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丨金弢：文化部长请客，服务员嫌弃消费标准太低

Original 金弢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中国知名作家出访欧洲诸国，1980年代末期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原题

时光无声，岁月有痕

作者：金弢

每一张旧照，都是一截往事，

一个回忆，都是一段故事

——题记

前排左起：扎西达娃、本文作者、Vogel 先生；后排左起：袁和平、德国作家、Vogel夫人、王愿坚、德国名作家 Lenz、路遥

部长王蒙请客

上图，笔者蹲在那里，手里举着 Lenz 的新作，我左手边的那位德国人，汉堡文化局的领导 Vogel 先生，他同时分管德国电视一台的工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 (王蒙团长)， 1985年在汉堡访问期间，他全面负责，全程陪同。

第二年，中国广播电视部邀请他访华，广电部外事局电话打到中国作协找我，说汉堡的 Vogel 先生正在京访问，是他们的客人，他提出要见中国作家协会的金弢。我一听电话马上明白，这是Vogel先生的外交手法，我不算什么人物，他要见的是王蒙。王现身居部长要职，日理万机，他怕提出求见被拒有失面子，西德人是很讲脸面的，提出见我是个托辞，无非是让我向王蒙传递他在京的信息。

我要了他下榻的饭店名、房间号及电话号码，问清此行是什么形式的访问，有多少人同行，其他团员为何人。王蒙当了部长后我们收到的海外贺电贺信最多的是来自汉堡，而我们每次出访西德，汉堡方面的接待总是最完美最热情的，投资也最大。汉堡是我改革开放后开展西德文学交流的突破口。我一方面向领导提出接待方案，一方面联系 Vogel 和夫人下榻的燕京饭店，表示下午5点前去饭店拜见他，并跟他谈在京别的安排，同时联系王蒙办公室，希望他能抽时见老朋友一面，由他出面请人吃个饭。

王蒙

王蒙同意了，称既然是去年的老朋友，不以部长名义，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为妥。此事由我们安排，定好了时间地点通知他就是了。我家住西城，单位在东城美术馆西侧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每天来回穿越天安门广场，风雨无阻。文革时日日“三忠于” ，现在上下班，改成了每天“两忠于”; 早上路经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个礼；晚上下班路过时道个安，时光虽然过去几十年，但心中一直怀念。

平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但今天见外宾蹬车去不合适。我知道 Vogel 此人非常友好，事毕一定会送我出来，见我骑车而来也不得体，我怎么也该要个车，有个派。加之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耳朵里灌满了沙尘见外宾也不符外事礼仪，我决定到司机班要车。

我们外联部虽然有调车的权力，但出车时的速度就无法左右司机，懒驴上磨屎尿多，碰上情绪不好时且拖你呢。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有备在先，平时就已朝贡到位。每次出国回来，司机班、后勤组、收发室的男同志每人一包洋烟，秘书处、打字室、财务科的女同志每人一双丝袜子，这样有了急事叫车就顺当；尤其是打字室，搞好了关系，碰上急件就不怕，上午送去的文件，下午就打印好了，还送货上门，不用自己去取。我写这些，记录下来的都是咱们当年的国情，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这种传承，年轻的一代，或将永远不知，也将永远无法想象。

决定了王蒙出面请客，但这不是什么重大宴请，请老朋友吃个便饭，外事请客每人标准也就在20到25元之间，因卖了王蒙的面子往上靠，封顶也就25，就是部长也没得超标。请客安排在前门饭店，是我事先去订的餐，我想要个单间，经理说：35 以下没有包间，只能坐大厅。因为是部长，坐在乱哄哄、你挤我攘、汤水飘洒的大厅里，还是请老外吃饭，真让王蒙失尽脸面。

然而这种礼宾分寸是我们外事的责任，我找来经理，指指远处的王蒙，说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之长，还在宴请外宾。经理说没办法。后来千乞万求总算找来一张屏风，把我们拦在一个角落。上菜时，服务员手抓一把筷子放在我跟前。我说请分一下，她说，标准太低，自己分。我滴妈，我一边绕着圆桌给大家分筷子，一边不停地给整张桌子当翻译，还真是有点中国特色！

在德国汉堡合影。左起： 王蒙、马汉茂（Helmut Martin）、本文作者、鲍昌、刘剑青、舒婷、孔捷生、张国锋、西戎、傅天琳、方冰、黄宗英、欧燕、张抗抗、谢素娟、汉学家Christian Schwarz-Schilling（后曾出任过德国邮政部长)

冯老 “委身” 当翻译

这句话“标准太低”，宴请外宾时我听过好几回了。一次，德国石荷州来了一个作家，要见一些中国同行，据说是德国外长根舍小时候穿”开裆裤“ 的朋友。根舍给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海顿写了信，让他关照一下。海顿手里当然没有我们作家的联系方式，便来找我。

我们的作家平时怕受打搅，都躲起来写作，藏在哪里不为人知，但我们外联部是个例外，一旦有外事活动他们一定个个踊跃参加。

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选派某个作家组团出访前，先会把他拉出来练练兵，见见外国人，适应适应。见外宾可都是美差，少不了吃香喝辣，而且有了这种召见，意味着出国的机会为期不远了，家里的彩电有谱了，所以这种好差使是一呼百应。

海顿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竭尽全力地工作，两口子又都是很善良的人，一次在北京新建的音乐厅听交响乐，我们双双碰上了他夫妇俩，事后我糟糠不禁感言，德国人的礼貌真是让人感动。加之前一年我作家团出访西德前，他在家举行了隆重的饯行仪式。这次他有求于我，作为感谢，我们不光要配合帮他找作家，约了北京的刘绍棠、李陀等，还准备宴请他们一次。这是给海顿的一个面子，辅助他的工作，让他任务完成得出色，在外长面前有个好交代，这会对日后的工作有利。

冯至

也是在饭店请客，也是普通的餐标，那时，冯至刚获得西德联邦十字勋章，我们决定让他出席，授勋一事正好是个话由，他又是我们作协的副主席。同样是在上菜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手抓一把黑乎乎油腻腻的筷子，在我跟前往桌子一拍，筷子也没有拿筷套包一下。我说，请帮助分一下。又是那句话：标准太低，自己分。

为了节省外事经费，不到万不得已，请客有时就不配备外事秘书，出现杂事都由翻译承担。那天晚餐，一边是使馆加作家六位外宾，我方是我跟冯老加两个作家。我一看架势，放在圆桌中间的那盆汤今天得由我来分。

30多年过去，现在回望往事，我们当年的工作确实是认真负责，既能干，也有眼力，碰到不测情况应变能力强，让领导放心。来德留学两年后，一次电话里部主任还说：回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们这些得力的年轻干部，你们出国留学生是最爱国的。

席间的交谈不能停下来，刘绍棠和李陀的话都得由我替他们翻译。我站起身来，一边翻译一边小心翼翼地替大家打汤，打完汤后发现没给调羹。我一看周围没有服务员，自己又走不开。好在外事活动节奏慢，而且德国人又有足够的耐性，先聊着吧，谁也没有开喝。这时服务员出现了，我要调羹，她说，喝汤你们不是有筷子吗？我说今天有外宾。她说，要调羹自己去厨房拿。

我想冯老听了这话心里一定很生气，但他不动声色，很坦然。冯老是个很憨厚的长者，有次我陪德国驻华前大使 Erwin Wickert 去家访冯老（就是德国电视一台Mr. Tagesthemen ，Ulrich Wickert 他爸，Ulrich 的出生地还是北京呐）。冯老和夫人姚可昆（我们北外德语系文革前的教授，资格比我的读研指导老师祝彦还老）, 他俩憨态可掬，差点儿没把 Wickert 感动得五体投地。在参赞眼中，冯老是一位获得联邦勋章、形象高大的人物。

碰到了今天晚上这种场合，冯老处事不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很自然地拿起碗来对着嘴喝，样子好像我们中国人本来就都是这么喝汤的，不让工作暴露出一点破绽。海顿虽然听不懂，但他马上明白了场景——他非常崇拜冯老——他也举起碗来直接喝。

我注意到了参赞夫人的尴尬心态，她见丈夫跟冯老都举碗喝了，怕不随和有失礼仪，但她欲行又止。我想这位西德外交官夫人一定是生平第一次碰上喝汤不给调羹，她难为极了。我跟冯老说，我去厨房拿。冯老轻轻一句：去吧。然后很自然地用两种语言把两边作家的对话又连接了起来。

2019年6月18日

易稿德国慕尼黑

金弢专页

路遥在德国被偷300美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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