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张亦嵘：我的底层江湖，有大善也有大恶

张亦嵘新三届 2023-03-12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我的底层江湖

作者：张亦嵘

底层江湖，使我最终融入了我可爱的父老乡亲中间，这江湖其实是分善恶的，做善事，见有人落难，要伸把手，拉一下。

乱哄哄、无序流动的“大串联”被叫停了，城市需要秩序，国家需要秩序，任何时代的革命在破坏了原有的秩序后，都要建立起社会掌控者所要的新秩序，使民众在新秩序下生活。于是，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应运诞生，履行起领导各级政权和指挥各种行业正常运行的职能。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在一阵吵吵闹闹你争我夺后，完成了革命委员会统辖下的“大联合”。随后，军队和工人领导开进学校，小将们呼三喝四聚啸山林的日子没了，连继续在城市做从前的凡夫俗子都不易了。国家的经济已经支撑不了城里小将们那么多张要吃饭的嘴了！

除了几个视革命如生命的小将喊出：到农村去，到边疆，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外，大批大批的城市小将还没来得及弄清到农村意味着什么时，便被锣鼓和红旗撵到了乡下。于是，本来就没有完成初高中学业，又荒废了两年课时的小将们都带上了一个美丽的花环——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我在“大串联”之初就意识到的“生活就是不停地选择”此时也成了一句空话，因为选择的权利不在你手里，而在别个手里，是他们选择了你今后的人生之路。于是，我被选择到晋中平原上一个叫夏家堡的村子里当知青。

离开城市前，我有过去京郊农村三夏三秋的经历，绝不是韭菜和麦子都分不出的书本里的城市青年；“大串联”时也进过贫下中农的老屋，见识了农民的贫穷与艰辛，但那时对农民的认识还基本上停留在书本和老师的说教上，农民对我来说还是个离得很远的概念。进了村当了知青，农民不再是概念，而是一个个性格、教养、品行差异，有着不同七情六欲的人。

活着的人和书本上人的差距是：质朴、良善、勤劳、勇敢这些人的优秀品质存在农民身上的同时，还会有自私、狡猾、守旧和懒惰的底色在他们身上不时泛起。

村子里的阶级路线也并不像书本上写的那么分明，地主、富农混杂在贫下中农身边，只是上面需要阶级教育时，他们才会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当台下乱乱哄哄地喊过几阵“打倒”、“不忘”的口号后，台上的人便没事儿人一样与台下的人打着招呼，说几句自嘲的俏皮话，便各回各的家。

见识几回这样的闹剧，我明白了一个的道理：维系着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甚至一个社会的运转是血脉，是同一个祖先的血在辈辈后人的脉络里流淌，几十年，几百年，积淀的情感就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在农民的意识里，地主、富农身份的叔叔大爷哥们弟兄远比概念上的地主、富农更易为他们接受。

比如，队上有个老富农，一年四季披着个黑棉袄，苍桑的脸上刻满了横七竖八的纹路与村里随便一个贫下中农在外表上没啥两样。可大家都知道，老小子鬼机灵，怀里总揣着两包纸烟，一包金钟或者黄金叶（这两个牌子的纸烟是那个时代公社书记们的吃烟水准）一包是八分钱白皮的经济烟，见着干部递上的是前者，地里散给听他白唬的社员们的准是后者。不用看，他手是如何在怀里运作，准得很，从没错过，而他自己吃的总是自家园子里种下的老旱烟。我也品过他的老旱烟，水准低于给干部递的烟，又高于散出的经济烟。

老富农是村子里讨营生的好把式，会使牲口，会下种。春天下种，我们几个知青拉耧，他狗日的扶耧，像使唤牲口一样冲我们吆五喝六，稍不如他的心意，就骂我们除了会吃，球也不是！有次我急了，回骂他：老杂种，再他妈找茬，老子点了你家的房！挨了我的骂，他倒笑了，破天荒地敬给我一支金钟烟。

说这老富农贼，有心计，还在于他早早就给他儿子安排下了做木匠的营生。那年头，村子里能学了木匠，实在是除了当个大小队干部之外，人上人的营生。谁家取亲盖房、打家具，就连人终了，打个寿材，啥都离不开个木匠，那可真是吃香的喝辣的，挣下的票子，除了交队上买工分那仨瓜俩枣外，都揣进了自家的怀里！谁都知道，那时学木匠不像今天想学就学，没人拦，那时可是要有大队批准的，贫下中农身份的社员想当木匠都难上难，他一个老富农就轻而易举地把这好事给他儿办成了，没有几分下作功夫，哄鬼去吧！

还有一个后生，正宗的贫下中农，可这小子干出的事儿可着实歹毒。这小子在队里干的是使唤牲口的营生，比一般社员的身份要高些，就像是工厂里的技术工人，身份相对优越。他看上了村里的一个女娃，想和人家好。在思谋如何下手时，忽然发现村子还有一个后生也想谋那女娃，而这后生还常来队里的牲口棚扯闲篇。于是，这纯种的贫下中农恶从胆边生，做下了嫁祸于人的勾当。一日见那后生又来牲口棚，他便偷偷地把早早备下的砒霜放进了大牲口的食槽子里。很快一头正当年的骡子为他的妒嫉、愚昧和丧尽天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警察没费多少工夫就把这案子破了，后生被判了七年。

以前我不知道农民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不信任，总以为他们从不把我们看成同类是因为根子上的城乡差别。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办事儿（比如我们探家时给他们捎些那时农村短缺的物资，如洗衣粉、一种叫凡尔丁的化纤衣料）时，亲如兄弟，他就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出工做大拨哄的活计时，可以拄着锨把子与伙计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也就是出工不出力混混工分；但哪怕和他们有小小利益冲突时，就会忘记了曾经的知青兄弟。

比如，年终关系到每个劳力收益的工分评定时，他们总要把知青的工分压下一半分，以示他们劳作技术高于知青，收入就要比知青高些。日子长了，我才知道农民相互间的不信任源于狭隘、算计、吃不了小亏的农民意识。

村里有个与我有过相好交往的伙计就告诉我这么一件事，讨我的主意。他说，收了秋，场上粮食入了库，队里没啥营生了，便派他与几个伙计跑省城做副业，给队里挣几个活钱。自然这营生做过，自己也能落几个。活儿苦重得很，往工地上拉平车，装得都是死沉死沉的水泥、预制板，一路上汗淌得顺着腚沟子流，和他妈尿了裤子一般，返程的路上空车不下汗了，三九天的风能把裤裆吹成了铁片子，蹭得你球疼！

就这，干了俩月完活儿了。二天回家，大伙高兴，说要过年了总要往家捎几样城里的时新物件，便一同奔了五一大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省城最大的百货公司，相当同时代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伙计们挑好了货色，要结账了，便把目光投向了当头的活计，因为大家的钱是他领的，还在他手里，没分给大家。这伙计的手伸进怀里摸钱，半天，手抽出来时是空的，他一脸绝望，叫道钱没了，一定是贼娃盯上了！

大家当时目瞪口呆，手里挑下的货丢了一柜台。可过后咋想也想不通，钱好好地揣在他怀里，咋说没就没了？大家一直相跟着，没见有外人贴近呀，会不会他诈大伙，说钱丢了就把大伙的钱贪掉了，那可是几百块呵！回家能起五间一水儿青砖的正房呵！

我问，他是怎么答兑你们的？他说，人家说，账烂不下，答应慢慢赔大伙，你说队里一天的分值也就三五毛钱，一年挣三百个工，百十块钱，再扣去一家人的粮款菜钱能剩下几个？不欠队上就不错！这都过了几个月了，还没点响动，你说说咋办是好。我给他出不了主意，只能嘴上说，再等等吧，直到我离开村子进省城，这笔烂账也没弄明白。

我说了不少底层江湖的阴暗，其实这江湖的亮点更多，我的良知和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江湖启蒙和培育的。

下乡不久，我就看上了放羊的差事，与羊为伍是件很愉快的事情，羊不会喋喋不休地说屁话，吃饱了还会友善地舔舔人的手，我只需甩几下四两重的鞭杆，吆喝几声羊听得懂的号令，一天的活计就算完活了。再不用今天使锨，明日荷锄，一大早就杵在供销社门口等队长派活儿，听别个吆三喝四。

我的师傅叫喜维，早年干过八路军，曾随刘邓大军过黄河下过四川，做过一个县里的区委书记，拾块大洋请手下的伙计喝了顿酒，便让人家拿下了。回到家乡，上面还动员他当干部，他死活不从，就认准了当兵前走山放羊的营生。

于是，老喜维当上了十里八乡的羊夫头。我入伙时他已经在西北边吕梁山里有一号的帐房头了！和他放了一冬天羊，二年谷雨一过，川地里的庄稼出了苗，队里的羊就不能庄稼地里吃枯草败叶了，就得走山，赶着上千的羊群去吃吕梁山里的新鲜草。直到白露、霜降，平川地里的庄稼放倒，羊群才能回村。

师傅答应我随他走山。他说，这买卖干得过。一走大半年，挣足了整年的工分不说，你还能省下几百斤口粮，还有咱的羊给人家山里人卧地（晚上把羊群赶到当地人指定的卧场，一夜羊们屙下的屎尿就是上好的肥料，二天当地农民就会在羊群走开后耕地下种），人家每天给咱每人半斤莜麦炒面犒赏，这又是百十斤，调给收粮的都是钱，比你在生产队的收入实惠得多。

师傅确实关照我，总让伙计们担待我，每日走在羊群扛苦位置上的伙计一定不是我，师傅总说，你跟着羊群走走，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每年下山前，我们的羊群总要在一个叫下庄的山边村子下羊毛，剪下毛的羊总要在村子里养上十天八天的。那年下了毛后，老喜维和伙计们说，北京家跟咱走了一遭，咱分他些毛，给他擀个厚实的毛毡，让他回去铺炕上扛冻，也算他没白跟咱走了一回山。擀下的毛毡十斤重，着实厚实。以后的五十多年里我不管换了多少卧场都没舍得丢掉，不光因为暖和实用，更因为记着师傅和羊夫伙计们的情意。

我的底层江湖里还有一个给过我精神支撑的老师。这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姓罗，就是羊群在下庄下毛时结识的。老师是个瘸子，三十出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白净脸。他教的学生多时十来八个，少时三五个，孩子们都敬重他，担水、砍柴都是孩子们的事。教室就是他的那孔窑。

我是晚上走进他家的，那窑是石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黑板一个不大的书架和一张小炕就是这干净整洁的家里的全部家当。

我和他的对话，就是从他书架上那几本外国小说开始的。我惊讶，这个小小山村的窑洞里竟藏着外面早就不见的国外名著。苏联的《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和英国的《牛氓》《鲁滨逊漂流记》。

他见我盯着那几本书，就问我读没读过？我说读过《青年近卫军》《牛氓》和《鲁滨逊漂流记》，见过《勇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翻过两页，见情节太缓慢就没再读下去。他说，你该读读，这两本书都是讲年轻人献身边疆建设的故事，尤其是《勇敢》讲的就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青年去西伯利亚建设共青团城的故事，知识青年读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会有启发的。

那几天，放羊的空当，我读了《勇敢》书中苏联青年关于友谊和爱情，迷失和悔过，奋斗和牺牲的故事确实打动了我。我也联想到《牛氓》故事里的亚瑟，为他的民族解放坚持的信仰和不屈服教会的独立人格，都该是我的生活中必须建立的。

罗老师没有和我说他的身世，也没告诉我他是怎么来到这个小小的山村里的，可那些天，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人格的力量：一笔一划的板书，字正腔圆的领读和伏在桌上反复批改那不多的几本作业，这些忘不掉的画面总会在我失意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从插队起打算做一个好人，可这做好人却是一个真正的游走江湖的手艺人把我带上道的。手艺人姓张，是我在吕梁脚下的一个镇子上的车马店里认识的。

我们的羊群从吕梁山下来，必须要在这个镇子上停几天，年年如此，是在等队里开镰，割出一片羊群能吃败叶的空地。

张师傅和我们同宿在那个大车店。他很健谈，三句两句就勾走了我的魂。

几口烧刀子下肚，他就讲出了他的身世。他是河北景县人，比我大十五六岁。1957年，他才上高一，就赶上“大鸣大放”，他就说了句“也该给班上的团组织提点意见”，便被团支书告到了党支部。这事本来可大可小，学校有许多比这事大得多的火上眉头的事，还没来得及收拾他，他自己跳了出来，为报复团支书，他整了一出恶作剧，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流氓，生生被开除了学籍。

那时，张师傅也年少，做事不计后果，为出一口恶气，在团支部女书记晾在外面的内衣裤上放了几个树上摘下来的洋鬎子。晚上女支书换内衣，出了事。这还了得，一查就查到张同学了，这往女孩内衣上做手脚不是流氓是啥？再加上前面没处理的鸣放，一张开除的告示便把张同学撵上了江湖之路。

张师傅手巧，先是学掌鞋，出徒了不想和师傅抢生意，便攒了挂自行车出来闯江湖。如今落在镇上，焊洋铁壶、掌鞋、修自行车、鼓捣半导体，甚至客户的手表、自鸣钟坏了，他都敢接，还真没他弄不成的买卖。于是，他在镇上也混成个人物了。大车店不收他的大炕钱，有他们弄不了的店里活儿，张师傅搭把手就顶了店钱。

买卖好，也就有几个钱，有了钱就打酒，交朋友，攀哥们，他说走江湖就得图个自在，图个仗义！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小哥们，晚上从地里回来圈了羊，进了店，张师傅就摆下了酒菜，豆腐干、黄豆拌香菜，镇上供销社打来的高粱烧，美！以后就是茅台酒、五粮液也再没吃出过那高粱烧的感觉。

有天晚上，我回来，他照例摆下了酒，只是坑沿上多了个人。见我进来，他把酒倒上，指着那人说，镇上的老高，农民也是我哥们！干了再说。

酒下了肚，张师傅说，老哥借着酒劲求兄弟帮个忙，行么？我问啥事？张师傅指指老高说，我这兄弟的姑娘得了种怪病，满身的疮，又疼又痒，一碰就流浓水，孩子难活得睡不下，找过先生有说没治的，也有说有种药膏涂上就能好，可咱这地界没有货，只有北京那种大地方才有。

我问是啥药？老高递过先生开的方子。喝过酒，我们就去了老高家，几个大小差不多的孩子挤在炕上，叫过有病的孩子，看了那孩子身上的疮口，只是比他俩说得更瘆人。那孩子看我的眼神，痛苦、恐惧。我就想，说成啥我也得帮她！

当天晚上，我给我妈妈写了封信，附上了那方子，请她买到药直接寄到老高家。那时，我妈已经去了远郊区的干校，谁知啥时才能办成这事呢。

一两天以后，我就随着羊群回村了。这事也就过去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老高的来信。他说，他本该来夏家保答谢我，可家里孩子多，婆姨身子弱，请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他家一趟。我知道，我妈办成了我求她办的事。

想来，事是我妈办的，我不过是写了封信，举手之劳，有啥可谢的？可想想又怕冷了老高的心。二天起了个大早，腿了五十里地，赶晌午到了老高家。老高一见我，她的孩子们跪了一地，喊我恩人！那阵势，我眼泪差一点就滚出来。

也就是那天，我懂得了做好人，做好事，是件很崇高的事情。以后我再没见过老高和张师傅，但我给张师傅写过两封信，他没回。慢慢地我明白了，江湖人的心是很大的，宽广也豁达，我只是他快乐旅程中的结交的一个伙计，在他行走江湖的过程中，他一定还会教化出许许多多善良仗义的人。

底层江湖，使我最终融入了我可爱的父老乡亲中间，这江湖其实是分善恶的，做善事，见有人落难，要伸把手，拉一下。后来，我当了“巡捕”，就是看青的，遇上饿得揭不开锅的老乡掰几穗地里的玉米，挖两个没长成的红薯，我从来转过身，不去看。见掰道边玉米的穷苦人，我才会小声地告诉他们，进地里掰两穗，道边的玉米丢了，干部见了不好看！

我快离开村子的那年，北京来了个知青慰问团，把我找到大队，问我要架上海产的缝纫机，还是要挂洛阳产的手扶拖拉机，二选一。我问缝纫机几个钱？拖拉机几个钱？答：缝纫机二百元；拖拉机三千元，缝纫机归个人；拖拉机归队里。我说，傻子才要缝纫机，我不傻，肯定要拖拉机！

后来，我上学离开乡下，就是我要的那挂拖拉机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自画，我在吕梁大山放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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