打工之后，留守儿童便成为代际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他们因为子女留守而不断地给老人打电话、寄钱以及返乡，从而强化了直系家庭的联系；此外，随着年轻夫妻家庭的发展，建房成为代际互助的重要环节，在劳动、经济和情感上将三代家庭密切联系起来。与之相反，面临家庭化困难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没有抚养子女、建房等家庭延续和发展事业，因而缺乏代际间联系的纽带，持续地在外打工进而将他们脱嵌于直系家庭之外。

最后，家庭化困难的出现和延长还让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无法扩展亲属关系，并进一步弱化了他们与既有亲属之间的联系。在桂西山内村，亲属关系的缔结、维系和再生产以家庭发展周期为基础。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结婚成家意味着缔结与妻子家族间的亲属关系，并通过婚礼、子女出生与满月、建房等重要家庭发展事项巩固和发展亲属关系。大龄单身男工由于无法结婚成家，因而难以扩展亲属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当地以家庭发展为特点的随礼规则，随着大龄单身男工家庭化困难的延长，他们与既有亲属间的联系也趋于松弛。桂西山内村的婚礼、子女出生与满月、建房、子女考学等重要家庭事项都要举办盛大的酒席仪式活动，这些活动由小家庭夫妻发起、相关亲友随礼并由他们在后续还礼。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没有机会发起这些仪式活动，但作为既有亲属关系的一员，却必须每次随礼，且将来没有收回礼金的机会。因此，当地的一位乡镇中学老师和村庄精英告诉笔者：

“‘光棍汉’随礼比较尴尬，这个钱送出去就要不回来了。他开始就送的少，后面有的干脆就不去。人家(即主办方)有的也不好意思老请他，因为没办法还给他……”

因此，上面的分析表明，随着家庭化困难的出现和延长，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仅无法建构夫妻关系和嵌入核心家庭，也无法缔结与父母一辈和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结纽带，从而逐渐脱嵌于直系家庭和亲属结构。

      (三)长期的单身生活时期：脱嵌于城乡制度结构

随着家庭化困难的延长和长期单身生活的持续，我们还发现，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持续脱嵌于一系列城乡制度结构，并沦为城乡间的新困境群体。

一方面，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仅没有机会在乡村社会扎根，他们还被乡土社会建构为“光棍汉”而遭到排斥。如前述表1所示，由于长期难以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几乎都没有积累财富的动力，突出地表现为普遍参与赌博和不在老家盖房(当然也不会买房)。2018年春节期间，我们在山内村的牌桌上见到最多的便是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赌博身影。其中的一些参与赌博时往往通宵达旦，输钱时通常不管不顾，常有几个小时输掉带回家来的所有积蓄的情况发生。更重要的是，山内村大龄男工通常没有长期积累财富用于建房的动力和努力。该村的几乎所有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都没有独立建房，其中的一部分依靠父母建房(多数是一层平房)，少数人与兄弟一起盖房，更多的是寄居在父母和兄弟家中。而本文开头提及的大龄单身男工小贝2006年分到的宅基地，至今仍然空着，上面只有父母和兄弟一家搭建的几间简陋柴房。我们还发现，那些已盖了一层平房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由于长期难以结婚成家，出现了房屋年久失修的情况。小恩的弟弟告诉笔者：

“(大哥常年)在中山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家里房子(由父母盖的一层平房)漏雨也不管……他不买家具，有钱在外面花。他没有家庭，堕落了……”

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能在乡村扎根的同时，乡村社会还将他们建构为“光棍汉”，将他们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在桂西山内村，村民在背后采用“光棍汉”来称呼和评论常年在外打工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这一具有贬义的性别化术语表征的含义是无家无业、孤身一人，以及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和底层位置。在调研期间，笔者曾在酒桌上经历过村民对一位“光棍汉”的公开羞辱：一位已经五十多岁做了爷爷的男性村民在酒酣之后，因为喝酒引发的口角矛盾，公然质问对面的一位大龄单身男工“你算什么”，并怒骂他“不是个人”。显然，对于难以在村中扎根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而言，村庄的社会贬低和排斥强化了他们不愿返乡和脱嵌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趋势。

另一方面，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脱嵌于乡村社会的同时，也无法在城市社会扎根，而是持续地脱嵌于各项城市制度，并逐渐下沉为一个城乡间的新困境群体。首先，由于没有家庭负担和为了家庭积累财富的动力，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在劳工市场上表现出极其频繁的工作流动。以笔者从2016年起长期追踪的大龄单身男工小权为例，仅2019年上半年，他就换了十几个工作，包括多个工厂的流水线操作工、搬运工以及物流捡货工、厨工、洗车工等。期间，他更有大约一半的时间在待业和找工作。实际上，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间歇性的工作模式，即一旦从工作中挣到一点钱以后，便失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于是随便找个理由辞工。笔者发现，近年来J工业区及附近地区劳务中介的兴起，契合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间歇性工作需求，加剧了他们的工作流动性。这些劳务中介通常会在工人签订入厂协议之时、甚至在找工作期间给工人预支部分“生活费”，并在工作转换期间提供“免费住宿”。这样一来，工人通常在找工作期间或工作初始即有钱可花和有地方可住，因而他们通常会在做满了劳务协议的最低工作期限要求后选择辞工(17)。笔者还发现，一些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不仅在不同的工作、行业之间间歇性地转换，而且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转移。以大龄男工小学为例，2018年上半年，他起初在北海的工地上做建筑工，随后跑到深圳进厂，不久后在一位兄弟的招呼下到天津做建筑工，然后南下中山进厂，期间还在老家的县城、广西钦州之间停留。

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频繁地转换工作、行业甚至城市的一个后果，是他们无法与城市的社保制度、住房市场等发生稳定的联系，也无法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实际上，他们虽打工数年，却不可能连续缴纳社保。他们工作期间通常住在工厂宿舍，但在找工作的间歇却不得不寄居在临时性的旅馆、老乡的出租房、劳务中介的宿舍或者在网吧过夜。与此同时，他们总是在变换朋友和“兄弟”，从而缺乏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笔者长期追踪的山内村大龄单身男工小学和小圣为例，他们在转换工作的间歇常常陷入经济困境，因而不止一次问笔者借钱，但到了还钱的日期，他们通常会从微信好友中消失，笔者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家人联系才能知悉其新的联系方式和工作生活动态。

因此，以上分析表明，随着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家庭化困难的延长和长期单身生活的持续，他们不仅脱嵌于乡村社会，而且持续脱嵌于打工城市的劳工市场、社保和住房制度，同时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在近年来劳务中介和临时性工作的驱动下逐渐下沉为城乡间的一个高度个体化的新困境群体。

从上述经验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城市化困境及其形成机制，并据此推导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差异的理论模型，以及讨论改善其城市化困境的政策方向。

       (一)研究结论：多重制度脱嵌与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城市化困境

表2总结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独特城市化困境及其形成机制。从中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和婚姻市场严重挤压的条件下，多重制度脱嵌尤其是从家庭结构中脱嵌，导致了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脱离乡土、难以入城并逐渐沉入城乡间新困境群体的城市化困境。

       (二)研究推论：制度性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婚姻市场严重挤压的条件下，制度性嵌入差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分化。如表2所示，多重制度脱嵌导致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城乡排斥型城市化困境；多重制度嵌入则可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型城市化处境；而半制度化嵌入则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拆分型城市化困境。由此可以看到，在多重制度脱嵌或嵌入的机制中，能否结婚成家和成功嵌入家庭结构，是造成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和已婚男工城市化处境差异的关键；而家庭化嵌入状况的差异，通常也是拆分型城市化困境与融入型城市化处境分化的关键。

表2 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然而，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已实现家庭化并嵌入家庭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历家庭长期拆分时，其中的一部分会走向离婚、持续换工等再次制度脱嵌，从而有滑入与大龄单身男工类似的城市化困境的趋势。实际上，我们在桂西山内村已发现11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离婚。新生代农民工离婚之后，女工多数很快建构新的夫妻关系并再次嵌入家庭结构，男工则需要长久地独立承担家庭重任，从而可能松动既有的制度性嵌入状态。在调查期间，笔者曾长期跟踪一位从山内村离婚后单独在外打工的女工，她并没有很快开始新的家庭生活，而是在不断变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时间用于打麻将、上网、逛街等工业区的消费娱乐活动。笔者跟踪的另一位离婚男工在离婚后的数年内独自承担抚养儿子和建房的重任，但2019年他所在的工厂搬迁和裁员之后，他逐渐进入各种临时性工作，并且开始买彩票、找小姐和大量饮酒，每月的工资结余锐减，养家的重任逐渐向他年迈的留守父母转移。这两个案例表明，尽管城乡两栖的新生代已婚农民工嵌入各项城乡制度的状况与大龄单身男工存在根本差异，但长期的家庭拆分可能导致离婚、频繁换工等再次脱嵌状况，从而使部分新生代已婚工人滑入与大龄单身男工类似的城市化困境之中。

因此，上述案例部分地证明了本文的研究推论，即在一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婚姻市场挤压条件下，制度性嵌入差异(如多重制度嵌入、半制度嵌入或多重制度脱嵌)、特别是家庭结构嵌入差异(如家庭化流动、家庭拆分或难以结婚成家)，是形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处境差异的机制。

       (三)社会治理新议题：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

本文的研究发现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新议题，即城市社会治理需要及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处境的新变化，特别是要关注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独特城市化困境。

首先，对于陷入城乡排斥型城市化困境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而言，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缓解家庭化的困境，以及设法让他们嵌入各项城乡制度之中。为此，地方政府、企业管理者、工会和其他社会力量应当以恰当的方式介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市场，尽可能搭建婚姻匹配平台和削减各种阻碍婚姻匹配的障碍。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长期难以结婚成家、常年在外过着单身生活的大龄单身男工，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力量需要采取措施，让他们能够嵌入若干城乡制度，特别是让他们嵌入城乡社保制度以及家庭和亲属结构，以便为他们将来的养老提供保障。这些制度化干预不仅可以减轻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城市化困境，从而避免城乡间新困境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进而化解他们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压力，提升城市社会治理的敏感性和有效力。

其次，对于面临城乡拆分型城市化困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最迫切的是要改善他们的半制度化嵌入状况，特别是稳固家庭结构和缓解离婚现象，才能减轻拆分型家庭滑入与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类似的新困境群体的风险。其中，促进家庭化流动、让年轻夫妻能够从容地在城市组织完整的家庭生活，是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再次脱嵌和加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再次，对于已实现家庭化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稳固家庭结构、劳工市场、社保等关键制度的嵌入之外，还要开放其他制度机会，尤其是随迁子女教育和城市住房制度空间，让他们能够在更紧密的制度性嵌入中顺利完成向新市民过渡，从而避免滑入拆分型的城市化困境之中。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和婚姻市场严重挤压的条件下，多重制度脱嵌、特别是家庭结构脱嵌，造成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陷入既脱离乡土、又难以入城且不断沉入城乡间新困境群体的城市化困境之中。而且，长期的家庭拆分增加了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脆弱和频繁换工等制度性再次脱嵌风险，加强了他们滑入与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类似的城市化困境的趋势。因此，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需要及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新处境，特别是要关注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的独特城市化困境。唯有让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嵌入相关制度之中，尤其是设法稳固家庭结构，才能减轻他们的城市化困境，并避免城乡间新困境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当然，本文的研究结论来自于笔者对桂西和深圳两个城乡地点的多次追踪调查，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推论需要后续研究在更多城乡地点进行验证和扩展。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处境关乎我国将来的城市化进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社会治理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困境、揭示其形成机制并据此找到可行的改善之策，仍然需要学界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