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的简历，你一定会心生疑问：1965年高中毕业，那一年还有高考呀？为什么要等过近二十年才进大学呢？其实，那就是要告诉你的我艰辛的茫茫求学路，乐观一点的说法是“好事多磨”。

1962年，我考进了上海虹口中学高中。这是一所重点中学，学习氛围相当浓厚。考进大学的比例，在当时的虹口区重点中学中也是比较高的。

我的数学不错，但是更喜欢文科，尤其是作文，除了有时被老师作为范文在上课时念给同学们听之外，还贴在墙报上。

我们家住虹口区的长春路，父亲工作的厂在徐家汇南面的土山湾，相距非常远。高二那年，我父亲的厂里，在房管所争取到了两间房子，我们搬到了裕德路。随后，我便转学到了徐汇中学。转学时班主任老师在我学生守则上写了“学习成绩优良”。

在徐汇中学，我同样的努力学习。

高三毕业前夕，班主任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个同学写一份回忆录，重点是写父母的工作和经历，包括解放前后的工作和经历。现在想想，这就是对学生的家庭成份作一次调查和摸底。那时候，在学生中已经听到了“成份 ”这样的词。

那天回家，等母亲下班忙完杂活，坐在房间里打毛衣，我把班主任老师布置写回忆录的事讲了一边。母亲给我讲了曾经断断续续听说过的事情：

这时父亲进来，也谈了一些他在国民党县党部时，看到的国民国严重贪污腐败的情况。谈了解放前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难的情况。并且说：“现在的共产党廉洁，老百姓生活比解放前安定多了。”

父亲还说：“要感谢政府，我担任过伪职，政府并没有给我太大的处分，还给了我选举权。”说着从抽屉里拿出选民证来，并且自傲地说：“毛主席说，选举权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我有选举证，我不是反动派是人民！”

父亲补充说：“后来知道了这两个同学一个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一个在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工作。”不久我们一家为了生计，就到上海来谋生。

父母和我

我心里立即起了一个疑惑：既然父亲有历史问题，为什么厂里还要花大力气，给他置办住房呢？于是我把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母亲回答：你父亲是上海乒乓球拍厂（现上海红双喜乒乓球拍厂）最好的贴皮师傅。日本人发明了胶皮正贴（胶皮上一粒一粒的齿朝上），你父亲把胶皮的齿朝下贴，就有了乒乓板的反胶，世界冠军庄则栋、李富荣的乒乓球拍都是你父亲贴的胶皮。父亲还补充了一句：“他们都到厂里来参观过。” 我把这些内容写进了自传里，交给了老师。

慢慢的，同学们心里都已感觉到家庭成分的重要性。           

在填写报考大学志愿表的时候，我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这样的家庭成分能考进大学吗？差一点的大学能考进吗？”由于对念大学的渴望，我填了江西社会主义劳动大学。这是一所半农半读的学校，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上课。以前在上海招生过，入学要求非常非常低。我想，这样的大学总会给我进吧 ！   

高考结束了，自我感觉良好。所有的数学考题没有一道做不出的。当然我对语文更有把握了。

等待高考彔取通知书的日子，真是难熬。有一天晚上，做了一场梦，梦见高考批卷子的现场，一个老师看见卷子上是我的名字，她连批都不批，就放到一边去了。我被这噩梦惊醒了，坐在床上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一个月后，“一本”“二本”“大专”的录取通知书全发完了，真的没有我的份。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无穷无尽的难过、懊恼。

在学校宣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完的那天晚上，我在离家很远，而且僻静的地方独自坐着，脑子糊糊涂涂的，也不知道想些什么，一直坐到后半夜丝丝凉风袭来才回过神来回家去，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到处找我。

三个要好的同学都没有进大学，一天相约去游黄浦江。我们横渡黄浦江，爬上垃圾山（上钢厂倒在江边的钢渣）大声地吼叫：“我们要上大学！”以此来泄发我们的感情。声音在宽阔的江面上传得很远很远。

当时我想：不怨天，不怨地，就怨父亲什么事不好做，偏要去当国民党。

我有在书上做笔记的习惯

由于我五弟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政策，我第二年一月就进了工厂。

当时政治气氛非常浓，社会上都在推崇二本苏联作家的书：一本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高尔基写的小说《我的大学》。它们对青年的影响很大。我想：“读不了正式的大学，就读社会大学，学好本领照样可以有饭吃，照样可以活得很好，照样可以为社会出力。”

厂里分配我当模具钳工，而且拜了师傅。工厂是早上八点上班，我天天七点到厂练基本功，手心手指都练出了老茧，我还是天天坚持。两年下来，我已经锉刀、鎯头、凿子样样精通，可以独立完成厂里任何复杂的模具制作了。当时我白天上班，晚上经常花两三个小时学习文化知识。

后来，厂里给了我提高技术的机会，两次送我进脱产的机械培训班，让我又掌握了不少新的技术知识。

1972年，厂领导发现我会写作和学马列毛主席著作有心得体会，把我调到宣传科，成为一名宣传干事，还送到局党校培训班培训。在局党校全脱产培训班里，就“啃”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一本书，名字叫《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习惯称《费尔巴哈论》。这本书在马恩选集第四卷里仅有四十七页，但是大家要理解它，消化它，足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指导并和我们一起参加讨论的老师，有原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刘力行教授和解放军某部的教官仲雷老师。仲雷老师是班主任，他和我很投缘，也很看中我，由于我对《费尔巴哈论》认真学习和较好的理解，并给厂长书记培训班进行了辅导讲课，内容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写的文章《原强》。讲课时教室里非常寂静，甚至翻书的声音清晰地听得见。讲完后，厂长书记们和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时班级里都传说我将留校。我心里明白：在如此重视成分的当下，怎么可能呢？当然，后来也就悄无信息了。

两年了，我心里的疙瘩总是无法解开：我不适应搞政工工作。我想：如果立即下去当工人，大家一定以为我犯了错误，被贬下去的。于是就想到了以工作单位太远为由换厂。那时，厂址在大连西路，家在裕德路，这个理由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经过反复的沟通，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1974年，我在同一公司系统内换了一家厂。换厂不久，机修的陈文祥师傅和我聊天。他说到：“厂里急需浮动镗刀。因为我们厂正在生产铲车变速箱，有许多高精度的孔要镗，现在用一般的镗刀，一般的镗孔方法，不但工作效率低下，而且精度和光洁度较差。如果用浮动镗刀，现状就会大大改善。”我好奇的问：“有买吗？可以自己做吗？”陈师傅说：“这是专用刀具，需要定做，交货遥遥无期，而且价格非常贵。自己做，厂里还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听说你是开模具师傅，正巧可以试试。”我问了陈师傅关于浮动镗刀的工作原理，和制作要求。

浮动镗刀是一个由两块刀体组成的长方体组合刀具，两块雌雄刀体之间的刀刃距离要可以调节。为此，两块刀体之间需紧松适度的“过渡”配合。最难制作的是镗排上装刀具的方孔，它除了与镗排的中心线垂直、被中心线等分之外，而且刀体与镗排的孔之间，必须是“活动”配合，间隙不能超过一絲半（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当时厂里只有车、刨、铣、磨这些通用机床，要完成刀体、刀排孔和二者之间的配合精度，完全靠手上功夫。我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但是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就说：“我来试试吧！”   

我设计了浮动镗刀和刀排方孔的尺寸，制订了制造的工艺。用了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制成了第一副浮动镗刀和刀排。开镗床的是一位头发花白，非常有经验的吴全付老师傅。在他的精心操作下，浮动镗刀一次试验成功。经使用，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精度和光洁度，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于是，我设计和制造了所有厂里的浮动镗排和镗刀。

在新的厂里，我一方面在徐汇区工人俱乐部学习模具设计，一方面努力工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在几年时间里，我得到的奖状，可以挂满一个墙面。最让我自傲的是：1983年，我和大家一起，把一个小组打造成了“上海劳动模范集体”。

第二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时，我已经去上大学。部分同事合影，前排左起王培勇、陆维平、沈光来（师兄）、杨永盛（团支部书记）、沈小松、裴家宝（新组长）、蒋泉平（徒弟）；后排左起王建光、仉和娟、徐世馨、袁丽娟、付旻、顾虹、余德

我是组长，小组二十几个成员中，除了三个老师傅，两个毕业不久的中专生外，大多是1974、1975届中学生。

打造“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正逢厂里250发动机上马，小组组员担当着全厂“四具”的正常维修，还要按期完成新产品的模具、夾具、专用刀具、专用量具的制造。并且承担了部分专用设备的制作。

我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放弃了大部分星期天的休息，即使过春节，一些组员也仅休息了三天时间。在全组一致努力下，几百副大小不同的锻、冲、压铸、浇铸模具、上百副夾具、大量的专用量具、专用刀具，按时交付使用。这使得同行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佩服不已。

由于工作的繁忙，和离开书本的时间过长，无奈，与上大学的梦想渐行渐远。然而根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还能有机会圆大学的梦。

1982年（可能是在前后一年，记不清了）的一天，厂里都在传：来了一个年轻的新书记。下午开生产调度会，我进会议室一看，厂长边上坐着一个白面书生，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五观端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这时耳朵听到：“道轨，你好！”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在机械培训班的学友，当时他是整个公司（公司领导着几十个厂家，相当于现在的集团公司）的团委书记。我说了一声：“李书记好！”厂长诧异地问：“胡道轨你认识李书记？”我坐下来解释：“他原来是公司的团委书记，我们在机械培训班做过同学。”厂长这算弄明白了。

在我的印象中，李书记为人和善，但非常有原则和主见，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话不多，但句句说到点子上，是当干部的料。会议开始前，厂长向全厂干部介绍了李书记，大家用一阵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书记的到来……

由于我还不是党员，因此和李书记的交集不多，有时在厂里碰到，会聊上几句。主要是他向我了解一些厂里和我个人的情况。

为人和善的李书记

一晃到了1984年。年初的一天，李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寒暄过后，他对我说：“道轨，你想不想上大学？”“想啊，做梦也想！只是……”我把话讲到一半缩了回来。“只是什么？你把话说下去。”李书记追问。“只是厂里工作这么多，我也离开课本那么长时间了，生疏了。”我回答。李书记说：“厂里工作我们来按排，考不考大学看你决心了。”我赶忙说：“给我三个月时间复习，我保证考进大学！”他都没考虑就说：“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我心喜欲狂，我的大学梦就要实现了。因为，李书记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我和厂里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在校期间，我的工资待遇不变，奖金照发。毕业后回厂工作。  

没几天，公司举办高考复习班，为期三个月，厂里通知我去参加。从此，我又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

李书记的天伦之乐

公司的高复班有两个班级，九十几个人。大家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个个拼了命的复习。我当然更珍惜这个机会，停做了一切家务，放弃了一切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中去。 

那一年我报名参加高考，已经是三十八岁的年龄了。在等通知的一天晚上，我居然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宽敞明亮的梯形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女老师讲课。直到第二天，梦里上课的情景还是那么的清晰。我觉得，这一定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考进了大学。果然，不久我收到了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的彔取通知书。

开学了，当我坐在教室里的那一刻，走神了：大学梦终于实现了！我思考着自己为什么能进大学呢？首先是改革开放，国家政策好，给了我们这些人进大学的机会；其次，碰到了能赏识我的贵人，他要放一个生产骨干去念大学，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远见！当然这与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再努力，如果没有政策，没有人赏识，那也是白搭！

上大学，是我人生新的起点，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和前途。但是对于三十八岁的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考验。

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很多。二是离开课本近二十年，学过的东西都生疏了，甚至都忘了。三是中学念的是俄语，现在学科技英语，必须从ABCD字母开始，要追上其他同学，实在是太难了。

没过多久，班级里就有同学因跟不上学习节奏而自动退学的。我坚信：在自己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渐渐地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成绩稳步上升。最后一学年，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难忘的大学生活结束了，等待着我的是新的历程。对于我来说，十分可惜的是：李书记已调回公司，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去了。

大学毕业，全班集体照，一群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胡道轨：纯真年代的上海中学生活

一个上海人的五处住宅和四次搬家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