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1976年"五一六"这一天

作者 | 谢悦

整整五十年前，阿波罗号把宇航员送往月球；也就是这一年，知青专列把我们送往北大荒。

现在知道这叫艰难探索，那个时代的我们却视其为正常，就如《流浪地球》小说中说的，地球刹车以后出生在北半球的人，以为永远的黄昏和酷热是很自然的事。何况少年不识愁滋味，虽然岁月未必静好，倒也有自己的乐子。比如当时各单位争先恐后排练演出革命样板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段欢乐时光。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的宣传队可说是人才济济，排出了全本的《沙家浜》。那个在舞台上翻出一串跟斗的陆金良，若干年后成了国家技巧队领队；还有那位县委派来的郎中，戏份不多，演员却叫濮存昕。

我所在的十八连是个边远山区小连队，条件比不上人家，但也排了几场《智取威虎山》折子戏。安排角色时，座山雕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刚，还有小炉匠栾平以及那些小匪，不费吹灰之力便各就各位，化了装对着剧照一看，还真像！大伙说，即便座山雕手下有十六金刚，咱们这伙人也还有富余。本人因天生缺少文艺细胞，便给派了个押解小炉匠的解放军小战士的角，技术含量不高，毕竟能量还是正的。

1969年底我们上山伐木时部分知青和排长的合影，就这人设，出演威虎山土匪都不用化装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我们十八连版的革命样板大戏《智取威虎山》隆重推出，闪亮登场。

演出的盛况，那是相当的空前。轮到我出场了，喝一声“走”，端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地押着小炉匠来到台前，接受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审问。不想这小炉匠演得过于出位，一连串噱头笑爆全场。作为革命战士，我在旁边本应庄重而严肃，无奈场下效果太强，一忍再忍，到底还是没HOLD住，索性与台下观众一起纵声。

及至杨子荣打虎上山，来到威虎厅，剧情进入高潮。只见杨子荣拔出盒子炮，对着头顶的灯盏甩手一枪。——这桥段我们是设计好的，舞台上方挂着盘子，上面立着蜡烛，盘子上有绳子顺下来，牵在旁边的小匪手中；杨子荣一开枪，小匪便拽绳子，蜡烛倒下熄灭，造出击中的效果。谁料此时那蜡烛偏不配合，枪声一响，绳子一拽，蜡烛就是不倒。杨子荣和座山雕也无可奈何，只好任那继续燃烧的蜡烛在头顶上晃来晃去，台下已是哄然一片。

笑声中杨子荣唱到了“座山雕也要听侯专员调遣”，那座山雕“啊”的大叫一声，蹿到虎皮交椅上，片腿转身，想不到人影一闪，刹那间座山雕和他的虎皮交椅便都杳如黄鹤了，只见前排的几个人匆忙跑向台前，场中登时大乱。原来那位座山雕演得过于投入，转身时用力过猛，连人带椅一起栽下台来。所幸台下有人接住，无甚大事。于是座山雕和交椅重返舞台，继续与杨子荣周旋。而此时台上台下全体笑翻。

还有一乐是梦中惊起游仙客，大抵因为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半夜紧急集合去抓阶级敌人。一次据说是有人企图越境投修，上级要求设卡阻截，结果长夜蹲守一无所获。另一次是全体出动追捕潜逃的“贪污犯”——其实就是小卖部的老职工，有人揭发他多吃多占，关起来审查，逼供之下趁月黑风高溜之大吉。一夜搜寻本来也要一无所获了，想不到天亮鸣金收兵时，那“贪污犯”竟一丝不挂赤条条从河滩灌木中钻了出来，惊得女战士们尖叫着四散奔逃，仿佛她们自己成了逃犯。

当时年纪尚小，玩一场夜半梦醒追逃犯的游戏倒也开心。虽无月下吹箫的雅致，然而近听蛩韵，远看流萤，相伴着半峰残月一溪冰，再加上投身阶级斗争的亢奋，似乎还蛮有诗意。

记得我们刚到连里就被告诫说，阶级斗争复杂呀。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早早吹了蜡烛在被窝里吹牛逼。我躺在西面的炕上，遥望着窗外的东山头，听先来的老三届知青说，苏修特务常在这里发射信号弹，他们也曾半夜起来去抓人，却始终抓不到。

正说着，陡然间东山头上亮光一闪，我清清楚楚看见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山前划过一道耀眼的弧线。我毛骨悚然，不禁叫道：“信号弹！”但是谁能相信天下竟有如此诡异的巧合，说曹操曹操就到？而且偏偏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这一幕，大家都认为我是借着信号弹的话题起哄。马上有人警告我，别瞎说，谎报军情不是闹着玩的！我不敢再吱声，知道怎么辩解也没用。于是乎这个不被人相信的真实便长久留在自己心中，直到今天。这使我明白，即使是真相，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未必会大白于天下。

几年以后，艰难探索好像不再那么艰难了。副统帅折戟沉沙，能灭的阶级敌人灭得差不多了，没暴露的阶级敌人按照七八年来一次的轮回规律尚不及跳出来；一些落难者获得了解放，诸神渐次归位，形势相对宽松起来，我们在农村也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一些内部出版的书籍。这时我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说，第三帝国的青年学生参军前要去农村锻炼一段时间，因此英美的少爷兵在战场上不如德国兵能吃苦。我这才知道自己真的孤陋寡闻，此前一直以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呢。

四大名著这时也重印出版了，知青家里有的寄来《三国》，有的寄来《水浒》，大家便相互交换着阅读。我从别人手里借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放在宿舍里每天看几回。这天回到宿舍，发现《红楼梦》少了两卷，突然想起刚才进门时与一个分到我连的河南转业兵擦肩而过，隐约见他怀里揣了什么东西。赶紧追出去拉他回来，果然在他的怀里发现了一本《红楼梦》。

我向他讨要另一本，他则矢口否认拿了两本。一言不合动起手来，旁边的知青拉偏架，把他按到炕上，我顺手抓起个手电筒当头砸去，脑瓜立马见了血。伤者家属将我告到领导那里，其时我已在学校当老师，好歹算是连里有些脸面的人物，分管治安的副连长客客气气地跟我说了句以后有事好好商量，也就过去了。

岂料这天连里开大会，领导正在台上作指示，那个被我开瓢的转业兵突然跳上台去，面向台下来了个大鹏展翅的亮相。领导吃了一惊，忙唤来人，几条壮汉上来架起此人，但见他双腿离地，口中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将全体革命群众惊得目瞪口呆。

这使我大感无趣，没来由的和这样的患者打了一架，又不知他这症状是否要由我那手电筒负若干责任，心下不免惴惴。好在后来他渐渐的正常起来，见了我也相安无事，反倒令我对他生了些同情与歉仄，只是那本《红楼梦》从此泥牛入海了。

这时已到了1976年的5月，连队学校要举行运动会，我们几个知青撺掇校长组织升国旗仪式。因为我们知道，升国旗就要奏国歌，而连队有唱机却无国歌唱片，我们便可借买唱片之机溜出去玩两天。结果去佳木斯市买唱片的任务，便派到了我和另一个知青的头上。

对于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山沟里的知青来说，去趟场部就算进城，到佳木斯这等大城市出差，绝对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于是5月16号一早我俩兴冲冲出发了。

下了汽车换火车，从佳木斯火车站出来已是傍晚时分，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宿。然而住招待所要查看边境证，那个知青随身带着，我的却不知丢到哪去了。跑了几家招待所，结果都一样，没有边境证不能住宿。那位知青不肯扔下我自己去住，我们只得又返回佳木斯车站，打算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对付一夜。

5月中旬的北国之夜寒气袭人，我们又没准备在外过夜的行头，躺在车站的长椅上饥寒交加。但这丝毫不影响跳蚤们在我身上开晚饭，片刻间我已是通体搔痒难耐。

就在这时，车站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严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火车站从现在起戒严清查，任何人不得随便走动……”话音未落，候车大厅里就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56式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寒光凛冽；大门被严密封锁，阶级敌人插翅难逃。此情此景令我心怀鬼胎，又寒又栗：我的边境证呀……

果然，清查的民兵来到我们面前，要求出示证件。那位知青掏了出来，我只有解释说忘带了。这解释当然没有说服力，民兵把枪一举：“走！”我站起身来，同行的哥们儿一点不含糊，也跟着站了起来。就这样，我俩被带到了车站的地下室。

地下室面积不小，我们进去时，地上已是男女老少黑压压蹲了一片人，足有一二百号，人群前摆着一张条桌。民兵用枪指着我们：“蹲下！”我们便蹲到人群中。后面陆陆续续又进来许多，一律在刺刀指挥下蹲成一团。

待得伟大成果全部到位，持枪的民兵在身后列成一排，条桌后便坐下三个人，此时中间穿军便服的那位开口了：“我不能说你们都是坏人，但是，也都不是好人！”这是我平生上的第一堂逻辑课，所以记忆犹新，只是至今没有推论清楚他话中的逻辑关系。

那军便服继续说道：“今天是文革十周年，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复杂激烈，你们往左后边看——”蹲着的人一起扭头往左后方看，只见管道上半吊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看上去不满10岁。“那就是流窜盗窃犯，你们再往右后边看——” 蹲着的人又一起扭头往右后方看，管道上同样半吊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成人。“那就是教唆犯，就是他教唆盗窃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审查了——” 蹲着的人便都扭回头来看着军便服，接着就有持枪民兵，逐个将蹲着的人提到条桌前，接受军便服的审问。

军便服审问之下，认为属于不能说都是坏人的，当场开释：那些看来属于都不是好人的，蹲到条桌的后面去，继续由民兵看押。人很多，审问得也很细。此时我偏偏内急起来，实在忍不住，便举手要求允许方便。那军便服同意了，指定一个民兵跟着我。

我在刺刀拱卫下穿过候车大厅时，吸引了全部目光。曾几何时，我还是样板戏舞台上持枪押解小炉匠的解放军，此刻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果，被人持枪押解去WC了。不过那时没想这些，想的只是那民兵的枪里是否真有子弹，万一走火可就……

在人群中足足蹲了四个小时，这才轮到提审我俩。站到条桌前，军便服问得很简单：“干什么的？”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知青。”军便服的结论更简单：“GO！”——这就是我们在刺刀下蹲了四个小时的结果。

走出地下室，天还没亮。伸伸蹲麻的双腿，突然后悔起来：还是蹲在地下室里暖和呀。

（附记：与我同蹲地下室的哥们儿后来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老兄谈起这段经历，比谈起出版社的码洋还津津乐道。）

作者（左二）返城的前一天与连队的几个北京知青在宿舍前留影

外一篇

文字农工的精神底色

作者 | 谢悦

京剧《四进士》中

刘朋对宋士杰道，

念你年迈，减去一等罪名，

发往边外充军。

可怜本人年少即被发往边外，

16岁来到北大荒，

以北京知青身份，

先后充任农工、连队文书和教师，

在人生的路上撞来撞去。

8年后的1977年又撞回北京，

混迹于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

充当进城民工。

25岁时携着一把沧桑和

小学六年级的文化底蕴参加高考，

有幸撞进北师大中文系。

大学四年，

点染了将携带终生的精神底色。

毕业后撞进中国青年杂志社，

《中国青年》多么光辉的名字，

曾经造出N多的革命先烈。

而我则一直苟活了下来，

一面继续在人生的路上

撞来撞去，

一面教青年们如何走好

人生之路。

若干年后

又撞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管理世界杂志社，

盖因为在原单位没有管理出名堂，

于是转移阵地去管理世界。

王宁教授说，

“A刊”是学术评估的倒退，

而我在《管理世界》这本杂志，

吃的就是CSSCI这碗饭。

前前后后在媒体干了三十年以上，

也算得资深媒体人，

却始终愧对“媒体人”这三个字。

我的外祖父22岁时，

当了《世界日报》的总编辑，

在那个时代诠释了什么叫媒体人。

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克绍箕裘，

成为前辈那样的真正媒体人。

浸淫了二三十年，

俨然也混到了总编辑，

而且还有司局长的行政级别，

这是前辈难以企及的高度，

大约也是我们媒体事业发展的

最大亮点。

至于真正媒体人的初心，

相思相见知何日，

实在还不曾来得及兑现，

便已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单位的退休名单上，

我排到了第一百零八位，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的角色。

这时想到应该盘点人生了，

却又深知，

既不能用我的前三十年

否定后三十年，

也不能用我的后三十年

否定前三十年。

如此能量便都是正的，

只是也就无甚故事可讲。

转眼已虚度六十六个春秋

（虚岁），

自思一事无成而老之已至，

但是不敢忘怀母校的培育之恩，

因不揣谫陋学步启功师，

自撰《我的墓志铭》一通：

小学生，老秀逗

北大荒，曾为寇

三脂高，体偏瘦

量血压，一百六

查三观，可称LOW

考行为，实在NO

不烧香，祈佛佑

懒读书，盼红袖

慕子瞻，瞠其后

只为尝，东坡肉

六十六，皮更厚

想提前，观剧透

谅这厮，已没救

身与名，随他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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