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我跟“反革命”父亲

“划清政治界限”

作者 | 冯印谱

“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学校读小学，父亲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从大队卫生所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此前，因为有一个会看病的父亲，因为有一个贤惠又能干的母亲，因为有一个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在同学、老师、村民们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夸的“宠儿”：

“那是冯医生的儿子，长得多帅气！”

“冯医生教育的孩子，聪明伶俐，又懂事理。”

“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有出息！”

……

然而，转瞬间，笼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环统统消失了，我成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一个“黑五类子女”，一个“狗崽子”。立刻，有的老师不待见了，有的同学不理睬了，村民们看见我，好像没看见似的。

一度时期，一伙同伴联合起来欺负我。我上地给猪羊割草，常常孤单一人寻不到伴儿。在山沟里，有的孩子老远瞧见我，常常故意讥讽我，嘲笑我，辱骂我，扔土坷垃砸我。

有时与同学、同伴争吵起来，他们就骂我“狗崽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听了很觉刺耳，很感委屈，很不服气，理直气壮跟他们争辩，说我父亲是好人，他们便合起伙来揍我。我被迫“自卫还击”，但身小体弱，常常寡不敌众，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一路心酸，哭鼻子回到家，我故意撒谎，竭力遮掩，不敢也不愿让父母知道真相，不愿让他们看见我受伤。偶尔被父母发现了，他们一边给我的伤口涂抹药水，一边摇头叹息，伤心落泪。

尽管在如此境遇下，我并没有消沉，没有灰心，没有破罐子破摔。学校老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有个说法，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在选择”。

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则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周总理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盛气凌人地说：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你却出身官僚资本家庭。周总理含笑点点头，机智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说对了，不过，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周恩来等老一辈做出了表率，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要积极要求进步，我要跻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我渴望加入红小兵，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力争做一名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接班人。

于是，在申请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时候，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时候，在遇到各种政治运动要求表态的时候，我就需要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跟“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这种表态，有时说在嘴上，有时写在纸上。而且，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让老师、让同学们、让组织看到，赢得他们的认可和赞许。

我们村学校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积极报名参加，星期天也不休息，勤学苦练，最终成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学校组织各种校外劳动，比如捡麦穗、翻地、挖渠、给孤山顶上挖泉工地背砖，我虽然身小体弱，但在劳动中咬紧牙关，特别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每次劳动结束班主任老师总结时表扬到我，心里特别高兴。在校园挖地道劳动中，我被班级同学评选为“劳动模范”，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彰。

但是，尽管我努力争取，付出了许多，上小学轮到加入红小兵，没我的份；上初中轮到发展共青团员，没我的份；初中毕业轮到推荐上高中，没我的份；高中毕业回乡轮到当民办教师，更没我的份……对此，我不敢向组织询问：这是为什么？只好拐弯抹角打探，得到的答复总是那么一句话：还需要个人努力表现，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

每当我在会上明确表态：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我在纸上明确写道：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其实，最初，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怎样做才算“划清政治界限”？怎样做才能“政治上划清界限”？划清政治界限，是不是不称呼父亲为父亲了？哪我称呼他什么？是不是不跟父亲在一个家庭生活了？哪我去哪里生活？

后来渐渐弄明白，划清政治界限，就是在政治上跟父亲彻底决裂，在父与子中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他是他，我是我；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儿子是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少年；父亲曾经与人民为敌，反党反人民，儿子要拥护共产党，做人民的好儿子；父亲是一个接受政府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儿子是一个红色江山的未来接班人。

为了在老师、同学面前表现自己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父亲在学校做义务活，比如清扫厕所。他干他的活，我读我的书，即便当面碰见父亲，也像没瞧见一样，绝然不会主动上前打一声招呼，问候一声，喊他一声“爸爸”。

学校宣传队在村里戏台演出，父亲被大队治保股干部支派在戏台后场烧火炉、打水、看护戏台、做杂务。在现场，我会接过父亲递过的一杯热水，我化装、卸装会找父亲要一盆温水，我会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服装道具。如此面对面接触，甚至个别宣传队员还会冲父亲喊一声“叔叔”或“伯伯”，我绝然不吭一声，似乎面前的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好多次，学校宣传队应邀上公社、县城表演节目，如欢庆“九大”召开。父亲受派跟随宣传队做看管服装道具等服务。午间休息，每个人啃吃自带的干粮，我和队员、老师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父亲和另一个黑五类分子知趣地呆在远处角落。我没有勇气走到父亲身边，关切地问候一声，那怕给他递上一杯开水。

我之所以这样做，全在无声地表明：我跟“反革命分子”父亲划清了政治界限。

然而，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每天下地劳动归来疲惫的身影，看见父亲半夜三更被喊去做义务活，看见父亲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烟的样子，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难过，感到可怜，感到可悲。他独自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荷。肉体上，他由不会干农活的医生演变成一个啥农活也会干也得干的农民；精神上，他需要干那些扫大街、扫厕所等众目睽睽下丢尽颜面的义务活。

与此同时，在生产队“大锅饭”缺粮少钱的情况下，父亲还需要设法挣钱来支撑这个家，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倘若这根顶梁柱倾斜了，歪倒了，这个家也就垮塌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父亲无疑进行过无数次激烈的煎熬和斗争。

母亲悄悄叮嘱我：娃，尽量少惹你爸生气，为了你们，你爸多次有轻生的念头。最终，父亲以沉默面对着羞辱，以忍耐战胜了痛苦，以煎熬期盼着未来，坚强地踏破坎坷，盼到了1979年摘帽子的那一天。

听了母亲的话，我禁不住在内心谴责自己，我在学校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所作所为，父亲知晓不知晓呢？假如他知晓了，他会怎么想，他会伤心吗？他会痛苦吗？他会自责吗？我这样做，对得起百般疼爱我的父亲吗？

在矛盾与痛苦的交织中，我尽力帮助父亲做点事，给自己心灵一丝慰藉。别看父亲看病开药方从容潇洒，但他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文化水平较低，甚至连一封家信也写不来。那年月，管制“黑五类分子”的大队治保股干部，常常在下雨天或夜晚，把这伙人召集到大队部，进行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学习主要是念毛主席著作，念报纸。每次学习结束，还要求每人交一份思想汇报。

父亲的思想汇报起初由姐姐帮他写，后来就主要靠我了。写着写着，渐渐地，我也摸到了写这种思想汇报的套路。第一部分写今天学习了什么内容，阐述其内容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将学习内容跟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特别要把自己的过去臭骂一顿；第三部分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感谢党和政府给自己生活的出路，给自己饭吃，给自己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要写出感激涕零、痛改前非的深度来。

像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我想治保股干部不会一份份仔细看，因为那时候大凡农村的正派人，是不屑于干治保工作的。治保股干部经常率领一帮人，以巡夜、护青为名，干着抄家、抓人、打人的勾当。他不会看每个黑五类分子递交的思想汇报，更不会一份份仔细看完，顶多溜上一眼，数一数谁没有交上来，谁的汇报文字写得长就判定是写得好的。当他每次看到递交上来的一摞思想汇报，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大权在握、居高临上的优越感来？

可怜的父亲心里最清楚，他头上的这顶帽子给家庭和子女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他每天谨小慎微地活着，尽心尽力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在一点一滴弥补过错，不，是在赎罪。我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母亲给我缝制了黄上衣蓝裤子的演出服装，父亲特意跑十多里赶集，买回一条价格不菲的武装带，供我表演时使用。我登台表演节目出尽风头，父母亲打心里为我骄傲！

我在本村初中毕业后，上高中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全班50多名学生，公社只给了四五个名额。父亲打探到，大队推荐委员会由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干部和12个生产队贫协组长组成。他不敢找大队干部，厚着脸皮找过几个此前关系处得不错、能说上话的贫协组长，央求他们帮帮忙，能在会上推荐我上高中。拜见贫协组长时，父亲没忘送上一捆自己自留地栽种的旱烟叶，聊表心意。

还真不错，据说在推荐会上，确有几位贫协组长提到我的名字，说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把这样的好学生推荐上去，能给咱们村里增光。但是，此言一出，当场就被“极左”的干部否决了：就这几个名额，咱们贫下中农子女都不能全部上，哪能轮到黑五类子女？没能被推荐上高中，我痛苦，父亲更伤心。他老人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感觉女儿读完了高中，儿子因为自己的一顶“帽子”读不成高中，心痛！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我没能被推荐上高中，心灰意冷回乡参加劳动。这无疑会给家里挣工分，减轻父亲的负担，还可以帮父亲干许多家务活。可是，父亲见我身小体弱，担心经受不起生产队的艰苦劳动，苦口婆心，劝我再复读，等待上高中的机会。我不同意，父亲说：娃，即便复读一年后上不了高中，年长一岁，再参加劳动，身体也会结实点。我没能拗过父亲，重回本村学校复读。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1973年，凭借邓小平二次出山“智育回潮”的机遇，我远赴姐夫姐姐工作的阳曲县泥屯镇考上了高中，因路途遥远花销太大，就转学回到家乡的阎景中学。由于两地春季和夏季招生的错位，我的学业跟不上，希望留一级，跟随下一届学生扎扎实实学点知识。那时候学校秩序比较混乱，压根没有留级这一说。父亲找到学校一位领导央求，该领导回答，现在学生都在混哩，你孩子留级做啥？我们保证给你孩子发一张毕业证。

父亲无奈，又想尽办法找到当年的一位医疗界同事，这位同事跟万荣县教育局局长杨刚关系不错。杨局长给该校领导写了一封信，父亲拿着这封信，星期天冒着酷暑骑自行车找到校领导在农村的家，校领导看信后，这才同意我留级，跟随下一届同学从头学起。

这样的父亲，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

看着父亲为儿子的成长费心劳神，不辞辛苦，想到自己却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真不是滋味。

我“留级”后，再一次满怀热忱向团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每次都会附上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的表态。可是，过了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仍然没有音信。有次班级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员们在肯定我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三点不足：一是有点自命清高；二是不爱搭理女同学；三是不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其实我并不清高，只有自卑。

有天下午，我因感冒独自在宿舍休息，同学们在教室开班会。会后，史建群同学悄悄告我说，刚才班主任贾华老师讲话，提到你虽然不是共青团员，但根据你的各方面表现，已经完全符合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了。终于望见跨入团组织门槛的曙光了，我激动得一夜失眠。

那时，我们农村孩子读高中，将生产队分的全年口粮交到粮站，国家给每个学生每月补足32斤粮食。但在学校食堂上灶，吃的多为玉米面高粱面，白面稀少，且吃不饱，同学们只好每周回家背馍充饥。

阎景中学校舍占用阎景镇李家大地主的庄园（现已改建为旅游景点），我们一个班男生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内。一天，我正在北房宿舍休息，院子里有同学高声喊道：“印谱，印谱，你爸爸来了！”我闻声跑出来，身后几位同学也跟随跑出，北房、东西厢房的同学，有的挤在门口，有的隔窗观望。我心里明白，大家好奇地想看一看，冯印谱“反革命分子”的父亲长啥模样。

我甚感窘迫，面对父亲脱口而出：“爸，你咋来啦？”

赶了三十里路的父亲站在台阶下，说：“我来赶集，你妈新蒸的白面馒头，让我给你捎来。”

“我还有……”从父亲手中接过馒头布袋，我没有让父亲进北房看看我的宿舍，没有让父亲进宿舍歇会儿脚，没有给父亲打一杯开水喝。反而，内心深处，只希望父亲快快离开宿舍，离开班级同学们的视线。

父亲看我的表情，似乎读出了什么，也感觉到了什么。“……那我就走了，集上还摆着旱烟摊，托别人在照看，学校灶伙食差点，家里有馒头，一定要吃饱……”

我点点头，默默送父亲走出宿舍大院，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心里翻滚着苦涩的浪花。

1976年1月，高中毕业前夕，经历了数年（包括初中阶段）的“长期考验”，在贾华老师和入团介绍人冯义荣、冯海泉，以及全班同学帮助下，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阎景中学校团委特批后，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十年浩劫，有政治的混乱，有经济的崩溃，有生命的凋谢，有文物的毁坏，有道德的沦丧。而最严酷的伤害莫过于人性的泯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宏论，造成了职工斗争领导，妻子揭发丈夫，儿子痛殴父亲，学生打死老师的一幕幕惨剧。我跟父亲之间虽然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但是在各自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痛，就像密林中两只遭受暗箭射中的豹子，蛰伏在地，默默地用舌头舔舐一次次渗出鲜血的伤口。

勤劳、坎坷一生的父亲1998年患肺癌谢世后，第二年母亲临终前告我，我是他们的养子。

呜呼！每每想起父亲对我无私的爱，心中陡然涌出一种莫名的内疚和负罪感。九泉之下，亲爱的父亲，您能原谅不懂事的儿子吗？

父亲在上海人民广场

2013年8月草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9年1月27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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