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时的作者
杨治平，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1962年生于襄汾县北古县村。1982年9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临汾市（地区）市直机关工作。2001年后历任蒲县县长、县委书记、曲沃县委书记、临汾市副市长；临汾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工会主席。2020年任现职。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多篇。1980年代两次获山西省社科（类）成果奖。2005年出版《立足乡土的经济学思考》。
原题
花甲回望，我16岁的那一年
曲折大学路
今年对我来说真巧。我是1962年生人，正好60周岁，人生度过了一个花甲，恰好又碰上母校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我从大学毕业40周年。我上大学时的年纪，算起来只有16周岁。当年觉着自己不小了，是个男子汉。现在回望，还真是个毛头小子。我生长于襄汾县北古县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晋南农村，我是地地道道的村里出身。上大学前，学习工作没出过村（如果要算出村就是高考前到公社中学复习了2个月）。当年我一开始升学的目标是考中专，阴差阳错，考了大学，还以较高分上了山西大学。据说刚刚恢复高考那两年，大专以上的录取率只有5%，大学本科录取率只有2%，优秀学子很多。我能上大学，感觉如一场梦。我的高考，说起来一波三折。出现波折的一个原因，是我上的高中不伦不类。名字叫“农业中学”，当年冦以“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总之不属于正规高中。我们村是七年制学校，当时是春季学制，即一个学年的起点从这年的春天开始。我从1969年过完春节开始上小学，一口气读到1975年底，算是初中毕业了。以往我们初中毕业的学生，只要自己愿意，政审不出问题，经过简单考试，一般都能到公社中学上高中。轮到我们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些年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可是挂着“读书”的“名堂”反而多了起来，比如“农业大学”“学习班”“读书班”“科研班”之类。一些“名堂”形式和内容背道而驰。这些变化影响到我们。记得一位伟人说过：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人的行为，无不踏上时代的烙印。当年公社要办农业大学，大队相应要办农业中学。可是，办农业中学要有条件。我们村那一带，许多大队因为初中毕业生人数太少或师资力量薄弱办不成。我们村的情况“似乎要好些”。我们村是襄汾县较大一点的村子，当年有“两顶桂冠”，一顶是县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革委主任（相当于县长）长期在我们大队蹲点包队；另一顶是，村里的七年制学校被授予“临汾地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十杆旗之一。如此原因，县教育局选定在我们大队成立农业中学（景毛公社当时定了北古县、陈郭两个大队），正好从我们开始。我们公社，终究由于各种限制，没有办起农业大学，维持了原来的公社高中。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们不能到公社中学读书了。农业中学顾名思义主要是农业劳动。许多人认为，这与回到生产队劳动区别不大，还少挣工分，大家一哄而散回家了。我们回生产队劳动两个多月后，学校与大队联合召集我们的家长开会，其实是关了“禁闭”，谁答应自家孩子上“农中”，放谁回家。那次是我母亲参加的会，她老人家答应了我。当时我是被做工作的重点，一个是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里的班（排）长，二是我的父亲当时已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村长），我不上农中影响较大。就这样，我们大队的农业中学上道了。尽管如此，班里的人数还是从42人减少到21人，一半同学回到了生产队。我们上了两年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怎么办？上级只有原则要求，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教学大纲，更没有因此加强师资力量，纯粹是学校自己探索。我们在此期间，一周除星期天外，按6天分配，大体是三天劳动，三天在课堂上。同样是劳动，我们与大队社员的劳动有区别，叫劳动课，其实也是干活。只是我们干活，一方面听从大队安排，既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也称学大寨工地）的劳动，印象深的是“改河治滩”和“深翻土地”；也参加抗旱清淤和抢收抢种等农忙劳动。另一方面，按照学校要求，经营管理学校在“寨子”里开办的一个十多亩地大的“五七农场”和在学校北殿后开办的以翻砂铸造为主的“五七工厂”。当年学校开办的农场和工厂，所以冦以“五七”字样，主要是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最高指示发布的时间是1966年的5月7日。大队和学校没有劳动任务时，我们通过自愿组合，按照农机、铸造、木工、棉花栽培等小组进行专业技术的“科研劳动”。我们的劳动与学校其它班级的劳动也不相同。我们的劳动时间长，相对要“苦重”些，可以计工计酬，但执行的是妇女劳力标准。我在农中时继续担任班长，也是同学们劳动的计工员。
农业中学在课堂上的时间分配，一部分是政治学习。印象深的是学习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和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外也搞政治大批判。一段时间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段时间是批判“四人帮”。我们按照培养“新型农民”的目标，还开设了与生产劳动有关的专业课，记得学过农机原理，学过化肥、农家肥的制作技术，学过棉花的密植栽培，等等。高中的文化课也要学，但时间少得可怜。学校开设了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课程。政治课结合政治学习和大批判进行。语文、数学课没有上级印发的教材，主要靠任课老师参考公社高中课本，结合我们的实际，每个学期编辑油印一本小册子。公社中学开设的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我们统统取消。记得开过英语课，也只学了几次就停课了，倒是学会了一首英语字母歌，记住了26个英文字母和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语文课学过几篇印象深刻的文章，比如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海燕》等等。数学课开了高中课程里的三角函数，此外就是学习了华罗庚的优选法，记住了0.618这个优选数字。那两年，我们关心和自豪的是挣工分。我们参加劳动虽然是按妇女劳力标准计算工值（一个工记6一8分），一年下来也能挣到1000一1400多工分。工分转回各自的生产小队参加分红兑现。按照我们大队四个生产小队的分红水平，养住一个人，大体800一1000多分就够了，这样算下来，我们每年还能挣到比较多的剩余工分。到了1977年底，我们农业中学该毕业了，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的启动，教育战线开始“拨乱返正”。村里学校低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没有继续我们的路子上“农中”，他们被允许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上高中，成绩好的到了临汾地区第一中学。我们成了村里空前绝后的一届农业中学学生。时代就是这样捉弄人，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奇葩。
奇葩的事情还在继续。没想到的是，县教育局把本该给我们发的农业中学毕业证，干脆发成了正规学校的高中毕业证，我们名义上又成了村里七年制学校唯一出过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发证时间到了1978年的1月，那一年，农村学校的学年结束时间从冬季调整到夏季，我们被算做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一变化使我们五味杂陈，尝到了升学之路的酸甜苦辣。名不符实的高中文凭和刚刚恢复高考的政策，使我们有了考大学的机会。但对望而生畏的高考和有自知之明的我们，主观上并不想考大学，而是想考更容易的中专。最终，“应届高中生”的身份，“逼迫”我在1978年高考时进行了“惊险一跳”，演绎成我人生的喜剧故事。1977年，国家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下发时间是在10月份，考试时间是当年的12月底。到了我们要参加考试的1978年，国家把高考时间调整到7月份的7、8、9三天。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半年的备考时间。但是，我一开始并没有做高考准备。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恢复了中考。当年升学政策与后来不一样，分为报考大学和报考中专两个渠道。报考大学就无缘中专。也就是说，报考大学如果名落孙山，上中专也不可能了。有人说，可以下年复读呀？我的家庭又不允许。这样一来，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对我成了两难选择。我父亲是一个看问题比较现实的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小我6岁，一个小我15岁，家里需要我尽快回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在确定报考方向时，父亲明确告诉我：只能给你一次考试机会，就这半年时间，无论考什么学校？考上走，考不上回村劳动。我深知这不是激将法。后来大人就此事解释说，如果你一次考不上学，多年复读，你的弟弟长大了也学你的样子，会明显加重家庭的负担。当年在我们村，像我家这样要求孩子的例子不是个别。那个时候，农村相对城市困苦得多。除了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一客观因素，国家搞工业化积累执行的是“剥夺农民”的政策，通过户籍、就业和票证制度，形成了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我们，大学毕业和中专毕业以后的去向，从解决城市户口和谋到有体面工作的角度看，没有本质区别，无论大学和中专，只要能顺利考上就好。从当年升学考试的难易程度看，考大学比考中专难了几个量级。我们作为村里学生也看得清楚，考试最有竞争力的几类人，大都选择了报考大学：比如“文革”开始时的老三届毕业生；我们学校的老师；县上和公社机关有些文化的干部；年龄长于我们，早已进入社会，却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青年；还有我们同学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分子，等等。在我们选择考试方向时，1977级的高考录取名单已在社会上传播开，我们有的老师也落了榜。那一年的高考，襄汾县虽然在临汾地区成绩算好的，也不过小几十人。在我们村周边，十里八乡没有考上几个大学生。从我的情况看，也对高考信心不足。我们虽然有高中毕业证，但基本没有上过高中课。即使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文化学习就被“四人帮”严重干扰。小学阶段遇到“学张铁生、交白卷”，许多课程结业考试都改成了开卷，学生照着课本抄就行；初中阶段又经历了“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搞得老师都不敢严格要求学生；我们作为农村学校，无论哪个阶段，许多老师都是民办性质，几乎是小学毕业教小学课，初中毕业教初中课。小学5年，一位民办老师一个人给我们代了3年全部的主课。有一门课，一位老师5年“一贯制”代了下来。记得一个时期，班主任老师的母亲在临汾医院看病，需要他照顾，他代的语文课干脆就交给了我。我是班长，语文成绩也好，他交代了需要背诵、听写和温习的课程内容以后就离开了。初中阶段是我感到比较规范学习的两年，那是1974年和1975年，一方面是社会上重视读书学习的氛围出现回暖，后来说成是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另一方面是遇到了公办老师王玲玲（她后来到县城学校当了小学校长，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柴静的母亲），“文革”前襄汾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刘希聪等好老师。感觉还是学了一些知识。到了“农中”阶段，对照规范的高中课程，我们学到的知识少得可怜。
对于高考和中考，我们看过考试大纲，明白高考对应的是高中知识，中考对应的是初中知识。我所以坚定报考中专，也与失掉提前参加1977级高考机会有关。我们“农中”班同学，按文化成绩论，排在“第一梯队”的共有5位同学，其中两位报考了大学，我们3位报考了中专。报考大学的两位恰好是代表我们班提前参加了1977级考试的同学。想必是他们提前进了高考的考场，减少了对高考的恐惧。他们两位能提前参加高考，依据的是上级规定：一个应届高中班可以有两名学生提前参加高考。由谁参加？学校规定依据文化课考试成绩。当时进行了文化测评，我排到第3名，总分与第1名差2分，与第2名差1分。巧的是排在前面的二位同学，他们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是班里的班长，班主任李伯龄老师力主我参加，终究不成。记得李老师在班上为我鸣冤叫屈。也在当时，我已对高考心生畏惧，心思不在上大学。事情就此作罢。中专备考，我至今记忆犹新。相对而言，我们初中课的基础要好些，复习的资料也简单。中专考试共有5门课，即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我们备考的办法是把初中课本翻出来再学习一遍。记得物理、化学两门课程我学得滚瓜烂熟。对于数学应试，我感觉也很有把握，班里几次模拟考试都是满分。语文学习本身是我的强项，政治复习也感到稳操胜券。总之我对中考信心满满。就在这个时候，县上针对我们的考试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好像一位作家说过，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讲得真是不错。只是这座山一般说来会把你压得粉身碎骨，但也有可能，让你迸发出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巨大潜力，成为攀登高峰的“垫脚石”。清楚记得在1978年的“五一节”前，距离高考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临汾地区计划组织的两次高考模拟考试，已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也只有一个月时间，学校突然接到县教育局通知：应届高中生不能考中专必须考大学。后来才知道这是地方上的土政策。当年临汾地区对各县高考进行成绩排队，依据是大专以上录取人数。应届高中生全部参加高考，可以增加排队人数。但是，通知时间不早早下发，临近高考了才下，估计是哪个领导突然拍脑袋做的决策。这下可苦了我们不少人。
这对我们犹如晴天霹雳。准备高考的同学已经到公社中学准备了三个多月，时间已过大半，我们还在村里学校，一切要从头开始，感到有点措手不及。糟糕的是，我们又一次面临两难选择。假如报考大学，是报考理科还是报考文科？我们中专复习的重点是初中数理化，高考是要考高中数理化，对于高中课程，我们几乎没有学习过，这又不是短时间能补习到位的。考文科也行，可是高中阶段的历史地理课，我们在“农中”时与物理化学课程一样没有学习过。由于中专考试不考历史地理，我们中考备考时完全没有涉及。如此等等，使我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加之当时，我们已经感受到社会上“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白热化局面。我们参加高考要能达到录取分数线，不仅是我们自己，许多老师同学都认为是白日做梦！大家失去了信心。学校出现了如两年以前我们上“农中”时几乎一样的场景——复习中专的应届生同学绝大多数回家种地了。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父亲只给我半年时间的话风依然不变，现实又一次置我于煎熬之中。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回家务农心有不甘；隐瞒身份参加中考，不是我的性格；听上级话转向高考，希望渺茫。又是一次权衡！又是一次抉择！对我来说，其实摆在面前的选项只有后者。老师在劝说，我们也在自我安慰：希望渺茫不等于没有希望。这丝丝微弱的希望之光，通过不言放弃的顽强努力，也许会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来。当然，这需要决心、勇气、坚韧和行动。我的决心已定，参加高考！努力变不可能为可能。我们“农中班”几位一起复习中专又不轻言放弃的同学成了“患难兄弟”。我们一起转过来报考大学；一起离开村里读了9年的7年制学校到了公社中学参加高考补习班；一起开始了每周两次回家取馍（当年公社中学灶房只给学生提供蒸馏主食和简单的菜品及开水服务，偶尔也熬制玉米粥或小米粥。我们的主食几乎清一色是玉茭面或高粱面馍，也有少量的白面即小麦面馍。这些馍馍和作为主要配菜的咸菜，由学生从家里拿。为保持“新鲜”，学生一般一周两次徒步回家取，统称“取馍”），匆忙而又孤寂地往返于村里的家到公社中学所在地的乡间土路上（大约5华里）。与年初备考时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的艰难选择不同，多数同学轻松选择了理科，我们少数选择了文科。我所以选择文科，一则是我的语文基础自我感觉较好。二则是我们的历史地理课程虽然只有初中基础，但这两门课识别率高，容易自学，可以死记硬背搞突击。善于背诵是我少年时的一个优点。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之路的关键一步。
从那时算起到高考只有60天时间。当时的感觉像打仗一样。第一个目标是迎接30天后临汾地区在高考前进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这次模拟考试，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看成是应考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这30天我拼尽了全部力量。那个年纪，真是我“综合素质”的一次突出发挥。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再走些许弯路；我要下比准备了较长时间的同学更苦的功夫；我要持续地保持学习的高效率。在公社中学，一开始我的情况并不为辅导老师所重视，这一点正合吾意。
正常准备高考的同学，系统复习已经结束，转入重点复习和自习阶段。我们这类情况是班里的少数，跟着大家的课程安排走，实际上是旁听生的角色。如此一来，也使我有了相当的“自由度”。当时我的情况，“最大的风险”是不被班里的主流进度带偏节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依靠自学、自律、自我管理，完成每天的学习目标。我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到优质的、适合自身情况的辅导教材。我认真翻阅了学校老师给同学们准备的复习资料，通过关系找到了两套外地教育单位编印的高考资料。经过比较，选择了一套我认为既能紧扣高考大纲，内容又比较简炼的一套，作为我学习的依据。雷打不动，紧扣不放。回头想来，做好这一前提工作，明确学习的思路，对后来能出好成绩十分重要。我进行了适合自身情况的“大胆取舍”。时间已不允许我完整系统地复习。鉴于我已有一个时期中专备考的基础，其中的三门课对考文科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我把它作为高考备考的一部分统筹安排。我在语文课上投入的精力极少，数学课也只复习在农中时学习过的属于高中课程的函数部分，政治课重点是时事政治。我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从零起步，占分比例较大，容易提高成绩的历史和地理课程上。我做了比较周密细致的学习计划和时间安排。迎接临汾地区第二次模拟高考只有30天时间，分为四周，前三周突击高考大纲中以往从未涉及的部分，完成一轮备考。最后一周，按复习资料，把5门课集中学习巩固提高一遍。
在我至今刻骨铭心的高强度努力下，我一个月后参加临汾地区组织的第二次高考模拟考试，取得了公社中学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我大感意外，许多老师同学也很吃惊。学校把全体同学的成绩，用大红纸在公社所在地的大街上张榜公布。我们公社中学虽然是一个普通中学，但是，教学质量排在全县前列。据老师讲，我这一成绩在全县也是靠前的。我由此信心大增。又过了一个月，正式参加高考，取得了襄汾县第9名的优异成绩。经过报名、体检等程序，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我的考试分数，在大学班里处于偏上游位置。我当年的高考在公社中学被称为奇迹。全县类似于我这样的例子也极少。据说我成为学校老师激励后来同学高考备战的典型。我这里讲这些，不是讲我有多聪明，其实在村里的学校，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天资聪慧的那一位。就文化学习论，我的成绩也只是偶尔为班里第一。
作者为左边第五位
高考时，我能取得那样的好成绩，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当年高考的出题范畴，对应了我们在“文革”中所受教育的程度。难以设想，如果当年的高考考题难度提高些，标准对应规范意义的高中课程，我的成绩恐怕就是不堪的了。我后来知道，我们大学班里一位老三届同学，高考成绩几乎是满分。参加高考时，他们高中毕业已经十多年时间，考分能如此之高，当年的考题显然发挥不了他们的水平。再迟我们之后三五年，高考试卷的难度又明显提高。我们当年的考试，相对而言还是简单得多。另外，上级规定，当年的外语考试，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考分不计入总分，这对只会ABC简单字母的农村孩子，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当年我们能考上大学，一方面感谢中央的决策层，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具体组织考试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对考生情况细致入微、实事求是的把握，就不会有我们当年“考上大学”的荣耀。第二：在当年备考时，那样一种松散管理的状态下，我从小做班干部培养起来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按照目标管理好自己，起了很重要作用。在高考备考的那两个月，我精准突击了可以提分的课程内容，把学习计划控制到非常适合我状态的地步。在小时候“批林批孔”时，我记住了一句话：“克己复礼”。知道人生做事，克制自己很重要。那时，我把每天学习的内容，按照实际效果，划分开时间段。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然后，该背诵学习什么，该逻辑演算什么，该巩固提高什么，有条不紊进行，直到晚上9点准时上床休息。一天一天下来，一个周期下来，感觉学得很扎实。此外，我还把自己的独立学习和需要向老师同学的请教帮助，妥善结合了起来，发挥了个人自学和集体备考两方面的益处。第三：我们上学的年代，虽然是国家教育战线的动荡时期，教学秩序破坏得很厉害，但是靠平时的日积月累，还是学习了一些知识，在高考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当年知识的来源非常杂乱。有来自书本课堂上的教育，有报刊杂志和课外的学习，有生产劳动的知识，也有从被批判的反面教材中获得的学问。当年考卷中的一些考点也很不确定，完全靠集中复习可能也抓不住。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日积月累。比如我们零星的儒学知识，就是在“评法批儒”中获得的。各种大批判，都要抓“反动本质”，这实际上是文章中心思想的归纳，当年的语文考卷，有一道大题是“文章缩写”，这种形式，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有总结归纳文章中心思想的训练，这道题答起来，其实很顺畅。尽管我高考备考只有两个月时间，但是中专备考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在这两个月里，我用在语文和数学上的精力极少，但这两门课都考了55分以上，这在当年已经不算低了。我高考那一年，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录取学生要卡数学分，取档标准也只是40分。数学课当年对我是“短板”，但比较而言，“短板”也不算太“短”。第四：“文革”对教育工作的影响，最大的问题是搞得学校不像学校，普遍失去了安定的教学环境和稳定的教学秩序。相对而言，城市学校甚于农村学校。这种因社会倒退而出现的“城乡教育差距缩小”，对农村出身的我们，反而是一种“幸运”和“机遇”。尽管它是“苦涩的”。面对突然恢复的高考，对于我们，有了一个与城市学生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其一是，在“文革”时期，城市学校的“革命”氛围更浓，一个直接后果是不少优秀老师从城镇学校“发配”到了农村学校。相对而言，农村学校的情况要好些。我们村的学校建在一个原来叫“善慧寺”的寺庙里。在“文革”初期，学校里的佛像被“红卫兵”彻底捣毁。但从我们上学的1969年后，情况就稳定了下来。即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贫协”代表进住到学校，学校管理权也基本掌握在校领导的手里。从全县而言，我们村里的学校还是集中了不少比较优秀的老师。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两位从临汾城和县城转来的同学，这在昌平日久的年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其二是，城市学校不像后来，许多优秀学生过度集中在那里，反而是“均衡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学校。在我们初中阶段，我们村的学校，是包括周围堡头、吉村、西郭、董村共四个生产大队的联村学校。我们的学校里，后来出了不少的优秀人才。其三是，学校的教学设施，包括教室、器材、用具、文体活动等条件，在那个年代，城镇学校不比农村学校有很大优势，许多教具与农村学校一样简陋，基本都是手工制作。这样一来，我们读书的环境，就与城市学校处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
如此等等，在国家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大大减轻了来自城市学生的压力。时代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我的情况在我们村里的学校不是个例。从1978年到1982年，我们村考入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多达50余人，在周边产生轰动，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我们考入大学后好些年，县城的孩子，包括不少的干部子弟，通过关系转到我们村里的学校读书，成为当年襄汾县教育界的一个奇葩现象。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景象。几十年后，我们村的学校跌落到不堪的地步，没入到历史长河短暂辉煌之后的漫漫长夜之中。在当年，在我上大学的班里，共有120名同学，分为历史、考古两个专业，最大的同学比我大了16岁，年长我“一倍”，平均年龄也比我大七八岁。全班应届高中生共有6人，1962年出生的3人。在这3人中，我是唯一来自农村，也是唯一从中专复习生转过来考大学的。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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