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黎劲风：小学生参与的“大辩论”

小学生参与的“大辩论”

作者：黎劲风

“大辩论”在所谓“四大”中排第三。据考证，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构成的“四大”，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的“左”倾错误而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在总纲中对“四大”加以确认，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则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

“文革”以前，我国曾经在文艺战线引发影响很大的大辩论。1958年, 反右派运动之后, 周扬等人撰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视为文艺界反右运动的理论总结。

“文革”后期的大辩论，几乎遍布各条战线，影响较大的有教育战线上的大辩论，科技战线上的大辩论，哲学战线上的大辩论，等等。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6期刊登《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容否定——谈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中说：当前, 教育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正在蓬勃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筍, 茁壮成长。形势一派大好。

而“文革”前期的大辩论，通常是“文革”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是“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参与者遍布各阶层，数以亿计。作为五年级的小学生，我也是参与者之一，已过去半世纪多的大辩论经历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文革”时期，大辩论与大鸣、大放、大字报，被列为“四大”，被曲解为“大民主”。“四大”排列顺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大辩论的内容千奇百异，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当年在850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好得很”与“糟得很”之辩却贯穿于两派大辩论的始终。生长在吴川的四零后、五零后，绝大多数对 “好得很”与“糟得很” 之辩印象深刻并记忆犹新。

“糟得很”与“好得很”之说，曾出自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时，毛泽东写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支持“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此后，“好得很”与“糟得很”逐步演化为群众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碰撞，成为文革热词。

据网友披露：当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支持和鼓动下夺权。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上海市的夺权斗争得到毛充分肯定，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对立的两派被树立为样板。

毛随即向全国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毛指引下，“文化大革命”迅速进入夺权阶段，迅速蔓延全国。随后，围绕对“夺权”的观点碰撞，全国许多地方形成对立的两派，通常一派叫“造反派”，另一派叫“保皇派”。对立两派围绕“夺权”也展开了盛况空前的大辩论，各阶层民众参与其中。大辩论成为“文革”初期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1967年初，“夺权”风暴刮到了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广东省吴川县。

1967年1月中旬，吴川县一些中下层干部以上海的王洪文为榜样，成立吴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县总部），并在1月25日勒令吴川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现在的县政府）把一切权利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掌握全县的一切大权。

对此，《吴川县志》记载为：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 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此后，“由于这批夺权的‘造反派’在群众的威信低”（反对派之言），引起部分群众反对，从而在群众中形成两派：赞成“造反派”夺权的为一派，也叫县总部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夺权“好得很”！而反对“造反派”夺权的为另一派，因后来成立了“批资站”（全称是吴川县批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联络站），又叫“批资站”派，标志性口号是：一二五抢权“糟得很”！

一时间，在吴川县城，围绕“好得很”与“糟得很”之争，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不绝于耳。

当时我在县城实验小学读五年级（已停课），最初是支持“县总部”这派的，还在教室里用毛笔写下“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大标语，准备贴到校园里。大标语刚写好，就引发班上支持“批资站”的同学与我的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经过几分钟的大辩论，我转变了立场，变成支持“批资站”派，当即把标语“一二五夺权好得很”的“好”字改成“糟”字，把“夺”字改成“盗”字（“盗”字与众不同，是我别出心裁。其实当年“夺权”是公开行动，从字面上说，“抢”字比“盗”字更准确），然后把标语“一二五盗权‘糟得很’”贴到学校的墙上。

当天中午，我回到家，围绕对“夺权”的观点碰撞，又引发与邻居（成年人）的大辩论。经过一番大辩论，我又重新接受“县总部”派的观点，“一二五夺权”在我心目中重新变成“好得很”。

当年，许多家庭也分为两派，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因两派大辩论失去亲情者累见不鲜，反目为仇者也有之。像我这样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当年加入或支持哪一派都成不了气候，对自己、对家人影响也不大。可一些大人，甚至大孩子，却因加入不同派别招来杀身之祸或避开横祸。

如我撰写的纪实文章《九死一生的吴川人》中提到的李老师，当年因加入“批资站”招来横祸被活埋，活埋后幸得好心人搭救才避免命丧黄泉；而我父亲在吴川蹲“牛棚”失去自由之际被原籍广东省阳春县（今阳春市）某村庄列入“乱杀”“黑名单”，幸亏正值“县总部”人士掌权，加入“县总部”的父亲才避免被带回原籍，幸运地躲过阳春县1968年发生的“乱杀”，多活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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