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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丨冯印谱：哦！那些年，渴望城市的乡下人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哦！那些年，
渴望城市的乡下人
作者 | 冯印谱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自由迁徙，是人的本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对美好生活的选择和开拓。倘若没有自由迁徙，在中国，就没有边疆地区“蛮荒之地”的开发和繁荣；在国外，就没有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国家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国民被人为地划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是两个在政治上藐视平等、在经济上截然相差悬殊的群落。城里人吃的是国家的商品粮，有固定工作，挣工资，享受看病、教育、公共交通、文体设施等资源。乡下人要想转为城里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唯有依靠参军、招工、考取大中专学校等极其狭窄艰难的途径，实现鲤鱼跳“农门”。城里人当然不愿意做乡下人，但有时稀里糊涂，也会被迫离开城市，变成了自己昔日也曾瞧不起的乡下人，如“反右”、劳动改造、“六二压”、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等等。
乡下人，即人民公社社员，绝大多数原先有土地、有场院、有牛马、有房屋、有林木。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抑或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的人，在农村都是人数很少的两极。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老财，没收了他们的房屋地产、金银细软、绫罗绸缎。贫雇农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分到了地主老财最好的土地和房屋。
然而，“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伴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农民的土地，不管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是发家致富后花钱购买的，还是从地主富农手里分来的，全部被政府收拢到一起，名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实际上皆成了国家的。就连农民的宅基地，也定性为集体财产，私人有居住权，没有买卖权。土地私有，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不复存在。
随着土地归公，私人的牛马大牲口，作价归为集体；私人的大车，作价归为集体；私人的林木，作价归为集体。这些私有物的作价，都是十分低廉的，不容你讨价还价，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必须归为集体。据老人们回忆，在合作社运动高潮的当儿，不少农村的富裕农民，担心自家的东西收归集体，吃了大亏，就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屠宰大牲畜，杀猪宰羊，饱餐几顿，奢侈一把，致使许多农村牲畜猪羊存栏率急骤下降。这些均为“负面新闻”，主流媒体报道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欢天喜地牵牛扛犁耙入社的“社会主义热情”，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通往“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就是死死地把农民捆绑在自己曾经拥有的，而今已变为集体的土地上。公社社员除了院落房屋归己，借此日落而息；除了铁锹锄头归己，是下地干活必须使用的劳动工具；除了喂猪养羊归己，有段时间还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遭受禁止，实际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他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酷暑隆冬，在田间劳作。吃饭，依靠生产队分口粮；花钱，依靠生产队分红。一个社员倘若不服服帖帖参加劳动，不仅分不到口粮，没钱花，而且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和斗争。
公社社员想进城打工挣点现钱可以嘛？回答是：不行。城里的机关、工厂，不允许使用农民工。社员进城甭说找不到活干，就连一天也没法呆。第一，你没有粮票，城里的饭店买饭都要粮票，没有粮票就会饿死。第二，你没有钱住宾馆、招待所。第三，即便你有钱住宿，还必须持有进城证明，证明你的身份，证明你进城干嘛，没有证明，你就会被公安民警驱赶回乡下。甚至，还有被收容的危险。轰动全国的深圳孙志刚事件，就是乡下人进城遭遇的一个缩影。何况，孙志刚还不能算是乡下人，他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大学生！
公社社员想迁徙到其他地区农村可以吗？回答是：不行。那时全国一盘棋，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每一个生产队，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每年出生多少，死亡多少，详细登记造册。假如你迁徙到别的生产队，势必会分掉人家一份口粮，增添人家的负担，人家生产队社员轻易不会答应的。那时每个人的户籍都由公安局掌控，迁进迁出十分困难。如今户籍制度比过去放开了一些，但户籍问题依然是阻挠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公社社员想外出做点生意搞点副业可以吗？回答是：不行。长途贩运，短途倒卖，全部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要遭受批判，要遭受斗争。农村的“能人”，像木匠、泥瓦匠、油漆工等等，上邻近村庄干一点活计，需要跟生产队队长请假。因为他们外出干活挣的是现钱，每天的收入比在生产队分红的工值高出许多，所以，工匠们每外出干活一天，需要向生产队交回一部分现金。即便这样，大队仍然要求这些人每年必须在生产队劳动多少天才行。如此一来，工匠们辛辛苦苦干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逐渐失去了外出干活的积极性。
公社社员不能进城，不能随意迁徙，不能做生意，不能搞副业，唯有困守在集体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脸上汗水摔八瓣。”每天清晨，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当当当”敲响了，男男女女社员懒洋洋来到大钟下面，听从生产队队长分派活计。然后，回家携带上劳动工具，或三五成群，或一窝蜂，上地劳作。到了田间没干多久，中途休息，一时间打扑克的，下棋的，谝闲的，打闹的，好不热闹。个别勤谨的社员，抓紧机会给自家的猪羊割草去了。休息了好长时间，在生产队长的吆喝下，再装模作样干上一会儿，就该收工了。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出工。干活时，假如生产队长在现场，有人监督，大伙还比较认真一些。假如队长不在，干活就是瞎糊弄，做表面文章。一天接着一天，一年过了一年，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穷日子、苦日子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被捆绑在土地上的社员，以种植粮棉为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令人不解或可笑的是，成年四季种植粮食的农民，竟然解决不了自己的一日三餐。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大锅饭”，干活“大糊弄”，粮食亩产一直上不去。生产的粮食，大多上交了国家。我的家乡主产小麦，每年每人分到手的带颗粒小麦口粮不足200斤，200斤小麦能磨出多少白面啊？不到200斤白面，哪里能够一年吃呢？不够吃怎么办？一方面，国家会返还一点外地出产的玉米和高粱，作为弥补，小麦产区的农民吃不惯这些秋粮不说，数量也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生产队大量栽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每5斤红薯顶1斤粮食，天天吃红薯，吃得人胃口直吐酸水。
我家当时有父亲、母亲和我，三个成年人。粮食不够吃，只有上黑市去购买。有一年冬天，父亲大清早骑自行车上60里远的临猗县买粮，临猗县有不少水地，是山西省产粮大县。天黑一阵了，还不见父亲回来。我十分揪心，因为在黑市上买卖粮食是违法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我再也坐不住了，出门寻找父亲。步行10里乡间小道，上了公路。公路上黑乎乎的，行人稀少，偶尔驶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的两盏照明灯贼亮贼亮，打身边一闪而过，眼前倏地一片黑暗。我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影影绰绰，望见对面走来一个人影。我快步上前，果然是父亲。
我急切地问道：“爸爸，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疲惫万分地说：“唉！倒霉，一出县城，自行车的链条就断了。”我一听，头脑嗡的一声。天哪！链条断了，也就是说，父亲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百多斤玉米的口袋，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一步一挪，走了50里路。我鼻子一酸，急忙从父亲手中接过自行车，帮父亲推上车子。父亲长长舒了口气，跟随在我身后，父子二人冒着浓重的夜色回到家。这一幕，几十年过去了，在我脑海里不仅没有消褪，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我家人口少，尚且如此，想想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每天要填饱肚子，生活该有多么艰难啊！
上黑市偷偷摸摸买粮食，不仅要冒违法的风险，关键还得有钱。生产队每年年终才分红，一个劳动日好一点的分值七八毛钱，一般分值两三毛钱，差的还有几分钱，更有的生产队，社员干一天农活，尚需倒贴生产队的钱。我家买玉米的钱，是靠父母亲干农活之余，加工柿饼、制作红薯粉面农副产品，赚取一点加工费。
社员加工的农副产品，包括自留地出产的萝卜、大葱等，若想拿到集市出售，每一次赶集必须持有生产队的证明。证明上写着：“兹有我生产队社员某某某赶集，出售自家出产的大葱、萝卜，绝无倒贩倒卖，特此证明。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年月日。”上面盖有生产队的鲜红公章。拿上这个证明，才能预防集市管理人员的刁难。在极左思潮高涨时期，农村的集市贸易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就更没去处了。
后来读介绍美国历史的书籍，在美国建国前后，南方不少州的白人种植园主，为了增加棉花、茶叶、甘蔗的产量，在港口城市码头的人市上，大肆购买黑人，作为自己的奴隶。那些远涉重洋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一日为奴，终身为奴，连生下的子女也是奴隶。黑奴们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庄园里，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庄园主赚钱的工具，时常遭到庄园主的打骂、捆绑、买卖、直至处死。
美国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广大黑奴的劳动创造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由于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爆发了南方黑奴纷纷向北方逃亡的事件，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南北内战，爆发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
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农民遭受的一场大灾难，直至造成了几千万农民被饿死的惨剧，是一页血迹斑斑的沉重历史。
如今，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城里人”和“乡下人”不仅填饱了肚子，偶尔品尝点玉米面窝窝头和红薯，感觉格外香甜，连呼“好吃”。在繁华都市的居民小区和街道，操有各地口音的乡下老头老太，居住在城里给子女照看孩子，其乐融融。这情景，在改革开放前是绝然不可想象的。
可是，竟然还有不少人怀念“大锅饭”那个年代，讴歌那个时代，实在令人困惑！不可思议！
2017年1月3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1月5日修改
2018年9月18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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