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丨罗维开：14岁辍学的“右派”子弟，背诵“老三篇”出了名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罗维开，1950年出生，曾返乡务农十年。1977年考入宁波师院中文专业。毕业后任教33年，担任班主任、教导主任，中学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退休后撰写大量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品。

原题

党的拨乱反正

助我在人生困厄中逆袭

作者：罗维开

高校毕业已四十多年了，对当年改变自己命运的高校补招，追溯其时代意义，心潮难平。

先以发自内心的感恩，喊上一句：致敬，1977年高校补招！这次补招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这朵纠''左''的小浪花，使当年无数烙有''地、富、反、坏、右、资''印记的青年，命运得以逆转，——我，就是其中一个。

一场突然降临的家庭变故

我1950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解放前只读过五年小学，因家境的突然塌落而辍学劳作，后因业余酷爱读写，自学成农村知识分子，于建国初期进入教育界，成为正式教师。但我们一家其余五人仍是农村户口，母亲无学历，在家劳作，相夫教子。我是长子，下有二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区区35元工资，须养活一家，生活十分艰难。

但1958年起，艰难变成了苦难。

记得我正读小学二年级，父亲因对教育局长直言被划为“右派”，批斗后第一时间就被押送到远离家乡的深山某农场去''改造思想''。父亲托人捎口信给母亲，要求送些生活用品过去。

那时人小，记得叔叔连夜为母亲打了几双草鞋，说去那个农场须翻山越岭，只能边走边问寻过去。母亲连夜落寞地为父亲准备着所嘱咐的东西，我们兄妹四个，唯有我稍微能感受到大人们的伤心，其他弟妹，尚不懂事。

数天后，母亲回来了，草鞋已穿烂，眼睛是红肿的，但对我们四个子女，仍守口如瓶，默默地做着她以前该做的，有时只是坐在门口，遥望着西北方隐约能见的群山。那云雾绕萦的某处，父亲正在被人监督着劳动——这是我后来才体察到的母亲心思。

父亲的工资一度被减到18元，家里有四个孩子，且两个已经上学。母亲到处收集邻居们丢弃的满堂红（一种似苋菜的花）杆，拿回家洗净后切成段，腌制成长年能食用的''下饭''（宁波人对小菜的通称），家里几分自留地，种着青菜和红薯，能抵我们的半年粮。路边的刺苋、马齿苋是我们桌上的常见食物。母亲自己上山打柴，每次我跟着去，帮她打打下手。

善良的邻居们，暗中能帮的，尽量帮我们。但也有某些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见到我们，突然装得若无其事起来，但看我们时眼光总是怪怪的。

某一天，上面来了人，到生产队宣布说，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家属也必须在当地接受劳动监督。从那以后，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开始被变相地监督起来，队长派活，最没人愿干的，就派给了我母亲。

那个时候，猛刮大跃进风，记得寒风怒号滴水成冰的冬天，早上天未亮水库工地出工号就响起来了，母亲必须按时去挑土，于是只能把睡得正香的我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拖起来，强行穿好衣服后又塞回被窝里，因为她怕我们自己不会穿衣，这么冷的天，大人没在，肯定会受凉。可怜我们兄妹四人只能被穿好衣服继续睡，有时睡不了，互相看着哭。哭着哭着，天就亮了，胡乱吃点东西，该上学的上学，该上托的上托（大跃进时期很简陋的孩子托管班）。

1959年最炎热的夏天，母亲每天朝出晚归，9岁的我每天都在家里照管弟妹。当时最小的妹妹两岁不到，母亲一天只能喂她两顿奶，早上出门时和晚上收工后。妹妹饿了，只会哭，尤其是到了傍晚，我抱着她，在门口等母亲归。妹妹老远就看到母亲来了，马上破涕为笑，张开小手扑到母亲怀里，吃饱了奶后睡去。由于当时是夏收夏种，有时农活干到晚上七八点钟，生产队长才下令收工。夏夜，我抱着妹妹在门口等啊等，总等不来母亲，妹妹哭累了，倚着我睡，睡了不久饿醒了又哭。夏天的傍晚，满树蝉鸣，与妹妹的哭声交织在一起，经久不息。有时等到满天星光，有时等到月亮如镜，成群的蚊子肆虐叮咬中，萤火虫飞来了，绕着我和凄厉地哭泣着的妹妹飞舞，妹妹就会停止哭，好奇地望着萤火虫，泪水在脸上汩汩地流。对妹妹的哭声，左邻右舍也习以为常了，而我，只有等疲惫不堪的母亲出现，才能如释重负。

某一天开始，小妹身体发烧，那时候没有体温计，只凭手习惯地按额头找感觉，妹妹哭声也一天比一天无力，但大家无暇顾及。母亲收工回家也只匆忙做些该做的，就休息了，因为明天还得早起出工。其实，妹妹的病在一天天加重，直到某一天，出现昏迷抽搐，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于是马上召回田间劳作的母亲。

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母亲赤着脚，衣服沾满着田间的泥浆，抱着妹妹直奔五里外的卫生所，再由卫生所奔向十里外的卫生院。卫生院建议马上送宁波大医院。可怜赤着脚的母亲，把妹妹抱到宁波后，院方诊断，妹妹得的是乙型脑炎，已无法救治。由于乙型脑炎是传染病，院方不允许尸体带回，第二天，母亲只得哭泣着回来了。在路上，好心人见母亲赤着脚，送给她一双旧鞋。

可怜我这个妹妹，由母亲赤着脚抱着出门，至今仍没有回家。每每我回忆这一幕，心里总是涌起一阵阵痛苦，仿佛妹妹的魂，还在遥远的地方游荡，至今仍找不着回家的路。

这一切，都发生在父亲被隔离在遥远的深山农场思想改造时期。

我的读书生涯

在学校，我也面临厄运。父亲未出事时，我品学兼优，担任班主席（那时班长称为班主席），但自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的职务被班主任捋掉了，老子是“右派”，儿子学习再好，也必须成为白丁，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

小伙伴们为了政治正确，欺负我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校内校外，''批斗''后抓一把蚂蚁或几条毛毛虫放入我的衣领内，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我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向母亲讲。

于是，在老师歧视和同学鄙视中，逃学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好方式。跟着班内的学渣，每天上午第三节课，从教室后偷偷溜出，潜入学校后面的山中，寻野果，捉迷藏，苟且着我的童年。一段时间后，学习成绩开始大滑坡，教师懒得过问，因为我是“右派”儿子。某老师在动员某不想上学的学生时，对该学生家长说，像你家的孩子，不应辍学，如果是某某（指我）不去读书，他才不来动员呢。

成绩是越来越烂下去了，当时正值饥荒，大家每天处于半饥状态，人人面有菜色，有些人还浮肿着，我亲眼看见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饿得站不稳，靠着黑板喘息着，捱时间等下课的铃声。

我们随时逃课入山。山，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抵抗饥饿的馈赠，黑饭（一种甜甜的黑色野果）、野栗、糖瓶（一种带刺的又甜又酸的野果）、毛栗，茅针（茅草刚长出来的嫩茎），还有鲁迅先生所说的覆盆子。什么季节吃什么，找到什么吃什么，这种''享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那时候吃公共食堂，母亲把一个月饭票提早交给了我，因为她在田间劳作管不了我，于是我经不住饭香，就常常提早把饭票吃没了，月底只能吃野果，有一次连续吃了几天黑饭（山果），肚子疼得躺在床上打滚，连大便都是黑的，母亲发现了，吓得不知咋办，谁知我又忽想拉大便，结果拉出了一大堆白晃晃的死蛔虫，肚子却不疼了。原来，因为连续数天不进粮食，只进野果，可能蛔虫是拒食野果的，它们在肚子里饿得慌，死前剧烈挣扎，才引起肚子疼。现在想想，拉出了它们，反倒是好事。

有时实在饿了，山上野果青黄不接，于是小伙伴们钻到农民的自留地里，茭白、大头菜、嫩豆荚，吃起来虽满口生味，但生涩中有淡淡的甜味，只要能咽下去了就能饱。有时候实在找不到上述东西，有人就在生产队肥料仓库后挖个洞，钻进去偷菜籽油渣饼。这原本是油菜籽榨出油后的渣，用来肥田的，想不到被我们当成解饿的佳肴了。偷出来后放在衣袋里，模仿着解放军斜背着干粮袋，边走边吃，引起其他小伙伴们咽口水。

这样捱过了几年，小学升初中前夕，父亲熬到摘帽后回来了，他自然要检查我的学业，一测查，勃然大怒，我在被暴打中挣脱逃走，钻进快成熟的高粱地躲起来。当时是伏天正午，气温近四十度，高粱地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我感到头眩气闷，实在受不了，几小时后只能出来''投降''，想不到刚到家，头晕目眩，肚子像刀割似的疼，躺在地上打滚。父母见了，才知道我躲在高粱地中了暑，得了绞肠痧，是要命的，于是父亲一下子恢复了父爱，赶紧叫人来给我祛痧。祛痧是用手指狠狠夹住身上筋络用力掐，发出咯咯的响声，疼得我杀猪似的嚎叫。——这一次，总算尝到了荒废学业的滋味。

父亲总归是父亲，好在距升初中考还有一学年，他就给我补课，因为那时小升初必须经过考试选拔，录取率只有40%。父亲的突击补课和我不再逃学，终于使升学考分勉强上了录取线，升入初中。

升入初中后，学费3元，书费1.5元，家与校相距约三公里，每天走读，中饭自带，由学校统一加温。由于小学时知识基础出了问题，所以我的初中学业处于下游，学习积极性很低落。

初中读了一学期，寒假结束后，由于家里实在困难，开学报到须缴纳的4.5元钱，父母亲无法筹齐，于是，我趁机说：“我不想读书了！” 父母愕然，继而面露痛苦状，但良久无语，算是无奈地默许了。

我辍学了，反倒爱读书了

自此，我十四岁，就辍学了。先是上山砍柴，供自家厨房的柴火（那时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我第一次上山，不习惯穿草鞋，干脆光着脚，上山后用不惯柴刀，干脆用手拗，弄得满脚满手是血口子。我不会捆柴，老是散把，但有小伙伴们帮着我，好歹也与他们一起担着柴下山，殊不知，这些全是小伙伴们帮着才凑合的，与他们相处，我感到了人性的温暖。慢慢地，我学会了打柴的把式，几个月后，也能担着柴担，像模像样地迈着很有节奏感的担步，成了一名少年樵夫。

十六岁起，我落实到生产队，成了在册劳动力，开始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挣工分生涯。一开始3分起步，干的都是轻活。

我对文科知识喜爱，也起步于那时。真正起启蒙作用的，是路边的小人书（连环画）摊。那时候只要出一分钱，就能看两本书。这些小人书图文并茂，每每读着画面下方（或侧方）的文句，结合页面上的图，在脑海中就会支撑起各种形象，栩栩如生。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每每使我如痴如醉，沉浸其中。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有时数人合看一本，翻看时脑袋凑在一起，全神贯注。

因为花钱看，所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领会得特别快，而且过目不忘。我最初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了解，都是先从这些小人书开始的。虽然每本书所获得的，仅仅是片段，但积累多了，就能把碎片化的内容按顺序连接起来，就形成了系统。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谁都从小人书中汲取过文学养料。

随着阅读面的开阔，我的记忆力也得到了锻炼。记得1966年初，文革开始，先是全民动员学毛选，“老三篇”是必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大队里（当时不称村）某干部知道了我擅长记背，像识宝似的找上门，请求开大会时去背一背“老三篇”。当年我才16岁，大队干部自然是大官，不敢推托，只得应承下来。于是他给了我一套“老三篇”，让我白天在劳动中揣在口袋里，时不时拿出书，一节一节地背，居然一天时间就全背下来了。当晚的大会上，我被“请”上台，第一次面对数百农民，紧张得两腿发抖，但三篇文章共四千七百多字，竟然都侃侃背出了。——随着掌声，我在大队里也一度成了“名人”。

随着年龄增大，阅读面也渐渐扩大，阅读开始转移到印刷本专著，读《西游记》，我当然崇拜孙悟空；读《三国演义》，我最崇拜的是刘备、关羽和诸葛亮。这仨个人的仁、义、智，可以说深深地感化着我，平常也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对《水浒传》的众英雄，我除了欣赏，没有特别崇拜的对象，只对林冲特别同情。京剧《野猪林》中风雪肆虐的夜里，他被迫在山神庙避风雪的一段唱词，特别引我共鸣：

“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讲什么雄心欲把星河挽，空怀雪刃未除奸。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危难，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挥三尺剑？诛尽奸贼庙堂宽，壮怀得舒展，贼头祭龙泉。却为何天颜遍堆愁和怨……天啊，天！莫非你也怕权奸，有口难言？”

我很敬佩编剧能写出如此好的唱词，也许此情此景此旋律，我父亲当年在深山农场''思想改造''时也有过，相信历朝历代所有因忠言获罪者都有过。

我有一个远在上海的姑姑，她犹如我的第二母亲，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不仅帮衬着我们，她还鼓励着我辍学莫忘读书，托人在上海的新华书店为我挑选了一批鲁迅先生的著作邮给我。这是姑姑和姑父帮我人生转折的知识蓄力，同时，我从鲁迅先生的杂文和小说中，吮吸到了做人的骨气。

艰苦的劳动是鼓励我读书的催化剂。每当我劳累了一天，读书是排解疲劳的灵药，与书对话，使我倍感兴奋，充满力量和希望。我隐约感到，书读多了，一切问题就想得开，于是，我除了劳动，就是阅读。由于当时能借到的书十分有限，但只要能到手的书就读，白天劳动的休息时间，众人坐在树荫下乘凉聊天，我却一个人寻个僻静处用心看书；晚上，坐在蚊帐中手不释卷，帐外一灯如豆，连躺下后不读几个小时书也无法入睡。记得当年生产队派我们去宁波、舟山卖农副产品赶早市，农贸市场开市前，路灯下，我都会取出书看起来。

当时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对作者很崇拜，当得知其学历不高，是实践中练出来的作家后，我也突发创作冲动。但一动笔，马上发现自己由于长期光读不写，文字功底捉襟见肘，于是下决心对自己进行文字语言恶补。首先是背字典，硬拼了数月，词典翻黑了，散页了，词汇倒是积累了不少，但写作中为用而用，感到太做作。我又发现成语在语言表达中有言简意赅的作用，于是拼命背成语，几个月下来，成语词典几乎被翻烂，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语言表达感到应心得手多了。

阅读、思考、积累文字语言、恶补写作理论（当时的三突出原则），使我写作的冲动越发强烈，开始连续不断地投稿。

每一次投出稿件后，憧憬着邮递员路过门口时会停下来高叫“罗维开，编辑部来信了”，但从没有此情景出现，所有稿件都如石沉大海。倒是自写自演的相声，在县调演中公演，并向全县广播，也参加了数次县文化馆召开的创作会议，这着实使我兴奋了一阵子。

投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年来，稿件没有一件被刊用，但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悟性不知不觉中却得到螺旋式提高。后来我想，要没有这两年读写结合的屡败屡战，我后来是考不上大学的。

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

我就这样在农村磨炼着，所有的农活，我已全套学会，什么耙田、耕田、撑船、捻河泥，都是一把好手，挑两百斤担子一二里地不歇担，社员一致同意我的劳动力级别为十级。几个老农每每竖着大拇指夸我“文武双全”，这是朴素的农民对我的最高褒奖，我将珍藏一辈子。

随着年龄增大，参加的社交活动也多了起来，首先是参加农村宣传队，再就是团支部活动和民兵训练。因为当时与前苏联关系很紧张，备战备荒和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的主旋律。我的父亲是“摘帽右派”，造反派自然不会来争取我，但宣传队和团支部的活动，需要我这种会写会说的人。我工作很投入，入团申请书也写了多次，但每次团支书宣布新团员时，没有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问题造成的，所以尴尬地一笑了之，该做的工作继续做。

终于在一次民兵培训中，公社的人武部长发现了我的能力。因为民兵队列操练和单兵动作的考核，需要先背出文字理论，家庭成分好的（贫下中农）子弟无一能胜任，唯有我能对训练科目倒背如流，表述清晰，动作规范，于是武装部长对我刮目相看，推荐我担任了民兵连副连长，负责民兵操练和青年的娱乐活动。

村里有几个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擅长打篮球。于是，我带领青年们建起了简陋的灯光篮球场，组织起了全县第一个农民篮球队，使知识青年带来的城市文明，得以发扬光大。一时间全村青年掀起了篮球热，我们的篮球队在当时名噪一时，公社专门来召开现场会，方圆数十里的各类球队，包括附近的驻军，都来参加比赛。报刊也作了报道，作为青年中的核心，我的威望越来越高。

我终于被批准入团了，但入党申请一直被束之高阁，每年的招工、提干、参军，我都因父亲问题，被置之圈外。有一年好不容易被推荐为工农兵招生对象，但材料到了公社，却又被''经研究后''剔除了。

这种“研究”，其实是“政审”中对“家庭成分及家庭成员政治面貌”的筛选。我之所以通不过，主要是父亲的历史问题，这栏窄窄的表格，必须写入“摘帽右派”，它像一座大山，挡住了我走向理想的世界。后来我越来越清楚，不管我有多努力，这些努力都像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为庙捐门槛一样，对争取权利毫无作用。

苦涩中，我只能用“李广难封”来自嘲自慰。

转眼到了二十六岁，同村无论长相能力都不如我的青年，都一个个结婚了，唯有我，相亲时看得上我的，我看不上，我看得上的，但对方只要了解到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大多摇摇头离去。父母为此事焦虑得茶饭不思。

面对现实，我感到家乡已没有我的出路，于是决定学一学鲁迅先生，“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生”。1975年底，我决计远离家乡这个伤心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农村伙伴们，去一所中学代课。

拨乱反正如一声春雷响起，我的逆袭路

也许，树挪死，人挪活，从此，我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首先，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她也是代课教师。

1977年，停招十年的高校终于像春雷响起，开始恢复考试招生。我预感到知识的春天到了，毫不犹豫地报了考。

由于当年报考人太多，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预选考，十月份进行，作文的题目是《十月》。我的悟性使我写此文应心得手，三个历史性十月，被我综合起来，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二是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开始出现拨乱反正的前奏，三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初选考试正好选在十月。扣住这三个十月的伟大社会意义，我发挥自如，作文一气呵成。

初选过关，十二月份进行正式考试。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试卷上的古文是《齐人攫金》，我按要求翻译并注释后，在该文言文的中心思想栏干脆利落地写上：“见利忘义，利令智昏”。

该年的作文考题是《路》，我以当代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立意，洋洋洒洒，思如泉涌。

这场考试，除数学外，其他科目我都考得不错，半月后放榜，经内部查询名列全县文科第十四名。

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和政审。我又犯难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使我一次次失去了入党、招工、提干、参军和升学的机会，以致对于政审，已心有余悸。现在的政审表，赫然又是“家庭成分”“本人成分”“家庭成员政治面貌”。这无疑又是三座大山横亘在我的面前。

我咬咬牙，决定在政审表上不填写父亲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当年父亲是因言获罪，我本来就不服，如果如实填写了，录取是毫无希望的，不填，有可能侥幸过关。——我决定冒一次险。

交上志愿表和政审表后，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

过了几天，老家有人告诉我，前几天来过几个人，说是来核实你的政审表，据说带队的是教育负责人，腿有点跛。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个跛脚的人，正是代课地的公社教办主任王某徳。

于是我对被录取的期望降到了冰点。果不其然，别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了，而我一直杳然。

我心已死。忽有一日，曾去我家乡“政审”过我的教办主任过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国家打算补招一批落选考生，你可以去试一试。他说他的任务是必须转告，去不去由我自己。

我抱着试试的心情，到县高招办领取了一张报名表，以无所谓的心态，填写好后交了上去。

半月后，又是这个教办主任，跛着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老远就喊：“罗老师，罗老师，你被录取了！恭喜你！请你到高招办去领录取通知书。”语气客气得使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