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丨王廷华：不负青山，换回苍穹，再苦再难终有她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廷华，1954年生，山西省保德县人，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忻州地区行署办公室任干事，1986年9月调到忻州地区人大工作联络组，历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1撤地设市后被任命为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2014年9月退休。

原题

艰难曲折大学路

相濡以沫夫妻情

作者：王廷华

一、艰难曲折大学路

我是1954年生人，1960年，我七虚岁时，父母便把我送进村里的小学，到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便参加了初中升学考试，成绩也达线并被录取了。但等到秋天开学时，我却没能进入初中，为什么呢？原来那时上初中，需要把户口和粮食关系办到学校，而我们村里不给办理，阻断了我的升学之路。

我的老家在保德县南河沟乡白家沟村，1966年恰逢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由于多年担任村干部，村里人造他的反，我也跟着受到了牵连。因此，1966年秋天我无学可上，停学在家。为此我父亲很生气，于是举家搬迁，1967年冬天，我们搬到了本县东庄墕公社化岭塔村。

次年，我也到了东庄墕完小六年级补学，1969年学校改成了七年制学校，我于是升入了七年制初中的六年级，加上在白家沟念的小学六年级，正好是三个六年级。

搬家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化岭塔村是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人居住在一条南北方向的斜坡上，住的几乎全是土窑洞，由于年长日久不堪重负，68-69两年，发生了两次山体滑坡，造成五户居民住的窑洞坍塌，二年间死亡八个人。特别是第二次，我家住的院里，黄土塌了半院，门都没法开，只能从窗户上进出。

这种情况之下，父亲赶快联系再搬家，恰好老家换了村干部，这样1969年冬天，我们又搬回了白家沟村，我又在白家沟七年制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1970年底，我七年制学校毕业，该上高中了，但那时已实行学校和村里推荐，村里一些人还想给我设置障碍，让我上不成高中，被我们七年制学校的校长顶了回去，校长在公社开的会议上说，王廷华同学是我们公社最好的学生，只要有一个上高中名额，就非他莫属，再有第二、第三个名额，才能考虑其他人。这不是校长偏袒我，而是我的学习成绩证明了一切，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师范，我一直名列前茅。

就这样，村里少数人的算计终于落了空，我顺利地进入南河沟高中。

在东庄墕上学期间，因离家十里，就住校读书，也就是现在的寄宿制学校。当时学校的厨师是一个老太太，生活用水得学生自己担，而且担水特别远，大概有一公里，我又正是长身体的时期，消化非常快。吃完饭担上一回水，便饿了，但又没有吃的，只能忍着。

在南河沟上高中期间，当时规定，高中学生每月33斤粮，也就是一天的口粮只有一斤一两，这点粮对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吃，常常晚上饿醒，家境好些的同学，从家里拿上炒面冲成糊充饥，家境差的没有补充，只能饿着。

两年后的1973年一月，我们高中毕业了，但那个时代，没有高考，要上学得靠推荐选拔，高中毕业的我就回村进行劳动锻炼。1974年春天，县里在各公社新设立水利员，同时公社也想找一个写材料的，我就被选到公社当了水利员，先暂停了学业。

但转机马上就到了。

1975年夏天，一年一度的大中专学校招收新生工作又开始了，当时县里给公社分配了一个上大学名额，四个上中专的名额，上大学名额被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占了，我和其他3人占了上中专的指标。县教育局考虑到为县里培养一批好教师，就把我分配到五寨师范学校读书，于是1975年秋天，我来到了五寨师范学校上学。

那时的师范所学课程和我们高中的课程大同小异，因此我说是上了两遍高中。

上了五寨师范以后，生活虽然不受饿了，但又是另一种艰苦，那就是寒冷。五寨地处晋西北，冬天气温低，大多时间是零下20多度。晚自习到了九点左右，人们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穿上大头皮鞋，尽管全副武装，还是冻得人坐不住，教室里一片跺脚声。有的同学到了冬天，耳朵手背就有冻疮，流黄水，实在可怜。

但即便如此，那个年代的我们也没有放弃求知的欲望，因为生在黄土高原，不学习，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我们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出路只有学习！

两年以后，到了1977年夏，我师范毕业了，满以为读书的事，这辈子也就到此为止了，回县里当个中学教师，教好书，育好人也不错。但五寨师范让我留校，所以秋天开学时，我又回到了师范，当了语文教员，同时兼管广播室，负责每天放高音喇叭，引导师生做广播体操。

那年没有招收新生，地区教育局便利用赋闲的教学资源，在师范办了两个各县中小学教师培训班，我给语文班当班主任，为进修的老师们跑腿服务。但在就要放假时，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还有机会上大学，于是马上跑到学校教导处报名。

当时的教导处贾老师告诉我，按往年的规矩，师范毕业生要在工作二年后才能报名，今年得请示地区教育局。在焦急地等待两天后，贾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国家今年恢复高考，广开才路，我们可以报名！这样我如愿完成了高考报名，进入紧张的复习备考阶段。

一个月以后高考正式进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的考场安排在五寨县中学，两天时间，四门课程，非常紧张。

考完后就放假了，我便先回老家过春节，过了元宵节后，回到学校，不久后就收到了高考达线的消息，于是马上进行填报志愿，体检等工作。最后我成功被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8年3月18日我从五塞坐火车到太原报到，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二、相濡以沫夫妻情

我妻名叫杨改玲，是和我老家相距仅十华里的一个村子，寨墕村人，与我同龄。我们相识于1974年，那时我在白家沟公社当水利员，虚岁21，那年秋天，我们公社有一个村子群众反映村干部有经济问题，所以公社组织部分干部去该村查账，调查事情是否属实。

一天午饭后去该村碰见一个在其它公社工作的干部，是我父辈的友人，他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便给我介绍了杨改玲。

事后回家，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父母正在为我的婚事着急，同年腊月，便让我跟随父亲到她们村相亲，我拖了两天，到腊月二十五，才和父亲去了她们村，与她见面。当时不置可否，等她和她父亲来我家看了一回之后，已经马上过年了，七五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三，我父亲又去她们家走了一回，把亲事订了下来。从此，两个人开始相互了解、熟悉。

1975年秋天，我上了五寨师范学校，她就在家等待。1977年秋天，我从五寨师范学校毕业，留校工作，双方家长都想在这年冬天或是来年春天把婚结了，这才名正言顺，也算花好月圆。但谁也想不到，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因此要高考结果出来后才能决定结婚的问题。

1978年，我上了山西大学，她继续等待。此时，社会上风言风语，说我上了大学，一定会变心，要放弃她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工作的对象。放假回家，她就想方设法试探我的态度，想得到一个正面的回答。我告诉她“你不负我，我便不会负你”。

她设法提高自己，先是在我的两个高中同学门下上了一年的社办高中，后又参加县里在她们村开展的学大寨水利工程，当了一名农民工，为工作的事奔波。因表现积极，两年后被安排当了一名合同工，先在县农机厂，后调到县粮食加工厂当了工人。

还是有一些多事的人凭空猜测，说我们的婚姻要黄了。当时因上学或发达后抛弃原来对象或配偶的事情太多了，人们认定我也要做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尽管我对陈世美的所作所为素来十分鄙视，非常反对，但口头上依然说“你不负我，我便不会负你”，以便对婚姻有所掌控。

1980年春节前，我们领了结婚证。当年，大女儿出生。以后看着孩子明亮的大眼睛和灵巧的嘴巴，活泼的身影，我便一门心思只有爱她们母女二人，照顾这个家。

1982年春，我山西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忻州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此时此刻，双方家长和我妻都想尽快举办婚礼，当家里和我商量此事的时候，我说办婚礼，不邀请亲朋好友参加没意思，可请吧，你家孩子都三岁了，还请人，别人会说你纯粹是为收钱，我看还是不办的好。其实之后这种事比比皆是，我却迂腐到那种程度。因此，我们夫妻二人没办婚礼，就这样把日子过了下去。

1983年冬天，单位给解决了我妻子户口的农转非问题，第二年我妻便来到忻州，结束了我们两地分居的生活。同年底，单位给我们分配了一套使用面积30多平米的小宿舍，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正经的家。

1986年9月，我的工作调到了新成立的地区人大工作联络组。日子到了1988年秋天，我的高血压病第一次发作，到地区医院一量，高压180，低压110，从那以后，我开始天天服用降压药，但那时的降压药效果并不好，且不稳定，更要命的是给我治疗的大夫告诉我一个错误的理念。他说，像我这个年龄的血压只要保持在150--100的水平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说法，这个数值只是高血压发病与否的一个临界值，且极不稳定，所以每年的春夏之交，我们都提心吊胆，临渊履冰。

就这样，到了1994年，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年4月，我突发脑血栓，在地区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以后，回家休养。这样本就因我的病情提心吊胆的我妻，心情更加紧张，成天关注着我的病情变化。

1995年，忻州地委、行署决定为干部职工集资盖宿舍，当时要求的集资款是一户3万元，可以得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可我家只能凑一万元。为此，我回保德，找亲友和高中同学借了2万元，这才交齐那3万元集资款。之后，我妻一连四、五天睡不着觉，最后决定自己加工卖粉皮。

粉皮是一种晋北地区的小吃，以土豆淀粉为原料加工而成，配以适当汤料卖给食客。我家的粉皮不是在街上摆摊售卖，而是往饭店送，由饭店卖给食客。

由于我妻粉皮做得好，生意一直很好，就这样每年春、夏、秋三季，我妻都做着这个小生意，特别是到了旺季，每天凌晨三点便起床加工，做好后放家里，再去上班，等到把计件的活干完后，再把粉皮送到饭店。同时还要做好家里的一日三餐，照顾好我和两个孩子。

就这样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一个女人把本应该由男人做的事情扛起来，一边照顾生病的我，一边忙于生计。就这样，一干就干了九年，新房住上了，欠款还清了，两个女儿也大学毕业了，艰难的日子在我妻的一张张粉皮里终于过去了。这九年的劳累，使她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落下了腰椎尖盘突出的毛病，腰和腿不舒服，不能干重活，而做粉皮是个辛苦活，所以只好做罢。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的身体有所好转，工资也涨起来了，再不是当年的穷酸样子，退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养老金也多了，我妻终于可以安心地在家享福了。

这就是我和我妻47年的生活，可谓历尽艰辛，苦尽甘来，回顾这47年的生活，不由人感慨良多。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说我娶了一个好老婆，许多人当着我的面夸奖，赞扬，纷纷竖起大拇指，我本人也赞同大家的评价。

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娶了一个好女人，感谢她这么多年来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对我病体的照顾。这样的女人只有两个字配得上她，那就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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