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自由 民主 多元”的三位一体 谈谈诺瓦克的政治神学
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的事务是由各种观念支配着的，而且它们还大模大样地凌驾在不容抹煞的事实之上。更不用说这些观念中有虚假的、行不通的，甚至有连官方的卫道士都不再信奉的。有些观念极富有破坏性，十分残忍，而且很不切合实际，但却仍有很多文化精英对之忠贞不渝，因为这些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有些人靠制造观念和符号为生。这类人已完全被上述观念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所蛊惑，并被格外授权去把这些观念强加给那些不幸的人。这或许正是迫使作者发掘民主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动机。
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所著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1982年在美国问世，旋即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回响。
Michael Novak（1933－2017）
该书陆续在阿根廷、巴西、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地出版了译本。由于受该书的影响，“民主资本主义”作为与（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相对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在概念上已被普遍认可。
自1982年以来，在澳洲、香港、美国和几乎每一个拉美国家都举办过以民主资本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该书于1991年在美国、1992年在英国又出了第二版。
诺瓦克的“名气”很大，哈佛出身，兼思想家、神学家、作家、外交家于一身，熔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思想于一炉，现任美国著名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社会政治部主任，是美国政治思想界的领航人物。但是，这里只涉及他的“思想”。
按照哈耶克的分类，资本主义是自发的秩序，社会主义是设计的秩序。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多半是回顾性的，故其理论往往显得有些跟不上实践。
在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中，理论又往往领先实践太多，问题尚未出现，方案就已想好，例如， 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在探讨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口舌和笔墨。
作为一个已有300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形象上似乎一直是支离破碎的。在一定意义上，直到《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诞生，我们才获得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立体三视图。
诺瓦克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
一、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体制，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通过法律来把个人的自利纳入对他人的利益和公益有利的轨道，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
二、尊重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民主政治体制，它注重从宪政制度上通过分权制衡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体现自由和正义理想的道德文化体制，蕴涵其中的是多元、开放、宽容，但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现代精神气质。
换句话说，民主资本主义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位于一体。而对三位的具体内涵及其相关性，作者又是作何解释的呢？
▐ 自由市场经济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从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因此，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首先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越能致富的体制当然就越优越，也越有助于维持人类生存这个共同的福祉。所有的经济体制都建立在相应的财富观，即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之上。
财富来自何处？造成财富增值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自然资源多，国民财富就多。但是自然资源贫困的瑞士、香港、台湾、日本却比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前苏联富裕得多。
若是财富真的来自资源，为什么拥有同等资源、或地理人文条件相类似的国家在富裕程度上却极其悬殊？如南北韩、前东西德之间便有此差距。可见，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是财富的根本来源。
财富是什么？诺瓦克援引亚当·斯密的回答：财富来自人的创造力。人类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其创造活动的产物。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是在一些社会制度下创造得多些，在另一些社会制度下创造得少些。
人类的创造力水平相差无几，然而，国家间的贫富差别却如此悬殊。造成这些差异的显然是来自制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来自创造力上的差异。由此可以断言，造成普遍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对人的创造力的压制和扭曲。
所以诺瓦克认为，国民财富增加的奥秘不在于该国拥有多少天然资源，不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地区（如独立还是殖民地），不靠人口的多寡，不靠生产资料是否归国家所有，也不靠经济计划得如何周密，而是靠人的创造力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体制和道德文化体制。
决定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经济体制，而愈合乎人之本性的体制愈能有效地释放人的创造力。由于财富的源泉来自人的创造性，因此，这种经济体制必然是天然的自由制度。
这种制度把权利交给个人，让个人自己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国家由上至下地去限制他们创造财富。每个人只要心智正常，都是天然的创造者。
在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中，其创造的远要多于其消费的。以国家为单位而言，个人的创造之和大于个人的消费之和，国家的财富就由此增加了。斯密的财富观表明，最重要的财富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在于人所掌握的技术、文化和人的习惯及其首创精神之中。
最原初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高级的资本是心力资本。人力与心力加上解放人力与心力的天然的自由经济体制，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密码和致富的必要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capital）基础之上的，而其拉丁语源中，资本（caput）恰恰指的是头（head）,引申为头脑和心智。头脑、心智和创造力就是资本，这既是资本主义的生物学基础，又是其道德基础。
因此，在诺瓦克看来，资本主义学说最合乎，也最能证明财富来自人的创造力这一财富观。
在破译了财富的密码之后，下一步要作的就是找出最有利于释放人类创造力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满足并体现这种先决条件的经济体制肯定最能释放人的创造力。
那么，这种先决条件有两个：
第一，这种经济制度必须为创造者正当地占有创造成果提供有效的保障；
第二，必须为创造者最大限度度地提供创造财富的自由。
就第一个条件而言，若是公民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不断被政府强制充公，他们在创造财富上就不可能有很大的热诚。人们只有在有权正当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去创造财富，这就要求政府公开地承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私有财产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权利，而且还是一种精神权利。人类自由的表达要求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工具，类似“恒产”与“恒心”之间的相互依赖。财产权把权利授给个人，把限制和制约加诸国家，即限制国家的权力。
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正义，而不只是涉及对有产者个人财产的保障。它否定了侵犯个人自由的正当性。没有财产和财产权，个人的行动和趋善的倾向就会严重地受到限制。
因此，与通常的指责相反，财产的个人占有有利于公益，而财产的普遍的非个人占有则有违正义。
就第二个条件而言，公民若是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此也就不可能创造出大量的财富，来使社会的总体财富有所增加。
同时，占有创造成果的权利和创造财富的自由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那种由政府安排乃至垄断经济活动的做法又把私产当做万恶之源的意理就难掩其虚伪了。可见，创造的自由要落实到社会制度上应必然表现为自由的市场经济。
▐ 民主政治体制
财产权和自由市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不仅如此，财产权还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牢固的道德基础。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艺术家，他画不出令人赞叹不已的落日余晖，但却能够挑出一种他所中意的颜料来粉刷他家的墙壁，他不能把黄泥塑造成维纳斯，但是，却能够用泥土在他家周围筑起泥墙。
在后一层意义上，他仍然是艺术家。因为他就像艺术家一样作其所择，即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就像画家选择画风景不画人物一样，他可以选择对自己的财产作任意的处置。运用财产的艺术是民主的艺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所作为。
书中论证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经济离不开民主政治，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治只能是“极权的民主”。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富裕社会之门。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创造的奇迹是民主带来财富与繁荣的生动写照。
相比之下，对私产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则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使富国变穷，穷国更穷。而出路只有一条：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
Michael Novak（1933－2017）
从常规的观点看，在西方，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过是出自历史的偶然。然而，作者却认为，这种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民主政治只能与市场相融合，民主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非但不是相互冲突的，相反倒是相互强化的。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稳固的。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
因此，只提供不分自由的威权政权总有向民主政治演变的倾向。另一方面，不承认有必要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权力的地方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经济领域的自由，从而破坏了释放创造力的条件。
因此，近代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起源于相同的历史运动。在发明出制度形式来实现这些运动之前，它们就已经具备了道德形式，其目标是：限制国家的权力以防止政治专制和经济停滞；解放个人和社会的创造力。
单纯从经济上讲，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民主对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则是必不可少的。
在作者看来，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注定是劣质的资本主义，甚至会蜕变为法西斯主义。民主使得政治权力能够以和平、理性和有规则的方式定期得到更换，从而使市场秩序不致受到破坏。
因此，民主政治仅仅表现出尊重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的诚意是不够的。真正落实这一点还须通过法治、分权制衡来约束国家的权力。
古典自由主义者及像诺瓦克这样的当代传人始终担心民主政治释放暴民心理，蜕变成无政府状态，最终又以专制告终。所以，民主政治在战胜个人专制后又面临着一种新的专制的威胁，即多数的专制，特别是道德多数的专制。
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原则，任何民主如果不表现出多样性就会受到威胁。民主的生存要靠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为商业会产生相互对抗的利益，各种产业和技术之间都会构成竞争和冲突。利益越分散就越不容易使民主政权被处于垄断地位的多数所俘虏，任何一种垄断对民主都是威胁。
总之，没有经济上的能动性就没有民主的共产国；没有维持使所有的人都能受益的持续的经济成长就不可能赢得人们对民主的爱戴，民主也就难以地久天长。所以稳定而长寿的民主国家都建立在牢固的自由市场经济之上。
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否自相矛盾这一话题争论已久。赞同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跛足的，因为其经济领域根本就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管理的。
作者的反驳是，这一批评背后的预设就有问题，因为这假设民主的方法是应普遍适用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道德文化领域，就不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的确，有多数人曾相信地球是平的，但这并不因为多数人相信而变成真理。即使在政府内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也不能完全用多数决定或民选的那套民主办法来管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硬套在经济上，必然会使经济失去活力，从而使民主政治也失去了经济基础。
▐ 多元的道德文化
政治自由要求有经济自由，要求有道德文化自由，即选择自己的信仰和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每项自由的存在都以另外两项自由为保障，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不存在的地方，道德自由是不能维持的。
选择自己的信仰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文化自由，同时也表现为信仰自由和信息及思想的自由流动，同时也是指道德和文化制度得以存在的自由。它表现为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
从直觉上讲，一个国家最好能用一个思想来统一。体现这种思想的原则和理论要为所有的人信奉。然而，民主资本主义则是以多元的价值为基础。
古典自由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双重的特性，即它们只认定某种政治经济学说，但又使这种学说开放，同时并不否定其他学说存在的权利，并随时准备妥协、准备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合作。
因为，人类认识真理的权利是平等的、有限的，而真理又是不能强加的。即是此故，民主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体制注定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和宽容的。
在民主资本主义一体的三位中，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使普通人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过去的道德家们强调理想、目标和动机，而民主资本主义则强调结果，强调消灭饥馑、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道德可取性。
诺瓦克提出这样一个悖论：越要取得较高的道德成就，就越要降低道德说教的调门，不去强调动机和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意外后果的法则”。若要取得满意的道德成就，运用合理的自利比无私的奉献要有效得多。
这并不是说，利他不重要，而是说必须把利他放在自利的基点上。若是用利他来否定自利的价值，利他本身也就不名一文了。若是利他没有价值，就等于把没有价值的东西送给他人，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利他的效果。
因此，人越自利越显得利他可贵，人越利他就越要尊重自利。正是因为合理的自利是道德的基础而不是全部，才使得宗教信仰必不可少。自利是创造力和英雄壮举的源泉，但也不是人类事务的全部。这就是作者所归纳的民主资本主义道德体系中的自利观。
对民主资本主义的指责之一是，如果这一制度真的是以多元的思想为基础，岂不是让人们在道德上的追求背道而驰吗？岂不是在鼓舞人们作恶吗？尽管没有宽容和动听的词语，而是在搞道德放任，对人性中的恶端作出不能容许的让步吗？
诺瓦克承认，这些指责是对的。问题在于，若是把这种多元的思想基础转化成一元的、制定一个绝对一律的道德标准，并加以强制施行，那么，这将比这种放任产生更为罪恶的后果。
民主资本主义的敌人是不受约束的、专横的和过分集中的权力所造成的专制，因此，不能把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多么高尚、睿智。除了要把经济机构从道德中分离出来，还必须把新闻、教育、教会、自愿型的结社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把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开来。
资本主义离开了培育其美德和价值观的道德文化就不能繁荣，因为道德文化扮演着许多正当而必不可少的角色。因为它鼓励人们自我约束、勤勉工作、遵守法律、眼光放远、关心公益、富有同情心。
政治与道德的制度上的分化保护所有的人免受一元的权力的戕害。多元的道德文化体制有助于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的创造力是泯灭不了的，最能解放人类创造力的制度肯定是最合乎人性的制度，因而也是道德的制度。
诺瓦克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制度。有人可能说它因为鼓励自利而显得不够高尚，然而，它却比扭曲人性、压制创造力、带来普遍贫困的极权专制高尚得多。
有人指责说，民主政治没有理想，这是事实，但诺瓦克反而以此为荣。因为在前民主资本主义的时代，各种文明所定的官方理想调门都比民主高，更不用说近两个世纪各种激进主义的道德高调了。
民主的社会的确没有官方指定的“崇高”理想，更没有极乐世界的蓝图。一切非民主社会倒反而拥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幻影”。非民主的社会只有官方的理想，而没有个人的理想；民主社会正是没有官方的理想，才为个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留下了空间。
以往，民主资本主义视其精神传统为理所当然，所以没有感到迫切需要一个关于自身的理论。它似乎并不需要一个道德理论，一个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
观念虽然总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已获得了比现实更大的影响力。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的事务是由各种观念支配着的，而且它们还大模大样地凌驾在不容抹煞的事实之上。
更不用说这些观念中有虚假的、行不通的，甚至有连官方的卫道士都不再信奉的。有些观念极富有破坏性，十分残忍，而且很不切合实际，但却仍有很多文化精英对之忠贞不渝，因为这些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有些人靠制造观念和符号为生。这类人已完全被上述观念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所蛊惑，并被格外授权去把这些观念强加给那些不幸的人。这或许正是迫使作者发掘民主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动机。
回过头看，该书的主旨是为了解决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或者说，意识形态危机。尽管该书极富说服力，但是这种说服工作对信仰者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反对者却依然故我，不予理会。
该书试图解决基督神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的关系，使两者完全兼容，套用“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最能豁显这一点，但潜在的问题似乎也正出在这里。
因为若是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太合拍，以致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基督教才能与民主资本主义相配合，两者是珠联璧合，那么，其他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与民主资本主义如何“搭档”？在该书中，民主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来自犹太教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还那么牢固吗？
再一想，倒也能理解，作者作为天主教徒，其主要任务当然是要解决基督教与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每种宗教和文化传统都有其传承者，上述的沟通工作对各个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来说，是自己的“门前雪”，扫除工作当然要由自己来完成。
《资本主义社会与民主精神》中文版序
写于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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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兵武不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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