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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方新阳:我曾一次又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

方新阳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方新阳,1948年生,既是老三届又是新三届,中国工商银行高级经济师。1968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30年前南下开发深圳经济特区,10年前退休成为深圳市博物馆自愿者讲解员


原题

大学五次与我擦肩而过



           前些时候见文:某地师大77级为“专转本”上书小平徒劳无功,今天我讲述一件“专转本”获得成功的旧事。


      我是北京市67届高中生。1960年代初,北京市与海军司令部联手成立了北京市业余航海学校。我是第三期“优秀学员”,第四、第五期航海驾驶系辅导员,被“海校”内定为1967年高考时大连海运学院的保送生。但“文革”取消了高考制度,上大学第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1972年初在黒龙江兵团8团运输连开船时,让我填写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登记表》,当时按50名知青摊上一个推荐名额,但这批生原是财政部代培生专修科,只收年纪较小的初中生,我高姿态地退让了,上大学第二次与我擦肩而过。该期生源入学后被“专改大”。

 

1972年下半年我在兵团佳木斯物质供应站当调度员时,兵团机关就在佳木斯市,当时共有五百多人,现役军人占七成,老农场干部占两成,调上来的知青占近一成。近水楼台先得月,半数多的知青被推荐上大学了,不少空额急需补充,我亦被借调到兵团后勤部政治处,后被留下。

 

1973年兵团机关加以控制,共推荐九名知青,司、政、后各三名,我亦在其中。倒计时最后两天,政治部段主任出差回来后,坚决反对通过一年刚配齐的知青干部一下子又走近十人,决定仍按基层连队比例只給一个名额。九个人中有五人是上海知青,给了一个复旦大学名额,我知趣地退让出來。本来近水楼台上大学,又第三次与我擦肩而过。而我即将超过25岁的推荐年龄,上大学无望了!

 

1977年底一声春雷恢复高考,届时我是北京市141中学的班主任和政治教师,已娶妻生女居家过日子了。

 

我们夫妻俩商量决定:孩子才一岁,妻子明年考吧,第一次我先闯个经验。会考成绩我排六千名,北京市录取名额为九千多,我松了口气。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法律系,即李克强那个班。而预选扩大到两倍半,即录取线近两万五,后来又扩大招生几千人,我仍名落孙山。在统考面前公平竞争的我,仍败给了分数排在我后面的近万人。


上大学第四次与我擦肩而过。

 

虽然我们141中学高考剃了光头,但全市中、小学里还是考上了上千教师。教育局为稳定队伍,遂下令1978年叫停教师报考资格。


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了。

 

1978年高考报名截止日两周前,在社会舆论和政府干预下,教育局终于让步了,但条件是不许请假停课备考,只允许报考师范院校或大学专修科。

 

北京大学按惯例各系大龄学生招得都少,校方强制设立两个大龄专修班,理科设在数学系,文科设在哲学系。我夫妻研究决定:1.她已来不及复习备考,让我在上次的基础上再考一次。2.我在志愿表一本的第一志愿填上北大哲学专修班,二本志愿填上其它师范院校本科。我这是接受上次的教训,放弃了大学上专科,上大学将第五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们“专转一本”成功了

 

78级发榜我被录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专(修)科生,两年制定向培养中学教师。我们班30人都是北京老三届,教师不多,大家对上专科都是迫于无奈。开学后大家一交流,才知道二本生比我们分数还低,数学系专科生刘森是78级北京市理科状元。

 

于是我们文理两班专科生共同行动,上访系、校、教育局和教育部。诉求:虽然报名专科我们是自愿的,但校方录取程序有纰漏,专科应排在二本后,不能剥夺我们上大学的权利,造成的误果是:北大按一本的标准招了专科生!要求改正。

 

当年北大校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落实我们“专转一本”的是校党委书记周林(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学不到两个月我班改为:哲学系78级(3)班。

 

最终,我上大学的机会终于失而复得。


新班又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如我班同学年龄大,体育难达标,我是班文体委员,就出面找体育老师和体育教研室商量,考试改为太极拳。

 

我班有位女生上学期间结婚生孩子,系领导要我们班委会提出处分意见。会上我就説,人家暑假生孩子,既不需你批产假又不影响开学上课,既能获文凭又获结婚证,两全齐美皆大欢喜,是未婚大龄同学的榜样。后来系里不了了之。

 

受其启发,我经常组织班、级、系的交友舞会。


为了能多学课程,我到各系去听课,但系务老师説我不务正业,我只好先斩后奏。如我坚持旁听厉以宁老师的《西方现代经济若干问题探讨》热门课,并在课间经常找老师探讨,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课程结束后把系里的为难告诉了老师,厉老师把我带到了经济系,帮我签字落实选修成绩单,而后我系不得不给我记录在案。这样下来我就陆续多取得了十余门选修课成绩,我也与厉教授成为了忘年之交。

 

不过上大学也給我带來了损失,当年计划生育规定给了我生第二个小孩的指标,因既要养家又要上学,我们就推迟了,誰知很快就改为独生子女政策了。79级报考年龄改为28岁以下,妻子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喜中有悲。

 

大学毕业分配,我班多半到北京各大学当教师,两名留校,其余的到社科和部、委搞政工。我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搞人事党务工作。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妻34岁时作为调干生,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成为中国首届保险专业生。为保障她迟到的大学梦,那几年当仁不让轮到我来带小孩。      

 

       77、78级被取消一级工资

 

解密35年前一件鲜为人知的事。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央党研室做人事工作,经办了一件给大学毕业生调整工资级别的具体工作。

 

 当年8月底在册的大学生干部属调资范围:


        1,1966、67届的从22级调到20级;


        2,1968、69届的从22级调到21级;


        3,期后的带工资(满五年以上)调干生调升一级。这类人约十來万。

 

我本人就属第三类。1978年我上大学时因已有10年工龄,是带工资(24级)上大学的。上学期间两次被纳入调资范围,我在原单位都谦让了。1982年毕业八月报到应定为22级。这次可调升为21级,看起来好像是8月报到直接订为21级。

 

我的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上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后来却通知取消了第三类人的调升机会。

 

发生的情况是,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全国共有60多万人)大多数人认为国家对他们岐视,不公平。老大学生可以定到20、21级,新大学生可以定到21、22级,偏偏中间他们工农兵大学生只定23级,更应该升级的是他们,气愤不已,纷纷上访告状。

 

但各级人事部门对这些告状未予理睬。事实上国家并没有岐视工农兵大学生:对老、中、新所有的大学生定级是一视同仁的。即学业四年以上的定22级,以下的定23级,六年以上的定21级,八年(含研究生)以上的定20级。

 

而工农兵大学生一般是三年,所以定23级。我认识一位学外语的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到中调部,随即被派出囯学了两年,他就被定级为22级。而我班一位同学因特殊情况未学完四年,回去就被定为23级。而这次调级就有工农兵大学生是满五年工龄带工资上学的,从23级升为22级。

 

再説文化程度,因毛主席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程度一律定为大学,没有中专和大专。

 

但工农兵大学生仍不依不饶,通过胡耀邦儿子知道了机会,把上访书送达了总书记。决策部门为了维稳几十万工农兵大学生的要求,舍弃了十來万调干生的正当利益,取消了原第三类人的(包括附合条件的工农兵大学生)调升工资的合法权益。

 

 这次“调资风波”才终于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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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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