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马建文

早晨洗漱完毕，忽然发现镜中的我出现了丝丝白发，屈指算来已六十有五了 ，蓦然回首，乡间求学，大学求知，企业奋斗的一幕幕浮现在脑际……

一、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家乡位于太原市小店区最南端，汾潇二河交汇处，距太原市80华里，土肥水美，一马平川。但很长时间却养活不了勤劳的家乡父老。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1948年的一天，他被阎锡山的部队抓了壮丁。当时规定两丁抽一，父亲兄弟四人，父亲排行老二，大伯走关东失去音信，三叔病夭，四叔未成年，父亲只得去扛大枪。

当时徐向前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一兵团正在发起晋中战役。不久六万解放军弱旅，歼灭了阎军十万主力部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被强征入伍，北上开赴太原城。

父亲侍弄庄稼是一把好手，耍枪弄棒实在是外行。当兵后进行训练打靶时，子弹总是上不了靶，不知飞什么地方了，弄得长官分外紧张，唯恐伤及他人，经反复调教后，手抖得竟然拉不开枪栓，气得长官将父亲扇了几个耳光，踹了几脚，破口大骂一阵后，赶到了伙房，做起了火头军。

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有一天，与父亲一起被抓壮丁的一个邻村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找父亲，说与父亲要好的一个伙伴被解放军的冷枪击中了，正从城墙上的工事里往营房抬。父亲闻讯，放下手头的活，赶忙奔了出去。待见到伙伴时，人已快不行了，他眼睛直瞪瞪地看着父亲，张了张嘴，吃力地从裤腰带上解下了一把烟袋锅递给了父亲，头一歪便断气了。

这个烟袋锅，烟袋嘴是蓝白相间的翡翠制作的，圆润柔美。烟袋锅是熟铜打制的，经长时间的把玩，瓦光铮亮。中间的烟袋杆大约有尺把长，黑油油的，不知是什么木头。烟袋杆中间拴了个荷包，里边盛着烟叶。父亲将同伴留给他的烟袋锅插进腰间，找了口薄棺，将同伴草草安葬。从此，伙伴的这把烟袋锅便一直伴随着他。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集中十八、十九、二十三个兵团及四野炮兵师，一举攻克了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太原城。父亲向解放军领取了路费，带着简单的行李，返回了他日思夜想的家乡，见到了望眼欲穿的妻女，重新开始了平民生活。

母亲是距我村12里地的西柳林村人。西柳林依偎在汾河东岸，一片良田沃野。母亲家有良田上百亩，有一处外三里五的两进深大院，养着好几匹干活用的大牲口，常年雇佣几个长工干活。她的爷爷非常能干，整个家业都是他打拼下来的。但由于家境优越，我的姥爷沾染上了吸毒的恶习，经常拿家中值钱的东西充当毒资。无奈之下，母亲的爷爷将其子用铁链锁在了磨房，不料其挣脱了铁链，跑上西山投奔了八路军。经过革命队伍的洗礼，姥爷锻炼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军人。

打临汾前夕，姥爷已是八路军的连长，曾经带着通信员骑着高头大马回了一趟家，不幸的是，姥爷在临汾攻城中壮烈牺牲。母亲说到此，常常泪水涟涟，母亲从小是由她的爷爷奶奶抚育长大的。

母亲16岁时，爷爷将母亲嫁给了贫穷的父亲。母亲嫁给父亲后，着实受了不少委屈。娘家是一个富足的小康人家，夫家却一贫如洗。然而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母亲骨子里隐藏着的其爷爷刚烈不服输的劲头。她将贫穷的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后供养送走了我的爷爷奶奶和大爷爷。

土改时曾分给我家两间房，但我父母未接受，认为这不是自己的房子。盖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了父母的心病。母亲对于建房进行了长期的精心筹划。解放以后历经初级社、高级社，但一直到人民公社，连吃饭问题都未解决，盖房子更是有心无力。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政策调整，农业生产出现了新气象，母亲开始了具体计划，每年积累二百元，用五年左右时间积累够一千元，盖五间房。

当时一间房二百元。全家一年可挣一千多个工分，正常年景一个工分值一元，年底生产队分红二三百元，五年即可至少攒够一千元。

按照计划，母亲决定节约每一个铜板，一切为了盖房。每年兑现的分红全存起来，平时的生活支出通过养猪羊换零花钱维持。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和小伙伴们到地里割草，用来喂羊。大约1968年，我家从生产队分红达到三百多元，家庭资产一下突破了千元。于是母亲与父亲决定筹划盖房。

20世纪70年代，农村建房首先要向生产大队申请宅基地，批了宅基地后就可进行前期准备了。由于我们村村内地势低于村外，必须先拉土将地基垫高，防止盖起的房子返潮。在母亲的组织和催促下，父亲、奶哥哥和我便在农闲时间借生产队的平板车，一车车从村外将土拉到地基上，与此同时开始备料。由于父亲体弱，这一切事务都由母亲办理。诸如联系拉运打地基的石头、购买制作房子结构的木材、买砖、制作土坯、买白石灰及淋灰、买各种铁钉绳索等。这些事情既繁杂，又费心费力，实在难为我的母亲了。

经过几年的筹备，1971年春季，在母亲的操持下，我家终盖起了一溜四间正房，1977年又盖起一间，经过全家近二十年的努力奋斗，结束了我家迁居王吴村以来串房檐的历史。这无疑对我家具有划时代意义。

当我们全家在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乔迁新居时，那种欢乐和自豪是难以言表的。用母亲的话说：“哪怕讨吃回来，也有个立讨吃棍的地方了。”

二、乡间的读书生活

母亲先后生下我大姐、二姐和我们兄弟三个。由于生活的重压，大姐早嫁人了，二姐读到初一未完就参加劳动了，两个弟都只念了三年级，唯有我不间断地念完了高中。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1976年高中毕业，与十年内乱同步，经历了一波波的教育革命，虽然革命不彻底，老师们还传授了一些知识，但对充满好奇心我却倍感知识的饥渴，课外坚持读书。

方式一是读“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我家是贫农，生产队发了一套崭新的“毛选”四卷。父母基本为文盲，将“毛选”放在了祖宗牌位旁边，不知是否作为祖宗来供。有一日闲来无事，我便将“毛选”拿来乱翻，开头兴趣不大，翻着翻着便逐渐有了兴趣。原来毛主席的文章博古通今，具有鲜明的风格，政论文：章逻辑严密，调查报告材料翔实，时评文章语言泼辣。一一令我着迷的是文章的注释，解释文中的人物典故战事等，使我了解了大量书本未收录，老师课堂未讲授的文史知识，虽然这些知识还不是系统的，但却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中。

方式二是看连环画和读古今长篇小说。连环画就是小人书，《水浒》《三国》就是东家借一本、西家借一本断断续续看完的。而真正读原著，则是上大学从图书馆借阅的。我还利用各种渠道阅读了当时能借到的各种古今长篇小说，当时最喜欢看《林海雪原》，以及《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我还看了山西本土作家创作的《汾水长流》《晋阳秋》《太行风云》等不下几十部小说。通过大量地阅读长篇小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初步完成了我的启蒙。

高中毕业后，我有幸留校。此时刘家堡中学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热潮中改为了刘家堡农大。我在高二时学校开门办学，我参加了微生物组研试生物农药。留校后便承担了植物保护课的讲授。当时的学生有高我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四十多岁的农民，我也不知道如何对付的。但这一经历使我保持了学习的连续性，为日后高考打下了基础。

1976年10月6日，国家政治形势巨变，十年内乱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直接主持了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新闻，同时配发社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千万高中毕业生沸腾了，整个国家沸腾了。我也激情澎湃，置身其中。从《人民日报》发布新闻到考试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屈指可数。我在高度的亢奋中，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考前复习。

手头复习资料奇缺，只有几本未读完的高中课本，别无它物。高中班主任阎老师的弟弟在山大附任教，于是拿着阎老师的条子直奔山大附，收集到了一套十多页纸的复习材料，顿时如获至宝，驱车返回，挑灯夜战。开始想考理科，结果眼高手低，看明白了例题，下手不会。于是急转文科，其实我的知识结构是文强理弱，正如有的老师批评的是偏科。

我的一个好友，是刘家堡中学的师兄，颇有才学，高中毕业后在公社打井队工作，他也报了名，于是我约他搬到我处共同复习。白天应付工作，晚上加班复习。我们制定了学习计划，按照考试日期倒排，严格执行，将文史地政的知识点梳理成各自的系统互相提问，互相激励，效果出奇的好。对作文我准备了许多素材，打成腹稿，以备使用。最后一周冲刺数学，属临阵磨枪式的。

经过紧张的准备，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日子。考场在20里外的北格中学。12月6日早早起来，吃了点饭，叫上同村的同伴便上路了。在崎岖的土路上骑行一个多小时到达了考场。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自觉语文发挥较好，作文题目我选的是“为四化做贡献”，积累的素材配上了用场。史地政一般，数学差强人意。能否考上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在忐忑中等待着。突然有一天校领导满脸堆笑地招呼我过去，将一张初选通知书递与我，好生夸赞，嘱咐填好志愿，体检完就可上大学了。要知道我报名之前，学校已出现了生存危机，学校已告知我打道回府，在我备考期间暂不发配。现在居然考中了，恰如旱地里下来了及时雨，内心充满了对小平同志的感激。在众人的祝贺声中，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觉。

母亲特意托人从公社买了个猪头，张罗着在我上大学之前将和我走得近的师友招待一番。父亲则叼着烟袋锅东家进西家出，逢人便将烟袋锅递上请人抽烟，转一圈回来一荷包烟叶便空了。他就拉条凳子坐在屋子里继续抽。几袋烟后母亲便有意见了。父亲只好转移到院子里抽。父亲过了一会叫我出来。问我：“念完大学就变公家人了？”我回答说：“应该是吧。”他就不再问了，扣掉烟灰，又装上烟叶，继续腾云驾雾。

后来父亲的身体日渐走下坡路，在我大学毕业一年后撒手西去。

北京实习留念

三、大学的求知生涯

1978年3月18日，刘家堡中学考上山大的三人，其他两人为物理系，我们相约一起报到。我们骑车载着行李一路往北，走到黄陵村时就不知道怎么走了，下车问了路人继续走，绕到太原铁路技校，沿路往南走，十多分钟后到达了山大正门，进门后只见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像，周围已有同学报到，一会儿便有高年级的同学招呼引到了学生宿舍。

正式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们班是个大班，来自全省各地，其中太原运城占多数。男生占多数，79人中女生仅11人。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生，差距达14岁。我们班能力出众，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班里还开风气之先，组织了历史高考复习题的编写和销售，将销售所得作为班费组织了北京和西安的参观实习，组织在六十三军俱乐部看电影等。极大地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我所在的宿舍六个人，我下床，白营科上床。王成明下床，盖建中上床。翟相卫下床，赵立人上床。赵立人最年长，颇有长者风度，故称老赵。翟相卫涉猎广泛，记忆力超强，几天就从图书馆换一本书，人称其为翟老。王成明学习刻苦，每晚回宿舍最晚，人称其为拼命三郎。盖建忠与白营科都有对象，建忠的叫赵宪玲，营科的叫刘喜玲。两人在嘻闹时便会互叫对方对象的名字，我在下床则只有羡慕的份。建忠十分勤快，他除了完成班里的事务，我们宿舍的开水大多是他打的。营科学习严谨，学习笔记做得很工整。他的生活俭朴，入校后一直穿的是老家手工鞋。宿舍里有时也会产生小矛盾。冬天老赵起床后喜欢将窗户打开，我嫌冷就关上，他再打开，我再关上，最后他打开靠他的那扇窗，我关住靠我的那扇窗。现在想来真可笑。

进入大学后对怎么学习一片茫然，还停留在高中阶段，不善于主动学习，而且还订了《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一方面学习不得法，一方面又贪多嚼不烂，导致学习费劲，效果不佳。第二学年退订了各种杂志，围绕课堂上老师讲的，充分利用图书馆，课外勤于同老师和同学们沟通和探讨，逐渐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

开《资本论》研究课时，授课老师为刘子威先生，我则被学习委员令狐萍同学安排为此科的课代表。刘先生为雁北人，写得一手好字，接触多了他便谈起了他的大学生活，他毕业于北大，凌青和千家驹是他的同学，他拿出保存完好的毕业照，指着凌青说，他是林则徐的六代孙，当时正任职我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驻代表，是优秀的外交家。千家驹则是经济学家。他还指着书桌上厚厚的译稿说，这是他从英文版翻译的《反杜林论》，正等待出版。他还说，学习《资本论》一定要读原版，译文版有的不准确。于是我自不量力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读了起来，结果根本啃不动，搬上字典也看不了几行字，只好作罢，将书送还图书馆。

学习近代史时，任茂棠老师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布置了作业，我多写了几行字，一次在校园里头相遇，他拉住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认真地与我进行讨论。想起这些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其他诸如程人乾先生、郝树候先生、乔志强先生、江地先生、崔凡芝先生等等为我们带过课的二十多位老师，永远是我们高山仰止的榜样。

四年的大学生活，重塑了我的知识体系和人生价值体系，为走向社会，迎接各种挑战准备了充足的能量。

团委工作照

四、企业的苦乐年华

毕业分配我分到省建工局，我不了解单位的性质，就去报到了。报到后二次分配到省建一公司中学，地址在侯马。我不想去，又改去省建安中学，在大营盘附近。这所中学是省安装公司的子第中学。我在此工作了两年多。1984年7月学校整体移交给太原市，公司将我留了下来调回机关，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

不久赶上了企业青工教育，包括三项内容，其它两项由工会和宣传部负责，近代史教育分给了我，地点安排在山西化肥厂工地。山化工程正在大干快上，集中了公司三个工程处数百人施工，其中大多为青工，当时工地青工中也发生了不少问题，公司在此组织青工教育是必要的。我们白天集中备课，晚上组织培训。

我用两个晚上讲授了近代史的内容，重点讲了太平天国运动，我本以为没人感兴趣，结果课堂秩序井然，青年工人非常乐于接受。多年后我到第一工程公司任职，当时听过我讲授的工人见面后首先说的就是我给他们讲近代史。这次青工教育讲授我是认真的，下了功夫的。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企业运用历史专业知识。

团委在企业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名称叫新长征突击手突击队活动。山西化肥厂建设时我公司承担了从德国引进的高温高压锅护安装，焊口多，工艺要求高，工地现有的焊工经德国专家考核大多不合格，但工期不能变，工地指挥部决定现场培训，团委主动参与，组织了十八个青工参与，经短期突击培训都取得了合格证，上岗后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完成了焊接任务，锅炉打压一次成功。《山西青年报》作了专题报道，称其为“十八勇士”。

我们还组织青年突击队参与太原平板玻璃厂浮法生产线的安装。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一条生产线，由于攻克了耐火砖倒锥孔工艺难关，获得团中央颁发的优胜青年突击工程奖。我到北京领奖时，团中央青工部还给了我们两张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票，我们有幸参观了丰泽园，当看到毛主席的简陋的床上，一半放满了书，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

在团委工作几年后，调整到金属结构厂当书记。当时厂里一个门卫，是个女职工，信天主教，我在会议室为入党积极分子上课，她在门房纠集几个人念《圣经》。有一天晚上我值夜班，正好她也是夜班，保卫科也有老纪、老赵值班。突然门房传来了打斗声，保卫科老纪跑来说，书记，张某某的男人过来打她了。我起身与老纪一起过去，这个男人一边骂一边打，说这个女人光念经家务也不好好干，他今天下班回家冰锅冷灶，所以才过来收拾她。并说这是家务事，你们别管。我一想这不行，示意老纪拿手铐去控制人。我说，即使是你老婆也不能打，更不能在我厂里打。这个男的不听，继续打人。于是我一挥手，拿下。老纪、老赵三下五除二将其控制。我说，通知他们单位过来领人。不久他们单位过来领人并具结担保。此后门卫室恢复了平静。

在金结厂干了几年后，公司党委宣传部长退休，调我充任宣传部长。

公司新经理上任要为职工办好事，盖两栋宿舍楼，调我到物业公司任职，但在实际操作中与分管领导不合拍，领导对我有看法，改任纪委副书记，主持一委三室工作。所谓一委三室指纪委，检察、监察、法律顾问室，合署办公，除了我还有两个干事。我一看四个牌子，三个对里，难有作为，一个既对里又对外，可以有所作为。我将对内牌子高高举起，吓唬吓唬胆小的，工作着力点放在了法律事务。但对法律事务我是外行，薛原同学正办得一个律师事务所，于是找上门去投师学艺，商定择机委托薛大律师办几个案，我陪同代理，我陈述事实，他侧重法律适用和辩论。

说曹操，曹操就到，案子来了，青岛黄岛区某有限公司因工程合同纠纷将我公司起诉了。经一番操诈，将案子委托于老薛的事务所代理。案子由黄岛区人民法院管辖，老薛决定不坐火车，开他的车，一路顺便转转，来回费用我们负担。经请示领导，同意此方案。一路我们看了赵州桥，游了曲阜，爬了泰山，专门看了虫二两字，据说郭沫若先生解读为“风月无边”。到达黄岛后通过参与庭审，直接感受了庭审的过程与氛围，通过双方代理人的交锋，加深了对法律的理解。但在黄岛金沙滩海水浴场，海浪将我的眼镜冲走，让我难受了一阵子。

以后又委托老薛办了几个案子，基本明白了办案程序，明白办案先打程序，一是管辖，一是时效。实体主要是打证据等办案技巧。案子又来了，标的不大，我公司为被告，经了解，事实无大出入，但诉讼时效可能有问题。我决定亲自出马代理此案。案子由南城法院管辖。庭审时我揪住了对方的诉讼时效问题，请求对方举证时效中断，对方举证不能，法庭判决对方败诉。对方提起上诉，太原中院维持一审原判。

只当被告不行，我决定主动出击当原告，敢于亮剑。经调查瞄准了永济化肥厂，时效未超，结算完整，证据齐全，欠工程款达340万，属高院管辖，对我有利。于是向高院提起了诉讼。庭审以和解结案，为便于执行，我们对利息和诉讼费作了适当让步。此案后便在我的任职后面加了个括弧，什么什么级。此案前期执行比较顺利，到后期由于化肥市场不好，经商定以化肥抵债，车皮他们联系，化肥按出厂价计，但须由我方联系买家。与河北安国联系了一家，但他们无法全部消化，于是我联系了在吕梁党校工作的白营科同学，在价格上适当优惠。营科动员了他弟弟参与此事，终于将分给他们的化肥消化完毕。在此我要向营科兄弟二人表示感谢。

本世纪初，公司经营困难，上级主管单位借机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全员下岗，竞争上岗，上级只任命党政正职，由他们分别组阁党政班子。一夜之间沦为下岗职工。新班子组成后，下级班子相应进行调整，我被任命为第一公司书记。

我到了新岗位后，马上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2001年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形成的工伤问题至今尚未处理完毕，伤者已形成高位截瘫，拒不接受公司依法作出的工伤处理意见，不出院，其妻子隔一周就将人推到单位，经理无奈批一笔钱走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我一到任经理就将此事交待于我处理。

我经调查了解，伤者已成了其妻子向单位要钱的筹码，通过闹事付钱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启动司法程序，提请劳动仲裁委仲裁，对方不服就会向法院起诉，且国务院制定的,《工伤保险条例》将于2004年1月1日施行，有关条款与现行的部门规章有别，对企业不利。经经理决策提起劳动仲裁。凡仲裁裁决的，我们全接受。

劳动仲裁裁决后伤者果然不服，向小店法院提起了诉讼，并经二审再审等程序。终于终止伤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干扰，还公司一个稳定的环境。后来此案变成了一个信访案，云公民、柳遂计均作过批示，则另当别论。

在第一公司工作期间，我对其历年陈案作了处理，该起诉的起诉，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2013年，根据集团公司规定解除职务，退二线。2018年2月正式退休。

参观考察北京鸟巢，后排右五为马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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