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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秦晓：草原上的阅读，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作者档案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内蒙古牧区插队4年后被保送上大学，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1983年获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
原题
草原上的阅读与启蒙
——追忆与补记
作者：秦晓
转载自微信公号熊窝2
2017年北京的初冬，几位年过古稀的内蒙草原知青在一家餐馆小聚，商谈当年草原生活的追忆和史料整理。说起来是50年前的事了，但似觉得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人是物非”。因为不论发生了多少变化，每个人心中都存着那段时光的记忆。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未能逃脱这场灾难，但有幸于1968年后远离政治中心，在内蒙牧区茫茫草原上和淳朴的牧民一起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常态中，思想也突然失去惯性，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如浮云般渐渐散去，滋生起来的是疑惑和对疑惑的求解。
新的认知发生于对从未质疑过的“公理”的质疑。我当年看了罗曼 ·罗兰的《约翰 ·克里斯朵夫》，书中有一句话使我“顿悟”：“人的一生从幼儿时代就被灌输了各种谎言，成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那些谎言统统呕吐出来。”当然，呕吐没那么简单、痛快，每次“顿悟”后又会陷入新的迷茫，这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与旧我断裂、新我诞生的生死之变，走出黑暗的启蒙之旅。
1966年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右一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启蒙发端于黑暗压抑中幻想的破灭，起步于阅读，贯穿于诘问、思考和交流。在草原上我曾给朋友写过两封信，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的片断。
第一封是1968年刚到草原，和“插友”彻夜讨论读书，涉及思想、哲学、历史、文学诸多领域，虽然都不太着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我把这个讨论写成书信传递给北京的同学、朋友和家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第二封信是我1972年离开草原后写给仍在草原上的李三友，信中讲述了我的觉醒，对毛神化的破除，我在信中说：“毛的思想体系，我要以《实践论》为起点重新审视”。
李三友在赶大车
第一封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信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为了生存烧掉了。50年后的今天，可以回忆起当年觉醒的状态，但语言和文字再也找不回来了。
回到当年的阅读，其实能找到的书不多。记得去草原前到董志雄同学家，他父亲是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文学家董秋斯，当时已过世，想借几本书。志雄说我父亲读过的书多有眉批，我们家规定不外借，不过我们是老同学，只要保证还，可以借。我们看了董老的书屋，翻了几本，书上确有他读书时留下的眉批，在大师手稿面前，我们都失去了勇气，一本也不敢借。
前面提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本书是我找李立群阿姨借的，李阿姨是高岗的夫人，当时在北图工作，北图一般只能去阅读，不外借。李阿姨和父母熟，常到我家，我就斗胆要她帮我借出来，她一开始拒绝，后来可能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下来。我在草原看完后，回北京时就还给了她。阅读中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但出于对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饥渴，读的很投入，也不乏启迪和获取对现实的批判力。
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是从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步步走入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封闭世界，走出乌托邦或解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回归常识和普世价值的过程，常识为普世价值提供了经验的来源并赋予它正当性。这里说的常识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是社会学范畴，即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则以阶级属性重新定义真、善、美，以替代常识。
当时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是不是马克思理论构建的产物？记得刘进、大平建议读马恩经典，探究老祖宗的思想真谛，检验和回答现实中的困惑和质疑。后来军代表说为什么不读毛选，而要读马的书，试图阻止我们的探索，但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马恩经典。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或社会学范式，在去草原前和在内蒙读过《托洛斯基传》，讲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及对斯大林的批判；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异化、变质的某种必然性；罗斯托的《工业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人宣言》，他同马克思一样，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方法论，但得出与马不同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在他的体系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进入高消费的社会阶段，两者对民众的福利和自由有较大差距。
后来才知道，与马并列的社会学范式是马克思 ·韦伯提出的。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书名和作者记不住了，比如有一本是美国驻苏记者写的，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真正废除私有制，只是从占用变为控制，揭示了这种制度的深层问题。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掩盖和压抑了对人性、对人文精神的认识，这个认识的重新发现首先是通过文学精典的阅读开始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描述了变动社会中两代人深厚情感和不同道路选择的交织与碰撞，我由此想到我和父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勃朗特的《简爱》写出了爱情的力量，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使我震撼。契科夫书中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尴尬，托尔斯泰和雨果书中大时代中人的命运，苏联解冻文学对黑暗的揭示都直抵人性的善恶。
还读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们习惯了俄罗斯作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读下来焕然一新。这表明范式，包括其它领域，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是不同时代的特征。
找到文学精典的根和主脉，如荷马、但丁、歌德和莎士比亚及加缪等的后现代作品，是后来的事了。
在草原上又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是在放羊时，席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读的，旁边是静静的羊群，和书中的情景有感应，读的很细。放下书，想的问题是葛利高利这个英雄人物是为谁而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是不是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只是当年草原生活中一点零碎的阅读回忆和补记，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最终走出乌托邦埋下了种子。
毛姆说大部分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是感性层面的愉悦，人生意义的启迪是潜移默化的。为了得到真谛而去读，其实很功利，会失去对美的感觉。草原上的阅读是非常时代的现象。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太漫长了。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中回归阅读的常态，从中感受愉悦。
1971年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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