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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贺越明:舞曲,激发迟到的“青春”

贺越明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本文作者贺越明。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也是一段激情飞扬的岁月。


        进入复旦大学的第二年,亦即1979年年初,伴随着政治、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文革”中被“革”掉的文娱活动,又悄然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这时,电视上出现了在晚会上跳“交谊舞”的画面,一些机关和文艺团体也率先举办舞会。风气一开,吹皱了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池春水”。


        “文革”后首次全校性周末舞会,是那年2月22日举行的。这之前,校团委和学生会还专门举办了各系学生干部速成班,五六十人在校园东南角乒乓房二楼,随着《青年友谊圆舞曲》的节奏学跳“交谊舞”,准备在舞会上起表率作用。不过,这些“领先一步”的学生干部,后来大都有临阵怯场之嫌。


        那天是周五,因为看到举行舞会的布告,许多本应归家的本地学生也不回去了。乒乓房里,彩带高悬,灯火通明,几张乒乓球枱早被收了起来。闻讯而来的学生大约有四、五百人,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当第一支舞曲响起时,只有三、四对男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场翩翩起舞。



        一曲终了,掌声四起,对这仅有的几位勇敢者给以鼓励。稍后赶到的外文系德裔女教师汪小玲挤进人群,立马脱去绿绒大衣,就近拉起一个学生转起圈来。在舞蹈的节拍中,她那胖胖的身躯一下子变得那么灵巧和活泼,看上去仿佛年轻了20岁。


        舞曲终止后,她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珠,对身边的学生自豪地说:“我年轻的时候,跳舞是得过奖的。”音乐再度响起时,她一再向一些旁观的女生招呼:“来呀,来呀!”可是,当时会跳舞的男生寥若晨星,让这些女生和谁上场搭档“交谊”呢?


        尽管这位德国老太太笑咪咪地再三动员,第一次舞会实在是观者如堵,舞者寥寥。随后的几次,情形也大同小异。


        舞场上最活跃也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生,像来自楚天的中文系男生李辉,本来就是校文工团的成员,对跳舞之道驾轻就熟;而他的女同学汪澜和陈丹红,能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韵律舞,跳“交谊舞”就不在话下了。

复旦大学舞蹈队时的李辉(右)。


        此外,那就是人数可观的外文系女生了,其中颇有几位逢舞必跳的“舞星”。至于外文系的男生,最初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女生,倒是有人喜好在寝室里绘声绘色地评述舞会见闻,还每每借用“Wall-Flower”(墙花)这个英文词,刻薄地形容那些在舞会上难得被邀舞的女生。


        记得当初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有位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邻居老伯对我说:“新闻系好呀!侬阿晓得,过去复旦顶活跃的就是外文系的女生和新闻系的男生。为啥?喏,外文系的女生又漂亮,又会白相;新闻系的男生呢,整天背只照相机跑来跑去,交关潇洒!”他这几句陈年观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是,入学一年,想想这位老校友的话,觉得他讲的外文系女生还有几分道理,但对照自己和周围的同学,感到他关于新闻系男生的话则大谬不然,至少是过时的“老皇历”了。


        也难怪,历史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很多人考上时已过“而立之年”。不光七七级是这样,七八和七九级亦是如此,这个年龄格局直到八零级才有所改变。于是,前三届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的共性,成为校园里的新“老三届”。文科似乎比理科明显,我所在的新闻系尤为突出。



        入学报到那天,新闻系77级全班的平均年龄是29岁半。有的同学,自己开始念大学,儿子倒要上初中了;还有个别已婚的本地同学,经常下了课就回家,寝室里的床位形同虚设。如此这般,新闻系男生在整体上就不太可能“交关潇洒”了。到舞风渐起时,去舞会上看的不少,而上场跳的却绝无仅有。


        不仅如此,有个年岁较长的同学,观舞归来还骂骂咧咧:“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像什么样子!”不过,骂归骂,这位仁兄有一天被人发现,他居然利用室友们全都外出的空档,抱着一张靠背椅子作原地旋转。可见,形势真是比人强!


        好几位男同学在舞场上看得心痒痒,开始在狭小的寝室里成双作对,猛练“一、二、三”基本功,打算有朝一日大显身手。练的时候,尽管是一个走男步,一个跳女步,但在旁人眼里,很容易看成是两个男生揪在一起打架。好在当时尚无“同性恋”一说,还不至于引发更多的联想。后来,请到已入堂奥的女同学上门辅导,才基本结束了这种操练似的同性“交谊舞”学步。



        舞会,本是一个释放青春活力之地,其间难免裹挟着心灵的骚动和激情的宣泄。就在那次全校性周末舞会过后不久,校园“南京路”上中文系的黑板报上,刊出了署名“东聿”的一首《大学生情歌》,呼吁姑娘们在舞会上“大胆一些,再大胆一些”。那气魄,那暧昧,比之若干年后传唱大江南北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才上任不久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夏征农看到后,当即在校团委主办的“复旦青年”黑板报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列出四点看法,质疑“这种情调是否健康?”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黑板报长廊上掀起了“笔战”,抨击和挖苦“东聿”之诗者有之,大力辩护和反唇相讥者亦有之,并未视校领导的意见为是非标准。其时“大批判”余温犹在,双方不免“上纲上线”,如指责对方是“江青”、“赵七爷”,等等,逐渐流于意气之争了。


        新闻系参与这场黑板报“笔战”的,是一首署名“孙翁”的打油诗,大意是:农民在田地劳作,工人在车间大干,士兵在战场流血,学子岂能不珍惜大好时光,却孜孜于舞榭耕耘?这一发问很尖锐,因为其时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前线天天都有流血、牺牲,但诗的内容当天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



        谁知,过了一天,一张小字报贴在诗的旁边,曰:“据查,孙翁者,新闻系二年级儒生某某某也。已婚,得二子,男女各一,乃当世最美满者,故有不复‘耕耘’之意矣。”末了,还点评一句:“此乃情操高尚之士也!”


        这张令人发噱的小字报一出,校园为之轰动!那天中午,从文科楼下课回寝室,走在“南京路”上,只见新闻系的黑板报前人头簇簇,都是挤着看这张小字报的,而且看过后无不发出呵呵的笑声。


        实际上,“孙翁”是班上两个同学各取其姓的署名,但因为被点名披露的是其中一人的“隐私”,该同学自然气得七窍生烟。他略作考证,小字报署名“佟苍”,乃沪语谐音“同窗”,显系同班同学所为,便当即命笔,写下四言绝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佟苍跳舞,心系姑娘。”他要以对仗工整的箴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佟苍”们的“司马昭之心”,让女生们皆知并提高警惕。


        可是,不知是被闻讯赶来的辅导员劝阻还是另有缘故,这首用于反击的小诗最终没有公诸于众。但这位儒生一连几天都眉头紧锁,对同学的招呼不理不睬,对那位向他道歉的室友更是没有好脸色。而“孙翁”中的另一位,则若无其事,一如往常。当然,“佟苍”的这个玩笑是开大了,辅导员在班会上作了语气严厉的批评。



        这场“诗歌的风波”,自然引起了校领导的关注。3月17日下午,时年七十有五的夏征农邀集校系两级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约30人在党委办公室座谈,围绕着黑板报上的“笔战”阐述了系统的意见。他对《大学生情歌》再度明确表态:“我认为那首诗是不健康的,但不是反对跳舞和恋爱,恋爱是禁不了的。”


        夏老是一派文人气质,所谈的话题虽严肃,但声调不高,语气温文:“打球、唱歌、跳舞是个人爱好,不能强加于人。学生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包括跳舞,但不能说不跳舞是‘封建主义’,跳舞是‘社会主义’;有些甚至把有看法的同学说成是结了婚才不跳舞的,这很不好。”话到此处,就把批评的对象从中文系转到新闻系了。


        他还很严肃地说:“黑板报一定要好好地抓一下,把校风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有不同意见可以商讨,不能采取对付敌人的办法。你认为诗是正确的,可以讲道理嘛。有些现象是不正常的。不是小学生,是大学生了,怎么能随便骂人呢?希望黑板报能在促进学生的学习上起到一些良好的作用……”



        座谈会后,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及辅导员老师分头做了工作,一场由跳舞而引发的“诗歌的风波”终于平息,而举办舞会则获得了肯定,从此成为全校最普遍的文娱活动,更多的同学冲出寝室,步入舞场。


        不久,热情奔放的“迪斯科”登堂入室,传统的“交谊舞”反而渐渐成了舞会上可有可无的点缀;乒乓房的容量仅能用作系一级舞会,全校性的舞会则移往更宽敞的中央食堂二楼;再后来,一到周末,校园里有几处同时举行舞会,跳舞成了“赶场子”的文娱活动……


        那一年,我在课余担任校报记者,也列席了那次座谈会,并作了报道,所以迄今还能借助采访本,翻查到夏老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其实,从那以后,每当悠扬的舞曲响起之时,我总会禁不住想起当年因舞会而起的风波,想起“东聿”、“孙翁”和“佟苍”,想起在座谈会上对学生干部娓娓而谈的夏老。“东聿”是何人,我从未打听过,中文系那一届同学想必还记得;在北京工作的“舞王”李辉已是著名的文史作家,“舞星”汪澜和那位“佟苍”在上海同一报社任副总编辑,另一位“舞星”早年去了美国,“孙翁”中的一位,退休前是沪上一家晚报副总编辑,而另一位被称为“儒生”的,担任过沿海某市机关报总编辑,至于偷偷抱着靠背椅子作原地旋转的仁兄,是先后驻黑龙江、广东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夏征农则曾任分管文教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退居二线后,还担纲《辞海》主编、上海市文联主席、社联主席等职,2008年10月4日,以105岁的高龄走完了“半是战士半书生”的一生。



(原载北京《博览群书》月刊2009年第4期,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配图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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