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陈新民：隐伏刘家营子，在“文攻武卫”猖獗之际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甘肃酒泉教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书记、漳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国国土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原题

隐伏刘家营子

作者：陈新民

父亲对我们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你们谁也别相信是自杀。我不会，绝不会自杀！”

看到别人或哭声丧气或颤颤抖抖地在那学唱，父亲忍了又忍最终还是没有忍住，突然爆发大笑......

人和书是有缘分的。有些书能影响人的一生，有些书见证着人生活的难忘片段。时隔40多年，我还记着一本名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书，是因为它陪我度过了一段隐伏的日子。

1967年秋天，“文化大革命”进入“文攻武卫”阶段。父亲虽被解除了酒泉中学校长职务，但同情保护他的师生还是大多数。激进的小将们觉得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难度，打斗越来越凶狠。有天，高二（1）班的韩万仁来家说：“陈校长，他们这么胡整，军宣队又不管，你要肇大祸呢。”夜里，他和几个同学把父亲送到怀茂乡下他舅舅家里躲了起来。

酒泉就那点地方，深藏是不可能的。二十多天后，父亲被发现揪回了。所幸那段时期，还没有关进“牛棚”。不幸的是，我们家成了小将的行刑之地。有几次半夜，几个家伙破门而入，给父亲架上“土飞机”，拳擂、脚踹、扇耳光、皮带抽……那种暴戾，那种恐惧，至今还在我梦魇中重现。

面对小将暴行，一些人屈膝，一些人软磨，父亲更多的是硬扛。他一直没按需要的口径服罪。小将们说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他说：“我不后悔参加地下党！”小将们说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他说：“我不后悔上大学！”小将们说他是蒋介石羽林军的马前卒，他说：“参加青年远征军为的是打鬼子，抗战胜利后，我马上复员了。”

父亲私下问我：“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那是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壮举。我可以否定认自己，但我能否认这段历史吗？”

父亲不服“管教”是出了名的。有次，小将们强迫“黑帮”列队学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看到别人或哭声丧气或颤颤抖抖地在那学唱，父亲忍了又忍最终还是没有忍住，突然爆发大笑，笑得眼泪哗哗前仰后合，把头上纸糊的高帽子都甩下来了。

结果可想而知……

听到在省电力学校任职的表舅投河的消息，父亲对我们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你们谁也别相信是自杀。我不会，绝不会自杀！”

在全家人准备接受最坏结局时，事情有了转机。父亲在兰州一中的几个学生找了辆军区的吉普车，连夜把他和母亲偷偷转移到兰州。他们带着我先是住在兰州女师的姑姑家，住了几天，女师的造反派头目得知后，冷脸正告姑姑姑夫：“咱这儿可不是阶级敌人的避风港，你哥哥必须滚回去接受群众的斗争。”他还说，必要时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们赶紧仓皇离开女师家属院，在两个姨姨家轮换着住。大人告诫我，街上见到1字打头车号的车（当时的酒泉车号）一定要绕开，千万不能直接回来。其实，兰州甚至甘肃的能藏身处，酒泉小将并不难找；父母的一份份交代材料，早把社会关系、亲属往来写清楚了。

再往哪儿藏？二姨想到宁夏。她说外人都不知道，我外公有个妹妹在中卫，还说这家是雇农成分，藏那里可能安全些。

我外公少年从军，上过黄埔军校。先后在邓宝珊、胡宗南的部队任职。1949年在川北，奉裴昌辉将军指令，他以辎重旅长的身份率部下向解放军投诚。抗战胜利不久，他已遗弃了我外婆，在驻地另成新家。所以外婆和他这门亲戚再没有来往。

不走的路也得走三遭，事到这个份上，只好拉下脸来求人家。

说话当晚，二姨陪着我父母，领着我挤上兰州开往银川的慢车，开始中卫的隐伏之旅。

姑奶家在城西北五六里路的刘家营子。一家三口人住着分在两处的房子。一间东房，两间南房，朝向都不好，屋里整天黑洞洞的，每到黄昏就得上灯。

姑奶细胳膊细腿，一双裹得很“到位”的小脚，行走不大便当，却偏偏好动。她皮肤白皙，五官精致，薄嘴唇、窄窄的高鼻子，深眼窝、鼓鼓的大眼睛，有点像中亚人（十几年后见到外公，发现兄妹俩长得很像）。老人家快人快语，心思都挂在脸上。姑爷姓李，大高个，黑膛脸，留两撇八字胡，看起来很威武。姑爷是苦出身，新中国成立前当过骆驼客、扛过长工。李全有舅舅长的既像姑奶又像姑爷，也是高个子，大眼睛长睫毛，脸颊有两酒窝，笑容迷人，说话风趣。他在城里念高中，平常不怎么回来。

芮姨一家真幸运。把地富人家不当人的地方多去了！

中卫老照片（网图）

刘家营子属于河套灌区的上水地，村南面有一条明代修成的大渠。渠面宽阔，冰冻得很严实，孩子们在上践踏滑溜，会发出空洞响声。两岸密密匝匝生长着躯干高大的白杨和树冠蓬松的红柳，岸坡上，一丛丛芦苇，来风时频频俯身，显得低调又殷勤。

往南不到二里地，是与渠平行的包兰铁路。隔着渠边林带，看不清过往的火车，能听到隆隆车声。从风暴中心初到平静之地，我还深怀余悸，每次听到火车响，心总要突突跳，生怕下来几个戴红袖章、扎武装带的家伙把父母带走。

俗话说“万里黄河唯富一套”。中卫地处河套平原上游，是秦汉时期就开发的垦区，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历史悠久的水旱码头。即使在“文革”期间，集市也不见冷落，农副产品的价格非常低，一只大肉兔五毛钱，一斤黄河鲤鱼才两毛钱……酒泉已禁绝的粮油“黑市”交易，在这里半公开地进行着。产出多，又有交易机会，农民的生活比酒泉强多了，刘家营子的农户，天天吃大米白面。

中卫地方向来兴盛佛教，曾有一城房屋半城庙的传说。（我们去时，仅存一座高庙，语录墙、忠字碑倒是随处可见）和村里许多老人一样，姑奶也是吃斋念佛人。老人不动荤腥，每隔几天，总要用“荤锅”专门给我们做些肉菜。这样，一顿饭就得做两次，她也不嫌累。每天，她都巅着小脚过来把的炕烧得热乎乎，再仔细把毛毡扫干净，拉开被子暖着。

拥被蜷在热炕上，母亲默默地给姑奶姑爷织毛衣。父亲时而躺下，时而坐起……

那年我13岁，情况稍稍宽松一些，玩心就躁动。对父亲凭记忆（手头没有书）讲的古诗文，我没往心里去。倒是姑爷的故事令我无比神往：我想象着沙漠里，会用女人嗓音说话的狐狸是什么样子，想象着能把人带出迷途的大脑袋野驴有多么可爱，惦记着那些从蜃景中闪出，转眼又蒸发得无影无踪的古装骑士，还有那些大风过后，戈壁上吹出的古钱和箭头。

为方便取水，村头跌水坑冰面凿开了一个大窟窿。顺着冰碴往下看去，黑黝黝不见底。但能见到三三两两小鲫鱼小白条浮到水面晒太阳。如果悄悄地多蹲一阵，还可以看见长着细长胡子、小眼睛的大鲶鱼，慢悠悠地浮上来，大嘴探出水面砸吧几声，又不慌不忙翻个身潜沉下去。

父亲给我们经常重复爷爷的一句话，“大头鱼吃的是小眼亏。”意思是做人眼睛不能小，不能贪便宜。我们临洮人把鲶鱼叫大头鱼。父亲说，这种鱼体型大，满嘴獠牙，凶残狡黠，是洮河水族一霸。霸虽无敌，却常常被渔夫的一点饵料葬送。父亲拿它说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很想知道大头鱼究竟长什么样儿？可是酒泉水域不生鲶鱼，无缘与它相见。于是，天气放晴的日子，等在冰窟窿边观看大头鲶鱼，是我在刘家营子的”必修课”。

过年了，全有舅舅带着父母和我转了好多家亲戚。有些人亲戚关系转来转去还能说明白，有些已说不清谁是谁家的谁了。但是，所到人家，一样热情，一样厚道。经常是大人们坐在热炕头在枝枝蔓蔓梳理亲戚关系，我进进出出往厨房里跑——辣炒羊羔肉、肥猪肉蒸白米糕、素烩锅子、米酒煮荷包蛋，都是我没吃过的好饭食。特别是蒿子籽面，就是麦面加上沙蒿籽粉擀成的面条，暗绿色硬撅撅的，看起来并不诱人。可是煮出来，浇上羊肉丁、野蘑菇丁、红萝卜丁和豆腐丁烩成的臊子汤，再撒一撮青蒜苗，调一勺油油的红辣椒。那个劲道、那个滑爽、那个浓香、那个余味……叫人吃了还想。

有个远房表姐嫁到城关公社的芮家。芮家是地主成分，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是有名的敬佛行善人家。现在他们住着白杨树丛中的一小院土房。土房墙面开着口子，露出里面的基子（水稻收割完，把田地用石滚子打碾瓷实后，再用直板铁锹切成的土坯）。房屋虽然破旧，却人来客去一点不冷落，拜年的、串门的、闹酒的，大多是本村的老少爷们。芮家公公脸喝得通红盘腿坐在热炕上，粗声野气地和父亲谈世相人情、旧闻新事，老人家知道的可真不少。我暗想，比起酒泉的地主富农，芮家处境好多了。我悄悄问全有舅舅，这家地主真够红火，没忌讳吗？舅舅说，有啥？别说过年，就是平常，乡邻们也该来咋来往就咋来往，地主不是人吗？

芮姨一家真幸运。把地富人家不当人的地方多去了！

“六年前开发腾格里湖，把刘家营子划拉进去。姑奶的老房底，已沉在那里。”

中卫火车站（网图）

我想起在酒泉的见闻。上了一年初中，下乡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1966年初冬，一些同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一些到外地“串联”。我们初一的几十号新生被几个老师带下乡，到过总寨、泉湖、三墩、临水等公社，或参加劳动或打着宣传队的旗号挨队转悠。差不多每到一个队，都有当地的贫下中农协会召开社员大会，批斗地、富、反、坏分子（本队若没有四类分子，可以从外队借用）。

看那光景，与其说是用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教育我们，不如说是用侮辱批斗对象的方式“招待”城里娃。起先，看到社员打人，个把同学跳上去动一两下手赶快跑下来。后来，胆子越练越大，不等社员动作，他们先冲上去大打出手。我们几个“黑七类狗崽子”，只能窝在下面偷偷看。看着那些人灰头土脸躲避拳脚的样子，我联想到干沙滩上挣扎的鱼。

舅舅说了他们中卫中学的运动情况：“校长也被‘罢官’了，你猜他现在干啥呢？天天来收发室下棋，棋子拍得啪啪响，围观的人笑声不断，热闹得很。”

父亲感慨：“甘肃哪有这么悠闲的校长啊。”

火车站墙壁上经常张贴着一些各地群众组织的战报传单,看来许多地方武斗闹得很凶，有的城市连大炮坦克都上阵了,一次就死成百上千人。二姨给舅舅打长途电话说，酒泉武斗也在升级，群众组织各自有武装据点，已有人死于枪战。而这时的中卫平静得很，除了铁路上有人闹腾些动静，没有听说当地人有啥“文攻武卫”事件，更不用说枪炮据点什么的。

隐伏刘家营子几个月，我们没遇到过盘查告密之类的事。相反，与左右乡邻相处得挺融洽。他们借舅舅口气称呼我父母：兰州姐夫、兰州姐，老一辈的叫法是，他姐夫、他姐。早晚一声招呼全无生分。

“红色恐怖”横行的时候，难得中卫人还这么淳朴厚道。后来我想，是不是和这里曾经兴盛佛教有关？不管怎么说，毕竟佛家倡导慈悲为怀。

我喜欢上中卫地方和这里的人了。我对父母说：“别回酒泉啦！我们留下种水稻养鱼吧。”父亲说：“好是好，由得我们吗？”

春节后，全有舅舅带来一本《全国山河一片红》，大三十二开，鲜红的封面，纸质很好，和《毛选》差不多，攥在手中沉甸甸。书中辑录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还有两报一刊的相关社论。

这是我在刘家营唯一能读到的书。每篇致敬电，堆砌了华丽的词汇，挥霍着漂亮的语句。如：以千江水当墨，用万山树做笔，写不尽无限热爱，书不完无比敬仰，等等。父亲说这是集颂上谀辞之大成。什么是颂上谀辞，我不明白，父亲也不解释。以我懵懂少年的眼光，加之一直接受的红色接班人教育,觉得这些致敬电就是再好不过的美文，每天翻来覆去读。说来惭愧，一直到上大学时，那种浮夸、矫情、粉饰的风格，还在我的作文里有“能见度”，因此还被学中文的妻子讪笑过。

从书中，父亲看到了另外一层意思，“红色政权”建立后，全国大乱可能结束，不能再逃避下去。

中卫的春季要比酒泉早来20多天。三月底，刘家营子的杨柳枝已回软，轻拂着淡淡的绿意；风不再干硬，吹到脸上，能感到舒展温润；散发着碱腥味的地面，踩上去有了弹性；沙百灵快活地飞出无形的抛物线，一声声啼转娇柔清脆……该回家了。

父母的学生马国民，是中卫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他夫人张美萍也是父母的学生，在铁路中学当教师。张老师性格开朗活泼，人和名字一样美。夫妇俩把我们送上卧铺，安排好两顿饭由餐车做好送到车厢。饭菜虽然够丰盛，但父母吃得很少。忧虑，在两人间无言地传递着。隐伏结束了，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车站一别，再没见过马国民夫妇。听说张老师后来被学生打瞎一只眼睛，俩人都调离宁夏。

兰州发出的301次慢车到酒泉时天刚放亮。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阴沉，寒风凛冽，干枯的树枝，在风中来回生硬地摆动，像在示意：不该回来！不该回来！

从车站下来，刚进酒泉中学大门，迎面遇上一个高二（2）班的知名小将。他先是一怔，继而窃喜，马上又阴下脸来，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哦嗬！还知道回来啊，潜伏够了?” 他说完，马上转身往回走了。

中午，父亲被挂起大牌拖走。1968年第一场批斗父亲的大会，在校办公室前空地召开了。口号声声，从我家后窗传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后来，参加会的老师说，那次会上，几个小将，特别是一位跛腿老将（马步芳黄金部队的散兵）出手狠辣，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父亲被地区支左办公室定性成叛徒、特务，先是在军分区教导队军管监护，后被群众“扭送”到看守所关押。没想到因祸得“福”，监舍竟成保命之地。国虽无法，监却有监规，小将们要把人拉出去没那么随意。待他从看守所出来时，“文攻武卫”已近尾声。

以后在“牛棚”的七年，批斗虽然不断，总是揪头发拔胡须等羞辱行为居多，再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

回想起来，在被军管监护、进看守所之前，能躲过最凶险的境地，多亏了在刘家营子的隐伏。

我最后一次上刘家营子是1970年秋天。那片旧房全拆了，农户都住进新修的居民点。姑奶家在大渠岸边建起七间砖房，坐北向南一字摆开，宽大、亮畅，看起来好气派。全有舅舅已去青铜峡工作。家中多了个年前才过门的漂亮舅妈。穿衣镜上的大红喜字，折射着喜庆和温馨。

门前的大渠正是枯水期，渗水浅浅地在水草间流淌。我和表弟脱了衣裤，跳进水中，不大工夫就摸了半脸盆小杂鱼端回家。舅妈用羊油炸得焦黄脆香，姑奶看着我和表弟连骨带刺大口吞嚼说：“真是瓜娃娃呀，心里不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