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在革命年代里奉献热血青春
我五叔的学生时代
土改运动中，我的爷爷奶奶被定为地主成分。多年后，听当时还在老家的五叔讲，爷爷在一次斗争大会上被打至遍体鳞伤，他和奶奶双双跳井自杀未遂，身心俱损，健康状况一落千丈。爷爷殁于1953年，享年68周岁。
后排左起，我五叔，我母亲，我父亲
由于家产被悉数没收，还以罚没浮财为名强制收缴了一大笔现金，老家变得一贫如洗。那时，我五叔还在老家上小学。因无法继续正常接受教育，就被送到了我们家。我出世家里就有五叔，虽然他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但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一员。1956年9月，我五叔考上了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一中。一中是当时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和五叔一同考入一中的四位初中同学，只有五叔是地主出身，属于当时的“四类分子”子女（反右后增加“右派”，就统称“黑五类”了）。也因为这个政治身份，五叔从入校开始，就一直在努力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积极争取政治进步。同时考上一中的初中同学，后排左是五叔（军装是借来照相的）一中在国共战争期间，是一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1949年4月21日，学校组织师生参与了迎接解放、反对腐败政府的运动，听说还有一中学子在国民党的集中营渣滓洞牺牲。“4.21”后来被定为校庆日。1950年以后，许多满怀激情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华侨子弟，也在一中就读。这所学校一直保持着革命传统，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以一些英雄的名称命名先进班级，以资鼓励，比如，保尔战斗班，吴运铎战斗班，等等。五叔进入高中那年，因赫鲁晓夫年初的秘密报告，国际共运风云跌宕起伏，但普通中学生们感觉到的，还是中苏关系亲密友好。那时的外语课是清一色的俄语，学生们跳友谊舞、唱俄文歌、穿苏联花布缝制的布拉吉。五叔的班主任郭老师刚好是教俄语课的老师，近水楼台，他们从老师那里学习到很多俄文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郭老师还把中国歌曲《红旗颂》翻译成俄文，教本班的学生唱。学生中还流行过一段时间书信结交苏联朋友，几乎人人都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学生写信，五叔曾经和列宁格勒一名叫佳什卡的女孩，有过通信交往。苏联（包括沙俄时期）的小说也在学生中广泛传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铁流》《白昼》《苦难的历程》《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沙俄时期的名著，和后来遭到猛烈批判的《静静的顿河》这类书籍，并未对中学生们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当然，由于当时的革命氛围，保尔·柯察金、卓娅、舒拉、古丽亚、马特洛索夫这些人物，成了中学生一致崇拜的英雄，学校也把《保尔战斗班》作为奖励中的最高荣誉。五叔所在的班级，一直在各种活动中积极努力争夺第一，到高二下期，学校把“吴运铎班”（中国保尔）的名誉授予了他们班集体。那个年代，政治挂帅还没到达巅峰状态，应试教育也还没有出现，虽然有很多政治性活动，但总体来说，高中学生校园生活比较轻松活泼、丰富多样：团队组织的郊游活动、各种科技活动和文艺美术体育活动，把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刚入校的高中学生们没有现在那样的紧迫感，无人远虑三年以后的高考。学期间放农忙假，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高一上期秋季，五叔所在班去了石桥铺附近的农村，参加秋收。11月稻谷已经收割完毕，他们参加了挖红苕和播种胡豆，短短一周，并不是非常劳累。五叔入校不久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为了改造自己争取进步，他总是争抢挑粪淋粪这种既脏又累的农活干。也许组织上认为五叔表现不错，高一下期暑假，选送他去歌乐山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夏令营。同去的其他两名都是青年团员，只有五叔是政治白丁，因此，他把参加夏令营看成是组织的培养，感觉自己和组织靠近了一步，内心非常兴奋。在夏令营里，他们过的是青年人向往的军事化生活，在解放军的带领下出操拉练、整理内务、上军事课、实弹打靶、与部队联欢等等。高一下学期，1957年6月份“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初期，中学生知道运动了，但没有什么具体感觉。夏令营结束后五叔回到西师家里，学院的“反右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揪出了“董时光、罗容梓右派反党集团”，和一大批右派。批斗大会、批判大字报、反右歌咏比赛、反右活报剧等等，轰轰烈烈全方位立体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暑假结束返校后，“反右”才从触及五叔的感官深入到了触及灵魂。第一个震撼是班主任郭老师不能给他们上课了。郭老师虽没打成右派，但据说有某些历史问题，受反右运动波及被调离教师岗位。第二个震撼是学校内，竟然有两名高中学生划成了右派！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真正让五叔极度震惊，猝不及防，寝食难安的，是这场运动直接把他的两个哥哥，也就是我的二叔蒋明国和四叔蒋明义，变成了“右派分子”。关于二叔，我只听父亲说过一句话：他是个“二流子”。小时候，女孩子们都把强奸猥亵调戏妇女、打架斗殴欺凌弱小的流氓，叫做“二流子”。父亲对二叔这个介绍，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水面上，先是惊天巨响，后是余波难平。二叔于我，从此就成了一个在内心被主动隔离的陌生人。二叔蒋明国
听五叔说，二叔从小痴迷于川剧，常常避过爷爷的监管，悄悄跑去学唱戏。少年时代的二叔，眉清目秀，他学的是旦角，会很多剧目。二叔不愿意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一向推崇“唯有读书高”，严厉管教儿子们且颇有成效的爷爷，各种手段用尽，也无法把二叔赶回学校。后来对他网开一面，按他的心愿购置了全套川剧的乐器。川剧以打击乐为主：有小鼓、击板、大鼓、大锣、小锣、马锣、大钹、小钹；吹拉乐器很少，只有川二胡、板胡、唢呐和箫，二叔几乎样样都会。他最善长的是打小鼓。小鼓师打小鼓击板指挥乐队和帮腔（川剧特色），协调演出，在永兴乡、中江县和简阳县的剧团里，二叔都是这个角色。不幸的是，二叔染上了鸦片。他是怎么沾上这个邪恶之物的，如今已无人知晓。五叔说，爷爷奶奶发现后，用铁链子把他捆在家里柱子上，给他灌花椒泡的酒，强制戒烟。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折磨，鸦片戒了，喝酒上了瘾。土改的时候，二叔因吸食鸦片、“不务正业”，被定为“二流子”，圈在乡政府所在的大院内，集中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二叔的这段经历，可能是他后来被当成右派对待的重要原因。二叔打成右派其实是一本糊涂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居住于小乡场、无固定职业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机会散布向党进攻的言论。二叔莫名其妙地就背上了“右派”的罪名，被遣送乡下了。到后来改正的时候，找不到他打成了右派的档案，以致无法纠错平反。二叔就这样永远戴着这个不明不白的帽子，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就读于重庆建院的四叔，是追求上进的青年学生，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与班里的党员姚铮嵘（女）、白日新、蒋万乾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鲜花鸣放组”。单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青年学生心灵纯净，向往光明美好，他们对党全无恶意。“鲜花鸣放组”举办了几期墙报，读过艺专的四叔美术功底厚实，他和白日新一起承担了墙报的美化工作。四叔有才华，脾气也直率火爆。听长辈讲，以前他在我们家的时候，不止一次和我父亲发生过激烈冲突。以他的性格，碰上这么大的运动，一定是冲锋在前的人物。在学院举办的一次演讲活动中，四叔主动做了一颗埋头往前拱的卒子，他代表本班学生，给校领导提了一条既无政治含金量又无思想高度的意见。他阐述了本班各方面的优秀表现，认为学院把“吴运铎班”的称号奖励给“结构”专业，是学院领导的不公正。他把同学们私底下的不满和牢骚，集中起来一个人直抒胸臆，给院领导和党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鲜花鸣放组”那些在线条和色彩包装下，引人注目的鸣放墙报，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了。四叔本是一名志向高远的优等生，他曾毫不掩饰地流露对一些遐迩闻名的外国建筑设计的崇拜，不止一次公开高调赞扬。到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崇洋媚外”也成了他的右派罪名之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他们班25名学生，有12名打成了右派，约占50%。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的四叔，专业成绩名列前茅，美术字在学院也有相当的名气，当年学院的大幅标语大多出自他手；他的画作被选送参加全市的美展；毕业前，他还为学院所在的沙坪坝区设计了游泳池。本来，以他的成绩和能力，毕业分配到北京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到1958毕业一直处于半劳改状态，毕业后被发配到湖南省一个建筑公司，降级降薪使用。
后排：我的母亲父亲，前排左起：四叔、三叔
两个哥哥都成了右派，加上地主家庭出身，五叔想在政治前途上有所突破，几无可能。可他没有自暴自弃，在前行的路上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同时全身心投入火热的革命运动，更加严格地改造自己。反右斗争结束后，五叔进入了高中时代激情燃烧的1958年。这一年，三面红旗、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学生们生活中最响亮的口号。重庆一中和全国一样开始大练钢铁，在靠汉渝路的校门附近建了一座十来米高的高炉。
网图
全校学生以班为单位，在四百米跑道周围划分地段，各自堆放收来的破旧铁具；分别往高炉运送焦煤以及炼钢所需物资。高炉炉火熊熊日夜不息，开炉的时候，兴奋的同学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观看火红的铁水流入模具，渐渐冷却，崭新的铁锭出世，欢呼声响彻云霄。五叔所在的班，还接受了一项高度保密的任务——炼“锗”。经过严格选拔，由五六个学生组成一个专门的冶炼小组。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他们，知道锗是优良的半导体，以及锗的各种用途。由于锗是地壳中最分散的元素之一，含锗的矿石很少，所以长期以来没能规模开采。为什么委派一中炼锗？他们不知情。学校把如此光荣的任务交给五叔所在的班级；班级又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这个专门小组；而五叔，一个地主子女能够被选中参与这个高密级的任务，内心对组织的感激难以言表。五叔在这个小组中，并不担任核心任务，主要负责送饭和运送炼锗的原料——烧过的煤灰。煤灰需求量很大，每天要用架子车成吨成吨地拉，运输任务极其艰巨。不知道让中学生炼“锗”，算不算异想天开？最后的结果是，直到大炼钢铁结束，这个光荣的小组也没能炼出成品来。由于五叔的良好表现，他又争取到一项特别的任务：传送反映学校“火热年代火热生活”的“每日战报”及新闻稿件到报社。晚上十点至十一点拿到材料后，他乘坐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区的重庆日报社交稿。那时的公交摇摇晃晃慢慢腾腾，往返要三个多小时，返回学校一般在凌晨2点多。每次送完稿件，坐上车五叔就开始迷糊，回到宿舍往床上一倒，什么都不知道了。夏天，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山城酷暑难耐，大炼钢铁的热浪却是一浪紧接一浪。除了民间冶炼，正规钢铁厂——重庆二钢，也在加紧扩建，各个单位都派出了突击队。一中的援建突击队，由班级和团支部考察推荐，五叔光荣在册。突击队员着装统一：一顶小草帽，一条西装短裤，赤裸上半身和赤脚，每天早上乘卡车前往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各个突击队的红旗迎风招展。置身这种热火朝天场景中的任何个体，都会被集体主义的火焰融化，心甘情愿把自己燃烧成一团小小的火苗。突击队实施轮班制，每班有定额的任务：三人一组，一人掌钎两人抡锤打炮眼。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完成任务下来，汗水和尘土把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黑乎乎的泥猴。待到突击任务结束，学生们脱了一层皮，手上的血泡变成了硬茧子，脸上却洋溢着骄傲和自豪。和全国一样，学校大炼钢铁开始所用的原料并非铁矿石，而是挨门挨户收集来的破铜烂铁。过了一段时间，破铜烂铁告罄，学生被派出去找矿。五叔所在班全员前往歌乐山，住在歌乐山上一个乡的祠堂里。3至5人一个小分队，每天早出晚归，漫山遍野转悠。他们确实找到了不少大大小小蛋形的褐红色矿石，全都被汽车拉走了。歌乐山上缺水，那些日子，大家免去了洗漱，近半月后返校，所有人都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馊臭味。这一年学业是怎么完成的，五叔的记忆一片空白，脑回路里跃动的只有一幅幅火热的大跃进画面，其他一切都被覆盖得无影无踪。1958年12月31日晚8点，以班为单位自创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室外铺展开，每个人自由选择参与感兴趣的项目。那时的游乐项目都很朴实，最热闹的地方是猜谜语。学生们兴趣盎然，校园内火树银花。游园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半左右，人们被召集到大礼堂（学生食堂），校长在这里发表新年祝词，十二点新年钟声敲响，礼堂里欢声雷动。厨工们抬出了多种食材熬煮、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稀饭，时间已经来到了1959年凌晨，学生们喜气洋洋，饱饱吃一顿送旧的夜宵迎新的早餐。开学不久，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各个班级流传：国家要在高三男生中选拔飞行员。经过校内粗筛，五叔所在班有4、5个男生选送参加体检，令五叔大为意外，他竟然被选中了。接下来是到定点医院初检，五叔和另一位同学通过。一个礼拜后二检。二检项目中有一项高速转椅，一中通过了初检的学生纷纷败下阵来，而小时候坐车坐船晕得一塌糊涂的五叔，却顺利通过了。最后，全校仅五叔一人体检完全合格。这个结果，让五叔有些蒙圈，他开始想入非非，直接把自己代入到神圣的军旅生活中。本来，五叔做白日梦也非毫无根据。我的三叔那时就是空军现役军人。1950年入伍，不久以军人身份考入哈军工，毕业后又在空军军事院校任教。一路走来基本没有障碍。可是到了1950年代末期，尽管是从同一个家庭走出来的亲兄弟，五叔想要成为三叔那样一名神圣空军军人的理想，只能梦碎。学校通知五叔到行政办公室填写招飞的表格。一看表格内容，他就像突然被戳了个大窟窿的皮球，一下子瘪了。地主家庭出身，两个右派哥哥。五叔当然只能如实填写。之后，石沉大海，没有之后了。虽然五叔不可遏制地幻想着走进军营；幻想着能成为必须经过最严格筛选的空军军人，但自从填了那张招飞表格，“没有之后”就成了意料当中的事情，五叔平静地接受了这次波峰谷底的摔打。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五叔却在通往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同一条路上，被重重绊倒了两次。招飞过后没多久，学校又通知五叔去行政办公室，同去的还有同班同学李显荣，和低一个年级的同学刘表福。这次招收的是海军航空兵伞兵，他们还被预先告知将承担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国庆十周年在十三陵水库表演。又一次经历极其严格的体检，三个人身体条件都合格，但最后只通知了俩人入伍，五叔再次被政审这个筛子漏了出去。他沮丧成了霜打的茄子。
当年和五叔一起被推荐的同班同学李显荣，成为了海军航空兵伞兵
临近高考，在部队工作的三叔来信，敦促五叔报考哈军工。两次推荐参军均被政审筛掉的五叔，心里很清楚，哈军工这样的学校，对于他这个“黑五类”子女，已经远成了天上的白云，可望不可及了。他只能忍痛在心里否决了三叔的提议。五叔原本也对建筑有兴趣，衡量一下自己的条件，黑五类出身，如果也因政审被漏下来，成了社会闲散人员，又该怎么办？回到我们家待业，五叔一万个不愿意。听说师范院校招生条件不是那么苛刻，权衡再三，五叔这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一说话就面红耳赤的人，最终选择了报考师范。第一志愿是北师大数学系，第二志愿是西南师院数学系。高三的课程结束后，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那个年代复习主要靠自己，老师不作专门的高考辅导，也没有各种高考辅导材料。不过，学校专门为高三学生开了一次讲座，由学校的数学王牌教师（重庆当时仅有的几个中教一级教师，堪比大学教授）主讲。就这样，五叔的高中学习生涯结束了，短暂的毕业活动和同学之间的告别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一中。
60多年后，五叔重返母校重庆一中
五叔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我们家收到的，至此五叔就正式成了一名师范大学生，师范学生一切都是免费的，三叔时不时给他一些零花钱，五叔就此正式从我们家退出，开始独立生活。刚刚入校的时候，基层，中苏友好的温度还在延续，北碚街头和西师校园都还盛行跳交谊舞，每个周末，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都热切地沉浸在“蹦擦擦”的节奏中。大学第一期，每逢周末，西师网球场和体育科的室内运动室都开舞会，各系科也鼓励学生参与，还抽时间培训扫“舞”盲。个别热衷于舞会的同学，甚至穿着草鞋去跳舞。五叔不爱好这种娱乐活动。他和要好的同学谢晋超、朱秉高三人，每周六晚饭后，要么去北碚市区溜达，要么去学院图书馆看书自修。所有人都想不到，刚刚一只脚跨出了火一般的大跃进，另一只脚就跨进了冰一般的“三年困难”。周末的舞会，随着饥饿的到来和中苏关系恶化终止了。大学四年，大部分时光在饥饿中渡过，每月20几斤粮食，还要搭配碗豆、胡豆和红苕这些粗粮，缺油无肉的伙食，大学生们都吃不饱。那个年代，体力劳动还特别多，五叔大学四年，去过西师西山坪农场、歇马场农村、和他们数学系在西农的专有农场集中劳动，平时每周还有半天劳动。虽然生活清苦，但五叔争取入团的初心不变，不论校内校外劳动，他总是争抢最重最髒的活，每个学期的劳动评级都获得甲等。西师音乐系旁边有一个养猪场，各个系科轮流在那里劳动。轮到数学系，五叔被分配每天清洗猪圈、切猪草、煮猪食、喂猪，劳动强度很大。其他同学大部分安排去野外打猪草。早上食堂发一个馒头做中午的口粮。多数同学不能抵挡馒头的诱惑，还没走出校门就几口啃完了，也不知他们中午是怎么挨过来的。在口粮定量的情况下，就算有钱，在外面的饮食店也吃不到东西。打猪草的同学为完成定额，往往要去到十余公里之外。这个养猪场养出的肥猪全部上交国家了，辛辛苦苦养猪的学生们一点油星都没沾上。饥饿，让高等学府的儒雅学子，开始斤斤计较。为八人一盆饭的分配，大学生们脑洞大开，设计出各种尽可能公平的分配方案和器具。由于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很多同学得了肿病，严重的无法坚持上课。但不久，得肿病成了让人羡慕的好事，因为肿病病号伙食比普通伙食稍好，每餐餐后还会多发一块消肿糕，这个“优厚”待遇，让一些同学想方设法让自己“患”上肿病，演绎那个年代特有的让人落泪的“人间喜剧”。五叔逃过了肿病，也不想让自己“患”肿病影响学习。比较起来，五叔在同学中是最熟悉北碚这个小城市的人。他算本地人，在这里读过小学和初中，作为我们家的成员，对这座城市的分布了如指掌。刚到北碚时，我们家在校外的教工宿舍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叫“自由村”。自由村的对面，有一个糖果厂，处在僻静的背街，外地来的学生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有段时间，五叔意外发现，糖果厂可以买到不要票证也不限量的裸体水果糖（无糖纸包装），暗暗激动的他一次买好几斤，每天吃几颗，虽不能完全解除饥饿，但可以补充一些身体需要的卡里路。五叔周末还可以回我们家。那个年代谁家也没有大鱼大肉改善伙食，但那时号召开荒种地，我们家种了不少蔬菜，我记得五叔来吃过酱油蘸水煮牛皮菜。有一次，五叔和好友谢晋超（他毕业后分配在成都七中任教，省特级教师，四川省首批中学教育专家，上过央视《东方之子》），在街上买了两把萝卜缨子，来我们家炒。我们家没有炒锅，只有一只大铝锅，烧水煮菜都是它。我们家也没有食用油（粮油都在食堂里），他们把萝卜缨子炒糊了，又舍不得扔，就使劲刮锅，结果把锅底刮漏了。那些混入了不少铝屑的焦糊萝卜缨子，五叔他们没舍得扔，全部送进了饥饿的肚皮。1962年9月，升入大四的五叔和他的同学们，将一起开始师范生特有的毕业实习——到中学去试教和试作。试教是授课；试作是试当班主任。国庆后不久，班里宣布实习的学校是重庆四中（女中）和重庆五中。五叔分配在五中。五中位于南岸区黄角垭。据说，这所中学的作息信号钟来自一艘英国军舰。信号钟挂在五中的至高点文峯塔上，敲响的时候声音洪亮穿透力极强，整个黄角垭都能听到。到校后，实习生们睡觉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吃饭在学生食堂，主食定量，蔬菜没有油荤。白天，和原任教师一起办公、听课、上课、改作业和辅导学生；晚上，在大办公室开会、备课到十一、二点。那时，国家正在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有所好转，但大街上的饮食店没有粮票依然买不到吃的，实习生们在集体伙食之外得不到任何补充。为了解决实习生工作强度大，又不能充分吃饱的实际问题，学校每天晚十点左右送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煮红苕到办公室，虽然是粗粮，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实习生来说，是雪中送炭。五叔教高一的一个班。原任班主任叫李世芬，30来岁，是一个短发齐耳，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女教师，是高一两个班的代数老师（当时高中数学分为：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等）。她干练，热爱学生，教学水平很高，对五叔帮助很大，五叔后来的教学生涯，李老师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着40多个学生充满敬仰的眼睛，五叔紧张得手都在抖。当他终于冲破心理障碍，听见自己的第一句话在教室里响起的时候，豁然开朗，此后，五叔思维敏捷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清晰，第一堂课就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学任务结束后，又得到了李老师和学校的好评。五叔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不但能当教师，还能当一名好教师。在试作班主任的工作中，五叔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她是班级年龄最小的一个女生，沉默寡言孤僻自闭，基本不与同学沟通，显得比较异类。但五叔又发现，上课时她非常专注，下课后也常常到办公室，看五叔批改作业，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甚至愿意和老师摆谈一些学习以外的闲龙门阵。五叔询问班主任李老师，知道了她的家庭情况：父亲是右派，父母离婚，母亲一个百货商场上班；姐夫也是右派，当小学教师的姐姐，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过。这样的家庭状况让她极度自卑，不愿和同龄人交往。五叔暗暗吃惊，这个学生和自己太相似了。出于同情，也出于实习班主任的责任，五叔找她个别谈话。五叔没有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高高在上空洞说教。他以一个叔叔的身份和她摆谈，坦诚相告自己的过往：出身不好，有右派亲属，但这么多年没有自暴自弃，通过不断努力考上了大学。五叔希望能够为她展现一个现实的榜样，引导她建立起对前途的信心和对生活的勇气。多次谈话鼓励，虽然未能让她从此活泼开朗，但这位学生表现出了对实习老师最充分的信任，她用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回报老师，还和五叔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在五叔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年，给予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和帮助。4年大学生活结束了。五叔带着老师们课堂内外，言传身教的知识、授课技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品格，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入社会，走上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工作岗位。蒋蓉：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
蒋蓉：父亲走了，
我跌入一条悲伤的河流
蒋蓉：坎坷一生话母亲
朱今天：我妈是地主，
运动中拒不交代保全了我们
唐庆年：小名“牛牛”
李杭：我爹居然是台湾归来地下党
朱新地：我的父亲母亲，
总在战胜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