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马承伟，重庆人，1952年出生。初68级中学生，1969年下乡知青，1971年到四川石棉县农机厂工作。1977年就读成都农业机械学院；1982年考取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去西南农业大学农机系任教。1991年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攻读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学位。1996毕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退休。
原题
深山荒野水利工程历险
为了改变粮食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擦罗公社决定大兴水利。我们几个知青正赶上了这场基本建设，我也就有了成为水利技术员的幸运机遇，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当时擦罗公社的耕地，大多是呈一定坡度的旱地，梯田仅有很小一部分。那些旱地，不仅贫瘠，而且灌溉难于保证，因此作物产量很低。如兴修水利，改善耕地灌溉条件，改一些旱坡地为梯田，就可以增加产量较高的水稻种植比例，则粮食生产能力可以显著提高。从福龙大队往南的大山深处，越过几条山沟和山梁的地方，有一条终年流淌的小河沟，是南桠河的一条小支流。如建设一条水渠，从这条小河沟引水，可以给福龙大队以及上游的山河大队的几个生产队提供灌溉用水。这条后来被称为“山河大堰”的水渠，记得大约长达二十公里左右，要跨越几条山沟和几道山梁，对于擦罗公社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工程。我们来到擦罗公社的时候，渠道线路的勘测、水利技术员的培养已提到计划日程。大约是在10月份左右，也就是我们下乡后的半年左右，我接到公社的通知，我和周林刚——山河大队的一位农村青年，我们二人被选定为山河大堰建设的“水利技术员”人选。即刻派往水电局，参加全县水利测量技术员的培训。
水利训练班，前排左一马承伟，左三李清源（教员）,第二排中周林刚，后排左一徐富林
这个训练班集中了全县各公社派出的十名青年，由水电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教师。主讲教师是李清源，他后来出任县农机厂负责人（我和李志华后来也进了县农机厂），后来又担任了汉源县委书记、雅安地委和政府的负责人等职务。指导教师还有赖正刚等人，他就是石棉中学的那位因扑打山火而牺牲的小英雄赖宁的父亲。大约十天左右的培训，主要学习使用水准仪和测量渠道高程的方法。然后分二队奔赴农村实习，其中一队由李清源带队赴擦罗公社的山河大堰进行渠道线路测量的实习，我和周林刚参加的是这一队。我们以渠尾的福龙大队堆金堡生产队作为测量的起点，经过山河大队的地界，向渠首的小山沟方向，一边开路，一边测量和打桩标记。公社配备了七、八名社员，带着斧头、砍刀、锄头等工具，负责开拓测量的通路。我们则在山坡上，每隔二十米打下一根木桩做标记，然后测定木桩处的高程，以此为基准，确定水渠的高度位置。
野外测量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比起在地里的农活那就算不了什么了。学习使用仪器和对水利测量工作的新鲜劲，野外的山林风光，密林之中的静谧和神秘的氛围，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大家工作得非常愉快。第一天，我被确定为第一个实习操作水准仪的测量员，一站一站地往前测。测定到达当天的最后一站后，作为一个校核测定正确性的手段，要再一站一站地往回测，回测到出发的第一点，最后回测的第一点高度，要与出发时测定的相吻合，误差需小于几厘米。第一个操作的人员开局的工作是否合格，会影响整个培训实习过程，所以工作的心情是紧张的，操作仪器和读数都非常小心。最后我测定的误差大约是二厘米左右，符合精度要求，兴奋的心情如同考试获得了高分一般。以后几天内各位学员的实操成绩也都不错。十天左右以后，水渠测量实习结束，我们也就“毕业”啦！大家在渠首的山沟水流旁，簇拥在一起，留下了野外测量工作的愉快记忆。
水渠在当年冬季农闲开始的时候，大约在11月份开始动工。虽说受益的主要是福龙和山河大队，施工人员主要来自这两个大队，但别的大队也有少数人员支援，共二百人左右，各路人马云集于堆金堡，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工程从水渠的渠尾开始向渠首方向推进，以测量时留下的木桩高程为基准，先在山坡上相当于渠道顶平面的高度，开挖出宽度约三米的平地，看起来似在修筑一条道路。计划待全线完成后，再往下开挖渠道的沟槽。开工那天，热闹非常，大家情绪高涨，但万没想到因施工秩序的混乱，酿成了巨大的悲剧。谁也没有施工组织和安全的常识。一上工地，大家一拥而上，分散在一百多米的长度上，各自为阵，挖土的挖土，打炮眼的打炮眼。为提高施工效率，那时较多地使用了炸药，不仅用于炸掉沿途的岩石，也在土坡中开洞，填入炸药，用爆破的方法，掀掉和松动土层，方便后续推挖出渠道顶面。但是如何放炮，完全没有章法，问题就出在这里。我那时所在的一个小组，遇到一处较为硬实土层的山坡，于是就动手从地表往里开掘一个直径约四十厘米的土洞，往里填装炸药。其他小组情况也都差不多，有些小组遇上了一些岩石，更是忙着打眼挖坑装填炸药。炸药装填好后，大家都急不可耐地就要点炮，于是招呼各组散开。可是，我们这组居然只退到离炮口仅三四十米远的地方，面对着洞口，没有任何遮蔽，眼睁睁地看着炮口轰然炸开，铺天盖地的土、砂石迎面而来。幸而是土炮，爆炸还不算猛烈，一声闷响之后，尽管砂石、土簌簌地落满身上、头上，但还未有人受伤。可是就在那时，离我们稍远一些的石炮也开始炸开。那些石炮，因是硬碰硬，爆炸异常猛烈，炮声震耳欲聋。突然，从我们头顶上无数石块急速地飞越而过，其中有一块较大的石块，估计大约比一只鞋子要大一些，从我们头顶上仅二三米高度处飞闪而过，落向背后的山坡中，令人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正在庆幸还算平安无事时，突然，背后的山坡中有人大叫“砸到人啦，救人呀……！”急忙赶去，看见有人正扶起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工，那人已昏迷不醒，肩上已鲜血淋漓，身旁就是那块比鞋大一些的石块。赶紧让几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把那人背下山坡，可是仅背出一二百米远的距离就不行了，见大家把那人放下平躺在坡地上，原来是人已经死亡。突如其来的事故传遍了全工地，也震动了全公社。开工第一天就出现了这样悲惨的事故，全工地都停工了。事故让人警醒，全公社组织了一连几天的追悼会、反思检讨的会议，处理善后。公社的领导亲到工地给大家鼓气，并组织学习了安全生产常识，制定了安全施工规程。工程重新开了工，终于走向正常。从那以后，规定每天只能在中午或下午收工时放炮，需待大部分人员撤离工地后，由专人负责点炮，而且要对响炮进行计数，如出现哑炮，需要专人对哑炮进行检查、排除。血的代价使大家建立起了安全施工的意识，防止了以后更多的事故发生。但是，在险峻地形山野中的开山炸石和施工作业，本身就是充满危险的一项工作。随着工程的进展，无法完全避免各类事故的再次出现。我也经历了一次与硝酸铵炸药深度接触的冒险体验。硝酸铵是那时一种常用的化肥，可是，在一些条件下，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发生猛烈的爆炸。在世界历史上，硝酸铵造成的大爆炸事故很多，如1947年美国得克萨斯城港口的大爆炸，2001年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化工厂的大爆炸等等。文革时期，有一部名为《爆炸》的罗马尼亚电影，也是描写的一艘满载硝酸铵化肥的失火的货轮如何制爆抢险的故事，这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因此，硝酸铵也是制造炸药的原料，山河大堰的工程就用了很多。我对于硝酸铵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因为我曾经就在下乡前后的年代中，住在数吨硝酸铵的隔壁达十年之久。我母亲是石棉县供销社农资公司的职工，我们家的住宅与农资公司的库房在同一栋建筑中，一墙之隔的化肥库房中，常年存放着数吨硝酸铵，那是我母亲工作的农资公司经销的一种氮肥。但那时没有感到可怕的感觉，有时还会去库房中，把硝酸铵抓在手里玩耍。在没有山河大堰施工中制造炸药的经历之前，还不知道这种氮肥也可以成为炸药，更没能够预见后来真的会发生摧毁库房和我们那曾经住房的大爆炸。那场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975年，那时我已经从农村回城，到石棉县农机厂当了一名机床工。幸运的是，我们在一年前已搬离了那个与硝酸铵为邻的家，但母亲还在那个建筑中的办公室办公，我姐姐爆炸那天还去过那个库房的院子里。但又是幸运的是，爆炸发生在供销社职员下班后的夜间，那时库房的房间里只住了供销社的一位职工。
发生爆炸前的农资公司库房，我曾经的家就在图片中的右侧，摄于1973年
突如其来的大爆炸震动了整个县城，爆炸声震耳欲聋，那栋建筑和同院子的房屋顷刻间被夷为平地，附近的四川石棉矿工人俱乐部以及其他建筑，窗户被震坏。那位住在里面的供销社职工当场死亡。爆炸发生的当晚，现场围满了闻声而来的群众。乱哄哄的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喊道：“还有炸药！还要爆炸！”吓得现场人群慌忙沿街四散奔逃，黑暗之中，场面异常混乱。发生爆炸的原因没能完全查明。但库房里还存放有一些易爆品，如一种用于捕猎的“炮弹”（用野兽喜欢的食物包裹的易爆药丸，引诱熊等野兽咬食而被炸），以及少量工程用黄色炸药，推测是那些易爆品先发生爆燃，然后引爆了硝酸铵。但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我在擦罗山河大堰修建的工作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成天和硝酸铵这种炸药原料打交道。工程所用的炸药有二种，一种是现成的圆管状黄色炸药，由水电局提供。但很大一部分炸药是用硝酸铵自制，因为便宜。我和周林刚除承担水渠高程测量的工作外，这个用硝酸铵试制炸药的工作，也落到了我们的头上。那时年轻，无知无畏，一天到晚，一次次地把几十公斤硝酸铵放在一口大锅里，下面用柴火加热，使硝酸铵融化，熬制一些时间以后，冷却凝固，再粉碎碾细，与煤油、锯末等混合，就成为炸药。现在想起来，那个工作是多么危险。上面这些过程，熬制和粉碎碾细，以及拌和硝酸铵的操作，随时都有可能因不慎发生意外的爆炸。还有在工地上，装填炸药和引爆、排险等工作，无不充满各种危险。但顾不上害怕，因为在开初，炸药制成后，拿到工地去试用，结果不能爆炸。一次次的试验，所以一天到晚想的是如何把炸药制成，反而怕的是它不爆炸。在工地上一旦出现哑炮，还要冒险去把炸药扒出来查找原因。我很幸运，在那个水利工地工作的期间，虽然常与炸药打交道，但一直没有发生过人身安全事故。但是，我那位水利技术员伙伴周林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后来一次做爆破的准备工作时，一盒雷管发生爆炸，双眼和双手都被严重炸伤。经过治疗，总算保住了一定的视力和几只手指。山河大堰工程在后来几年的施工中，还相继发生过导致了数人死亡的几次爆炸和塌方等安全事故。水渠线路的开挖一天天显著进展。随着平整出的线路不断向前延伸，施工工地的自然地形，从较为平缓的山坡，逐渐变得越来越陡，为防止垮塌的边坡也越修越高，需要开挖运出的土石量也不断增加。后来更是遇上主要由岩石构成的陡坡甚至悬崖，就必须爆破。打钎凿洞，装填炸药就成了家常便饭。那时不用说是没有凿岩机一类现代的工具，打钎凿洞全靠手工，这是一项劳动强度大、技巧性要求高、危险性也较高的劳动。抡起大锤，要准确地砸在钢钎顶面仅核桃大小的地方，对抡锤人的熟练程度要求较高，否则大锤抡偏，会重重地砸在掌钎人的手上，造成伤痛甚至手的残疾。同时，抡锤对人的体力消耗也很高，一天下来，手臂和全身会酸疼得很厉害，对此我有了切身的体验。看过电影《红旗渠》的人，了解红旗渠工程的那种艰巨。山河大堰遇到的山崖当然与红旗渠之险不能相比，但也有类似险峻的地段。有时候，渠道线路经过悬崖，炮眼在悬崖上，打眼、填药和点炮，要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人从悬崖顶上用绳子坠下去操作。在那里抡锤和扶钎，都需系好安全绳，操作面很窄小，一不小心，会有工具掉落和人跌下去的危险。点炮时，点燃导火索后，要抓紧时间抓着绳子，在爆炸前爬上悬崖顶上，并隐蔽好。那时在悬崖上爬上爬下的危险、摆弄炸药的危险，都没有当回事儿。
从山河大队小堡子生产队看山河大堰（摘自网图），箭头处水渠的水流方向应为从左到右，但肉眼看感觉正相反
在施工中，我和周林刚还要不断使用水准仪校核堰顶平面的高度。这是一项需要很强责任心的工作，如果测量出错，就会导致工程返工或报废。个把月的培训，我们这二个测量技术员能否担当得起这个重任，一些工程负责人和社员还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疑虑在施工进展到一个山梁以后，终于导致了一次对我们的“信任危机”，工程几乎停工了几天。记得那是1970年元旦后，全县召开了一个农业方面的大会，我作为擦罗公社的知青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正学习了纵论国际国内大势、气势如虹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一回到工地，就听说工程“出问题”了。原来有一段水渠线路的走向，在现场看来，似乎呈现上游低，下游高的趋势，这样不是水要倒流了吗？其实这是人视觉的错觉，人眼对高低的判断会受特定的自然地形环境条件的影响，这在水电局的老师讲课时就讲过。这时必须以仪器的测量为准，不能被视觉错觉所迷惑。当时还有电话打到水电局，希望水电局来人检查。但水电局做了解释，讲人眼错觉的道理。我们作为水电局培养的“技术人员”，水电局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认为从我们的学习和实习的表现，完全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和处理。我和周林刚则一边反复向工地负责人和社员解释，一边架起仪器仔细测量复核，确认无误。我俩的从容自信和认真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终于赢得了信任，工程又顺利进行了。工地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施工人员都是自带被褥，分散住在堆金堡社员的家里。吃工地的集体伙食，米、玉米面是大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菜主要是青菜、土豆煮扁豆（四川称“四季豆”）之类的，肉食几乎没有。但那个年代只要能吃饱饭，大家就非常满足了。来工地施工的各大队人员，多是年轻人，热情活泼，工地的气氛非常活跃。大家边干活边说说笑笑，休息时，唱歌、摔跤，非常热闹。收工回到驻地，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唱歌作乐。我们三人，作为全公社仅有的知青，是很受大家宠爱的，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聊天、唱歌、玩“彝族式”摔跤，完全打成一片。有一段时间，青年们在工地上拉歌，我们几个知青成了争抢的对象。我那时才发觉，尽管只受过有限的几年小学和中学教育，但我们却比起农村青年要幸运得太多，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我们学过、唱过的歌曲的数量，令那些农村青年们惊叹不已。农村那时的文化生活，真的贫乏得很。记得一次开公社社员大会，有人提到希望青年们在会议结束时“表演几个文艺节目”。于是，我们几个知青，加上水利工地上的陈晓林等几个青年为主的“演出队”临时凑合了起来。陈晓林是我们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一位家在老街子的青年，人很聪明伶俐，有一些文化气质，在公社的众多青年中显得很出众。“演出队”现场商定了几支简单的歌曲，排队出场走走步子，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节目”，没想到居然大受欢迎。在大会散会时，社员们围拢来观看，会场周边的山坡上人头攒动，真的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想想也是，在无电视、无广播、无小说阅读，只有几个“样板戏”，还没有条件观看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如此，在今天真是难以想象。我在那场“演出”中，担任“报幕员”，从容放松、口齿清楚的报幕，意外地赢得了一片赞誉。还有一件令人记忆深刻的事，那时“赤脚医生”风行中国农村，扎针灸是赤脚医生常用的一种治疗手段。我们受此影响，也曾自己找来一些银针，学习扎针的技术。当然，不是那么认真，没有当成一件很正式的事，扎着玩而已。开始时是在自己身上扎，足三里、合谷等手、脚上的穴位，都扎过。我还很得意地给别人表演，从手臂内侧的内关穴位扎进针，银针穿透整个手臂，直至针尖将手臂外侧的皮肤顶起，让别人看得目瞪口呆。本是闹着玩的事，没想到在工地上有人看到后，就提出希望给他们“扎一扎，治疗治疗”。于是我们也就大着胆子，照着简单的针刺治疗法的小册子，试着胡乱给人家“扎一扎”。后来更没想到的是，人家居然说效果还不错。能为农民解除一些病痛，我们当然也兴奋不已。于是在以后工地休息的间歇，我们就有了更多实践的机会。想起来，那时农村人的生活贫困，医疗条件差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要是在农村多呆几年，我们几个人之中是否会有人成为业余有为的“赤脚医生”，也未可知。转眼就到了1970年春节，在擦罗公社社员的盛情邀请下，我们三人做出了不回家，在农村社员家去过春节的决定，尽管擦罗公社距离在县城的家也不过三十多里地。在工地上我们结识了龙家沟生产队以外、福龙大队别的生产队和山河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的好多青年。整个春节期间，我们就应邀到了他们各位的家里轮流做客。尽管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但所到之家，倾其所有，给我们的盛情款待，至今难忘。开春以后，农忙季节来临，水渠线路的开挖推进才进行到一半左右，但各路人马纷纷撤回。我和周林刚以及其他几人留下，要为下一个冬季的施工做准备。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修建施工人员住的临时工棚。第一年施工的工地离堆金堡村子较近，人员分散住在社员家里就可以了。但第二年以后，工地离村子已较远，已不可能住在村子里。所以，在余下的施工段中部的一个山梁处，找了一块稍微平整一些的地方，我们这些留守人员，需要在下一冬季来临之前，在这里搭建好工棚。工棚骨架采用圆木，墙壁用竹编。所以首先需在附近山林中去砍伐木材和竹子。在村里时就听人说过，上深山老林的砍伐，也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危险的劳动，的确如此。因为山林中往往地形陡峭，到处是坡坎、乱石，还长满树木、灌木和荒草、藤条，没有现成的路。一根碗口粗细的原木，五、六米长，大约也有一、二百斤，一人扛，在平地上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深山老林中，从那样的地方探出路来，要肩扛着几米长的沉重的木材，避开挡路碍事的树木、灌木丛、藤条等障碍，非常消耗体力。更粗一些的木材需二人以上合作扛抬，竹子则是将几十根竹子捆扎在一起，用肩扛或者拖拉回去。砍伐树木时，树木倒下砸伤人，或是在扛着树木或竹捆行走时，在陡峭的坡坎处失足跌下山崖，是常可能发生的危险。在晏如大队的那位汉源高中的回乡知青，就是在一次伐木的劳动中，被倒下的树木砸中而身亡的。从工棚建设地到砍伐竹木的山林，大概有不到十里地的路程，这在平地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在荒山野外，我们从那附近出发，到山林中找到合适的树木或竹林，砍伐下来，剔除枝丫，再扛、或拖拉回到工棚建设工地，需要花费一整天的劳动，那是非常劳累的一天。在那样的环境和工作中，我也慢慢适应了，当然不能与本就出身农村的年轻人比，但起码也可以一起进出山林，连拖带扛，搞回一些竹木来了。但是，我也有一次在深山老林中遇险的经历，一时惊动了许多人。那一天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与一起留守的人员象往常一样进了山，找好树木、砍倒、剃去枝丫。可能是动作慢了一些，同去的人扛着木头走在了前面，我一人扛着木头落在了最后，并且掉队的距离越来越远。不知不觉，前面的几人已不见了踪影。天渐渐暗了下来，肚子也开始觉得饿了起来，逐渐感到浑身乏力，扛着的木头像有千斤般沉重，深一脚、浅一脚，走几十米就需歇息一下。呼叫前面的伙伴，已没有了回应，只有黑乎乎的大山深沟里传来的回音。试了各种方法给自己鼓劲，心里不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但终于，天完全黑暗了下来，看着黑洞洞的密林深处，孤独感、恐惧感一阵阵袭来。当时的境况确实很危险。迷路在黑夜中的深山老林，在那样无现成道路可走的、满是树丛藤条的陡峭的山沟里，一失足就会跌下山崖。白天行走尚且不易，在漆黑的夜间，别说是扛着木头，能够空手安全地走出去就算不错的了。还有，密林中有毒蛇、野兽吗？！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然后做了非常现实和正确的决定——丢下木头，空手走出密林，保住人身安全要紧。仔细判定了方向，轻装继续摸索前进。终于，看见远处山下村庄的微弱灯光了，接着听到前面有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一会儿，迎面过来一群打着手电筒的人。原来，先回去的人见我天黑了还没回来，想必是遇上情况了，返回来找我。因不知道我会走向哪里，还向周围村庄打听和打了招呼，因此惊动了不少人。我那撂在山沟里的木头，第二天又去找了回来，还算没白辛苦一场。竹木材料备齐后，我们开始平整地基，架起骨架，围上竹篱。在冬季来临之前，几栋工棚已建设完工。来工地的各大队的施工人员，既有老朋友，又有新面孔。在远离村庄的山野之中，大家往来于工棚和工地之间，成天劳动和生活在一起。虽然居住和伙食条件比在村里要更差一些了，但大家没有在意这些。久别重逢的亲热，还是同样的兴奋、同样的情绪高涨。工棚所在地海拔比村庄高出不少，加上远离村庄人口密集区，气温低得不少。开工不久，夜里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早上起来，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漱口水要砸开冰层从冰下舀出来，漱完口，舌头和嘴唇完全麻木了，好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洗脸不用说也是需咬咬牙才能完成的事。第二年的水渠工地所处的自然地形更加险峻了，有不少的地段是高高的断崖绝壁，水渠从中部穿过，施工的难度更大了。有些地段，刚刚开挖出三米宽度的平面，不久边坡就发生垮塌，又要重复清理土石，所以边坡需要形成一个较为平缓的坡度，但这就需要边坡向上方延伸到很高处，施工量很大。天气的寒冷，也使施工的作业更加的辛苦，磕碰、摔倒也更加容易受伤。农民那时都普遍缺少手套一类劳动保护用品，握着锤把、锄把、扶着钢钎的手，受冻麻木、皮肤开裂，是非常普遍的。这些体验使我们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苦。水渠建设作为当时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项举措，是公社和县级等领导非常重视的事情。第二年的施工工地，还是又迎来了各级领导的视察和关心。记得除了公社、大队领导外，作为副县长的彭光太，也在那时来到过工地。这位彭副县长的口才十分的好，在对施工人员的讲话中，富有鼓动性的话语，使大家情绪高涨，佩服d得不得了。他见到我和周林刚，亲切地称我们是“土专家”，与我们随意地打招呼、聊天，是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不久山里就下起了大雪。对于一直生活在石棉这个南方小城镇的我们，下雪是很难遇到的风景。周围的群山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加上山峰间缭绕的云雾，仙境般的风光，令人着迷。工棚周围的山野，都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雪，踩着厚厚的积雪去上工，别有一番趣味。收工返回时，年轻人还打起了雪仗。没想到，这是我们作为山乡知青生活的终结时刻的场景。1971年元旦刚过，先是征兵，得到生产队的社员一致好评的王克新，在社员和大队、公社的推举下，成为那年擦罗公社选送的新兵。欢送那天，生产队社员给他披上大红彩带和大红花，社员牵来一匹高大的骏马，将他扶上马。这时王克新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让我和李志华羡慕得要晕过去！但是，不久我和李志华的机会也来了。那时县里成立了农机厂，我和他成为了第一批抽调回城的知青，到农机厂成为了农机行业的机床工人。两年的知青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农村的期间，擦罗公社的社员们和各级干部，他们对我们的热情关照和鼓励，我们终生难忘。两年的知青生活，给了我们生活和身体以及精神上的磨练，也是我们这些懵懂的中学生，从红卫兵的迷蒙中走出来，从而迈开了走上社会、了解社会的第一步。从那以后，我从工厂到大学，工作地点也转到了重庆、北京。虽然有机会回过一趟擦罗，但匆匆忙忙，对她的后来了解不多。擦罗现在发展如何了？山河大堰后来的作用和效益如何？改革开放后的擦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