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覃万清：十五岁逃学跑了两个全马

Original 覃万清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覃万清，湖北长阳人。1966年初中毕业。高中因文革辍学回乡务农。1971年提干，从政十年。后到武汉从事书店经营，音像出版至退休。其间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干部中文专修科，脱产学习三年。现已退休。

原题

那时上学

作者：覃万清

如今网上不时有写山里孩子上学的艰辛，每每读到，就会触及那遥远的往事。感触于年少的无畏与单纯，惊异于生命的无尽潜力。

一. 翻山越岭读小学

大巴山脉的崇山峻岭，只有从空中俯瞰，你才能感叹它的壮美，如果身在其中，那便是另一种模样。天柱山，野三关，云台荒……光看这些名字，就仿佛围城，哪里能走出山去？

那时候小，没有什么心思，出门就爬坡，已经习以为常。小学一年级，跟私塾差不多，在没收的一家地主的院落里，学生每两家共出一个桌子，一条板凳，开学那天，由家人送去。

我们家父亲在外地教书，家里只有母亲，奶奶，我和弟弟。桌子背不动，出的是一条板凳，六岁的我，自己扛到学校。

上学第二年年底，办共产主义学校，所有学生集中到公社附近的一所完小（四年级到六年级）。

记得那天，我们一路唱着歌，走了十多里，到完小时，天已经快黑了。从各地来的小学生挤在操场上。有个学校居然赶来一头猪，没处安放，孩子们像得宝一样，嬉笑打闹中，追得那猪四处奔逃。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开饭啦！就见几个人用团窝（一种竹制的家用品）抬着东西放到操场上。大家涌过去抢，老师吹口哨集合，没人听，实在是饿了。其实，也就是蒸红薯而已。不过，蒸的很多，每个学生管饱。

吃完饭，天快黑了，以为要安排地方住，却又听集合，有老师宣布搞会战，去坡上扯黄豆。扯黄豆的确是小学生可以干的活，至于干得好不好，另当别论。

那次共产主义学校，好像也就一两天，哄一下就散场了，怎么回的原校已经没了记忆，印象最深的，是那头惊慌失措的猪，和抢红薯。

第二年春天，粮食一下子就紧张起来，食堂的大锅里熬出来的稀糊，粮食越来越少，汤越来越清。从来没吃过的野菜，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喂到嘴里，又苦又涩。

母亲在食堂做饭，便在碗柜角落存一小块漆油（漆树籽榨的油），给我的饭碗里削一点油沫，搅化了给我吃。

母亲已经尽其所有，但我端起碗，闻到那股野菜味，眼泪就挡不住的下来了……

人越来越瘦，爬学校那座山头时，已经眼冒金星。老师让我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但小小的我，自尊心却极强，每天喝一口黑糊糊的菜汤，还是硬犟着去学校。

食堂就在镇卫生院对面，院长医生都很熟悉。一天，院长在食堂门口碰上了我，见我脸已浮肿，连忙把我拉进食堂，找到我母亲，不容分说的对母亲说，这孩子一定不能再吃食堂了，让她回家跟她婆婆吃几天吧，不然……

母亲用袖子揩着眼泪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婆婆一直生病，弟弟还只两岁多，加上婆婆是烈属，被照顾着没去食堂。但家里那点粮食也是七拼八凑，吃一餐算一餐，好在家里吃的是自留地的蔬菜，掺一点玉米粉蒸出来，已经是世间美味。

那时我已经快八岁了，什么都懂，为了婆婆和弟弟，哪能放任的吃，有个半饱，上学完全没问题。

四年级时，该上完小了，完小在三友坪，离家远了许多。沿着小溪走平一点的路有十多里，如果翻一座小山会近一点，也有七八里。母亲让我选择了寄读。

每周六放学回家，翻那座山，顺便捡回一捆柴火，枝枝叉叉的枯树丫子，弄得头发像一蓬乱草，衣服汗的透湿。

周日去学校时，走溪沟的平路，怕万一摔倒，六天的包谷粉和一小罐咸菜就会保不住。

不过，走平路要过好几次溪沟，溪沟的跳石，有时也是不稳当的，尤其是碰到男生同路，会故意使坏，因此要格外小心。

完小的部分建筑，也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女生宿舍，就在天井的西厢房楼上。从一架吱吱呀呀的旧板梯爬上去，向左转，一间房屋的地板上铺满稻草，家里带的破棉絮往上一铺，就是睡觉的床。

暖和的日子里，女生们打打闹闹，倒也没觉得什么。到了冬天，那日子就颇有点难过。且不说被子薄，冷，更害怕的是上厕所。

摸黑下楼，经过天井，过门厅，出大门，再下台阶，穿过稻场，才是与正房完全脱离的厕所。

厕所是土家吊脚楼，下面一层是男女厕所共用的大粪坑，二层中间隔出一扇板壁墙，分出男女。但二层是没有地面的，只用木椽或者木板与墙连接，留出一条一条空格。白天蹲那木椽，眼见几米深的粪坑，就有掉下去的恐惧，何况夜晚！所以每天晚饭后就不敢喝水。

但还是有夜里要上厕所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没憋住，拉在床上，羞死了，生生的用身体把被子捂干。直至现在，找不到厕所的尴尬，还会经常出现在梦里，许是那种惊悸已经刻进了骨髓。

吃饭倒是简单，每餐包谷粉加点水，拌成糊状，按规定时间放在食堂的大蒸格里。如果是早餐，头天晚上就要放到蒸格里，经一晚发酵，第二天一股酸味直扑鼻腔，但这样的饭松软，别有风味。就着一点咸菜，居然也吃得有滋有味。

即便是这样的野生野长，生命却一路茁壮，满是蓬勃的欢欣！

春天里，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粉的，紫的，红的，采一大把，去掉中间的花蕊，花瓣的味道带着自然的清新，让我们大快朵颐。

初夏，在我们路过的河滩和河坎上，各种样的树莓渐次成熟，摘几片桐叶折成漏斗状，艳红的梅子装进去，包好，用柔韧的草根做绳索捆扎，带回家仍是新鲜如初。

当然，也会扯一背篓猪草或捡一捆柴火。那时，母亲疲惫的脸便会舒展出笑意，邻居看到，也会由衷的赞一句，这娃懂事。

记得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就得每天一放学匆匆赶回家，主要任务是得打一背篓猪草，否则，猪就要翻墙了。六年级时，学校有次开联欢会，我和一个女生表演一个节目，名字就是《上山打猪草》。那时的农家女孩儿，打猪草几乎就是日常。

当然，四年级住校以后，虽然生活清苦，却不用每天回家做家务，那时便迷上了阅读课外图书。

学校有一个小图书室，几乎都是连环画，六十四开本的，我们叫它小人书。我生性不爱运动，一有课余，就在图书室呆着，那些小人书被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一直记得《红楼二尤》《黛玉葬花》等等，初中才知道，那是《红楼梦》里的故事。但初中的图书室是没有《红楼梦》的，真正读到《红楼梦》，已经是走出大山以后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居然弄到一本长篇小说《红日》，实在迫不及待，冒险在教室午睡时，头趴在课桌前，把书放双腿上偷着看，老师走近，居然没察觉。

老师气急败坏，一把抓住我，便拉到操场上罚站。那天操场上站了一排，但都是男生，女生只我一个。正是初夏，中午的太阳如火烤一般，幸亏从小风吹日晒惯了，也没觉得怎么难受。但那一次的看书经历，却至今如在眼前。

二. 初中的成长

十二岁上初中，终于不用翻山越岭了。初中就在我家住的贺家坪镇上，虽然离学校只有五分钟路程，但还是选择了寄读。那时有晚自习，也有正规的宿舍和上下铺，吃饭只需交粮票，由学校统一蒸饭，并且每八个人提供一盆懒豆腐（大豆磨浆，加进切碎的青菜煮汤）小菜依然是学生自带的咸菜。学校喂了几头猪，还有自己开垦的菜地，放寒假前，可以吃一餐唯一的荤菜。

最重要的，初中有了一个比小学大得多的图书室，那里的小人书已经退居到角落，长篇小说，童话故事，名人选集等等，摆满了书架。那片小天地，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课余时间，连管图书室的老师也被感动，很多时候便让我把书借出去读。于是求母亲给我买了手电筒，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

初中和小学相比，简直是一个太高的层级。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竟然二十岁出头。这使一直埋头读书的我，尤其显得憨傻。

记得开学不久的一天，坐在最前排的一个女生趴在座位上抽泣，我疑惑着问同座，同座说是有男生给她递纸条，被老师发现，挨了批评。我还在追问什么是递纸条，同座斜我一眼，懒得理睬。我很快就把此事抛诸脑后，但不知怎么，那个漂亮女生哭泣的样子却一直在脑子里刻着，长大后，再看那个由十二岁到二十岁的学生组成的初一班，才慢慢懂得个中滋味。

我所在的初中，是全县重点之一，年轻老师几乎全是大学生，连体育老师都是省体院毕业。年纪大点的老师多半是过去的省立师范毕业，有着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改开后，那些老师基本都进了城，有的成为全国优秀教师，有的从事学问研究，各有所成。成年后忆及，仍十分庆幸初中三年的平静时光，一色的好老师，一色的好学风。同时也感叹，那时国家对偏远农村的教育是何等重视！只可惜，那样的状态似乎比较短暂。

1966年上半年，正忙着毕业备考，突然间，文革开始了，平静有序的学习生活从此不再。不过，天高皇帝远，况且已近期末，印象中，只是在大礼堂很文气的开了几次辩论会，算是拉开了序幕。

可是，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我们的几何老师就在学校的猪圈里上吊了。

这之前，几何老师还在班上自我检讨“师道尊严”。并举例说，有次解一道几何题，他的解法和我的解法不同，他便批评我不尊重老师。他说，他那样做就是“师道尊严”。

我一直是班长，成绩好，也特别喜欢独立思考，但绝没有挑战老师的意思，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为什么要那样检讨自己呢？这让我十分惊异！而且他很快就自杀了，这让我陷入莫名的恐惧和茫然。

很久以后，我还在想，这就算是批判会吗？而我记得，同学们都没说什么啊。那时，文革刚刚开始，大山里的一所初中，显然还没回过神来。但是，几何老师却实实在在的自杀了！

这对于一个尚未入世的初中生，对于一个农村里长大的单纯的孩子，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多年后与同学谈及，他告诉我，头年自杀的语文老师是右派，几何老师在国民党部队当过炮兵，他们肯定经历过太多的运动。

同学的话，让我终有所悟，再次深切的怀念我们的几何老师！

他约莫五十来岁，黑红的脸膛，中等身材，体格确属当过兵的那种，特别壮实。但他的性格却很温和，只是不苟言笑。记得每次收了全班的作业本送到他办公室去，总见他端正的坐在办公桌前备课，见到我也只扭身点点头，就又回到他的工作里。

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老师，何以采取如此决绝的方式，离开他所挚爱的学生，以及他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呢？那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真的有那么令人惶恐吗？难道比自杀更可怕？我一直在想，却一直没想明白，因为，以我的性格，我一定会去反抗，哪怕头破血流，哪怕被恶人夺去我的生命！

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天真和幼稚，在一个无从反抗的环境里，与其毫无尊严的活着，不如选择死亡！死亡，就是最大的抗争！

几何老师的非正常离去，在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一时间，在这个每年级仅两个班的初中里，似乎失却了方向。我们毕业班则更是置身事外，考试取消了，推荐选拔，我被推荐到了宜昌二高。

匆匆忙忙的毕业，快快的离开，尽管我是如此留念我的初中老师和同学！我感觉，正是那三年的初中，我才真正成人了！

三. 十五岁跑了两个全马

高中在宜昌市。听人说，要翻很多的山，还要过长江，过了江还有十几里地，总共有一百五十多里。

母亲急坏了，幸亏供销社的一个亲戚答应帮忙，终于找到一辆拉货的车，在车厢里的货物间挤出一个空位，我和我的行李就这样被带到长江边的那座城市。

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上课成了业余。刚入校的新生似乎没人顾得上管。虽然编了班，也上了几节课，但学生来自各县初中，互不认识，对新学校也是一无所知，大字报的内容完全看不懂，有时纯属好玩，跟高年级的大哥大姐上街游行，喊口号，读语录，图得一时痛快。但很快就厌倦了，因此也就格外想家，想念初中，几个同学策划着决定逃学。

记得逃学的那天是晚饭以后，坐一条木船过长江，船到江心，无意中朝西边望过去，一轮夕阳又红又大，已经挨着山巅，混浊的江面被夕阳照耀，波光点点，凌乱的跳动。天快黑了，前面是一百多里山路，怎么计划的呢？似乎什么也没想，只知道往家的方向走。

毫无悬念，过了长江天就黑了。小路不熟悉，只有沿着公路走，开始时，大家都沉浸在即将回家的兴奋中。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已是下半夜了，饥饿，瞌睡，疲劳，一轮又一轮的袭击我们，终于都熬不住了。

在公路边找到一户人家，往门口台阶上一倒，便不管不顾的睡过去。什么时候又重新上路，在哪里弄到饭吃，都完全没了记忆。只记得第二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终于走到离家大概三公里的地方，同学都分了路，剩下我一个人，瞌睡再次汹涌的袭来，但我不敢再睡，连停下来都不敢。

半睡半醒间，犹如一个醉汉，一步一摇晃。那时的公路都是土路，大坑小洼，碰上了，身子猛的一震，瞌睡会赶跑一会儿，过一阵就又涌上来，那滋味很难受，因此成了连夜奔逃近八十公里的最深记忆。

逃学虽然成功，但却给母亲带来极大的担忧，无论我怎么解释学校没有上课的状况以及我逃学的理由，母亲都不接受。接下来便是遣返回校。

很快到了年底，开始红卫兵大串联，很多新生因为临近春节，基本都没动，但我们初中去的六个一致同意去韶山，于是成立“红色风暴战斗队”，背着被子，扛着队旗出发。

似乎像那次逃学一样，根本不知道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是个怎样的概念，没有任何计划，只有目标。

一路走，一路问，每个大点的地方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凭串联证每顿饭一角钱，被子朝地上一铺就可睡觉。我走之前，父亲给我寄了23块钱，应该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我们从宜昌出发，背着行李一步步走到韶山，幸亏都是山里出来的娃，不然恐怕很难完成。每次跟老伴讲到这事，他总是讥讽我们傻瓜，他那时高二，跑了好多地方，都是搭车。最让他得意的是赶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从韶山回来，不能再走了，挤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船上宜昌，到宜昌已是正月初二。那个春节，是在船的甲板上铺一床被子过的，每个同学吃了一碗面条。有个女生哭得很厉害，我却似乎没什么感觉。

初三下大雪，我们回家心切，没有任何犹豫，天亮出发，走的小路，翻山越岭，几乎是一路小跑，记得下午五点左右，就到了离我家只有两公里的同学家里，在他家吃了晚饭，摸黑回家。

那天的用时约莫十小时，因为那次是从长江南岸出发，路程七十多公里，按马拉松的规则，应该算个全马，而且是如此恶劣的天气。可那时候，连马拉松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不经意间，我在十五岁那年，居然跑了两个全马！

1967年春天，再次返回学校，串联停止了，两派的斗争却在不断升级。直至武斗，直至死人，直至抬棺游行。还没到暑假，所有新生居然被通知返回初中原校。

难道我们初中没毕业吗？难道高中录取不算数吗？两年时间，在初中和高中之间被踢皮球，谁之责，谁之过，没人知道。我们那一届，就这样被毫无道理的蹂躏了一把！

有些同学回了初中，我虽然离学校最近，但我没有回去。因为某派认为我是班长，是当然的保皇派，有天他们提着枪到家里抓我，幸亏有同学提前报信，我躲到街坊家里，一直到下半夜才回家。母亲把我乔装一番，天没亮就送我走小路逃出镇上。我一个人再次走七十多公里山路，到县城父亲那里避难。

一直到父亲作为第一批被解放出来的干部，我才敢回家，但学校再没去过。

从此，一直心驰神往的大学梦，便在1967年那个夏季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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