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金书怀：门门功课100分却无缘升读高中

金书怀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自述

本文作者

金书怀，男，河北邯郸人，初中毕业后辍学，当过农民，民办教师。1977年考上中专学校，毕业两年后被选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淡泊半生，职位未再升迁。年近花甲，初心未变。曾在报刊散发过一点小说、剧本和杂文，近来初学摄影，偶尔也写几个字。看到“新三届”，勾起77级无限情感，也来说说过去的故事。

原题

那年十六岁

一个77级中专生在1975年

蜿蜒的滏阳河，从旧城营村南拐了个弯，一路向北。我们队的地，就在河西的堤下。干活累了，就从高粱地里钻出来，上到那条古老的大堤上乘凉。河堤上，除了酸枣丛和大柳树，还有些方方正正的土牛。偶尔有木船驶过，看船工攥着长长的篙，深深插入水底，咚咚咚从船头走到船尾，然后收篙，回到船头，周而复始。船便在这撑篙的汉子身下顺流而下。也有的时候，起风了，便扯起“撑篷子”，扬帆而去。

看不见船了，就又回到遮天蔽日的高粱地，重复着一天的劳作。

那年，我不满十六岁。

十六岁应该是个多梦的年纪，也许我也不例外。不过，印象不深了。2017年“六一”的前一天，散步到诗经湿地公园，看到那片薰衣草，顺手敲了几行字在微信上，大概，是想起小时候的梦了吧。

那年
听说是小孩子的节日
却没有红领巾
娘做的布鞋
磨出了两个洞
镰刀下的蓬蒿
扎不疼脚跟的厚茧
眯眼望着太阳
做了一个梦
是
紫色的
……

回忆总是支离破碎的。“镰刀下的蓬蒿”，其实是9岁那年的事了。由于小学连续跳了两级，赶上特殊年代升高小。那是1968年，父亲是“走资派”，升学名单上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于是，在宣布升学名单之后，就一个人搬上自家的杌凳，默默地从西街小学走出门，穿过吴家过道走回家。

第二天，就拿起了镰刀，和一群不上学的小伙伴们就伴儿，割草拾柴火。那年，同样辍学的大哥到队里挣工分，一家子的烧柴问题就由我挑了起来。秋后，爷爷用木杈帮我堆起了一个大大的柴草垛，捋着白胡子哈哈笑着说，看俺孙子中用了！

整整一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西街小学，老师指派下年级的同学，又来动员上学了。一开始嫌没面子，不去，经不住三番五次来动员，就又背起了书包。其时，已经不分初小高小，跟班乱用了几年山东的或其它省份的“试用教材”，也分不清都读了几年级。到了1972年春天，顺利考上了初中。

尽管后来外面又兴起了反潮流、交白卷，但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门门功课100分的我，还是得到了老师的偏爱。入学就当了班长，学校初建团组织，第一个入团，被选为首任团支书……

不过好景不长，两年青葱转瞬即过，初中毕业那年，让谁升高中是由大队“贫管会”决定（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我和我的家人自以为不需要低下头去求告那个说了算的人。结果，“贫管会”确定的14个升学名单中没有我。

经过公社校区和中学领导以我是“全公社尖子生”的理由，与“贫管会”争吵得面红耳赤（那天夜里我去学校，在门外偶然听到他们在办公室争论），才拿到了15张升学登记表。领导让我帮全校拟升学对象填了表，并带着15个升学登记去大队盖章，到了开学时，发下的入学通知书仍是14份……我再一次辍学了。

那年春节过后，十六岁的我成了一个农民。

第三生产队，二百来口人，五百多亩地。祥叔是队长，双叔是副队长，巧姐是保管。而我，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全公社第一名成绩跌落到辍学回家，在忐忑中虚心学习各种农活，每个庄稼汉都是我虔诚求知的老师，脏活累活和小伙伴们抢着干。

大概过了一个月，赶上每年一次的评工分，竟然被评为8分……那些二三十岁的大青年才评9分，10分是庄稼活全把式的专属。不久，被选为生产队会计（由于年纪小，人称“小会计”）。这意味着，我被乡亲们正式接纳了。

会计这个角色，使得我有机会接触大部分农事活动。下地时，队长副队长各带一班人马，有时候会计也会带一班。和我一块的伙伴，多数是8分的准劳力，“活儿不全”的半大小伙子和女社员，他们戏谑地称呼我为“8分长”。

盐碱窝的旱地，各种农活都有套路，比如说间苗，高粱讲究的是“大刨窑”，一锄一个坑，只留下一颗高粱苗，这样就会很长时间不长草。谷子则讲究“浅刮斜锄”，三棵一墩。“谷锄三遍吃好米”，这三遍随着根系的生长，一次比一次下锄深。锄地时不管有草没草，一锄紧排一锄，“锄地不留白，荒草没处来”。

五月割麦子，老把式会别（去声）把，一口气不直腰两把一个麦个子，我们就不行了，四五把才能捆一个。五月和秋收季节，我更多的是在场上，碾磙打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儿，全把式是“两张锨”（能从两头换手使木锨），半成手是“一张锨”。我技术不行，只能干一些如用扫帚“漫场”之类的辅助性活儿。“漫场”讲究的是不管有没有杂物，每扬一锨都要过一遍扫帚。“籽落一条线，扫帚过一遍”，这样扬出的粮食才干净。

收获之后就是分配，大到小麦谷子高粱豆儿，小到蔓菁萝卜玉米秸，都要分到社员手中。谁家该分多少，就靠我手中的一张算盘了。

想起了人称“算术大王”的邢老师，在教授代数几何的间隙，为我们补习了被遗弃的小学珠算。不仅上进退除背的滚瓜烂熟，大小称换算的“斤称流”（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张口就来。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面对百十号社员提着布袋排队分东西，没有这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最繁琐的还有按工分和人口各占一定比例分配，三七或二八，当场算准报出数目，过秤人员循声交付。一笔有误，就会发生纠纷。民间心算高手云集，会计算盘响，大家心头想。所幸一直到年终决算，没出现一笔差错。

无忧无虑的年代，日子过得如流水。或许是受古典小说影响，队上每个人都有绰号，和东吴大都督姓名谐音的叫“都督”，爱讲老理儿的叫“孔孟”，说话慢半拍的叫“馍馍”，还有些绰号来历不明，不过大家公认本人也认可，所以称呼上就很江湖。

麦场和牲口棚离得不远，饲养员“呵喽”哥自幼染病，说话不太连贯。某一天，有人说他唱戏听不出毛病，便撺掇他，果真，一段字正腔圆的武安落子“吕蒙正赶斋”，还用了假嗓，令人惊叹。

秋雨连绵时，是聚会闲扯的天假。那天正在邻居家听古书，来了几个带着“宝盒”（赌具）的。“和尚”叔闷声不响走出那家，我跟着出来，他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脚不踏是非之地”。顿悟，这句话影响了我半辈子。

于是就看书，看所有能看到的书。看浩然，看李英儒，看李晓明，看欧阳山，看丁玲，看周立波，看红楼西游三国水浒，看施公包公七侠五义，看今古传奇三言两拍，看恩格斯的私有制起源和列宁的唯批，甚至还找到半本线装石头记，看金圣叹的小字批注……

感兴趣的故事书看完了，就找出父亲半箱子1950年代的干部文化读本，其中一套《语文学习》杂志让我翻了无数遍。后来又找出大姐和二姐的高中数理化课本和大学教材，似懂非懂生吞活剥。一个懵懂的初中生在理论力学和微积分的世界中晃荡，现在想想也是很可笑的。

干活时间长了，就有了偷巧的经历。初冬小麦浇冻水，夜间看畦子，后半夜是那种透骨的冷。如果运气不好，垄沟跑水弄两脚泥，一会儿鞋袜就会变成冰坨子。浇地一般是两个人，一个在井口或河泵那头，一个在麦田这头。我一般在麦田这头看垄沟改畦子。漫漫长夜无人说话，困乏会随时袭来。这时候，就会在改好畦子口后，远远退居到畦子的另一头，把铁锨铲到地上，躺在地头睡大觉。

水过来了，就会把铁锨泡倒，正好把自己砸醒，然后寻找下一个畦埝和下一次睡梦。夜班是有加工分的。一年三百六十天，除去阴天下雨，我投了三百多个实工（出工数乘以0.8），应该有一部分就是加班的工分吧。

口号很多，其中一个叫做“冬闲不闲”。有时候是“长葛式”深翻土地，有时候是造台田、条田，或者把村东的不毛之地挖成一条条的深沟，名曰治碱沟。

那年的冬天是挖河，就是现在成为环城水系一部分的崔青总干渠或称引河的那条人工河。我们队的工地在王青闸附近，驻地是西于口。其实我们挣8分的半大孩子，本来是不用上河的，那年情况特殊，由于下游不让拓宽河道，在争纷空空档抢工期，后备队也被拉上了前线。

接到通知已是深夜，背起行李走了八九里来到驻地，民房早已住满，和一个伙伴找了个门洞，睡到天亮时接上了班。由于工段和人员调整，这一上就是一昼夜连轴转。

白天兴高采烈和邻队的互相竞赛倒也热闹，到了晚上热情减退，后半夜两腿发软，眼皮打架，推着车只想睡着。只是不能停，汗溻透的衣服，停下来就湿冷彻骨。幸好拂晓时接班的人员从老家赶来，母亲托人捎来了小棉袄。那份温暖，无以言表。

是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扛着农具从中学西边路过，走到半截墙头倒塌的地方，下意识地驻足向校园内打望，和正在院子里踱步的逄老师四目相对。老师邀我进去坐坐，我感觉到那一瞬十分复杂的表情和语气：“怎么这种打扮了？”彼时我的尊容是剃过的光头，头发还没长起来，箍着白底红道的羊肚子毛巾。看到他曾经的得意门生这般打扮，可能感觉很怪异吧。沉默良久，嘱咐我记得读书。

到了年底，突然有一天傍晚，邻居小孩捎话让我去学校。老师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去公社和吕老师见个面，他有事要给你说！匆匆赶到公社（其实是公社校区），校区负责人吕老师也是一句话：回你的学校教书吧，可能让你教主科，担任初一班主任。

回家的路上，泪流满面……

（教书两年后参加了77级中专招生考试，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考取了某省属重点中专。侥幸上过高中的哥哥同年考上了某医科大学。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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