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为了获得推进变革所必须的共识，政府必须要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晚清政府早就失信于民了。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一百多年前，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正式拉开帷幕。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对可能到来的风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盘算截然不同。体制内的主政者，尽管万分的不情愿，还是在内外的重压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态。而体制外，且已经全面酝酿并着手革命了——终于，辛亥革命在一百多年前的今天爆发了。关于当时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变革，大体有三种策划：第一种策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他们主张树立光绪新权威并对旧体制进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他们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们“休克”的，正是以光绪母辈慈禧为代表的垂帘派。第二种是以洋务派大臣张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改革路线。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是这个思路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康梁的路线过于激进、过于极端，药力过猛，现行体制承受不了，一旦启动，反而搅了改革的好局。因此他们主张对现行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和平演变，一切徐徐图之，边走边看，淡定以对。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慈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预备立宪。第三种是以孙文为代表的同盟会，他们断然拒绝任何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认为无论如何，满清执政党再也没有资格在中土继续统治下去，必须下台走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准备以暴力手段实现之。上述三个策划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给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出路。但问题是，这三条路后来没有一条真正改变中国。体制内激进变革派命运最惨，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宫式的革命，反而被体制内外所共同抛弃；体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来，爱新觉罗家族当然坚决不答应。头可断、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丢；体制内渐进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来化解改制，他们有个响亮的理由，中国不能乱。虽然满清政府腐朽不堪，怨声载道，但是他们还是声称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们。最终，溥仪终于要面对他和他家族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民国虽然驱逐了鞑虏，但是清王朝的梦魇仍然继续纠缠着国民党人，他们既要面对内忧又要面对外患，在中国大陆苦苦支撑了三十多年之后，不得不一走台湾了之。因此，面对百年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得继续思考，而且思路也没有超出上面的三种。平心而论，上面三种救国方案中，第二种思路听起来最为稳当，最为可取，因为它造成的震荡可能最小，因而代价也最小。如果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君主专制能够做到软着陆，实现平顺转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然而，接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却同样也走不通？因为要走通这条路，有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王朝统治者要真心让权，官员不能继续腐败，民众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如果王朝统治者让革命党人看出预备立宪只是缓兵之计，那么革命党人肯定不会罢休。如果革命党人认定清王朝即将垮塌，他们肯定不愿意加入体制内接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车驶向废车解体厂？如果满清政府不能制止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官员金盆洗手，而是放纵他们争抢最后一道菜，那么，民众就不可能有耐心。因此，好心的体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渐进改革所最需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饭。这种改革需要一个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众的一举一动，必须像广播体操一样配合统治者的意图。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国家才好治理；只要这样，国家一定能治理好。然而，民众早就没有耐心了，不愿意再做“广播体操”了。为了获得推进改革所必须的共识，政府必须要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他们早就失信于民了。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自百年前以来，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不是中国人不要这样的强权，而是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它们实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经撑到极限了。这一事实是所谓认可第二种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对的。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爱新觉罗家族亡了，国民党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下面这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却一直拒绝离开：是安定，还是动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激进，还是渐进？是改革，还是改制？是问题，还是主义？是普世，还是国情？是专政，还是限政？这些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在问及中国问题之解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回答我：强权就是答案，中国不可一日无强权。然而，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看往期：◆.刘军宁｜法律不是意志－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刘军宁｜实用之殇：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五四后，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运动◆.刘军宁｜启蒙抑或启示：脱亚入欧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刘军宁｜“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的走向◆.刘军宁｜大革命必然催生好制度？◆.刘军宁｜哈耶克为何不愿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刘军宁|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治国之道◆.刘军宁｜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刘军宁｜保守主义只有一种◆.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刘军宁|"自由

美国宪法的合法性、至上性及获得人们服从的基础是：人们深信有一种法，它高於人间的意志。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是神赐予的礼物，是明智者的戒规。人们并不是在制定法律，他们只不过是在发现法律而已。如果一种政体具有发现法律的最佳机制，那这个国家就再幸运不过了。为了确保法律是正义的，一切法律都必须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关来制订，而且这些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天赋）人权。法治与某种超验的法律价值观有关。在古代，这种超验的法律价值观存在于神和自然正义之中。在现代，这种超验的价值观则体现在对人权、正义、自由、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之中。法治的思想起源于自然法，得到了盛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就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由政府制订的法律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发现，因而是次要性的法律。所以，法治承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来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在一切人订的法律之上还有时时处处适用每于个人的普世法律。这意味着一切人订的法律都必须服从于来自自然法的根本法律原则，而且不因时间和场合而转移。在这一自然法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承认有绝对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这种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塞罗给自然法下的定义是：“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它是和自然调和的，散布在一切人们中间的、不变的和永恒的。……要制定和这种法律相违反的立法为宗教所禁止，它甚至连一部分也不可以废止，我们也没有力量通过元老院和人民来解除它对我们的统辖。”由主权者（不论是君主或议会）制定的实在法若不受理性、自然、上帝、正义等的约束会危害自由与财产权。所以，洛克把英国议会看作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而且坚持认为，议会无权通过立法来废除这些权利，哪怕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这种新的政治哲学彻底改变了主权者与法律的传统关系。根据这一政治哲学，主权者为了行良政固然需要武器和法律这两样东西，但主权者的政权应来源于法律，而不是武力。一旦主权者只能用武力进行统治，他就不再是主权者了。易言之，主权者必须以符合正义和人权的法律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而不是靠武力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靠武力来推行违背自然正义的法律（即恶法），使法成为纯粹服务于行使武力的工具。因此，统治和法律必须以人民的同意和保护人的权利为基础。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这种观点不仅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约束，而且更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保障。对洛克这样的自然权利哲学家来说，这种更高的法律包括在自然秩序下属于一切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对于人的生存至为重要，不仅不能让渡，而且自动构成对统治者行为的限制。这一学说为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因融入美国宪法而获得了法律效力。正是有了这种自然法理论的依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得以理直气壮地推翻由国会和州议会通过的，但被认为与自然法中的自然正义和天赋权利的某种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法律。随着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法治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专制与无政府的对应物。▐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数年前，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本书，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文革时的红宝书等。其中，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竟也高分当选。胡适与约翰·杜威杜威是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导师、精神教父、思想源泉。胡适先生的一论一说几乎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给取名胡思杜。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者名单中一些至今颇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等。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左派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保守主义右派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寅恪。白璧德注重主义、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实验，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后来完全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甚至在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眼里，杜威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化身。然而，许多美国人却对杜威有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杜威是美国教育制度，尤其是私立教育的毁灭者。更有人说，如果美国教育是一位农夫的话，杜威便是这位农夫怀里的毒蛇（Bosom

对于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更多的研究浮出水面。陶飞亚先生的研究表明，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了此次运动。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1922年至1927年，中国有过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恰好发生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论争。作为“非基”的一方，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大多从科学主义出发，以科学原则驳斥宗教臆想，以进化论原理驳斥上帝创世说。而支持基督教的一方，包括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张东荪等，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大多也以“信教自由”的观点反对“非宗教同盟”，未曾触及基督教文化之根本。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出版于1990年代。作者言，对于1922年至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海外研究者较多，然而在它的故乡却是一片沉寂。故而，作者于1991年下半年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竟获批准。如果放在今天，结果如何，实难预料。整整三年，作者孤身一人留在北京，殚精竭虑，终于“炮制”出了这本史料详实、分析入理的学术著作。“忘不了北京大学旧期刊室窗外朝着自己凄楚哀嚎的寒鸦，忘不了近代史研究所地下旅馆卧室中那扇酷似牢房小窗的一尺见方的通气孔，忘不了每天清晨伫立在北京街头和着北风吞下的那一碗碗兰州拉面，忘不了……”个中艰辛，感同身受。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922年春季，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这一消息成为此后长达数年“非基督教”运动的肇始，使得中国的基督教事业遇到了义和团运动以来最为猛烈的反对。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青年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据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俄国驻华大使馆所获俄文资料显示，“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领导进行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宣言。宣言声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其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北京大学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则把一切宗教视为攻击目标。在3月21日的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由上海和北京学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快遍及全国并向纵深发展，广东、湖南等省，南京、武汉等城市都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地区。3月29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采用的是一种陈旧而威严的“声讨的口气”。读后使人“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北大五教授联合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书》。宣言书声称：“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此后周作人在这一问题上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又进行过公开的辩论。此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发生学潮，以此为起点，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拉开序幕。圣三一学校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反对“奴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这一波“非基督教”运动主要的发生地是教会学校，徐州培心、南京明德、长沙湘雅、福州协和等美国和法国教会所办的学校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与第一阶段只限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不同，从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以后，政党的作用若隐若现，每一起学潮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直到“五卅”运动之后，民族主义全面高涨，“非基”运动终呈不可阻挡之势。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非基”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国共合作，“非基”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这场运动已经早已超出了文化论争的范畴，成为特点鲜明的政治运动。一些激进的行动仿佛40年后那场运动的预演。反教人士给一位中国牧师戴上高帽，反缚双手，游街示众。北伐战争开始后，一些士兵手持枪械，到一些住宅、商行和教堂任意抄家、洗劫财物，稍有不从，便遭殴打，甚至有人因此毙命。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ohn·William）被士兵抓住，要他交出手表，他犹豫不决，并与一士兵争辩，“很可能稍示抵抗”，便当场被另一士兵击毙。一所教会学校的美国女秘书，“因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一些士兵开始袭击一家外国人聚集的美孚油行，终至英、美两国军舰介入，炮击南京，酿成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历史档案的解密，对于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更多的研究浮出水面。陶飞亚先生的研究表明，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了此次运动。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注：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葛陂小记，同时感谢作者同意转载。看往期：◆.刘军宁｜启蒙抑或启示：脱亚入欧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刘军宁｜“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的走向◆.刘军宁｜大革命必然催生好制度？◆.刘军宁｜哈耶克为何不愿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刘军宁|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治国之道◆.刘军宁｜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刘军宁｜保守主义只有一种◆.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下◆.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上◆.刘军宁|"自由

每年五月三日是日本宪法日。战后的和平宪法在日本的改造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样被美军占领，为什么塔利班复辟阿富汗的类似事件在日本没有发生？为什么战后日本能成功脱胎换骨？二战前的“脱亚入欧”究竟给日本带来了什么？问：成功的日本作为个案能证明宪政民主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吗？因为日本的信徒数量从很早以前到现在的确非常少，而且这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在20世纪走向宪政的非常成功的范例。日本和平宪法答：20世纪的日本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成功，而是好坏参半，甚至是两重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福泽谕吉很受国内文人追捧。然而，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的“欧”，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启蒙在法国所发生的一样，就是导致对内实行现代独裁和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所以，正是欧陆启蒙把日本变成一个现代独裁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直到二战之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人从欧陆转向英美。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二战之前的日本模式是成功还是带来苦难？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发言权。欧陆启蒙思想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启蒙思想也把日本引向歧路，如中国一样。二战之前的日本是非常失败的，二战战败才是日本成功的开始。表面上二战之后，日本的成功不依赖于对耶和华的信仰，日本社会也没有彻底基督教化。但是战后日本模式的成功对中国起码有两点启发：第一条，欧陆启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中国现在还在这条路上。日本是启蒙受害者，并加倍了中国的苦难。第二条，日本的宪政之路表明，并不要求每个日本人都是基督徒。那么，在日本宪法里耶和华在其中真的没有地位，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麦克阿瑟本人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当他被委托接管日本之后，他邀请了一些美国的宪法专家起草了一部日本宪法范本。麦克阿瑟把这个宪法范本交给了日本人，要求他们按照这个范本起草一部宪法。换句话说，作为成功移植的一个典范，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应主要归功于麦克阿瑟是把历久5000年的秩序原理从美国移植到日本，怎么能说美国的宪政秩序不可移植呢？而战后日本新宪法也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理写成的，而不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大家知道吗？1946年，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天皇发表一个“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不是神。由昭和天皇亲自颁布的《人间宣言》这一条具有非常重要性。如果天皇继续是神，十诫的第一诫(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就不能成立。只要天皇继续是神，日本就不可能进入神定秩序的轨道。所以要想让日本进入耶和华所定的轨道，首先日本天皇必须放弃以神自居，宣布自己走下神坛；其次，接受根据西奈山原理制定新日本宪法。所以日本的宪法是神定秩序的原理在远东的杰作，而不是一个从日本土壤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从欧陆启蒙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当然，在提到日本的时候，朋友们也常常提到另外两个实体，就是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实体有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在远东，都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外，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背景――战败。1945.9.2，日本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文件日本是二战在远东最大的战败国。韩国也是战败吗？韩国在韩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战败的，后来美国去救了他们，才有了韩国的今天。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大陆是战败的，后来美国保护了他们，才有台湾的今天。所以战败是这三个实体的共同背景。他们今天的选择根本不是自主的选择，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战败而被迫走上今天的路线。如果让他们自主选择的话，他们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共同背景，战败之后，他们都是在一个背景下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美国的背景，美国逼迫他们走上今天的道路，要不然就不给他们提供保护。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共同背景，就是美国拿刺刀逼着他们，你们是战败的，你要我保护你们，就得按照我说的做。在美国人把“改变世界的28项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移植到了这三个地方。我上次讲过《飞越5000年》的副标题，为什么叫做“改变世界的28项原则”。日本、韩国和台湾证明，美国人把这28项原则移植到这些地方，也带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所以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证明这28项原则是可以移植的，而不是不动产。这28项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远东，改变了世界。看往期：◆.刘军宁｜“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的走向◆.刘军宁｜哈耶克为何不愿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刘军宁、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治国之道◆.刘军宁｜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刘军宁｜保守主义只有一种◆.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刘军宁|"自由

T.S.艾略特说，人间重大的选择，不是你们说的什么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选择，而是有神与无神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有神，后面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无神，后面也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如果你不选上帝的话（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那你将向希特勒与斯大林叩头”。一个国家的走向是由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二十世纪的走向。《新青年》与“五四运动”的走向是什么呢？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无神论的、法国与德国的、反传统的，它们离保守主义是最远最远的。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谁？是胡适与陈独秀。他们从联手到分裂，然后社会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而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今天在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今天在美国，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温和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都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就有相同的政治后果。T.S.艾略特说，人间重大的选择，不是你们说的什么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选择，而是有神与无神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有神，后面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无神，后面也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如果你不选上帝的话（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那你将向希特勒与斯大林叩头”。什么叫忌邪的神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不能有其他的神。因为你要不信这个神，而信其他神，其他神你又看不见，你只能看到现实中那个权力最大的神，向他们叩头。为什么说《新青年》是法德传统？因为他们相信人性可以变化，通过思想改造，可以造出一代新人。这个《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的时候叫《青年》，后来改成《新青年》，他们就更加地进步主义化了，这是一个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青年”用的法语-La

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同样，“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追求民主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日久而弥新之所在。自由的国家未必尽是民主的国家，而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历史上有许多自由的国家，但其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却受到严重的限制。自由与民主，尽管是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这是我读罢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的最大感想。因为，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泯灭了自由。与多数决定相一致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众人的力量应该凌驾于个人的力量之上。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数比产生立法者的方式更为重要。一旦多数人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然而，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论源自卢梭。该理论认为，民主是一套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政府制度，人民的声音即是上帝的声音。在表达这一声音时，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最高的裁判者，少数总是错误的。除去生存的权利和成为多数的权利外，少数不能要求任何权利与多数对抗。这种“天使的蜚语”所产生的疑问是，假定全人类都持有一个观点，而只有一个人持与此相反的观点，那么，全人类的观点就一定正确，而后者就一定错吗？即使如此，全人类有理由让这个人保持沉默吗？若是这个人有足够的理由，而且他的观点正确，他有理由使全人类都保持沉默吗？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数和少数都不握有绝对的权利。多数统治剥夺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可能性同样体现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中。可是，如果人民都是主权者，谁是主权的对象？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特选的少数人。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需他们自助。基于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养的，而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则是不可传授的，因为它来自所有伟大的人类的情欲的神秘处：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第202-3页）他也发现，多数人呼唤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们便呼唤平等的奴役。基于民主和自由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民主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妨碍，托克维尔的困惑是，在一个民主社会，自由还能生存吗？若是能，自由又如何生存呢？常识告诉人们，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政。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有！这个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大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多数人的民主的确可以蜕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及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托克维尔发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样，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最终带来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因此，这表明，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保守的自由派，而非民主派。他宣称，“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第iv页）他毫不犹豫地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尽管人们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作不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选择奴役上的平等，他们宁愿忍耐贫困，也容不得贵族。这就是他对大革命前法国人政治心态的写照。基于对民主可能妨碍自由的担心，自由主义提出了衡量自由的另一条标准，即政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权力者的人头数，而在于对权力运用方式的控制和运用。判断政府的好坏，不在于该政府的权力是在多数人手中，还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这种权力运用的方式、服务的目的和所受限制的程度。对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不论归多少人所有，总是危险的。所以，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答案是，民主应该服从自由。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民主不是与自由同等重要的目的。民主更不仅仅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只是自由与民主的早期争论的一个历史记录。在这场争论中，焦点是多数的专制。在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奋力为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权力，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入侵加以辩护。当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也回应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哈耶克认为，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很可能与专制或寡头政体一样，是专制主义的。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托克维尔的观点只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个缩印。托克维尔的思想可归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传统，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大传统。这种的传统起源于柏克、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哲学，与法国的孟德斯鸠、贡斯当，瑞士的布克哈特，美国的联邦党以及二十世纪的哈耶克、波普尔等一脉相承。对自由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保守自由更加至高无上呢？所以，托克维尔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正像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所说的那样，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级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根本治目标。阿克顿勋爵（John

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在西方如此，在东方也是如此；在过去和现在如此，在将来亦将如此。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十分恋旧，但保守主义绝不是恋旧主义。对自由的态度是区分纯粹的保守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圭臬。保守主义常常被理解成主张一成不变，其实，这是守旧的态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有时的确很难区分，两者都重保守，但前者无一定之规，后者有一定之规；前者在价值上是空洞的，后者在价值上有明确的取向；前者只保守既定的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是专制的秩序，还是自由的秩序，后者只保守特定类型的既定秩序，即合乎自由精神的既定秩序。在保守主义与各种“主义”的关系中，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在西方国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常发生冲突，互相指责、相互攻讦的事屡见不鲜，以致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之间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为什么这两大意识形态间会不断地发生碰撞呢?难道它们真的是冤家对头吗?哈耶克（Friedrich

1992年初夏的一天，离开IEA的茶会后，我有幸与中国读者陌生的、划时代的美国保守主义神学家诺瓦克先生在伦敦街头散步。他指着街边一座座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雕像跟我说：把所有的领域都加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诞生的伟大人物比英国更多。的确，这些伟大人物的杰出，不仅仅因为他们自身优秀，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跟圣经与保守主义密切相关的英国自由传统。英国的自由传统，不是在教科书上撰写出来的，而是以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为里程碑标定出来的。以二十世纪以来的英国为例，起码有三个里程碑，分别是丘吉尔首相，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撒切尔夫人。再具体一点，以长时段大历史来考量，能对标杰出女性政治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国家有几个？这篇文章说说首相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自由传统与保守主义的贡献。－刘军宁最近，英国女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去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许多的追思。她在当政时期的政绩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英国女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在当政期间给英国带来的变化举世公认。这些变化与撒切尔夫人的个人能力的相关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则很少被提及。而后一点则正是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就是保守主义治国之道的一个个案。让我们先来鸟瞰近现代的世界史。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是各国国内内战频发，国际战火绵延的世界。有些国家不断被内乱与外战撕扯，但是有些国家却能享受到持久的政治安定。以英国为例，自光荣革命以降，就没有发生过内战。与英国具有相同精神基因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除美国因为种族问题爆发过一次南北战争，其他的都从未发生过内战。这些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得它们成为各国移民的理想目的地。英美文明，不仅成功地避免了内乱，还赢得了所有的国际大战，包括赢得了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冷战”。英美究竟有什么使国家持续安宁强大的秘密法宝，能够如此鲜明地把英美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是，这个秘密法宝就是英美独有的保守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国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国家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只有英美以保守主义为立国之本。当我说立国之本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两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保守主义者，而是说，保守主义是这个国家的制度与观念内核。以英国为例，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比如，英国的社会主义常常自称自己是费边（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深知：激进、暴烈的社会主义不符合英国的国民性。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统是保守主义的传统，它确立了基于民意的代议制、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法治、公民权利与自由。一种政治体制一旦植入这些基因，安定与繁荣就有了制度保障。但是，这样的制度仅仅是安定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一代代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杰出奉献才是稳定与繁荣的充分条件。英国有信奉保守主义的保守党，美国有信奉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英国的繁荣，与一个个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埃德蒙·柏克、威廉·皮特、格雷斯通、迪斯累利、丘吉尔，还有本文的主角，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美国情形大致相同，在美国的建国者和宪法制定者中，柏克式老辉格党人占绝大多数，听听这些名字：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亚当斯、林肯，以及与撒切尔夫人同时代的里根。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有英国那样的保守党或美国那样的共和党，能够找到上述那么多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那么这些国家的安宁与兴盛的程度，绝不会低于英美。▐

归纳一下，作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秩序是自发的，是演化的。而作为有神论者，信仰耶和华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秩序不是自发的，而是由造物主为人类预备的。至此，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根本分野已经完全显现：有神与无神，信仰耶和华与否，把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正统保守主义（者）区分开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凭借的是理性的选择与经验，而保守主义者凭借的是超验的信仰与启示，同时也不排斥理性与经验。在许多人眼里，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几乎是同义语。两者在诸多的立场上具有广泛的共识。而且我个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着迷于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它的结论。比如说，古典自由主义和和保守主义都主张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经济、法治与宪政、小政府与有限政府、个人主义、共和主义、联邦主义等等。在当今世界的思想谱系中，古典自由主义也被纳入了保守主义的大阵营当中。所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如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如艾茵·兰德等都被看作是广义上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但是，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与以柏克为代表的正统保守主义在上述重大的立场上持近乎完全一致的态度，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分野，而且这种分野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古典自由主义者与正统保守主义者的分野集中体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上以及各自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上。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方法论和所凭借的思想资源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论（演化理论）。比如，以财产权为例，古典自由主义者在论证财产权为什么好，为何要保护财产权时，他们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角度来论证：财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长期市场经济的演化中，财产权的重要性得到确立。离开了财产权，市场经济就无法存续。而且对财产权的保障能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就是说，财产权对人类有益处、有用处（效用）。财产权与产权制度是一个历史演化的产物和长期博弈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从功利的角度主张对财产权应该加以尊重与保护。按照这种看法，一旦某一天由于经济活动的演化，财产权对人类没有用处了，对财产权就没有加以尊重与保护的必要了。正统保守主义者同意尊重与保护财产权的结论，但是论证的方法与凭借的思想资源却完全不同。保守主义者认为，财产权不是理性选择的产物，也不是经验性博弈的产物。因为理性和经验有很多产物，其中有些产物很坏。市场与经济活动过程中也演化出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如何从中加以甄别呢？比如说诈骗，诈骗在经济活动的演化过程中大量且一直存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诈骗像财产权一样作为正面的遗产保留下来？如果我们不依据超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就无法断定诈骗的是与非。没有超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就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相对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所以，仅仅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证，我们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财产权是一个绝对的不容否定的权利。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论证财产权的方法并不能从最高的源头上确立财产权的正当性。这就是说，在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时，必须有一个超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才能判断出财产权的价值与重要性。保守主义认为这个标准来自造物主。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保守主义者认为，财产权的终极源头在上帝。像自由一样，财产权是上帝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这才是财产权的根本正当性所在，并独立于财产权的效用与功利。就像食品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作用、但不是生命的源头一样，交易活动与理性选择只是参与了与财产权有关的演化之中，而不是财产权的源头。所以，财产权既不是发明的设计的、也不是理性选择的、更不是交易与演化的产物。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还有一个重大结论，他认为人类的秩序是自生自发产生的，是演化（也被称作演进）的产物，即著名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这个结果对于否定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秩序，可以从无到有，假以时日，通过理性选择、经验积累、优胜劣汰，就能演化出来，而且效果不错，就可以像财产权一样从无到有。在柏克和柯克那样的正统保守主义看来，这个看法是完全不成立的，人类的秩序不是自发的，而是造物主造就的，人类的秩序原理，神早就预定好了，故又称为神定秩序（divine

近期有关保守主义的各种讨论、讲座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但到底什么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保守的对象是什么这两个核心问题在各种讨论中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此，特别推出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只有一种》一文，以正视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某假日酒店的一次会议上，上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先生遇见了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教父的柯克先生。柯克对彭斯说，“我写过一本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书。”他指的是《保守主义思想》。彭斯后来回忆到，自那时至今，他没有一次在度假时不带上这本书。彭斯在担任州长期间对记者坦言，“柯克对我自己的政治哲学与保守主义有重大的影响。影响我的其他人还包括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但是柯克对我的思维影响至大。”不要忘记，今天以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著称的彭斯，在当初刚入政界时，还是一个民主党人，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思想左倾。他那时仰慕的政治人物是肯尼迪。后来，他才追随里根及其在政治领域掀起的保守主义浪潮。在这次会面中，彭斯曾求问柯克属于哪一类的保守主义者，是老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还是其他类型的保守主义者？柯克非常干脆地回答到：我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柯克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只有一种。虽然保守主义最早是在英国出现的，但是，保守主义不只是英国的，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甚至也不只是美利坚的。保守主义作为思想体系，虽然是十九世纪早期才出现的，但是它在此以前已经有了很长的传统，源自希伯来圣经，追溯到西奈山。这种保守主义就是基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其保守的对象是造物主赐予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基于任何其他价值观，不论来自哪个时代哪种文化的主义，都不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是保守本族文化传统的主义。有种看法认为：英美有保守英美传统的保守主义，中国有保守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例如，有人提出以保守儒家传统为宗旨的儒家保守主义，但是，它根本不是保守主义。如柯克所言，保守主义只有一种。并非地球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种文化传统，就有多少种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全人类的，更是所有文明人的。人类是一个整体，出自同一个造物主，人性也完全相同，所以，保守主义只有一种，这就是保守基于信仰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的主义。看往期：◆.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刘军宁|"自由

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面。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分野所在。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消极的政治观。政治到底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是趋利还是避害，还是追求一个远大理想，一个天堂，一个至善？还是把眼前的政体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恶，给改进掉？波普尔认为，政府的任务不是去追求善，因为人没有办法对善达成共识。在善的问题上，用中国的古话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关系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以前的研究认为知识是不断积累的，只增不减。波普尔发现，科学只不过是一个证伪的过程，把一个猜想反驳掉，证明其为不正当的，证明其不成立。那么，这个猜想就没有办法在科学的“库房”里再滞留下来了。只有那些还没有被证伪的知识，才能留在科学的知识里面。换句话说，科学体系本身是不断淘汰的，就是一些新的猜想进去，一些被证伪的知识出来，而不是只进不出。如果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的知识就是不断被证伪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或没有一代可以发现未来无数代人所要做的事情及所应遵循的历史规律。一个人凭什么强行要求后来人在未来5000年、500年，甚至50年应遵循他（和他的朋友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为什么不允许后来人突破给强加的“历史规律”？只要承认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证伪的过程，就没有权利把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强加给他人。所以，既然政府不知道终极的善是什么，人间社会是否能有天堂，那么，它就不应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若硬要去追求，结果肯定代价惨重。这就是波普尔认为合理的政治是不要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政治上和医学上是一样的，一个承诺过多的人，肯定是骗子。追求至善的意识形态承诺就像大家在电线杆上看到的庸医的广告一样。庸医在广告中承诺得神乎其神，那些在设备好的医院都没有办法医治的疾患，到他那里一针就灵，一扎就灵，且不愈退钱等等。结果，要么这位江湖医生是个骗子，要么大医院大夫都是傻子。通常前者是骗子的可能性很大，后者是傻子的可能性很小。政府的任务是处理弊端，而不是追求天堂。政府的使命不是去为人民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而是帮助人们去克服个人民间不能克服的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府无法知道天堂是什么。而且，百姓对幸福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说一天能抽一包烟，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每顿能喝二两酒就是最大的快乐。有些变态的人，他的幸福感更奇怪，根本没办法满足他。这样的幸福观太多样化了，政府没办法实现它。而且，如果承认个人是基本平等生存单位的话，那么追求幸福首先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如果个人不追求幸福，让政府去帮着追求幸福，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政府，弄不好，会以老百姓的名义去追求它自己的幸福，这是非常常见的。按照波普尔按自由主义哲学的看法，趋利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避害是政府的责任。避害是消极的，趋利是积极的。如果政府忙着去修娱乐场，把防偷抢，抓罪犯交给老百姓自己去见义勇为，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比较容易乱。所以，波普尔讲合理政治的第一个原则是政府不要去建立天堂，硬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个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和民众都要选择代价较小的东西。政治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许你越看他像好人，他却是一个坏人。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选择就是相对合理的。虽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任何政府的一个举动，都有代价，都会造成弊害，那么当弊害不可避免的时候，合理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那个弊害和成本比较小的，这是合理政治的第二个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民主政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为什么民主社会是一个可取的社会？波普尔的回答是，如果不存在历史规律，不存在一些人声称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那么，声称掌握历史规律就不应成为获得统治资格。在一些封闭的社会当中，那些统治者总是声称，“我掌握了历史规律，你们没有掌握吧！你们要是不服，我有警察，所以你们必须跟紧我按我发现的历史规律走，否则，你们有吃不完的苦头。”在这样的社会，统治权是封闭的，决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是垄断在少数“掌握历史规律”的人手中。只要所谓的“历史规律”不存在，这些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专制政权认为少数人才有统治的资格，而民主政治认为统治权应该通过合理公平的竞争方式向所有的公民开放。民主的必要性来自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规律”。波普尔认为由少数人垄断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他说：历史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而不是个别人赋予它的。历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历史，而不能由个别人来划上句号。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每一个人有权利赋予它意义。但凡只要不承认有客观的、不容质疑的历史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要实行民主，因为没有人有天然的统治资格。这样，统治的资格只能靠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大家怎样同意呢？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表达同意与否。所以，按照消极的政治观，民主社会不是天堂，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民主社会只是一个缺陷相对少一点，但仍然有无数多缺陷的社会。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怎么能幻想那么多凡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天使般的国家呢？所以，即使民主社会有缺陷，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自身联系的本性在一起的。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可是到头来，发现人性不可改变，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还能行得通吗？所以，为什么波普尔说民主社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机制，这两个机制大概相当于科学性吧。这两个机制证明民主社会是相对合理的：一、民主向尽可能广阔的选择开放，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体有比其他制度下大得多的选择自由；二、民主制度下有纠错机制。开放社会的领导人不能声称他掌握了历史规律。同样，由于他没有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个真理不存在，他就不能封上别人的嘴巴。但是如果看一看在那些领导人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历史规律的国家，他是不会让人们对这个历史规律和他自己的品行说三道四的。民主社会有制衡制度、选举制度。波普尔说，“什么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公民可以通过法律和平地解雇领导人的国家。”人民有机会炒元首的鱿鱼的国家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无办法炒元首、总统的鱿鱼，且为解雇领袖的举动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里讲，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是，让政治权力和平地交接。古代的民主观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现代的自由民主不关心权力归谁所有，而关心的是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如何运用。权力到底归谁所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权力怎么样运用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还是用权力的归属来回答问题。如果一个人根红苗正，你把一些大权托付给他，你放心吗？他的出身能决定他如何使用权力吗？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吗？一个出身好的人一定会像天使般地使用权力吗？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定像魔鬼般地滥用权力吗？如果成立，那么什么是出身好？什么是出身不好？这就要给每个人定阶级成分。你们是富农资本家，你们是土匪恶霸，你们是贫下中农，或者是无产者，或者是小土地出租者什么的。按照阶级的民主论，最关心如何夺取权力，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把这个权力拿到手。至于怎么使用权力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谁使用它最重要。记得文革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是阶级论，权力是怎么使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江山”还在“无产阶级”手里就足矣。波普尔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归属，而在于权力的使用方式。只要他不滥用权力，我们可以容忍；如果他滥用权力，我们先批评他，下次再把他换掉。如果让你们托付的话，你们会把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好的人，还是把权力托付给一个无法滥用权力的人？所以，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分野所在。（1999年10月14日北大法学院演讲）（完）看往期：◆.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刘军宁|"自由

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的自由度越大，政体选择的空间越大，这个社会得到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政体研究的自由度越小，政体选择空间就越小，得到的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绝对没有研究不同政体的自由，就绝对得到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上卷，1993年已经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过，下卷一直出不来，1996年去匈牙利，我才买了本书的下卷。直到最近（1999年？）全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我其实并不是波普尔专家，只是有幸先读过此书，今天也只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着重谈开放社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先从波普尔本人说起。卡尔·波普尔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接触过许多20世纪的大学者；年轻时做过木工，也作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参加过工人运动，甚至追求过共产主义。后来，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游行，其目的旨在挑动警察开枪，警察也果真开了枪。这件事对波普尔震动很大，他决定对双方都加以谴责。由于他的合作伙伴具有太强烈的暴力和阴谋倾向，他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但这段经历却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的奥地利处于纳粹德国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作为犹太人，波普尔对这种威胁格外敏感，便在1937年离开奥地利，前往新西兰和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新西兰教书、研究，二战后他没有回奥地利，而是留在了英国。据资料介绍，他喜欢英国的理由很简单，说是英国送牛奶的时候，把牛奶瓶放在每家的门口，也不会丢失。在奥地利，奶瓶就会丢掉。这当然是很小的事情，可经历过两种制度的人，跟只经历过一种制度的人，感受就不一样。我想，正是这些普通的社会现象和切身的感受，激发了波普尔等人对不同社会的反思。而由于他在奥地利受到纳粹鸡犬主义的排斥，对鸡犬主义体制特别敏感，他所写出的东西，就比那些没有受过鸡犬主义威胁、没有在鸡犬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更加深刻。现在，我来谈谈我对开放社会的特征的理解。波普尔这本书，并没有从正面来讲开放社会，与其说是树立开放社会，不如说是在对开放社会的敌人进行批判，由此来树立开放社会的形象。显然，在波普尔看来，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封闭社会就是不好的社会。那么，开放社会有怎样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治的，实行民主的。这样，他几乎把开放社会等同于民主社会、平等社会、自发的社会，不是人工设计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好的社会。那么什么是封闭社会呢？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其变化是一种整体工程的乌托邦的实现，因而是坏的社会。有人会反驳我说：“你很会说话，在你的归纳当中，你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放在开放社会的名下，把坏的东西都放在封闭社会的名下！”我想，如果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很高兴，因为至少，你们同意我放在开放社会下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有些人不喜欢这些，认为这些是坏东西，说我很公平，把坏的东西都放到了开放社会的名下。其实翻一翻教科书，听一听课，你们就会发现，许多放在封闭社会下面的东西，被说成了好的东西。开放社会的敌人有哪些？从哲学思想上讲，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至善论，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其另一个说法，就叫历史决定论，叫“历史主义”是权宜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历史主义”没有“历史决定论”表述得准确。在政治上，开放社会的敌人差不多只有一个，就是鸡犬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上面说到的那几种主义。开放社会的经济敌人，是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这一点波普尔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因为这本书出版前一年——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讲的已经足够清楚。从社会的组织形态上说，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集体主义社会把个人决定自己命运、支配命运的权利从个人手里夺走，交给了集体，交给了领袖。这样，个人选择的领域就不存在了，很多东西变成了集体的特权、领导人的特权。于是，它不仅不再向民众开放，甚至不再向国际社会开放，成了所谓的“闭关锁国”。由于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人没有在俄国生活过，甚至没有在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能够找到开放社会的敌人，是非常睿智的。有人说：“集体主义好呀！集体主义提倡做好事，帮助别人。”可我讲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就像亚里士多德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你一个个人非常渺小，但只要你愿意结合成一个整体，就会具有强大的力量。想让集体强大，该怎么办？就放弃你自己，让你融合到一个整体当中去，这样你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这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集体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不平等。集体主义认为一些人的权力、特权，甚至认识的特权，天然地高于另一部分人。这与我们讲的历史决定论有关。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认为历史发展有个特定的规律。那么，谁有资格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么？是你么？不是，是领袖，是导师。他宣称掌握了历史规律，其他人就只剩下义务，听从的义务。你们不是常听说“团结论”吗？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个人主义社会里是会觉得很荒唐的。你哪天听到说“团结在克林顿总统的周围？”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自己受集体主义思维的支配。而据波普尔的分析，这思想是柏拉图的发明，是柏拉图说：“你们作为在哲君统治下的理想国臣民的义务，就是追随领袖，服从领袖。”他还说，“部分是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不是为部分而存在的”——如果把概念换一下，就成了“个人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不是为个人而活着”。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当中，一开篇就批评肯尼迪的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多少，而要问你为国家做多少”。这是多高尚的集体主义！可是想一想，国家是抽象的，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做贡献，如果自己只有牺牲的义务，国家不是成了个怪物？国家用我的贡献去干什么？可见，集体主义并不只是我们身边才有。这种思维显得很高尚，可是没有经过很缜密的论证。因为我出让了利益，就会有人获取；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他有获取的权利？而我只有奉献的义务？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最大问题。根据波普尔的界定，神秘的或部落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的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封闭社会（集体主义社会）到开放社会（个人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集体主义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因而被个人主义所取代。在西方，封闭社会的解体是因为交通（对外开放）和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和贸易中所带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不仅如此，市场秩序、个人主义的开放社会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贸易所催生的市场，像波普尔的朋友哈耶克所说的秩序，慢慢地扩展，把市场之外的世界逐步纳入市场秩序之中去，从而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来看看这种从单纯经济上的往来到不同的制度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制度的竞争离不开制度上的比较，这就要求有不同制度的参照系。大家从这本书中会发现，波普尔不仅在书中比较不同的政治体制，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先哲们是如何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的。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一直在反复琢磨的工作。西方人在2500年以前就开始比较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异，然后寻找一个好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典型。《理想国》就是一部寻找好政体的著作。这个理想国由哲君统治，国民分三六九等，故在波普尔看来，不仅极不理想，而且是专制政体的典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寻找理想国是柏拉图追求这种好政体的一种努力，而且这样的理想国是建立在对不同政体的比较基础之上的。像波普尔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民间的人士，他有充分的自由来比较人类的不同体制的优劣。而且，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对不同政体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差不多有2500年的历史，那么在中国有多长的历史？中国对不同政体的比较有多长的历史？不过100年多一点，对不同政体进行自由比较的历史就更短。人类社会选择政治制度的经验表明，首先，如果对不同政治制度比较越充分、越全面，选择一个合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不同制度的比较越少、越欠缺，那么，选择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如果研究的不同体制类型越多，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就越多，选择的空间就越大。这种开放性选择的关键就是民间是否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普尔那样的人士能够对不同政体自由地进行比较研究。对不同政体进行比较的自由度越大，政体选择的空间越大，这个社会得到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政体研究的自由度越小，政体选择空间就越小，得到的合理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绝对没有研究不同政体的自由，就绝对得到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曾长期生活在周围没有不同政体参照系的环境之中。至少在1840年前，中国没有不同的政体参照系。看看中国周围的国家，看看中国内部不同的番邦，它们的制度跟中央王国的制度基本一样：集权程度不同的清一色君主制。所以中国曾长期没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选择，因而也就没有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纵然有研究的自由，也没有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古希腊的时候，早就有不同的制度版本可供比较，雅典城邦自身经历不同政体，何况还有斯巴达等。古罗马及后来的西欧也是如此。君主制、共和制、贵族政治、寡头政治、财阀政治、神权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封建专制、绝对专制、单一制、联邦制，各种政体，应有尽有。换句话说，西方政体的多样性，为各国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就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挑剔、琢磨，因而选择合理的政治体制的机率就大。体制之间的竞争像生物体之间的竞争，从长线看，优者生存，劣者淘汰。所以，从世界政体走向的大趋势看，民主政体越来越普遍，专制政体越来越稀少。中国人看到不同政体的机会基本上还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在看到西方的代议制、君主制、共和制等不同的政体之后，中国人开始比较了。但这种比较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有人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个民间学者的身份，能对不同政体之间的优劣进行自由地比较研究吗？研究者必须接受教科书给的对不同制度优劣进行评判的标准答案。任何越过雷池的举动，都要付出程度不同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开放的选择，才能带来开放的政体。而波普尔在该书中指出，只有民主社会才可能是开放的社会。（未完待续）尚有少量正版、绝版《天堂茶话》有待按原价（89元）清库存。微信付款，邮费到付，欢迎参与。购买请添加微信：liujunning2011看往期：◆.刘军宁|"自由

这个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的事务是由各种观念支配着的，而且它们还大模大样地凌驾在不容抹煞的事实之上。更不用说这些观念中有虚假的、行不通的，甚至有连官方的卫道士都不再信奉的。有些观念极富有破坏性，十分残忍，而且很不切合实际，但却仍有很多文化精英对之忠贞不渝，因为这些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有些人靠制造观念和符号为生。这类人已完全被上述观念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所蛊惑，并被格外授权去把这些观念强加给那些不幸的人。这或许正是迫使作者发掘民主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动机。

持不可知论者的休谟积极地影响了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美国秩序与保守主义吗？还是用柯克先生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一段话来回答吧。“像休谟这祥的不可知论者的著作怎么可能在尊崇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美国获得人们的注意呢？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不存在某个同质的美国公众：阅读休谟的一般是有圣公会和自然神论背景的人，而阅读爱德华兹的一般是加尔文主义信徒，而且同时阅读这两者也不一定就相互冲突。爱德华兹捍卫启示和信仰，休谟也以自己的方式这么干。两人都攻击启蒙运动不可一世的理性主义。直到我们当下的时代，美国人继续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在政治上继续认同不可知论—这并不是悖论。相反，这是对简单化的方式和狭隘的热情的拒绝。就现今休谟的政治洞见对美国人政治态度的影响而言，它们是有益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八十五篇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么描述大卫·休谟：“一位既纯粹又睿智的著述家”。休谟被美国人阅读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历史学家，而且还以其他途径施加影响。大卫·休谟（1711-1776年）作为休谟的朋友、接待者和信友，本杰明·富兰克林让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美国具有远大的前途，正如美国人喜欢孟德斯鸠将法律视为“关系”的观念，他们一般也欣赏休谟的不可知论现实主义。虽然休谟是托利党人，并且宣称信奉无神，不过，自然神论者富兰克林称休谟是“一位好基督徒”。休谟在他的《道德原则研究》(Enquiry

要理解苏格兰启蒙，首先要从对启蒙火种得以点燃的这块土壤的独特性的了解开始。不同于法国启蒙有意识地隐匿掉宗教的影响，除了休谟怀疑论论述中对宗教的否定，苏格兰启蒙从来不拒绝与宗教的结盟。艾肯赫德事件让大家看到了十七世纪末苏格兰的宗教狂热，但是宗教的影响又塑造了苏格兰独特的价值观：人最重要的是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对于人而言，外在形式毫无意义，使人出众的是内在素质，即道德和智慧的完善。这就铺就了苏格兰启蒙的美德关怀的底色。除了宗教的特殊影响，苏格兰特殊的现实土壤让苏格兰启蒙绽放出了独特的思想光芒。一在纽约州的1787年宪法批准会议上，极力捍卫新宪法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几乎用了与休谟在《论议会的独立性》一文中完全一致的表达，重申了美德对于共同生活的重要性：“人类总是趋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扭转人的本性，以对抗人类的自私热情也并不是不可行。聪慧的立法者应该试图润物细无声地扭转人性发展的势头，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最终使其向着有助于公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公民身份的基础：自由主义、宪法与公民美德》，161页）对关注和熟悉美国制宪史的人而言，这种观点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制宪者们在建构未来的宪法蓝图时，是如何思考公民形象的？在此之前的宪法研究广泛认为，公民身份、公民气质对于宪法缔造者而言，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对《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尤为如此——普布利乌斯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selfish）以及政治疏离和不合作的（politics

1992年初夏的一天，离开IEA的茶会后，我有幸与中国读者陌生的、划时代的美国保守主义神学家诺瓦克先生在伦敦街头散步。他指着街边一座座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雕像跟我说：把所有的领域都加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诞生的伟大人物比英国更多。的确，这些伟大人物的杰出，不仅仅因为他们自身优秀，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跟圣经与保守主义密切相关的英国自由传统。英国的自由传统，不是在教科书上撰写出来的，而是以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为里程碑标定出来的。以二十世纪以来的英国为例，起码有三个里程碑，分别是丘吉尔首相，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撒切尔夫人。再具体一点，以长时段大历史来考量，能对标杰出女性政治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国家有几个？这篇文章说说首相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自由传统与保守主义的贡献。－刘军宁最近，英国女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去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许多的追思。她在当政时期的政绩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英国女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在当政期间给英国带来的变化举世公认。这些变化与撒切尔夫人的个人能力的相关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则很少被提及。而后一点则正是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就是保守主义治国之道的一个个案。让我们先来鸟瞰近现代的世界史。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是各国国内内战频发，国际战火绵延的世界。有些国家不断被内乱与外战撕扯，但是有些国家却能享受到持久的政治安定。以英国为例，自光荣革命以降，就没有发生过内战。与英国具有相同精神基因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除美国因为种族问题爆发过一次南北战争，其他的都从未发生过内战。这些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得它们成为各国移民的理想目的地。英美文明，不仅成功地避免了内乱，还赢得了所有的国际大战，包括赢得了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冷战”。英美究竟有什么使国家持续安宁强大的秘密法宝，能够如此鲜明地把英美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是，这个秘密法宝就是英美独有的保守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有的国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国家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只有英美以保守主义为立国之本。当我说立国之本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两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保守主义者，而是说，保守主义是这个国家的制度与观念内核。以英国为例，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比如，英国的社会主义常常自称自己是费边（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深知：激进、暴烈的社会主义不符合英国的国民性。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统是保守主义的传统，它确立了基于民意的代议制、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法治、公民权利与自由。一种政治体制一旦植入这些基因，安定与繁荣就有了制度保障。但是，这样的制度仅仅是安定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一代代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杰出奉献才是稳定与繁荣的充分条件。英国有信奉保守主义的保守党，美国有信奉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英国的繁荣，与一个个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埃德蒙·柏克、威廉·皮特、格雷斯通、迪斯累利、丘吉尔，还有本文的主角，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美国情形大致相同，在美国的建国者和宪法制定者中，柏克式老辉格党人占绝大多数，听听这些名字：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亚当斯、林肯，以及与撒切尔夫人同时代的里根。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有英国那样的保守党或美国那样的共和党，能够找到上述那么多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那么这些国家的安宁与兴盛的程度，绝不会低于英美。▐

什么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呢？英国的自由传统就是基督教价值观加上习俗与传统。而很多的保守主义者只强调英国的习俗与传统而不强调基督教的价值观。刚才我们前面很多例子证明，没有这样的基督教价值观，英国的传统什么都不是，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传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引起大家对英国这个国家的关注。可以说，英国和美国合起来就是自由世界的化身，也就是当今人类文明的标杆。英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处于自由状态最为经久的国家。所有这些，都与英国的自由传统分不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26-2022）汉南先生在其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自由的基因》一书的封面上写道：“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英国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自由是英国的独特发明”，

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不仅致力于维护自由的传统，而且致力于发掘自由的传统。这也是保守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使命所在！近年来，关注保守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对保守主义的谈论越来越多。说到保守主义，关键是保守什么。只有保守自由与自由传统的主义，才称得上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把自由放到秩序的框架里来理解,认为自由高于秩序，自由离不开秩序。保守主义认为，存在于道德秩序中的规则是人类漫长经验与智慧的积累，是自由的保存与扩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并不是凭空存在的。在人类不断演化、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获得了一些自由，但它存在于社会秩序之中，存在于文化传统与观念之中，人类不但需要保守已经获得的自由，而且需要扩展自由，这样，自由才能不断地壮大。如果我们不断抛弃我们获得的自由而不加以保守，自由的总量就不会增加。所以，保守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帮助人类获得自由、守住自由，并使自由不断扩展。以交通规则为例。每个交通规则的颁布，背后都有无数的生命代价。如果不承认既往的交规，全部从零开始制定，很多人就白白的死了，而且还有更多的人要白白的死。政治领域的规则也是如此。不承认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的那些制约权力的有效措施，无数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就处在危险之中。保守主义是人类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境界。我认为保守主义对人类政治的思考是最深刻的，我没有见到比保守主义更深刻、更有智慧的思想。这也是我认同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因。近现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国内都有着强大的保守主义。英国有保守党，美国有共和党，还有南方的民主党。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些方面并不发达。真正使美国和英国强大的是自由和保守自由的观念。是自由使国家强大，还是不自由使国家强大?其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自由是造就强大国家的秘密配方，那么，保守主义就是不二的选择。有人说，欧美有自由的传统，所以他们可以“保守”，在中国传统里似乎很难找到自由的踪影，我们如何去保守自由的传统呢？但是，中国的自由传统稀缺，不等于中国人在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印记很少。格里高利派遣奥古斯丁自由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于人性，来自于造物主。人性是不变的。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人性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爱自由，我们的祖先也一定是爱自由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英美的自由传统绝不仅仅来自其本身，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三四百年之前还没有美国，哪里来“固有的”美国自由传统？所以对中国自由传统的追溯也不能仅限于中国自身。某种程度上，追问中国有无自由传统是一个无效的问题，因为人类有自由的大传统。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人类争取自由也有一个大传统。只要中国人的身上有普遍的人性，就有自由的传统。有很多例子证明，中国人是有爱自由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里是有自由因子的。自由是发自于普遍人性的要求。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对自由的要求。要求自由与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没有什么关系。“西方”只是一个很晚的概念，而人类要求自由很早就有了，绝不是从有东西方区分才开始的。中国人对暴政是一直有明确态度的。如果说监狱是人类要自由的物证，那么，暴君则是人类要自由的人证。中国从不缺少这两类人们热爱自由的另类证据。从积极的态度看，可以从中国人形容暴政的成语中窥得一斑。你听听：耀武扬威、一意孤行、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颐指气使、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这样的成语真是太多了，而且一针见血。这表明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得到民主，但是绝不喜欢暴政。我们从这些古老的成语中可以听出对以暴治国的专制暴政极其反感、批判、拒绝的态度。这是中国的自由传统的重要部分。奥古斯丁入英，英逐渐崛起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中国的自由传统，跟英美这样的国家比，的确薄弱。它们的传统都来自全人类。中国的自由传统长期以来受到压制，它没有像英美那样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这也使得中国对保守主义的需要更加迫切。同时，没有一个公认的自由国家，其自由传统仅仅来自本国。所以，即便中国的自由传统十分薄弱，它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借鉴、分享属于整个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在中国传播保守主义正是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保守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在诸多思潮中，保守主义当然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中国的变革在根本上是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的变革，这就需要中国重新确立一个思想根基。而我认为，保守主义应该是首选。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繁荣的思想动力。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不仅致力于维护自由的传统，而且致力于发掘自由的传统。这也是保守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使命所在！2014年4月记于上庄翠湖畔摘自：《保守主义》

上一期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如果文化无高下：保守主义视角”一文，文中他对“文化无高下”的主张提出了不同于的看法。为此，本期特别贴出三篇主张“文化无高下”的文章，供广大读者一一对照、比较。刘军宁先生认为：如果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优秀文化或劣质文化的区分，也不存在常说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区分。按照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主张，秦政专制大一统的文化与宪政民主背后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从这种主张受益的一定是，商鞅奠定的秦文化与嬴政开创的秦制。查看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5NZ61zDpmIv9wyDbfwlUQ《甲申文化宣言》：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查看原文链接：https://guancha.gmw.cn/2004-9/28/2487001.htm秦晖：我们每个人，乃至由人组成的人群都有一定的价值偏好。比如有人喜欢中餐，有人喜欢西餐，于是就说明存在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你信仰儒教，我信仰基督教，这是不同的宗教文化；你喜欢过圣诞，我喜欢过春节，你喜欢芭蕾我喜欢京剧，你对龙、对长城这类符号有特别的审美偏好，而别人对十字架、大穹顶等符号有审美偏好，这也构成一种文化区别。如此等等。世界上的人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就是说有各种"价值偏好"。如今的发达国家无论是自由竞争体制还是福利国家体制，都面临许多问题，甚至不妨说是面临困境。查看原文链接：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5CMDPUC200013FL0.html费孝通：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查看原文链接：https://sz.jiajiaoban.com/e/20161006/57f5b13455690.shtml注：请先按住原文链接，点击“搜一搜”，再点击“访问网页”即可。看往期：◆.刘军宁｜如果文化无高下：保守主义视角◆.刘军宁｜法国大革命：倾0思维的滥觞◆.刘军宁|启蒙抑或启示:脱亚入欧给日本带来什么?◆.刘军宁|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宪政保守主义的脉络◆.韩国民主化的信仰因素◆.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张澋｜“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刘军宁｜兵武不祥◆.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摘要：如果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优秀文化或劣质文化的区分，也不存在常说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区分。如果主张劣币与良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从这个主张中受益的一定是劣币和劣币持有者。按照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主张，秦政专制大一统的文化与宪政民主背后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从这种主张受益的一定是，商鞅奠定的秦文化与嬴政开创的秦制。▐“文化无高下”的缘起近年来，“文化无高下”的主张在中国朝野颇为流行。这个主张缘起于《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中国文化促进会主办了一场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这个宣言中有两条意见得到了不少的相应。一条意见是

今年七月是法国大革命233周年。在法国式革命家的想象中，人类社会中罪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中。要消灭恶就必须消灭作为恶的化身的旧制度以及代表这些万恶的制度的人们，对这些坚决实行倾0：“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今年七月是法国大格命233周年。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格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格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格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格命、美国格命式的现实主义格命；另一类是法国大格命式的乌托邦格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格命，反对后一种格命。英美格命与法国格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格命，都声称追求“自油”。这两类格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格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格命，后者是乌托邦格命。美国格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油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油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格命中，对平等、自油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格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在美国的格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油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格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格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美国格命则既是一场自油的格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油，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格命，因为这场格命没有触及格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格命是一致的，与法国格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arbitrary

美国人把“改变世界的28项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移植到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事实证明，这28项原则的移植，带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所以，也可以证明这28项原则是可以移植的，不是不动产。这28项原则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远东，改变了世界。问：成功的日本作为个案能证明宪政民主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吗？因为日本的信徒数量从很早以前到现在的确非常少，而且这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在20世纪走向宪政的非常成功的范例。答：20世纪的日本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成功，而是好坏参半，甚至是两重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福泽谕吉很受国内文人追捧。然而，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的“欧”，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启蒙在法国所发生的一样，就是导致对内实行现代独裁和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所以，正是欧陆启蒙把日本变成一个现代独裁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直到二战之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人从欧陆转向英美。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二战之前的日本模式是成功还是带来苦难？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发言权。欧陆启蒙思想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启蒙思想也把日本引向歧路，如中国一样。二战之前的日本是非常失败的，二战战败才是日本成功的开始。表面上二战之后，日本的成功不依赖于对耶和华的信仰，日本社会也没有彻底基督教化。但是战后日本模式的成功对中国起码有两点启发：第一条，欧陆启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中国现在还在这条路上。日本是启蒙受害者，并加倍了中国的苦难。第二条，日本的宪政之路表明，并不要求每个日本人都是基督徒。那么，在日本宪法里耶和华在其中真的没有地位，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麦克阿瑟本人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当他被委托接管日本之后，他邀请了一些美国的宪法专家起草了一部日本宪法范本。麦克阿瑟把这个宪法范本交给了日本人，要求他们按照这个范本起草一部宪法。换句话说，作为成功移植的一个典范，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应主要归功于麦克阿瑟是把历久5000年的秩序原理从美国移植到日本，怎么能说美国的宪政秩序不可移植呢？而战后日本新宪法也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理写成的，而不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大家知道吗？1946年，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天皇发表一个“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不是神。这一条具有非常重要性。如果天皇继续是神，十诫的第一诫(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就不能成立。只要天皇继续是神，日本就不可能进入神定秩序的轨道。所以要想让日本进入耶和华所定的轨道，首先日本天皇必须放弃以神自居，宣布自己走下神坛；其次，接受根据西奈山原理制定新日本宪法。所以日本的宪法是神定秩序的原理在远东的杰作，而不是一个从日本土壤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从欧陆启蒙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当然，在提到日本的时候，朋友们也常常提到另外两个实体，就是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实体有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在远东，都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外，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背景――战败。日本是二战在远东最大的战败国。韩国也是战败吗？韩国在韩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战败的，后来美国去救了他们，才有了韩国的今天。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大陆是战败的，后来美国保护了他们，才有台湾的今天。所以战败是这三个实体的共同背景。他们今天的选择根本不是自主的选择，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战败而被迫走上今天的路线。如果让他们自主选择的话，他们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共同背景，战败之后，他们都是在一个背景下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美国的背景，美国逼迫他们走上今天的道路，要不然就不给他们提供保护。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共同背景，就是美国拿刺刀逼着他们，你们是战败的，你要我保护你们，就得按照我说的做。在美国人把“改变世界的28项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移植到了这三个地方。我上次讲过《飞越5000年》的副标题，为什么叫做“改变世界的28项原则”。日本、韩国和台湾证明，美国人把这28项原则移植到这些地方，也带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所以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证明这28项原则是可以移植的，而不是不动产。这28项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远东，改变了世界。看往期：◆.韩国民主化的信仰因素◆.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张澋｜“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刘军宁｜兵武不祥◆.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天的美国离不开保守自由的英美传统，而英美传统又离不开大宪章。从大宪章，经由五月花号公约，到美国宪法正是那一脉相承的、基于圣经的宪政保守主义。2015年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在与英女王共同出席的《大宪章》800年庆典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宣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女王出席《大宪章》颁布800周年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至今还是偏向政府一边的。当年，英国通过《大宪章》做到的，至今，在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到。800年前，数十名有爵位的贵族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苏格兰王和威尔士王的见证下，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这部宪章确认：王在法下，国王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应该尊重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人身权与自由，政府征税应该先得到纳税人的授权与同意，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定罪。所以，它也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签署之后，《大宪章》也几经坎坷，数次废立，最后被正式确立为正式的法律。《大宪章》并不是横空出世的。约翰王的曾祖父，英王亨利一世，在1100年即位之际，就颁布了一部《自由宪章》（Charter

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前总统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经常听人说韩国属儒家文化圈，其民主化与基督信仰无关。果真如此吗？二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佛教国家，并有儒教传统，人口中1％是基督徒。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信仰原因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对韩国人失去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基督徒的兴起，对儒教传统进行了强有力瓦解。儒家本质上是崇尚权威，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徒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等级秩序的蔑视。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一位韩国人士说，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1974年，5位主教领导五千名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青年、工人联合会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前总统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金大中一生异常坎坷，历经苦难。在其以74岁高龄当选韩国总统前，曾遭政敌的长期迫害，包括流亡、绑架、软禁甚至判死刑。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后，金大中被最高法院以“内乱阴谋罪”判处死刑。金大中当时在法庭上的一席演讲至今令人难忘：“前天当我听到要判我死刑的时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静，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还香。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就会通过陪审团来处死我，否则就会通过陪审团来拯救我的生命。我确信即使我死了，民主也会在国民的手中成长。我希望民主能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尽快到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次重新被拘留后我读了《圣经》，使我离上帝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我认为，民主必将在80年代得到实现。我相信这一点。届时，为了我这个先走一步的人，也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上帝没有让金大中在那一年死掉。28年之后，当金大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韩国总统后，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掌握权力之后，金大中没有对政敌进行报复，在成为总统第4天就特赦了当年欲置其于死地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他说：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在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上，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总统在主席台上就座。这种“爱你的仇人”的博大胸怀，感动了韩国和世界。金大中的信仰深刻影响了他的执政，并改善了韩国社会的“恨”文化，也正是在爱的精神引导下，金大中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启了南北和解的大门，并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韩国人。看往期：◆.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张澋｜“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刘军宁｜兵武不祥◆.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耶和华◆.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摘要：就五四以后的思想上发展而论，是有其危险性的。因为人一旦神化，可能出现几种趋势:就人的理想而言，人的神化很容易产生乌托邦的幻想，相信“人世的天堂”，指日可期，终而掀起政治狂热，造成政治宗教，可以祸国殃⺠，可以流毒环宇。乌托邦天堂的热望曾给20世纪带来多少大小政治悲剧!

文中写到：“西方传统文化有两个源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希腊罗马思想中虽然有幽暗意识，但是后者在西方文化中的主要根源却是古希伯来的宗教。其中心思想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在古希伯来宗教里，这份幽暗意识是以神话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若深一层地去看它的象征意义，却会发现这些神话也含有着一些可贵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这些神话所反映出对人性的一种“双面性”了解——一种对人性的正负两面都正视的了解。一方面，它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人又有与始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因为人性这种双面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居间性”的动物。但是所谓“可上”，却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这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神化。而另一方面，人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种“双面性”、“居间性”的人性观后来为基督教所承袭。可见，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所共认。可以说，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至尾就是以基督教为其主要思想背景。”张灏先生对自由与人性的认识，对宪政民主的价值根基与思想背景的认识，远远超过他的几位自由派乡党如胡适先生、余英时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也超过前前后后的所有新儒家。特刊发此文悼念张灏先生。

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孔子：最近我把《抓捕拉登》这部片子找来看了看。看看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在躲匿近十年后被美军抓捕并击毙。我对抓捕过程很感兴趣。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军竟然还给本·拉登举行葬礼，而且安葬仪式是按照本·拉登的宗教信仰来进行的。对比中国人的传统，一旦抓住仇敌，恨不得碎尸万段、食肉寝皮，就是对死敌也要掘坟鞭尸，这样的事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发生过。连我的坟在历史上都数次遭掘，难道我就这么招人恨吗？还是您有远见，骑牛西去，不知所终，幸免于身后受辱。再说回来，您看美方，不仅没有羞辱拉登的遗体，而且还加以清理，并裹之以白布葬于阿拉伯海。这让我想起您的一句基本被遗忘的箴言：战胜以丧礼处之。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大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受了您的《道德经》的启发，可是，您为什么如此有远见？老子：这不是我的远见，是我从天道中悟到的，也是天道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认真倾听而已。即使是战胜者也应该以举办葬礼的态度去对待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己方的，还是敌方的。在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有伯利克里著名的葬礼言说，林肯的葛底斯堡言说更是彪炳千古。可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强调以葬礼的态度对待战果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没有给后代留下哪怕是一篇像样的葬礼言说，尤其是献给无名将士的葬礼言说。有的只是，如你所说的，无数起碎尸万段、食肉寝皮、悬首城楼、掘坟鞭尸。越是不能正确对待战争和战果的，越是饱受战争之害。中国有史以来的战祸和动武的贻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子：还真是像您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被仇恨所左右的国度。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应该“战胜以丧礼处之”呢？老子：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军事武装和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每个人都是天道的造物，敌友与否，他们的遗体都不应受到侮辱。第三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以葬礼来对待双方的阵亡者有助于消弭而不是激化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第四个原因，是帮助将士乃至国民尽快从嗜杀的本能与冲动中恢复理性的、人道的状态。所以，像怒火万丈、同仇敌忾之类调动人的嗜杀本能的用词，我都是很反感的。孔子：这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我能理解，而且十分赞成。请您再展开说说第一条。老子：军武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建立军队和配备武装，其根本目的，不是打猎，不是伐木，而是去毁灭人的生命生活。毁灭的能力越强，这样的军武就越强大。一旦动用军武，发生战争，就会给双方造成惨痛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有一点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军武的目标是要毁灭生命，一切因此被毁掉生命的，都是受害者，因此都要以葬礼待之。所以，军事武装，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军武越强大越好，动用的越少越轻越好。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军武，但是尽量不去用，不仅不能用于敌人更不能用于民众。喜好用军武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给自己国家和民众凶险的结果。战争代价总是巨大的，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祸，其回报总是微不足道的。孔子：您要说，谁都厌恶兵武，似乎不真实。军人当然喜欢兵武，这是他们的职业。老子：我说的是兵武之外。但是，即便是军事将领，也不应该好战。如果将领鼓吹打仗好战，必将给政治家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军事将领凭借手中的武力去迫使当政者打仗，那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以，是否应该打仗开战，不是军事将领的发言权所应该包括的。军队正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也是该国公民通过纳税所提供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军队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受全体公民监管。进一步说，军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组织：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暴力组织。军武是一个国家最有毁灭性的力量，因此要严加管控。尤其要防止它被私用。否则，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如果军队不幸落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手中，当独裁者命令军队对外侵略或镇压人民时，军队应该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正义的军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以前也提到过。孔子：我记得您以前说的，您好像特别反对“尚武”。老子：暴力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没什么好“尚”的。尚武，在中国是个褒义词。尚武就是崇尚武力、崇尚暴力，以强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效和终极的手段。在我看来，这跟老虎龇牙没有什么差别。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尚武精神，比如法国。只是这种尚武传统，使得法国迟迟到1958年才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比英国和美国晚了百年。尚武精神在法国的遗产一直没有得到清理，比如作为建筑的凯旋门。私下说，我对凯旋门这种建筑也是很反感的，因为它是动用杀器的象征。凯旋门始建于古罗马时期，为当时统治者炫耀战争胜利而建。而作为巴黎四大建筑之一的凯旋门本身就是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产物。孔子：打胜仗难道不要凯旋吗？老子：即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其战果也是“杀人众”的结果。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而是一件丧事。有何凯旋可言？当时拿破仑获胜了也不必炫耀，那毕竟是杀人的事。凯旋门的实质是耀武与扬威，这都是违背天道的。孔子：眼来凯旋门背后还有政治学，听起来有道理，只怕国人们还是挺钟情凯旋门的。老子：所以我才专门提出反对凯旋门。我反对战争与我反对强权的逻辑是一致的。在天道之下，个体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个体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正是针对政府的强制权力。如果现在的人类及其后代，要想生活在一个免于压迫与强权的世界，个人就必须有权利去拒绝强权。连干涉和有为我都反对，我当然更反对强权、暴政和战争。事实上一切生物都喜欢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战争给一切生物带来的都是灾难，所以如德国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类以兵强天下者，违背众生之意志，在众人的愤怒声中一定要灭亡的。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是专制者和制造恐怖者发动的。用来回应这种战争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仅此而已。本文选自《天堂茶话》

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在大国古代，皇帝的拳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拳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拳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拳力。这样的正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正府。无限正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正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正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正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正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正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在正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正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拳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拳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正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蠰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正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正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正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正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正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无限正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正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正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正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皇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正府，正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正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正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正府倾斜，但其后果正府也难以担负。大国历史上每一个皇朝的终结无不与正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皇朝的正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拳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皇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正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正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正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皇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正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正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皇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无限的正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大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正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正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正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正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一部大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正府来替代无限正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选编自《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看往期：◆.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徐州丰县事件再次引发了大家对国人尊严状况的强烈关注。任何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论是否有宗教背景，都对每个人的尊严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人的尊严的这种敬意，首先表现在保守主义强调慎待人性，善待人性，不能拿人性开刀、做实验，不要动改变人性、改造人性的念头，不要把人性当作可以任意铸造的铁水，任意涂抹的白纸。保守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这些立场，与激进主义对人性的虐待和践踏形成鲜明对比。保守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和尊严不可侵犯，人的价值不能贬低，人的自由不能践踏。柏克指出，政治应该顺应人性，而不应该顺应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绝非其中最大的部分。而激进主义根本就不承认人有不能动刀的本性和不可贬低的尊严和价值、不可践踏的自由，这就为践踏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纳粹种族灭绝、前苏联大清洗等暴行，就是这种激进主义人性观活生生的政治注脚。保守主义始终认为，个人才是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核心。不论他们关心的是人的权利还是人的自由，是人的责任还是人的义务，他们思考的单元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像激进主义那样着眼于淹没个人的集体。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激进主义的集体主义和机械主义人性观是截然不同的，与对历史的经济化约论解释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一个首先尊重个人的社会，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才能尊重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尊严。人还必须有尊严地生存着，自然自身使作为个体的人相互之间具有同等的尊严。人类注定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的尊严，这是因为人在自然界的特权地位。基于这一原因，人的生命价值值得特别的尊敬。因此，人类存在的尊严也必须按人的方式对待人。剥夺人的尊严就意味着让他像动物一样活着，就像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动物一样。因此，失去尊严就可能会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人的尊严存在使人对人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对动物或机器一样，这意味着对他人不能滥施强制。否则，其生命也会像动物的生命一样随时可能被剥夺。人的生存不伴随尊严，那就不是按着人的方式生存着。因此，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本文转自：《保守主义》

至圣者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祂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主，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也是列国的主。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大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大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大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大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大国往何处去？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创造主，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大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创造主，祂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祂，出埃及，战法老，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祂。祂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至圣者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创造主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主，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也是列国的主。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至圣者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造物主。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耶和华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在大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大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意思。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圣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大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创造主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对大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创造主。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大国。启示用信仰至圣者的眼光看大国。从启蒙到启示，大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今年一月三十一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十六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再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再度过逾越节。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造物主的踪影，看不到造物主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造物主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犹太人逾越节晚餐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造物主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雅威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雅威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雅威拣选以及与雅威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雅威交往的圣经。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造物主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雅威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雅威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雅威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雅威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雅威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雅威无缘，雅威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犹太人在哭墙进行逾越节祷告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塔利班是一个联合国公认的极其野蛮的恐怖组织。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分析认为塔利班这么坏，古兰经与伊斯兰教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古兰经》应该承担责任吗？刘军宁先生认为《古兰经》只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准确地说，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为什么说《古兰经》不负全部的责任？因为塔利班所干的坏事在伊斯兰教与《古兰经》不流行的地方也能普遍见到。塔利班干的哪一件坏事在非伊斯兰世界没发生过？所以，如果信仰伊斯兰教所干的坏事只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发生，其它地方没有，那我就认为一定跟《古兰经》有很大关系。不论塔利班多暴力，这种暴力在其它地方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且跟伊斯兰教没有关系。所以，我的结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不等于《古兰经》，而等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又叫恐怖主义。为什么大家恐惧极权主义，痛恨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严重违反十诫的每一条，因而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所以叫恐怖主义。我们判断一个政治组织、一个政权是不是恐怖主义或极权主义，就拿十诫来衡量，一衡量就知道是不是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所以，十诫不仅是评判个人，也是评判政权的最高标准。十诫说不要杀人，它任意杀人、崇拜他神、不尊重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觊觎别人的东西等。所以，十诫所禁止的每一条它们都严重违反，这样的政权就叫做恐怖主义政权。逐条对照十诫，就知道它有多么恐怖。▐

耶和华◆.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如果不承认造物主是真理的唯一作者时，各地各代的法老将不断发布自己随时更新的真理。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观点，叫“走出唯一真理观”（见同名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受自由左派知识分子肯定和赞扬。他们觉得自己如释重负地放弃了唯一真理观是自己经历的一次启蒙，是自己的一个思想觉醒，而不是一个倒退。“走出唯一真理观”，这听起来好像对现实还有一定的批判性。这种否认真理唯一的看法好像真理不是出自一门而是出于多门，好像真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理的主人，都终能拥有自己的真理，而不用在意别人的真理标准是什么。这个观点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自由化的倾向，有点思想解放的感觉。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黑人女主持人叫奥普拉。她就走出了唯一真理观，她说过一句名言，“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无权用我的真理去评判你的真理，请你也不要用你的真理来评判我的真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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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理不具有唯一性，这就意味着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当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尤其是法老们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是非善恶了，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失去道德，乃至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思想的后果》这本书对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说相对比较陌生。本书出版于1948年，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视作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思想观念为什么重要？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思想观念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因素。”（第1页）换句话说，不是“物质存在”，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着这个世界，而是思想观念决定着这个世界。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信仰。作者在第24页中说，“信仰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仰是宗教的内核，信仰被削弱，意味着宗教被削弱。”作者讲得很清楚，他不是站在唯物论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最担心的是，信仰的虚弱导致信仰中绝对真理的削弱，绝对真理的削弱又导致人们善恶观念的削弱，或者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削弱，从而使这个国家陷于道德的混乱中。在中国，人们通常更注重物质而轻视观念，注重问题而轻视主义，认为行动才有后果，观念无足轻重。其实像行动一样，观念是有后果的，甚至，观念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行动。对唯物论，中国人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本书里作者谈论更多的也是唯物论，而不是唯名论。中国人都知道唯物论强调物质（存在）的第一性，意识（思想观念）的第二性。换句话说，观念思想不重要，物质存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唯物论直接否认了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否认思想观念重要性就意味着否定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重要性，否定唯一真理观，因而也否定了真理的唯一作者。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认为真理不过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换句话说，真理只是物质世界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映像。物质世界一消失，映像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不存在独立于物质存在的、高于人类经验的超验真理。唯物论还诉诸于物质的标准，而不是思想与观念的标准。就是说，它向更低的层面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比如，如何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现象，唯物论提议的是观察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状况，要在物质层面寻找标准答案。作者发现，在达尔文的唯物主义思想中，“人不过是一个不停地寻找食物与居所的动物，人永远是在为物质上的满足而纷争。”（第147页）就是说，人不过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一切服从于自己的生存本能，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在道德上是无能的，因而也是不需要的，最终也是不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的。唯物论把人当作一个由存在决定的物质现象，其结果必然把人物化，把人变成纯粹受物欲支配的机器，把物质力量，尤其是暴力与专政，当作人类社会中决定一切的手段。唯名论和唯物论虽然有不同的起源，但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就是轻视真理，甚至否定唯一的、超验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保守主义主张的是和风细雨，激进主义推崇的是暴风骤雨。保守主义在承认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任何传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传统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用新的传统来改变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应当是双向开放的，

一部中国的王朝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附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附。无限政附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附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附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附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附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附。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在政附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附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附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蠰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附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附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附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附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无限政附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附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附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附的扩展趋势漫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附，政附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附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附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附倾斜，但其后果政附也难以担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附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附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正泉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谓“乱”；新政附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谓“治”。这种从小政附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附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附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附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无限的政附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附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正泉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附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附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附于水无损，于舟有益。一部中国的正泉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附来替代无限政附，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选编自《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END看往期：◆.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人格至尊

2007-08-30END看往期：◆.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人格至尊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帝（王）师是一个中国人不能更熟悉的概念。先知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概念。但是，作为犹太教传统的“先知”，在中国则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与议论。先知摩西手捧法版最近我读到了几本书，其中透出关于犹太教中先知的一些信息很值得说说。在犹太教中，先知是应上帝之召向民众和掌权者传达天意的人。先知是耶和华的没有权柄的信使。先知们的使命在性质上是（与）神（的）正（义有关）的（信仰上的和政治的）。不管掌权者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先知的任务就是指出这样的错误。只要掌权者违背天意（providence）与公义（justice），就会有先知出来替天意伸张。先知带来的消息不在好坏，在于用天意对一切不信仰、不正义进行匡正。先知是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与祭司或君王不同，先知不是先天世袭的；与帝师不同，先知不是帝王挑选的。先知不是自封的，而是由耶和华直接选中的，是由其预言来证成的。虽然先知们的风格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对天意的坚定、执著与捍卫，他们的风骨与无畏以及牺牲精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世人不信的时候，先知们信仰；在世人绝望时，他们充满希望；在世人畏惧时，他们勇敢。他们不计较现实的功利，甚至像亚伯拉罕那样可以献出一切。与科学家不同，先知不必去传达系统的、严密论证的知识；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关心已往事件的细节；与学问家不同，先知不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与学术家不同，先知不在意别人指责是否学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道，他们要求学的是道，不是术。相反，先知们所要做的，就是直陈天意。与职业化的学者不同，先知不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个正式职位，没有薪俸，没有职称，他们不是学术带头人，不是博士生导师，不关心是否站在学术前沿，不在意能否享受突出贡献津贴。先知只是站在超验价值的立场上，伸张天意。先知是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西方人也喜欢以著名先知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的名字以赛亚、美国总统林肯的名字亚伯拉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名字塞缪尔，还有常见的男子名丹尼尔（旧约中的但以理）、女子名黛博拉（底波拉）等许多人名都是犹太教著名先知的名字。对照之下，帝师是一个朦胧的概念，由一系列职位构成。帝王的师傅，其由小到大的老师，他的宰相、智囊、顾问和秘书等等职位都能给人带来关于帝师的朦胧联想与幻觉。在起源上，帝师的概念基本是儒家传统的产物，与孔子有着直接的关系。数年前，曲阜曾在中央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广告，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之师”。影视作品中的商鞅（王志飞饰）孔子活着时候，没有一天不想做帝王师，可事实上连一天的帝王师也没有做过。但是，他对帝师身份的孜孜追求，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谆谆教诲，影响着从那时至今的每一代文人士子。为帝王师，以安邦国，以教官府，替帝王谋定天下，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士子们至今不变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犹太教意义上的先知传统。“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著名诗句中，虽普及了先知一词，但是却与天意、神正毫无关联。在中国，“先知”一词还常常容易跟占卜算命的江湖术士相混淆。但是，真正的先知不是命理学家或堪舆大师。先知从不孤立地预言个人的命运，更不会依据某种方法论（相手、相面、测字等）去预测私人祸福的细节。算命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或个人的爱好。先知却不是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出自使命与感召。算命者关注的是细节与金钱，先知关注的是天意与正义。另一个与先知相混淆的是知识分子。与算命先生一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职业，不排除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同时还是先知。先知可能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先知。严格地说，先知都是个体户，个个独来独往。他们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也不结社组团。他们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而是游走于体制之外，通过口头或笔头宣讲天意与公义。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先知耶利米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那么，先知与帝师有什么关联？也许，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两者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中，两者却关联密切。在犹太教中，先知有各种类型，如著作先知、礼仪先知、正典先知、迷狂先知。其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先知，犹太教称之为宫廷先知。这种先知与中国传统中的帝师最为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类先知专门为君王的重大决策提供神意咨询。有些宫廷先知是谄媚者，专顺着帝王的意思讲话；有些宫廷先知是刚直不阿者，对帝王直言相告。前者总是跪着进去，跪着出来；后者常常直着进去，横着出来。宫廷先知与中国的帝师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不论他们多么刚直，却都是匍匐在帝王的权杖之下，都是帝王的雇佣，要对帝王行君臣之道。所以，这一类的先知，与其他恭顺的子民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如此，宫廷先知常常又是伪先知的同义词。伪先知的特点乃是要么传讲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要么传讲帝王爱听的话，而不论他们给帝王出的主意是否合乎天意公义。伪先知通常只是为了自己利禄名位，不愿意为天意公义受苦。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结果常常是，当帝王最需要先知的时候，已经没有真先知肯为他提供信息，倒是伪先知们蜂拥而至，不择手段挤进宫廷。伪先知常常只认君王，不认天意，还常常十分贪心，用捏造的预言从民众身上取利，向帝王邀宠，并宣称只有钻进宫闱，只有进入体制内部，才能最有效地为国家服务。由于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许有凡人出其右，所以，能存在的只有作为伪先知的帝师，没有真先知。为什么说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帝师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柄，都能沾上帝王权力的光。影视作品中的姜子牙（蓝天野饰）在犹太教中，正是为了防止天意被权柄所扭曲，防止帝王凭借手中的权柄妄称天意，耶和华才决定通过先知向帝王传达天意。所以，要么远离体制等待成为真先知，要么靠近皇权成为帝师那样的伪先知。历史也从反面证明，所有的暴君都自称最“先知”道天意，甚至以救世主、大救星自居，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独断真理。《圣经》还提出过一个判断真伪先知的标准，那就是，（真）先知在故乡不受欢迎。作为宫廷先知的帝师，只要未失宠，在故乡通常极受礼遇，地方官员前呼后拥，万般款待。无非是因为被视为帝师的人接近皇权而已。所以，宫廷先知是伪先知。帝王因此也只允许有文人做帝师的梦，不允许他们在体制外当先知，并通过大一统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把他们全部揽进自己的彀中。对天意而言，需要的是先知；对帝王而言，需要的是帝师，哪怕帝王不允许任何人来指点自己。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环，公义才能实现。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参考书目：《犹太教的本质》[德]利奥·拜克著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239页，17.00元《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美]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448页，22.00元《迷途指津》[西]摩西·迈蒙尼德著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588页，38.00元END看往期：◆.刘军宁｜人格至尊

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自两千多年前以来，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字眼，就不陌生。在大多数时间里，“民（之）主”，其实是指君主，即无须征求臣民的意见就可以替他们事事做主的君王。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北岸，雅典人对“民主”这个字眼也不陌生，他们把它理解为“（公）民（为自己的一切事情作）主”，或者说，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们的事务做出决定。就后一种意思上的民主而言，古希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存在民主政治的地方。雅典中心阿戈拉市場来自希腊语的“民主”，意思是由人民来主政。民主有许多定义：如民主是建立在人民自由自愿同意基础之上的政府，民主是人民握有最高权威的政府。最流行的定义是：民主是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美国总统林肯所总结的民主政治三大特征“民有、民治、民享”也广为人知。如果把自由定义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那么，民主就应该定义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指的是公民通过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作主。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又被称作代议（制）民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凡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所以，即使是作为直接民主发源地的希腊今日也改行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即是公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治理国家。在代议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公民作为主人，用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法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来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公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公仆们和政府机构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现代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单独当家作主，或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或同等分量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治者”，而是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西塞罗严格地是，在民主政治下，已经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民主社会的“统治者”，打上引号，这时他们已经不是“统治者”了，而是受选民委托的管理者、执政者。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与公民之间，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现代民主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民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治依据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道德原则，个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自由民主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是经过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贯穿在自由民主中的是自由、平等的原则。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英国上议院所以，民主政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liberal

按：对于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这个问题，存在着阵营分明的持续争论。左派人士与无神论者不同程度地否定美国这个国家与基督教的关联性，而保守主义者与基督徒则坚持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在左派人士与无神论者拒绝了有关美国是基督国家的全部事实后，“美国与基督教无关”、“文化无高低”的结论似乎就成立了。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作者纽科姆是如何看待美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你知道吗，美国的最高法院曾经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1892年的“三一判决”中，他们的确这样宣称，该判决至今没有被废止。最高法院并非轻率地做出这一判决。在认真审阅了所有美国建国文献后，他们最终得出这一伟大的结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这是所有法官一致通过的判决。在审阅了主要证据后，1892年法庭宣布：“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应被注意的史实，加之一系列非官方声明和大量相关表述，一切表明，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该案的具体背景非常复杂。具体而言，俄亥俄州的一个教会（英国国教称之为圣三一教会）是否违反了禁止雇佣外国人的法律。这个教会聘请了一位海外牧师，这一行为被指控违反了禁止雇佣海外劳工的法律，该法律认为，外国劳工不应侵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这一案件始于低等法院，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终教会胜诉。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基督教国家“三一判决”的陪审法官戴维•布鲁尔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基督教国家》。如今，左派人们坚决捍卫认为，任何文化都和其他文化一样好，文化没有高低。而布鲁尔认为，基督信仰与人类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通常认为基督教国家是文明的国家，最虔诚的基督徒具有最高尚的文明素养。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仔细研究基督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会发现，那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基督教影响越深入人心，对国家的影响越巨大，这个国家就越文明。他还指出，我们以各种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按照宗教分类，有伊斯兰教国家、无宗教信仰国家、基督教国家。美国属于基督教国家。随后，布鲁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能够被称之为基督教国家呢？不是因为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也不是因为人们被迫要接受它，相反，《美国宪法》特别指出：“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不得立法禁止信教自由。”不是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基督徒（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名义上的），相反，所有宗教在美国领土范围内部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有些美国人信奉其他宗教，有些人什么宗教也不信。也不是因为基督教曾控制政府，或参与其他的公共服务，或成为政治或社会必不或缺的识别标志。事实上，政府作为一个法定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宗教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时常称联邦共和国为基督教国家，事实上，是全世界基督教国家的领袖。这样的定性无疑意义重大。它并非凭想象而来，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可以被证明。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看看这基础是什么。哈佛大学创办者：约翰·哈佛

最近注意到，Afghanistan突变引起很多国人的关心，网上有很多讨论。但如何理解阿国的突变，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本期请刘军宁先生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谈谈今天的阿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END看往期：◆.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一方面，亚当斯说一个缺少道德的社会无法维系共和制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所有的人在根本上是罪恶的和自私的。那么，会有哪一个社会能维持共和制政府呢？答案是：通过法律和基督教的影响。好的法律和健全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人类罪的冲动，而基督教能为人类注入更好的品质。▐

所以，父母应当遗留给子女的不是财富，而是敬畏的精神。—柏拉图《法律篇》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它支配着一个人看待整个世界的态度。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现代人的罪责，如果强迫我说出一个词，我只能说他缺乏敬虔，尽管我知道使用这个如今不能被大众所理解的词是有风险的。我要一一列举这个词具体牵涉哪些罪责。首先我要说，现代人犯下了忤逆罪。他拿起武器杀死了前辈人所尊敬的那些事物。他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行为视作拥有美德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柏拉图笔下的那场关于虔诚与不虔诚的对话中，他选取了一个实质上要犯下杀亲罪的年轻人。游叙弗伦（Euthyphro）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年轻人，他自认为知道“令上帝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他来到雅典要以谋杀罪起诉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对这场离奇的官司感到很惊讶，他以惯常的方式质疑这位年轻人。他（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虔诚要求人们以诸神设定好的秩序来与诸神合作，它属于更宽广的正义理念的一部分。辩论的结果并没有推出游叙弗伦应当检举父亲。也就是说，游叙弗伦不应当根据自己片面的、不成熟的知识，轻蔑地践踏父子关系。在我们当代，那个年轻人代表科学与技术，而父亲则代表自然秩序。若干世纪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想实现我们的幸福就必须无情地攻击这种秩序；支配、征服、战胜……所有这些词汇似乎都是在描述一场军事战役。人们随意地使用这些概念，就好像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好像自然是充满敌意的、狂放不羁的，所以衡量进步过程中每一步的尺度，就是看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如果不恢复古老的敬虔美德，人的罪过就不可能被赦免。这种普遍流行的看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否定物质（substance），进而否定上帝造物的合理性的异端邪说。我们已经说过（也许说得太多了），人不能效仿自然；但他也不应徒劳地去尝试改变自然的面貌。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矛盾，因为人应当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保持一定距离。这种现代的立场似乎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的傲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任何东西只要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就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方式中，他制订计划，然后把它强加于自然。有人说真正的宗教是服务于人类的，这种服务似乎体现在确保人能够彻底地战胜自然上。这种态度是不敬虔的，因为它违背了以下信念：造物或自然在本质上是善的，自然规律的终极原因是一个谜。而那些挑衅行为，是对宇宙秩序的颠覆。很显然，要接受上述观念，人就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谦逊态度。另一方面，一种无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就否认任何外在于它本身的正当性之源。它与非自我（nonself）处于交战状态。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人们所有嫉妒和自大的根源，而这些心态恰恰让人们觉得今天正义已经远离这个世界。敬虔是意志的准则，它体现为尊重。它承认那些大于自我或不同于自我的事物具有存在之正当性。而且，要想让我们这个一切事物看上去都处于“完全冲突之中”的世界重归和谐，我们就必须以敬虔的心态来对待三件事物：自然、我们的邻居（这里我是指所有人）和历史。我要依次讨论三者。自然，就是指构成世界的物质（substance）。自然反映了某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即使我们掌握了核裂变，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自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连大自然的聪慧学生（译者注：莎士比亚），也在他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格拉》一书中借一位占卜师之口谦虚地说道：“对于自然这本充满着无尽的难解之谜的大书，我只能读懂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哲学家仍然认为，物质（尽管它容易被滥用）在本质上不是恶的。与最高超的医学技术相比，我们更容易被自然之自愈力（vis

论伏尔泰应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承担责任法国大革命，“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是以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结果导致一场血腥惨剧，全国最终陷入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之下（第98-99页）。论启蒙运动乌托邦梦想的五个关键词：理性、自然、快乐、进步、自由（第99页）。论启蒙运动反信仰的本质启蒙运动的精神彻头彻尾是世俗的，与宗教改革更是完整对立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后果（第99页）。论英美与法国的区别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都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恰成对比，前两者由宗教改革为基础，后者却没有（第100页）。（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大屠杀）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而是（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自然结果。看（看）后来的俄国革命，革命者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无政府状态，一是高压政策（第100页）。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这两场革命都同样惊心动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每个人都平等受造，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