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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丨罗维开:两个疯女人的世事沧桑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罗维开,1950年出生,曾务农十年。1977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专业,1984年起又专修浙师大政教专业。在职任教33年,历任过班主任、教导主任,中学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退休后写有系列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纪实作品。

原题

往事如烟,人安在?





作者:罗维开



已步入''古来稀''之年了,突然想写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还些心债。写完了数十篇务农感受和往事漫忆,正想再追记些留在记忆中熟悉的人,突然悟到,往事如烟,人今安在?
往事在脑海中如烟般升腾,弥漫中熟悉的或不很熟悉的音容笑貌,在思绪中纷至沓来,一个个似乎有所期盼,想借我拙劣的文笔,为他们在芸芸众生中留下些文字。我对他们的印象和轶事,进行了尽可能梳理复原,但总觉得如忠实于各自,则不夠伟岸或悲怆,如综合起来放在一人或数人身上写,我又缺少鲁迅先生和浩然之才,塑造不出新时代的祥林嫂和阿Q,也塑造不出高大泉。
但留在我记忆中鮮活的人和难忘的事,使我欲罢不能。他们似乎央求我写下去,在中国浩淼的语言文字中,有他们不象样的传,尽管这种文章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也知足了。
社会太大,我记忆中的人和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好像上帝既然让我学了些记人叙事的文字,不为他们写一些有违良心。但一提起笔,难事就来了,记忆中的人物蜂涌而来,一是写谁好?二是我有自知之明,谁都写不好。
我的思绪乱得很,还是从下面写起吧,心债还一点,就会少一点:

两个疯女人的世事沧桑


我特别同情生活中的不幸者。大约五六岁时,村里有两处破败不堪的房子,迷一样地住着两位疯癫女人。小时候似懂非懂,听了人家的议论,见到这两处房子总是怕怕的,因而避得很远。

有人说,一处房子里的疯女人常常半夜啼哭,凄凄惨惨,并不时抽打柱子墙壁,大叫着''赶鬼'',听得人毛骨悚然。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死和怎样死的,后来没有消息。

另一处破屋里的女人白天躲在屋内,怕人,很少出来,有一次偷偷出来在水稻田间行走,路人遥指着议论着,我远远望见她蓬头垢面,手舞足蹈,颤颤抖抖走在田埂上,远处的人一声吆喝,她惊恐得一下跌倒在水田中…… 据说这个女人经常夜里出屋四处游走,疯疯癫癫象幽灵,后来有一次落进池塘,淹死了。
我是从周围人的口中了解到的,他们象鲁迅先生《祝福》中议论祥林嫂死于除夕夜雪地里的鲁镇人一样,口气没有明显的惋惜,似乎只是议论一件很平常的事。看来,两个悲惨的女人,谁都没有去关心过。——不,也许,当初有人是去关心过的,但后来,象祥林嫂命运一样,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同情了。
我很怕,稍大一点,在去墙跟摘覆盆子(一种草本食物,色红而味甜)时就悄悄地留心过两个女人住过的地方。虽已成断壁残垣,但仍能看得出这屋子原先基础很大,甚至是个建筑群,断壁残瓦中还有雕梁画栋的痕迹,能推断出原先也曾经是个兴旺的家族。这建筑群的人丁是怎样一代代少下来的,房子是怎样一年年破败得如此模样的,最后为何只剩下两个疯癫的女人,这个过程不得而知。反正人丁渐减,家道中落,房子失修,逐年崩塌,是有个过程的,至于最后只剩下两个无后代的可怜女人,悽凉过日,这里头肯定有故事,可惜没有人能说清楚。
中国社会,世风鄙视败落之家,人们对这种家门中不幸的人是避得远远的,唯恐沾上晦气,更何况是疯女人。可怜的女人承受着人间冷酷,日久承受不住世俗偏见和如霜的人心,变疯也许是必然结果。现在人已去,整个建筑群已塌落成瓦砾堆,园内成丛的野草恶棘中,只有野猫和黄狼鼠出没。
我妄猜,两个疯女,她们可能在早年也享受过家族兴旺时期的温暖和幸福,谁都料不到后来的悲惨。也许她们处于困厄时也都回忆过昔日祖上和自己幼时的荣耀,但为时已晚,心中有恨谁知晓!两个疯女的故事,正是红楼梦好了歌的一种诠释。

村支部书记老王


村书记老王,是我的邻居,土改时就已经是一个精干的农村干部了。他扫盲班出身,互助合作运动,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一直是当地风云人物,很忙,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化大革命受到过冲击,成了村里的''走资派'',后来得到''解放'',结合进革委会。整党建党(1968年)后任村党支部书记或大队长,可以说是建国前三十年我国农村干部标本式人物,村里召开社员大会,识字不多的他,在台上能作半天的报告,只不过每句话接不上时,会有个''哈——''字过渡,拖''哈——''的过程,就是他思考下一句该怎么说的过程。这种洋洋洒洒的讲话,是长期练出来的。
他喜好杯中之物,村里的人们有红白事或造屋架梁,非请他为座上客不可,否则不成体统。只要酒杯上手,他就喜逐颜开,又说又笑,旁人开玩笑说他的酒杯端得最平,这里自然话中有话,一曰他珍惜酒,不舍得点滴溢出,二曰他工作须公平公正,不能有偏心。老王任村干部多年,除了喝些酒,从来不多贪多占,以至一直到平安软着陆退居二线。
因为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他明里暗里保护过我们,因此我记恩他,他退下来后每次回家过年总会去探望他,并留下三百五百。
他有五儿一女,各已成家,于是晚年只能居住在小屋里,因为五个儿子都独立了。他已年近90,行走不便,老伴过世后终日坐在靠窗口的台子前,默默捱时光度日。五个儿子轮流给他送饭,中午剩些就当晚饭,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光顾他的住处。老王嗜酒嗜烟,廉价的烟酒多由亲朋送给。长年累月,他除了扒几口饭,以烟酒度日,已瘦得不成人样,皮包着骨头。
我最后几次去探望,他很开心,聊起过往的农村工作,浑浊的双眼仍会泛出兴奋的光。94岁那年,老王书记走了,当时可惜我在外地,没有送他。

民间曲艺奇才岳定伯伯


还有一个是与我父亲要好的乡邻俞岳定伯伯,他是一个精通乐理,擅长民间曲艺的奇才。可惜他生不逢时,生活贫困潦倒,没能更好发挥自己才能就离开了世界,我深感惋惜。
他深度近视,一副眼镜镜片宛如两片啤酒瓶底,看书时必须凑近鼻子,象在闻书的气味,但他记忆力惊人,看过的七侠五义,能倒背如流。夏天乘凉时,人们请他说书,他一块堂木一把折扇,说起书来手脚并用,口如悬河,听得周边人凝神屏息,停扇止咳,仿佛身临其境,任凭双膝间蚊子肆虐。
各种民间乐器,他都能熟练操弄,村剧团排戏,所请的总导演非他莫属,从戏曲锣鼓,到鼓板司琴,舞台步姿,一一教来,板眼精准,唱腔圆润。
他嗜烟,每天两包还过不了瘾,于是在排戏时,嘴里叼着烟,一支接一支,仿佛烟过喉咙就转化成思路和灵感。一次,他设计一个戏曲动作,思索中习惯性地右手进右口袋摸烟,结果摸出的空烟盒,皱皱眉扔了,左手伸进左口袋再去掏烟,结果摸出来的又是一个空烟盒,才知道没烟了。因为没有烟了,他的思路和灵感也就枯竭了,急得抓耳挠腮在原地发愣。知缘由者马上急奔烟杂店,买来烟递给他。当他重新点上烟,又思如泉涌起来,一招一式套路无人能及。
他的二胡拉得特好,村剧团在演出时,很多看戏者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听他拉二胡。二胡在他手里,有时高吭激荡,有时凄切悲怆。据说,有一次,剧团又请来了位琴师,也是远近闻名的高手。两位琴师凑在一起,暗中较起劲来。岳定伯伯借故调音,假装情急之中绞弦太急,''啪''地断了一根,只剩下一根弦了。戏已经开场,没有时间换弦,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下,用仅存的单根弦,照样拉出双弦才能拉出的戏乐。周围观看的人惊叹不已,一时传为佳话。
六十年代初,他曾被县曲艺队招聘,但文革开始后曲艺队解散,又回老家务农,就是这样的民间艺人,就于七十年代后期因贫病过世,记得他过世前的头两年患了病,曾求我去当地的驻军索要些索密痛(止痛药),因为我负责民兵工作,与部队常打交道,所以部队卫生所也肯帮忙。
后来,我离开农村去代课和读书了,岳定伯伯是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甚了了。

''保长儿子''王月忠


''保长儿子''王月忠,也是我难忘的一个人物。''保长儿子''之所以加引号,其实王月忠不是真正的保长儿子。王姓农民之所以做了保长,据说是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地方上有些头脸的人物审事度势,都不敢接任保长一职,刚好这位王姓中农,生性忠厚,众人撺掇他坐上保长位置。
王姓中农五十无子,在任保长前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月忠。解放后,伪保长与地主,都是阶级敌人,王姓男人自然没有了好日子,早早过世了,然而保长的帽子没有随他而去,由抱养的儿子王月忠继承了。
1956年,王月忠进入小学读书,家庭成份使他小小年纪就被入了另册,同学看不起他,老师也歧视他,入少先队没有他的份,于是,王月忠的性格,开始变得也另类起来,上课调皮捣蛋,课外恶作剧连连,久而久之,凡校内外小孩子捣乱的事,只要查不到肇事者,帐都会算到王月忠头上。王月忠知道辩了也白辩,于是破罐子破摔,用更多的恶作剧对抗。
学校屡次到王月忠家告状,当时王月忠母亲尚在,就开始打他。王月忠快步进屋,拿起桌上的玻璃美孚灯,顶在头上站着。当时美孚灯是民间值钱之物,灯内的煤油更是以两计价,王月忠只要身子一动,美孚灯就会落地摔落,灯碎油流。母亲心疼美孚灯和油,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哭笑不得。告状的老师,也只能摇着头尴尬地退去。自此,王月忠在学校更出名了。
书是读不下去了,王月忠就早早下生产队劳动。但由于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王月忠归于被管制的四类分子,社员们开会时,他只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去地头劳动。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大多上了年纪,唯有王月忠未成年,他因此很受刺激,与社员的对立情绪更严重,在地间劳作中恶作剧层出不穷。
队里有个社员曾骂过他是保长儿子,他记恨在心,趁人不注意把这个社员晾晒着的魚网掀到水沟里,然后装着下水洗脚,悄悄把魚网踩到泥淖下。这个社员晚上来收网时,找不到了,思忖再三,看到过王月忠曾在沟里洗过脚,于是下沟用脚探寻,果不其然从泥淖中拉出了魚网。
还有一个社员,也曾骂过王月忠,发现自留地上的向日葵已经齐人高,照理早该开花结盘了,但迟迟不见花蕊,疑惑中仔细一看,每株向日葵的顶端,早被人掐掉了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个社员气得砍了一大梱葵杆,扛在肩上在村里兜了一大圈游街示众,边走边骂。大家自然清楚这缺德事又是王月忠做的。于是,村民兵连长连夜派民兵把他抓了起来,关在黑屋里,喂了一夜蚊子……就这样,王月忠的口碑越来越臭,青年们视其为敌对分子,示众、批斗,成了他家常便饭。
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代课了,后又考上高校去读书了,对王月忠的行状了解不多,据说改革开放了,人口流动的管制也放开了,一日,他跟着一群叫花子去了外地,至今没有回过家乡,死活都无消息,但作为了解当年王月忠的知情者,心里有个疑问一直挥之不去:他的''坏'',是天生的,还是被人们逼出来的?

''米箩''跳进''糠箩''的表外公


再说说我表外公的故事:所谓表外公,指的是我母亲姐姐的公公,他与我们同村,平时我称他外公。
他是一位很和善的老人,名叫王菊芳,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开车,据说是某家银行行长的专职车伕,开的是高档轿车,这本来是宰相府里扫地的美差,行长对他很满意,把他当半个家人,饷金也很高。他说,他唯一的擅长就是上海的活地图,全城市的马路都在他脑子里。
1948年,他辞职带着全家回老家买田务农,问他为什么辞职回家,他说,旧中国社会不稳定,唯有买土地务农者最稳定,俗话说:种田财主万万年。鉴于这种观念,他在上海拚命攒钱,出奇地节俭,曾经一块腐乳下了七天饭,工作不辞辛劳。辛辛苦苦十几年,积下一堆可观的钱财,回家购置了十几亩田,想过''万万年''的种田财主生活,没想到解放了,土改时被评为上中农,土地入了社。当时上中农仅次于富农,在农村中介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且在政治上归于不被信任者。于是,外公家的四个孙子三位孙女的政治地位一直很低,不能参军,不能招工,不能入党,不能提干。
外公晚年年老力衰,生产队分配他放牛,工分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外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一直后悔着,他是在孙辈们的埋怨声中过完余生的,想起来真令人叹惜不已。

一代名医张昭仁


我出生于1950年。是年,父亲出于小心,把临产前的母亲送到大矸医院。母亲生我时难产,当时由张昭仁亲自接产。听父亲说,产前医院与父亲订立接生的生死文书,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父亲在痛苦中无奈地表示保大人。签下文书后,张昭仁医生努力想保母子平安。据说我出生时已无气息,张医生没有放弃,倒提着我,在屁股上拍拍地打,打到一定时候,我终于''哇''地一声啼哭出来了,终于母子平安。谨以文中的追忆,感谢张昭仁名医的救命之恩。
张昭仁在大矸地区是远近闻名的名医,当时的大矸人,生命垂危时,第一时间说的,就是''快去看张昭仁''(意即快送到张昭仁地方让他医治)。张昭仁从事的是西医为主,兼通中医,中西结合,积累多年经验,医术精湛。
后来我经过了解,中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于是就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每个地域往往都有名医,且名医多为中西兼顾的医生。旧中国的农民,求医观念落后,小病靠熬,病重了怕花钱,多用迷信之术消病,例如请巫医、吞香灰等,等到实在病重了为求生才舍得去正规医院。而正规医院对急病重病用的是西药,见效奇快,然后再用中药,调理固本,所以医生很容易出名。当然,张昭仁靠的是真医术,一代名医的佳誉当之无愧。
解放前,他不知救了多少大碶人的命,解放后,大碶区建起了公立医院,张昭仁是医院的金字招牌,继续实施医术大爱,直至七十年代,国家每年都有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到他手下实习。
现在大碶只要上六十岁的,没有一个不知道一代名医张昭仁,他行医的精神与其名字高度一致,以仁心为宗旨。我村有户农民,家里多子女,平日营养极度不良,以至子女多病,母亲领着孩子去张昭仁处,张医生通过望、问、脉、切,最后开的药方是:回去每天在咸菜汤里放数条泥鰍、黄鳝即可,不予配药。问之,曰,是小孩严重营养不良,农村多泥鰍、黄鳝,多吃就能补上,何必花钱配药。
张昭仁深知农民贫穷,回去干农活时便于抓泥鳅黄鱔,不花钱就能治好病。该户人家听从建议,从今后田间干农活顺便抓些泥鰍黄鱔,有的煮汤,有的清燉,一段时间后,小孩体质改善,病就自然好了。张昭仁的医道医术,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难怪老百姓对他有此好口碑。
以上七位,是叩开我心门必须给予些文字的人物,今写些断断续续的追忆,有的以表同情,有的以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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