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杨扬：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2003年获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5—2006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0年为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4年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曾担任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著作有《转折时期的文学思想——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文学的年轮》《文学的凝视》等，主编《莫言研究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索引卷》。

我的批评观

杨 扬

批评对我而言，是蛰伏黑洞的未明之物。我至今都无法确切地说，批评是什么。与记忆同在的，是关于一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经历。

如果不是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当年同窗中有那么几个不认同现状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声音受到压抑而自己又偏偏希望用发表文章来证明自己，如果天地依然很窄，只有几个人可以指点文坛，那么，我想自己很可能与许多学院中的同仁一样，选一个专题，躲进资料室，在漫无边际的学问的海洋中漫游，根本无暇顾及当代文学批评。穿破所有人生壁障的努力，一直是生存现实逼迫每一个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的人，在强大的外力压抑下，选择的是沉默和退缩；有的人，天生一副善假于物的本领，哪里热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有的人偏偏只相信自己，偏偏喜欢以自己的声音来说话。我想自己属于后一种人。批评对我而言，是一种面向当代的生活，是人生空白的补缺。面对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坛世相，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切入点呢？我的选择来自种种偶然的催迫。一个人对你说，某某是当代最出色的诗人，而你恰好与某某同处一地，自幼嬉戏，于是你写一篇文章，陈述幼年往事；但令人吃惊的退稿催迫你又一次提笔，最后文章发表了，有人称之为批评，我想对一个自恋独处的人来说，这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写作时确实不曾想到什么原理，既无崇高和神圣的情感，也没有创立各种学说和旗号的图谋，有的只是非常狭隘，甚至是很难启口的欲念：无非是好玩，无非是你能写我也可以写，无非是受到退稿的刺激，需要用发表文章来证明自己。这种认同的麻烦，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小人物K遇到的人生烦恼，也是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与之战斗的敌人。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证明自己，但对每一个人而言，可供选择的方式并不那么多。很多次，我见到一些当代作家、批评家在漫谈什么时，总会联想到有那么一个未被人们认可的角色：他的文学才能不在这些作家、批评家之下，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被认可。这就是伍尔夫所想象的莎士比亚妹妹的处境。当一些人将批评视为崇高，将作家、批评家看得非常神秘时，我的确无力谈论这些东西。我只能选择自己作为对象，谈论种种有关自己生活经历的感想和记忆。当然，我也因此不大过问重大和神圣的问题，因为这一切与我的成长经历无关，或者说，至今我都还未遭遇这样的人生。

2001年元月于华东师大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

批评从生命表达的质朴要求出发

张新颖

写书本和文字打交道，时间一久，免不了被冠以各种表明其职业特征和身份的称谓：学者、批评家、作家，等等。

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说，当然也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主动地去赢得一顶帽子，自觉地去成就某种身份，成了学者、批评家、作家，等等。

这些叫法，不管好听还是不好听，都有其方便合理的一面。但是，一个人， 无论如何不应该完全认同任何一种限制性的身份规定。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被定义的，个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加到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定义的限制性和危险性。

在我的印象里，杨扬是个很质朴的人。质朴并非只是道德说辞，而具有更深广的内涵。凭着人的质朴，杨扬常常能够避开被限制、被定义的危险。杨扬研究20 世纪中国文学，几年前出版过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研究的专著，新近又有《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之一种，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这样一部志在拓展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空间的“基础性”著作问世，单单就这些成果来看，杨扬也完全可以待在“学术”的象牙塔里， 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学者”，日积月累，成就渐大。偏偏杨扬不够安分，他还弄起“批评”来了。“批评”这东西，是不够“学术”的，“批评家”也抵不上“学者” 吧，偏偏弄了起来，特别是在这几年很多“批评家”都意兴阑珊的时候，杨扬反倒很投入地工作，我想，主要是生命的质朴要求使然吧。生命质朴地要求着表达，这种表达可以部分地在学术研究中实现，但学术不可能框定全部的表达， 正如同一个人不等同于一个学者。

但杨扬其实也不要“批评家”的身份认同。批评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往往意味着批评有预设的规范、可期的目的乃至看不见摸不着却神秘地存在那儿的本质。如果真是如此，从事批评，也就意味着从事一种遵守规范、靠近目的、探询本质的活动。杨扬没有去回答这样的提问，他在谈自己的“批评观”时谈的是自己从事批评活动的经验——这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谈法，也许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批评是什么的问题，批评不是什么，对于个人来讲，个人的批评实践和批评经历就不断地构成着，同时不断地改变着个人的批评。没有一个先在的“批评观”，不断地批评实践就不断地显现着“批评观”。

三年多前杨扬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月光下的追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之一种，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年）出版，封面上印着三行不显眼的字：“我用黑色的小字纺织一个花篮，以此祭奠死去的十年，告慰我无法平息的青春梦幻。”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也许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但外人也应该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把文学批评和一己的生命紧密相连而带来的震动吧。显然，对于杨扬来说，批评不是一种无动于衷的文字作业，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也就不是一个排除了生命的质朴表达要求的“批评家”。

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几年杨扬会把那么多的精力用于90 年代文学的批评上面。在这世纪末的十年里，社会现实的复杂化、文学写作的复杂化，以及现实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的复杂化，在挑战既成的文学批评格局和批评标准，也在不断地刺激文学批评者的生命。杨扬身处其中，既受困扰， 又渴望创造，“心不静，内功修炼不够，但夜深人静之际，那种渴望创造的心绪又会慢慢抬头，它萦绕于思想者的心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这虽然是几年前他针对自己评论集里的文章而说的话，挪到今天，大概仍然不失有效性。在杨扬近来的90 年代文学批评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关注的重心，在复杂情境中文学的变化，创作上新的因素、新的可能性，以及批评的新的叙述方式和评价标准。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我并不完全赞同杨扬的见解，但无疑我很认同这种从生命表达的质朴要求出发的批评——当然我也知道，批评光是由此出发还不够，要走得足够远，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其他东西来充实、来支持。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