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想起H君

——兼忆文革岁月

那一天，偶然读到朋友写的一篇情深意长的文章，《胡琴声声》，我几乎立即就想起了H君。我呆呆地坐着，什么也不想做。

要是我的老父亲还活着，看到我不做正经事，呆在桌边，回想和H君有关的往事，肯定会生气地瞪我一眼，说一句，“你……疯了！”

说真的，父亲以为我……疯了！那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一个人的意见！我却暗自觉得，在读到《胡琴声声》这一类文章的时候想起H君，于我而言，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要是读到《胡琴声声》……竟没想起他，那我才是真的……疯了！

只不过，要想写H君，绝非易事，那得从头说起。那样的话，离着胡琴，离着琴声悠悠，就很有点远了。

我只好预先就请求亲们原谅我的啰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差不多从1966年的五六月间起，我就没做过什么正经事。

假如遇上太平盛世，我们这拨后来被人称为“六九届初中生”的孩子们，本来是应该在1966年6月参加小学的毕业考试和中学的升学考试的。不想正好在那个对我们无比重要的6月间，学校却进了“工作组”。很快传来消息，说是高中毕业生们升大学的高考已经停止。于是，小学毕业生没法参加升中学的考试，就变成了一件完完全全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我在心头憋了好几个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 好好地参加考试，考上一所好一点的中学。不是为了党和毛主席；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也不是为了父亲和母亲；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仅仅只是为了向那位因为不喜欢大姐而无缘无故地迁怒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那位W老师，证明一下，我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终于还是没能实现！

1966年8月，我和我的同学们，不是根据成绩，而是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被分进了不同的中学。出身最好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弟。印象中，我们那个班上并不多，除了党委书记和大约是党委组织部长的孩子之外，只有两个附近机场飞行员的孩子。他们有幸被分到我们所在的那座城市中有幸按阿拉伯数字排列的中学，比如第十七女中，或第十一男中等等。大部分介乎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的“灰五类”，其中包括我，被分进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因此简简单单以路名命名的学校。

那所学校，就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的正对过，最初本叫崇仁路中学。说起来崇仁这个词，在汉语中，本是相当雅致的两个字。但那个年代，众所周知，越是雅致的字眼，离封资修就越近。于是很快殃及池鱼，学校被迫改为红卫中学，却又不幸因为一所原名双洞门的中学，已经捷足先登地使用了红卫那两个炙手可热的字。我的母校便只能屈尊，改名为红卫二中。

在那所我的中学母校，我大约上过两堂课，现在还能依稀记得。

一堂是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支温度表，指着零度告诉大家，在小学，大家学过的数，属于正数的范畴。从现在起，要引入负数的概念。因为老师领着大家高声朗读的那段无比重要的毛主席语录，说的似乎是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但却能使鸡蛋变成小鸡，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看着温度表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石头，鸡蛋和小鸡，而不是如老师所期望的那样竟想起负数的概念。

另一堂课是英语。那位老师，眉清目秀，原来有一个颇有几分飘逸的名字，叫做仙妹。革命爆发，老师立即与时俱进，改名为丹。所谓丹，不过就是那个年代铺天盖地的那个红，比较雅致的表达方式而已。

丹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段长长的句子，领着大家读了几遍，然后根据那句子，教大家认识二十六个字母。

那个长长的句子是The people of the all world love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说真的，现在写下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地心惊肉跳。要是德国人听说中国孩子竟会上这样的课文……那不是赤裸裸地蒙蔽“全世界人民”么！

回想起来，那时咱们中国人，不但感觉良好，那胆子也真够大的！

再后来……就开始革命大串联了！

那场革命大串联，持续了大约七个月。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有幸两次见到过伟大领袖（在官方的革命正史中，那两次事件被庄严地称为“毛主席第七次和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而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曾有幸去过的地方，现在就是看着中国地图，一个个地数，也数不过来。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和我所在的那所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出发。我们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然后再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到株洲，从株洲到南宁；然后从南宁到北京，从北京到大连，最后经徐州又重新回到上海。

在这些城市中，我先后去过四次，因而留下印象最深的城市是上海。

在上海，市里的中学红卫兵接待站的人，一看我们来自武汉市的红卫二中，便有意把我们分到上海市的红卫二中。这个上海市的红卫二中原来叫什么名，我忘了。但肯定是一所和我在武汉的母校极为相似的，以工人子弟为主，因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学校在什么路，我也忘了，只记得所在的区名叫普陀区。

还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外祖母就曾告诉过我，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而缘分那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的。现在在半个世纪之后回首往事，我仍然常常忍不住想起缘分这两个字。

我在我的学校，不过是一名完完全全可有可无的新初一学生，而且还不是“红五类”子弟（那时武汉的每所中学，都有新老两个初一。新初一指六九届，老初一则指六八届）。但上海市的那所红卫二中文革小组中唯一的学生副组长，学生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名叫徐建平，却对我极好极好。她越过我们的总领队和各个年级的分队领导，直接找我，让我帮她通知各类重要事项。我受宠若惊地干了一大批份外的事，最后竟把自己搞得有几分像干部了。

徐建平是老初一的，也就是六八届初中的，仅仅只比我大一岁。但是认识她几乎当天，我就开始管她叫建平姐。这固然和我与生俱有的“恋姐情结”有关，但也和这位建平姐所显示出的极强的，和她的年龄完完全全不相称的工作能力分不开。建平姐的手中，当时掌握着极大的权利，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在上海的生死存亡。因为她对我好，并爱屋及乌，我们这支队伍便占了很多便宜。

我们比别处来的学生吃得好，睡得好，这还不说，许多参观的事项，我们都是被提前安排的。她亲自安排我们的分队参观（似乎是放在上海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参观（是复旦大学还是同济大学校内的）一个名叫蔡祖泉的， 据说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工人，设计的所谓人造小太阳；参观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留下的据说是罪恶累累的东西。我们分队中间到杭州去了一段，她把我们的大统铺为我们保留着。

那时官方组织的所谓“大串联”，还真的是“革命”大串联，是不允许游山玩水的。但我私下还是告诉建平姐，到杭州之后，我想去西湖，看看我从童年时代就耳熟能详的那个岳坟。建平姐偷偷地对我说，如果在西湖不慎走不见了，就买一把折扇，折扇上有很详细的地图。（后来我和我的几个同年级的小伙伴真的去了西湖，真的翻墙看了看岳坟，而且真的走不见了。我们真的去买了一把折扇，上面还真的有地图。）

离开上海，和建平姐分手，我很难过，曾趴在红卫兵接待站发的大棉被上哭过。建平姐比我坚强，她安慰我说，我们可以写信。临别时，建平姐提议，我们交换一个东西以做纪念，比如《毛主席语录》。我决定把我的校徽送给她，她很高兴。我在武汉的那所中学母校，虽在诸多方面平庸，但校徽却极为别致。那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左上角是伟大领袖戴军帽的浮雕像，下面则印着武汉市红卫二中几个威风凛凛的大字。

回武汉后，我和建平姐通信通了整整两年。我们互寄过照片和毛主席像章，说过很多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女孩子们仍然有的知心话语。二姐作为家中尽职尽责的会计，曾为我频繁地挪用母亲抽屉中的邮票而多次警告过我。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在父亲的警告下，我停止了和一切一切人的书信来往。建平姐恰巧在那个重要时刻因上山下乡而离开上海。我们从此便被生活的汪洋大海隔开，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和祝福。

离开上海，离开建平姐之后，按计划，我们应该从上海去徐州，然后从徐州去新疆。也就是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学校高年级去新疆的那支分队，没带足棉衣。而当地红卫兵接待站，竟也没有足够的被子和棉衣。有两个革命小将竟不幸冻死了！

这个消息让我十分十分紧张，我本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由于末梢循环的供氧不足，我一年四季都手足冰凉。只要我所在的这支革命队伍里有一个人冻死，几乎就非我莫属！想到“生命诚可贵”的美好诗句，想到自己在那架庞大的革命机器上趋向于零的渺小，我就在那前后，脱离了“革命队伍”。

大约是1966年的12月吧，伟大领袖劳累过度，不想再折腾，便发出了伟大指示，说是革命大串联要停止。这个时候，我正和我的大姐呆在一起。

我曾在其它地方写过，我大姐小的时候，基本算坏孩子。坏孩子总会有些坏主意。伟大领袖已经说了，让大家停止大串联，返校闹革命。但我大姐却在外面玩得正兴起，不愿回武汉。她想出来的坏主意是，和外地的学生交换返程票。记得她先是和吉林大学的学生换了去长春的票，因为担心我会在长春冻死  —— 长春那地方无论怎麽说也不会比新疆热 —— 大姐接着又把去长春的返程票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换了。就这样，我就和大姐一起去了广州。

除了难懂的方言外，广州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真是个好地方！

北方那样天寒地冻，那地方居然毛衣都不用穿！大姐带着我，先去中山大学找一个她们学校毕业的学姊。那学姊正好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考入了中山大学化学系。学姊和大姐在校队打过几年篮球，对大姐很好，专门找人把我和大姐，还有那学姊自己的两个妹妹，安排在老百姓的家里住。（学姊的两个妹妹中，身材高挑且十分美丽的那一个，在若干年后嫁给了我九舅家的小表哥，陪读于大洋彼岸，那是后话。）

老百姓说的话，我和大姐都不懂。连猜带混听明白了一点，老百姓觉得我们是北方人，脏，不愿收我们。我和大姐，那学姊的两个妹妹，我们都是在武汉长大的。武汉那地方的人，说起北方人，并嫌其脏的时候，指的通常都是河南人。我们四人举着地图，向那老百姓信誓旦旦地解释了老半天，说我们绝不是北方人！我们来自一个名叫武汉的地方，武汉绝不属于河南……

最后那老百姓总算收下了我们。

接下来，我和大姐在广州，花着红卫兵接待站发的钱和粮票，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月。

现在还依稀记得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大姐带我参观一个叫做“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事件”的某地址。那地方在乡下，很远，也很难找。好容易找到了，却并没有发现纪念馆。老百姓对我和大姐的爱国热情一点也不感动，领着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能游泳的温泉！

另一件事，则是和二姐有关的趣事。

且说有一天，我和大姐在红卫兵接待站领粮票。喇叭中反复喊着，请汪阳同学上前！请汪阳同学上前！却久久无人上前。大姐依稀想起，汪阳……是我二姐因为名字被同学批判之后新改的名。大姐不免四下寻找，最后不仅找到了我二姐，还找到了我哥哥。我二姐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不但听而不闻，还帮着别人指责这个不知跑到何处去了的汪阳，完全没有想到，那竟是她自己。（这事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传为笑柄，二姐回武汉后只得悻悻地改回“封资修”的老名。）

我们四兄妹，居然能在广州碰到一起！要说这革命大串联……不好，说实话，我们都不忍心！

在邂逅我和大姐之前，哥哥已经带着二姐，上一个名叫羊城宾馆的地方去过，并照了一张以五羊为背景的照片。哥哥提议我们兄妹四人再去一趟。可惜那宾馆那时生意凋零，我们四人去的那一天， 并没有照相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便终于没能留下纪念照。不过，在那之后许多年中，我一直保存着一只硬塑料做的，带有一只可爱的黑鼻子的小狗。那是在广州正逢我十三周岁生日，大姐给我买的。

到1966年12月底蓬头垢面地回到武汉之后，大姐居然还贼心不死，又想法混到西安某大学的返程票。这一次，她不想带着我去了。她说我的身体太坏，带着我十分限制她的行动。于是她一个人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有人告诉大姐，说某条名叫宝鸡的铁路，是那时中国唯一的一条电气化铁路，谁都知道，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电气化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已经有幸离共产主义十分近了，不去体验一下，当然可惜。大姐于是决定要设法坐坐宝鸡线。不幸那条宝鸡线天天塌方，大姐很快和一群乘客一起在一个无名山洞中被堵。一堵数周，一直堵到大家对共产主义最后的一点兴趣荡然无存！

我们全家人都以为大姐已经为革命捐躯，正努力化悲痛为力量，却在1967年1月底得到消息，大姐还健在，还在继续革命。到那一年春节前后，大姐由铁路警察从四川某地陪送回家。父亲被迫支付十多元警察费用，在当时是一笔惊天动地的巨款！

假如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我还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的话，那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到今天，也没去过新疆，长春和西安。

朋友们一定看得不耐烦了！会问，你写了这么多，究竟和《胡琴声声》有何关系？

我实在是万分抱歉，只能稍微解释几句。我之所以这样啰里啰嗦地写1966年，是因为我一直在仔细地回想，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认识H君，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现在1966年已写完，我不大可能是在1966年认识H君的。我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能是1967年之后的事……

1967年是在一个崭新的汉语动词的伴随之下开始的，那个新动词叫做“夺权”！最开始夺权的是上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似乎是叫上海公社 —— 为了向当年的巴黎公社学习。后来中央文革大约是害怕老百姓低估了这个“公社”的权利，把这个新“公社”和五十年代把中国农村搞得遍地凋零的那个“人民公社”混同起来，才决定把新的权力机构更名为“革命委员会。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便从1967年起，在普天之下，一直存在到1975年前后。

这些重要的国家大事，和我本人并无直接关系。我上的那所中学离家很近，我无事就上学校转悠，看看什麽时候能上课。

眼见得一时半会儿无课可上，几个小学时代成绩学得好的同学发起，在我们的小学母校，武汉医学院职工子弟小学，成立了一支“六六届红卫兵返校战斗队”。（六六届那几个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老三届中的1947年前后问世的老高三。而我们却不过是六六届的小学毕业生而已。）大家希望的是，能参加一次升学考试从而被分到更好一点的中学去。但这一点小小希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却没有一丁点可能能实现。特别是，即使真能通过考试而被分到更好的中学也同样无课可上呀！

于是那支战斗队，很快在成立之后不久就夭折了。

到了1967年的初春，我和几位要好的小学时代也同时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相当正式的造反派组织，名叫红司新华工中学总部。

我们的“在险峰兵团”小麻雀战斗队，由六个人组成。我们六人同届，来自同一所小学，全部是女生，全部是医学院子弟，也一般大，刚过十三岁。我们六个人中一个是“勤务员”；两个是“联络员”；两个是“观察员”；最后剩下我，是“战报编辑”。

（我们这六个“战友”中，只有一个“观察员”不知去向。剩下五个一直到今天都知道彼此下落，2000年底我们中的好几个还在一次小学同学的校友会上见过面。当然，这和我们的父母同属一个医学院校园有关。）

且说这个红司新华工，当时是武汉非常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总部就在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负责管我们这个兵团的，是新华工下面机械一系六二级的三个大学生，那时住在华工校园中的南一楼。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其中一位姓林，是从广东考到武汉的。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江西九江，本来名叫周全生，为了和革命与时俱进，改名为周前。周前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戴一幅黑框的眼镜，对我们这六个中学生极好，我们六个人几乎都最喜欢周前。我们在华工用大学生们的饭菜票吃饭，用得最多的也是周前的。

从位于汉口的武汉医学院，到华工所在的喻家山，正好横跨武汉这个城市的西北到东南，来回一趟，需要三个小时。但我们还是常常热血沸腾地去“朝圣”。

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那三个六二级的大学生，在少年时代我的脑海里留下的，是十分出色且理智的印象。让我无法联想起，他们竟也算是官方正史中统称的“红卫兵”。

在我们那个“在险峰兵团”存在的日子里，红司新华工中主管中学总部的“勤务员”似乎是一个名叫郭保安的大学生。那人是那一系，那一级的，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在某一次“红代会”曾荣幸地瞻仰过那位郭司令，但我们六个人都不喜欢那人。那人长得老相，有点佝偻。总之，给人一幅无趣的样子。

红司新华工中风头最健的笔杆子是六五级刚入校的鲁礼安（好像是船泊工程系的）。我的那五个小“战友”，都不大喜欢看大字报，但我例外。我每次去华工朝圣，都要仔仔细细地读鲁礼安的文章。有时甚至忍不住地抄下来，大声朗读，乃至背诵。

有一次，读到鲁礼安套用阿基米德的名言所写的一篇，分析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何结合的长文。标题似乎叫《给我一个支点》。我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开大字报栏，强迫自己把那文章背下来再走。

鲁礼安是我哥哥和大姐中学的高班同学。那人本是一名十分优秀且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无可挑剔，在体育上简直有特异功能！我哥哥在校队打羽毛球；我大姐在校队打排球和篮球。那鲁礼安本是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百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换句话说，应该是田径队的。但他却好像既认识我哥哥，又认识我大姐。

比较起来，大姐的体育比哥哥更好，所以鲁和大姐比和哥哥熟。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政治舞台上的柳暗花明，芸芸众生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时而让人欣喜若狂，时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化 —— 哥哥，二姐，乃至我这个没上过中学的半文盲，虽蹉跎岁月，最后都上了大学。而少年时代令我无比崇拜的大姐却没能上大学。父亲去世前最最不放心，也最最内疚的，就是大姐。（大姐完完全全是因为父亲根本莫须有的所谓“历史问题”没能上成大学的。）

每每念及于此，我便深感造化弄人之甚！

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可以说一直延续到青年时代，大姐一直都是我最最崇拜的对象。我是大姐最最忠实的跟屁虫！那个时代，我生活中一切一切有趣的人和事，都是和大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大姐喜欢体育，也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身体素质和才能。也因为体育，有许许多多男孩子都喜欢大姐。我那时最最盼望的是，我自己也能像大姐那般勇敢，那般矫健；这样，喜欢大姐的那些男孩子也能多多少少地喜欢一下我。只可惜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始终没有一丁点可能性去实现！

那个我曾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鲁礼安，我只是远远地见过，没说过话。而大姐，她只具有欣赏鲁礼安体育方面价值的能力，却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并不读鲁的文章。

后来，仅仅只有不到一年的功夫，造反派竟从根本上土崩瓦解了。鲁礼安变成“北决杨分子”。北指的是鲁建立的一个以学习马列主义，思考中国问题为宗旨的《北斗星学会》；决是指鲁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杨则是指鲁办的一份理论刊物，《杨子江评论》。我和哥哥都爱读鲁的文章，对鲁的陨落暗自深深惋惜和感伤。大姐听说鲁出事，更多的却只是惊讶！

记得最开始，是哥哥说起，鲁被官方通缉，以后又说鲁不见了！我们暗暗希望，他能永远永远地不见，这样，重新得势的“保皇派”们，就抓不到他！

武汉那地方的老百姓，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政府管太多的闲事；也不喜欢按着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规矩而呆板地生活。就我少年时代的观察，武汉市民中80%以上，在心理上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和百万雄师、三字兵那类“保皇派”同心同德的，不足20%。但是老百姓的心愿和国家机器相比却微不足道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立马便是顺者昌、逆者亡。

有一天，哥哥偶然从他住的那间小屋朝西的那扇窗子里往外看了一眼，竟看到和我们家那栋楼平行而立的另一栋楼（市建工局宿舍）和我们家处在同一高度上的一扇窗边正坐着鲁礼安！

哥哥忙叫我也过去看。

我这人天生是一个不健全的生命，所有我那个家族能具有的全部生理缺陷我不幸都具有 —— 哥哥和大姐都有着三点零的好眼睛，我却除了哮喘病还是先天的近视。而年轻的时候，因为母亲的阻拦，我又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为避免自己变丑而不戴眼镜。这样的后果便是，我跟在哥哥身后，根本无法看清鲁礼安那令我无限崇拜的音容笑貌。

好在这事并不需要我的任何确认，有哥哥，特别是大姐的确认就足够了！

那人是鲁礼安无疑！

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兄妹都会抽一点不甚宝贵的时间，瞻仰一下鲁礼安窗前的灯光。终于有一天，鲁和那灯光一起不见了！他就是从我们家屋后那栋楼里出走之后被逮捕的！

那究竟是天网恢恢，还是告密者的出卖，我们兄妹就不得而知了！

三十七年之后，那位在监狱中呆了十一年才得以平反的才子，完成了他洋洋万言的大作《仰天长啸》，为武汉地区的“革命”史，留下难能可贵的全方位回忆录，震惊海外。但那只不过是后话。

鲁的陨落和造反时代的终结，为上山下乡前夕的我们，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空挡。

很显然，H君就是在那段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下半年或者1968年的上半年，走进大姐的生活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纳闷，H君是怎么认识大姐的呢？

H君和大姐只是同校而已，既不同年级更不同班。H君的年龄，在我和大姐之间。大姐比我大四岁。H君比大姐小两岁半，比我大一岁半。这是其一。H既不会打球也不会跑步，远远地看上去，H似乎是上身的躯干部分比两腿长。这显然不是适合体育运动的好身材，这是其二。整个“革命”的初期和中期，H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既不是“三字兵”，也不是“三钢三新”中的任何一个。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H君似乎从一开始就置若罔闻，这是其三。

但我的纳闷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H君，反正已经认识了大姐！

好了！现在总算和《胡琴声声》离得比较近了！

怎么打发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呢？

童年时代，父母曾为我请过一位家庭教师，高毅老师，教我学小提琴。小提琴在学习的过程中，得随着孩子的身高变化而不断更换。“革命”开始的那段时间，正是我身高变化明显的时候。高老师离开我时，就把反正得更换的小提琴带走了。而高老师反正走了，父母也就没有必要再为我寻找新琴。

小提琴是个复杂的乐器，没有老师指点，自己乱拉，是肯定会走入旁门邪道的。我便央求父亲，给我买一把二胡。童年时代，我们家楼下住的是著名琴师姜鸿奎先生。我管他老人家叫姜伯伯。但我并没有敢想，竟去向楼下的京胡大师学琴。我只是凭直觉认为，胡琴不复杂。自己琢磨着，应该就能拉着玩。

父亲起初没同意，那倒不是父亲崇洋媚外，把胡琴的地位放在小提琴之下。父亲的审美趣味，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停留在国粹领域，而且从不附庸风雅。交响乐一类的东西，父亲根本不听！父亲主要是怀疑，我那个岁数，还能学得会二胡。我那时十三岁多一点，老一辈的京剧艺人，在我那个岁数，已经搭班子闯荡江湖了。

但经不住我死磨活磨，父亲最后，还是给了我两块钱。

我拿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在我们家对过的武汉商场卖乐器的柜台转了转。营业员根本没正眼看我，我当然也就没敢贸然买。

二姐看我一幅无计可施的模样，安慰我说，她能找到人，帮我买琴。

二姐说，她的好友幼幼的姐夫，我们万分敬仰的那位常生哥哥，会拉胡琴！

幼幼是二姐中学时代最最要好的同学。且说那场“革命”，本是伴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批倒批臭“三家村”开始的。二姐所在的班级，按党和人民的安排，也抓了一个竟敢只走白专道路的小“三家村”，由语文科代表幼幼、数学科代表小平和英语科代表二姐，三人组成。

且说这“三家村”中的三位小阶级敌人，都是女孩子。幼幼和二姐在武汉长大。那位竟和我们熟知的铁腕人物同名的小平，却是从北方转来的铁四院子弟。幼幼和二姐彼时肩负的重任之一，是教小平说武汉话。农作物中小麦的麦字的武汉方言，小平始终发音不正确，不是读成小卖，就是读成小磨。而蔬菜，小平干脆自以为得计地说是需菜！

最后，幼幼和二姐只好放弃努力，让小平继续说普通话。这一点小小的麻烦，丝毫也没妨碍三人落难时结下的不渝友情。

小平和二姐都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幼幼也是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她的家庭却有几分不同寻常，那就是幼幼的家庭是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外祖母，母亲，姐姐和幼幼。

刚进中学，二姐头一次上幼幼家玩就问过幼幼，说你爸爸呢？幼幼说我没有爸爸。二姐问是不是去世了或者和你妈妈分开了。幼幼却明白无误地重复说，不是去世，也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有爸爸！

后来的事实证明，幼幼的回答当然是荒谬的。这世上怎么会有人没有爸爸呢！

到我和二姐上大学之后，有一次我们都放暑假的什么时候，二姐才头一次见到刚释放的幼幼爸爸。二姐这才告诉我，幼幼的爸爸，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层军官。没想到返乡刚播下幼幼这颗优良的种子，竟遇上镇反。

让人无比欣慰的是，幼幼的爸爸守口如瓶，没有连累自己的家小。自己受了多年无家人探望的凄凉和煎熬，却保全了妻女的这个小小的单亲之家。而幼幼那个年轻时长得极为端庄秀丽的妈妈，一直等到和丈夫团圆，也从没动过哪怕一次再嫁的念头！

幼幼的家家（武汉方言姥姥）是个识文断字，通情达理，贤良慷慨，且能干勤奋的老人。（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老人家泡的带点辣味的酸豆角，曾是父亲的最爱，我们家饭桌上父亲的“特供”。）幼幼的母亲，是级别很高的小学语文老师。幼幼的姐姐，同样是资深的语文老师。由此大家该知道，幼幼的语文学得几乎比教她的老师还好，就不足为奇了！

且说革命开始没多久，幼幼那个清纯如水的单亲之家，悠忽一下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原来，幼幼的姐姐结婚了。姐夫，幼幼的常生哥哥，住进了幼幼家！这位常生哥哥，是文革前进大学，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上的是中文系，分到中学仍然教语文。这样一来，幼幼家的语文程度就更是突飞猛进，势不可挡了！

常生哥哥把他上大学的笔记慷慨地送给幼幼，幼幼转借给二姐，二姐转借给我。我便在母亲送给我，当时非常珍贵的一本《东方红》笔记本上，夜以继日，勤奋地抄写。

《东方红》笔记本的封面

《东方红》笔记本第一页

笔记本中，每隔几页，就会出现一段我们天天需要背诵的《毛主席语录》。

这是从常生哥哥笔记中抄录的普希金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同一首诗，后来有各种不同的中文译本。我却先入为主，始终认为这段最佳。

抄这首诗的时候，二姐十五岁，我十三岁。我们当然不知道，生活其实正在明目张胆地欺骗我们。

这是从常生哥哥笔记中抄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言。

这位常生哥哥是个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因为年纪比我们稍大，又比我们多上了一个大学，他带着我们去买胡琴的时侯，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模样。

不料已经走到了乐器柜台，常生哥哥才算听明白，父亲竟只给了我两块钱！

两块钱能买什么琴呀？常生哥哥大声，且很生气地询问幼幼，把在营业员面前的难堪，全部转移到幼幼身上。

幼幼胆怯地询问二姐，是不是真的只有两块钱。

二姐只好明知故问地又询问了我一遍。

我低着头，捏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泪水已经涌入了眼眶，心中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央求了父亲老半天，平时对我很大方的父亲，竟会如此小气，只给我两块钱！后悔的是，没有带上我的梦葫芦（武汉方言，指一种让孩子存钱的容器）。梦葫芦中，怎么也得有一块钱，那我就有三块钱了！

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乐器柜台上最贵的胡琴，都带着高贵的琴盒。中档的胡琴，也带着美丽的套子。而两块钱，那只能买最便宜的那种胡琴。它们赤裸裸地躺着，上面布满了灰尘，整个一副饥寒交迫、任人宰割的模样。常生哥哥随便拿起了一把稍微干净一点的，漫不经心地试了试音。交完钱，常生哥哥迫不及待地把那琴，递给了幼幼。那显然是想向营业员表示，他本人和这把竟只值两块钱的耻辱的琴，毫无关系！

（那时谁能想得到，十年之后，我竟和我们当年无比崇敬的那位常生哥哥，在同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里，一同走上了珞珈山上那片美丽的校园！虽然常生哥哥是研究生，和我们班辅导员何老师的丈夫白老师，后来享誉东西和台海两岸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的关门弟子唐翼明，以及后来红得发紫的那个易中天等诸位名家们，是同学；而我只不过是普通学生。我和二姐还是压抑不住地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之下，感到由衷的欣慰！只不过，自古真才俊者，天不与寿。那位我们曾无限崇拜的常生哥哥，出色的文学史学者，中国极著名的李白诗歌研究专家，后来竟会英年早逝，让人想想便会无限唏嘘感慨。很久很久之后，二姐才告诉我，常生哥哥生于湖南常德，故名常生。但常生只是小名，他大名何念龙。愿常生哥哥的在天之灵安息！）

还是回到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吧！

幼幼把琴递给二姐，二姐递给我。我怀着深深的，连累了二姐和幼幼的愧疚，灰溜溜地拿着琴，一个人回家了。

文化革命前，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堪称一流的摄影作品。那都是父亲的好友、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送给父母亲的。多亏父亲灵敏的嗅觉，在革命到来之前，及时地把那些摄影作品收了起来，那些作品才没有被毁于一旦。

因为那些美丽的摄影作品被取走，墙上便空出了若干钉子。我泱泱回家，不提买琴之事，只随手把那琴挂在一颗稍长的钉子上。全家老小，无人对那把琴多看一眼，我自己也一样。原来还想学琴的那一点小小心愿，荡然无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琴依然挂在墙上，却并没有走进我的生活。

有一天，我回家，刚走进我们家那栋楼，耳边响起一阵琴声。那琴声自如，流畅，清新，可人，如泣如诉，似云似烟……

我站着听了一会儿，那琴声相当娴熟，

我一边上楼，一边辨别着琴声从何处而来。

走到家门口，我才万分惊异地发现，那琴声竟源于我自己家！

走进家门，我看到大姐和几个同学在家。一个男孩子正拿着我的那把琴。很显然，那悠悠琴声……就是从那男孩子的指下传出的！

因为我的回家，那男孩子停止了拉琴，把弓竖起来，然后把琴挂回墙上的钉子上。

大姐一向朋友多，某日有某新朋自某方来并不值得她不亦乐乎！汉语习惯用语中有物以稀为贵的说法，就是说，什么东西一多，人就没法珍惜了，大姐对H君就是那样！

我进屋，大姐继续和别的什么人说着话，并没有向我介绍说这是H君，也没有向H君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因为那把琴的缘故，H君看着我，对我笑了笑。我和H君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开始说话。

H君说，你姐说，这琴是你的，我轻轻地嗯了一声。音质挺好的！H君又说。

要是以我刚听到的琴声而论，那音质真的是无可挑剔！我没说话，心中为自己庆幸，并涌起对那位常生哥哥，深深的感激。

不料H君接着说……这琴是新的，谁帮你买的？我说是二姐好朋友……幼幼的姐夫，常生哥哥。H君说，那人……耳力还可以，但眼力太差！我惊异地看着H君，H君笑着，指着已经被他重新挂到墙上的琴，用手沿着琴杆划了一条线，让我看。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那琴。原来那琴杆竟是歪的！连我这个近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可见其歪之显！很明显，常生哥哥那一天不过是随便拿了一把琴而已，不仅没有仔细试音，甚至根本就没细看！

这一下，我难过起来。联想起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我渐渐地开始义愤填膺，暗暗决定，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得告诉二姐和幼幼，琴是歪的！

但很快，我想起了那无比重要的两块钱！心中的怒火慢慢熄灭。

我对H君抱怨说，我爸爸只给了我……两块钱！两块钱，能买什么琴呀！当然只能买一把歪的……

两块钱？H君不笑了，睁大眼看着我。两块钱……很多了！过早（武汉方言指买或吃早点）可以过一个多月！难怪别人都说……你们家有钱！要是我爸爸能……给我一块钱买琴玩，我就高兴死了！

啊！我这才开始对H君验明正身。他不是我们院子里的，不是那个剧团的，更不是姜伯伯的学生，而只不过是大姐的一个同学而已！

我也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中才头一次知道，这世上竟会有琴拉得如此之好，却连一把价值一块钱的琴都没有的人！

那之后， H君很快和大姐熟悉起来，有一段，几乎天天上我们家来。

因为H君，我开始对那把歪脖子琴发生兴趣。自然，H君就成了我的老师！

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虽然我就住在名琴师的身边，但关于二胡这一乐器的几乎全部知识，我却都是从H君那里学到的！

那个年代，书店里卖的全都是毛泽东著作（毛的稿费后来高大上，，并不奇怪）。您就甭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二胡教程一类微不足道的书！二胡的书买不到，曲目当然也没有。我所知道的那些二胡的名曲目《光明行》《病中吟》《赛马》《良宵》《江河水》……都是H君拉的时候，我自己用一支铅笔在纸上乱记的。

只有一次，H君的琴声超常地抒情，我感动得忍不住把那谱子抄到笔记本中。那曲子有一个美丽的标题，叫做《马兰花开》。

后来，慢慢地有些曲目卖了 —— 那是八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简谱形式的总谱！我便在H的指导下，陆陆续续买了若干样板戏的简谱。那些简谱售价低廉，我不用央求父亲，自己攒下的零钱就够了。

能买到的那几个样板戏拉完了，我的琴艺始终平平，毫无长进，完全彻底地停留在滥竽充数的状态。我从小对自己要求不严，极易满足。那时祖母、外祖母都健在，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加上保姆和照顾祖母的亲戚，我那个庞大的家庭中，每日的流动人口都在十余口以上。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任何人对我的琴声有过最微不足道的厌烦。

真的，没人讨厌就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你怎么敢奢望被名琴师惯坏了耳朵的听众们竟会被你指下的那把只值两块钱的歪脖子琴感动呢！

然而H君，他的琴声，即使是用我那把歪脖子琴；即使是在大师的跟前班门弄斧；只要你不带任何偏见，你也得承认，那绝绝对对是一流的琴声！

有一次，北京的我的另一位大姐出差到武汉，住在哥哥的房间里。H君并不知道北京大姐来了，仍呆在另一间屋，旁若无人地拉《赛马》。歪脖子琴上那两根弦，被H君拨得如金属般铿锵脆落。北京大姐惊异得立马从床上起来，甚至忍不住推开门看了看，心中竟以为是楼下的大师上楼来了！

朋友们一定以为，至少我那位酷爱京剧，熟知民乐乐声的父亲，会常常夸奖H君吧！啊！不！正好相反！父亲从来没有正眼看过H君拉琴，更不用说听了！

那也是少年时代的我，最最为H君难过的一件事！

我和H君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H君，是在一个名叫汉正街的地方长大的。

许多许多年后，那条汉正街悠忽一下出了名，变得比航空路、解放大道或者武珞路、街道口一类平庸的地方出名多了！但倒退半个世纪，在那个“革命”年代，孤陋寡闻者如我，假如不是偶然认识了H君，根本就不会知道汉正街的存在！我这人一向爱屋及乌。因为认识了H君，欣赏了他的琴艺，开始崇拜H君，也就开始暗自想象那条神秘的汉正街。特别是，H君学琴，据他自己说，根本没拜过师，就是从小在街坊邻居跟前边听边瞟学的！那样的话，汉正街当然一定是一条充满了浪漫音符且魅力无穷的地方。

没想到我满怀敬意地向父亲提起汉正街，父亲竟毫无表情。那之后我才算搞明白，那汉正街几乎比我们视为故乡的城市武汉还古老。而父亲工作的那家医院根本就坐落在离汉正街仅一箭之遥的地方。

父亲当然早就知道汉正街，只不过一直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敬意而已！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兴致勃勃地跟在大姐身后，去了一趟H君的家！

那条无比漫长的汉正街在那个年代，完全不通公共汽车。从我们家出发，健步如飞者如我大姐，都得步行三十分钟以上。可想而知，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多麽艰难的历程！

H君的家，住在汉正街的一条十分苗条的小巷中。那小巷，稍微胖一点的人，两人并排都有被卡住的危险。H君家住的是木头房子，上楼的时候楼梯会呻吟，发出比较惊险的那一类电影中才会有的响声。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那一整片住宅光线昏暗，似乎大白天都无法不开灯。究其原因，小巷中的房屋，盖得过于密集。无论是阳光还是月光，都无法带入些许光明。

想到H君的琴拉得那么好，他爸爸竟舍不得给他一块钱买琴，我便以为H君家在汉正街，一定得算穷人了！没想到我大大地错了！H君家不但不穷，还是方圆数巷间，最高雅，最洋气，也最富有的家庭！

H君的父亲是远洋船长，常年在外。母亲相夫教子，呆在家中。H君和我一样，在家最小。H君最大的哥哥，比H君大十八岁，正好在H君出生时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朝鲜战场回来后，H君的那个大哥，被党和人民调到南方边境，负责香港某保密事务。于是H君的父亲和哥哥，竟能常常在香港见面。在那个革命年代，这伟大的父子俩，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冬天的童话！

H君的兄姊并没有上大学，但照他母亲的话说，都干着绝对属于体面的事。父母原打算培养H君作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H君也特别争气，在他上的那所XX巷小学，他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那所XX巷小学据说多少年才出了H君这么一位优秀学生，竟考进了著名的武昌实验中学！

我万分遗憾地对H君的母亲提起，H君的琴拉得那么好，竟没有自己的琴。H君的母亲却对H君的琴艺并不感动，认为那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街坊有的是会做琴的，那本是个玩的东西，没有必要花钱买！

到了H君家，我和大姐同时发现了H君母子俩以及H君的街坊邻居们所具有的，极惊人的能干。H君母子俩，都会给人理发，男女皆通，老幼咸宜。H君的母亲和姐姐，都会裁剪，还会缝纫。H君和H君的街坊邻居们，还会自己做木工活。家中大大小小的家具们，居然都是自己做的！至于烹调和饮食，那就更不用单独提出来说了。H君、H君的母亲，H君的姐姐，都做得一手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就是放在专业饭馆里出售，也毫不逊色！

那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我们姊妹三人几乎全部衣服，都是H君的母亲和姐姐自裁自做的。我们家待客的米酒是H君的母亲酿的。H君还和他的街坊邻居们一起，帮我们家做了一大批小巧玲珑的家具……

很多年后，每当在报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汉正街是怎样以小商品的零售竟一举走入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当代史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地想，汉正街的成名绝不会是偶然的！那片土壤中一定深深地埋藏着汉口老一辈市民们，特别是手工业者们的勤奋、智慧、机敏、务实和狡黠……

终于，大姐的朋友和同学圈子里传出了消息，说是大姐和H君……“好”上了！那时大姐十八岁半；而H君，还没满十六岁！

父母起初并没注意。但后来发现，大姐确确实实有单独和H君出外一类，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行为。父亲郑重其事地找大姐谈了一次话。父亲说话，一向带着学习自然科学的人都有的那种简单明了。父亲说，医学生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男性生理的成熟期，更年期和老年期的到来，平均比女性晚五至十年。因此夫妻之间和睦的一个无比重要的生理基础是，男性应该比女性年长五至十岁。换句话说，老百姓们常说的，宁可男大一倍，不可女长一岁，竟是有科学道理的！

父亲当然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举例，因为全家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家的无比和睦以及父亲比母亲年长八岁的事实。

大姐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我和二姐排在哥哥之后，至多只能名忝第三。）父亲宽容大姐学习上的不够优秀，却珍惜也欣赏着大姐的健康，单纯，善良，大度和豪爽。

多少年后回首往事，我常常忍不住惊叹父亲的慧眼 —— 难道父亲那时就知道，他的晚年，几乎全赖这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大女儿对他无微不至的孝道！假如父亲的孩子们个个都像我这样，父母在，竟远游；父亲将会有一个多么凄凉的晚年呀！

大姐一口答应了父亲……不会跟H君“好”，并主动把H君送给她的照片，交给了父亲。

但私下里，我却很怀疑，大姐是不是明确地告诉了H君同样的话。因为就我的观察，H君的举止，一丝一毫也没受父亲那次谈话的影响。H君和以往一样，频繁地出没于我们家中，甚至和父亲都混熟了！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在我们家的那四室一厅的房屋中，离大门最远。但H君每次来家却都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地先去问候父亲……

只不过那段好景并不长，很快，我们的生活，终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开始，是学校进驻了工宣队。随后，上山下乡开始了！

哥哥，大姐和二姐，都是第一批报名下乡的。其时，毛泽东那段后来无处不在的伟大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没有发表。

1968年12月7日哥哥姐姐们下乡前，我的十五周岁生日

也几乎就在那同时，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

父亲被关进牛棚后，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在工宣队的指导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每天上午上学校帮工宣队闹革命；下午则上牛棚帮父亲请罪。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消失了，自然，我也就再没碰过那把歪脖子琴！

再后来，我就是想碰那琴也没法碰了 —— 工宣队指挥部的人们竟精通数学。通过精密计算，他们认为，我们家人口经过上山下乡和牛棚的建立，骤然减少一半，便封了两间房（还好，并无外人来住，只不过不让我们住而已）。恰好挂琴的那间房在封之列！

H君本是六八届初中的，属于老三届，和我哥哥，大姐和二姐一样，也应该1968年下乡。但H君却迟迟没有报名，一直在家呆着。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后，我的政治觉悟提高得极快。因为父亲的问题，为了给自己也给别人减少可能的麻烦，我主动地和所有以往认识的人都断了来往。我在其他地方曾写过，父亲在他住的那片牛棚中，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牛鬼蛇神。父亲不幸犯下的那些罪行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我在毛主席像前代父亲请罪时，按照党和人民规定的顺序，完整地背诵那些罪行的时候，得停顿好几次才背得完！假如工宣队指挥部的党和人民们在背诵的时候竟不准我换气的话，我想，我肯定早就被活活憋死了，绝对活不到后来的高考恢复！

而H君呢！他却是一点也不掺假的红五类！根据伟大领袖脍炙人口的鸿篇巨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H君的父亲，属于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在革命的排列组合中，甚至还优于贫下中农（相当于雇农）！此外，H君的父亲和H君的若干兄姊们，还都是老共产党员，党龄甚至和H君的年龄差不多长……。

但H君的政治觉悟，却一丁点也没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而提高。

我明确无误地告诉H君，我父亲不在家是因为被关进了“牛棚”。H君却还是隔一两天就到我们家来一趟，帮我买煤、买柴、买菜、做清洁……我无所事事的时候，H就陪我坐着；随手帮我清那两间没被封的房间中的杂物；教我缝被子，缝的针脚尽可能看不出来；教我叠衣服，把衣服叠成商店出售前的模样……

我问H君，为什么不下乡。H君说，不想下。我说，这好像不是一个你想或不想的问题。H君回答说，是的，我想不想没什么用。我是想找一个正当的，能不下乡的理由。

H君起先想多子留一，但他并没有其他同属老三届的兄弟姊妹。（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应该名正言顺地办多子留一，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关头都没法办成。）后来H君又想办成病残，但他身体又健康得没商量。最后，H君希望他父亲或大哥能给他出可以不下乡的证明，但父兄却似乎很支持他下乡，认为那属于听毛主席的话一类……

到了1969年快过五一的时候，街道居委会的红老兵们开始天天都上H君家去。她们轻车熟路地把H君家的家具往一边挪开，然后就满怀深情地载歌载舞，唱的当然是毛主席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H 君终于无可奈何地下了户口！

H君去的，也是大姐去的Q县，但却是另一个区。大姐去的那个区，在Q县是一个边远区，离着县城还有遥远的六十里地。而H君去的那个区，却在县城的另一头。

H君走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日记本，已经买好了。但H君却不要，拦住我，让我不要在上面写字。H君说，你喜欢写，本子留给你自己用吧！H君还说，你给毛主席写封信吧，反正我俩在家都最小，我们下了乡，下面就没有人下了！让毛主席世世代代都让城里的人下乡吧！最好他自己也从中南海搬到乡下去！

H君说完，笑了！我本想哭，却只能强迫自己笑！笑完了，H君也就走了！

H走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我先进工厂，然后又被工厂退回学校下乡。这之后我在农村发病，被巫医用新针疗法扎穿气管，险些在广阔天地中壮烈牺牲。而父亲在牛棚中竟只待了短短的一年，“解放”之后还荣幸地被调往三线……

好几年功夫，我既没见到过H君，也没听人说起过他，当然也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去想他。一直到大约是1971年，H君才重新出现。

此时，大家都工作了，虽然不尽如人意。

大姐身强力壮，理所当然地被分到食堂当炊事员。H君比大姐好不到哪里去，在建工局下面的一个施工队当泥瓦匠。

要说起整个工作环境，H君比大姐更差！大姐虽在食堂三班倒，却能天天回家，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吃得红光满面，让人从脸色就忍不住推测她的职业。而H君，除了整天在工地吃，在工地睡，还随时有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粉身碎骨的危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和H君同一个施工队中，就有实验中学和H君一般大的校友，从脚手架上掉下来。虽抢救活却终身残废，二十一岁起吃劳保！

大姐休息星期三。H君似乎没有固定休息日。他只能碰巧也在星期三休息的时候上我们家来。而我的工作也是没有固定休息日的。这样一来，大姐见到H君的日子并不多，我偶尔遇到H君的日子，就更少！虽然很少见到H君，我却常常在家人和大姐朋友的圈子里听说H君。听说得最多的是……他和大姐似乎……仍然在“好”！

那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差不多五年。

大约是1976年，还是1977年前后，大姐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之下，正式决定和我后来的大姐夫结婚，我这才真的再也没见到过H君，也没再听说过他了……

结婚时的大姐

仅仅只是一年之后，因那场革命而被迫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恢复了！我们兄妹四人除大姐之外，都考上大学。

大约是在1979年秋天的一天吧，我回家过周末，突然注意到一向豪爽，乐观的大姐，竟沉浸在不同寻常的沉默和悲伤之中。

问起大姐，我这才万分惊讶地获悉H君的故事…… 而他……竟会……英年早逝了！

就在大姐结婚的那前后，H君也速战速决地结了婚！

H君娶的，是一只“藤上的瓜”。（源于一首那时流行的红歌，其中唱道，“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翻成如今孩子们能听明白的语言，也就是说，H君娶的，是一个农村姑娘，没有武汉市的户口。H君的条件那么好，年龄并不大，还是男孩子。谁也不明白，他干嘛要找一只毫无共同语言的“藤上的瓜”，而且还要这么快就成家。

但H君却并不对任何人解释。在结婚不到三年的时间内，H君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而大姐却还根本没有做母亲，大姐后来的孩子，比H君的大儿子小整整三岁！

H君的二儿子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H君在工地上碰到雨天，无所事事，便和同事们在工棚里打扑克，他十分意外地赢了。H君高兴得仰天大笑，笑完后倒地，竟停止了心跳和呼吸……

我恍恍惚惚地听着大姐的叙述，突然间觉得心里空空的；脑子里也空空的……

大姐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H君……是笑着离世的！说完，大姐又补充道，H君……总是笑，那一天……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也是笑……

我想起，我那时告诉H君，我父亲不在家是因为被关进“牛棚”。我是低着头告诉他的。H君说，现在到处都是“牛棚”，咱们整个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牛圈！哈！

我抬头，看着他的笑容，听着他的笑声！

而比那更早的时候，我看H君拉那把歪脖子琴的时候，他低着头拉，只要一抬头，也总是满脸灿烂的笑容！

真的！大姐说的一点不错，H君……，他总是在笑！我竟想不起什麽时候见到过他沮丧的面容！

父亲听到H君……英年早逝的消息，没有说话。但那之后，父亲却让大姐去看望H君的母亲和夫人。在那之后的十数年间，大姐每年春节都会去给H君的母亲拜年。

但H君的夫人，大姐却似乎只在H君去世后见过一次。

H君的夫人没有武汉市的户口。按照那时党和人民的规定，孩子的户口随母不随父。所以H君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武汉市的户口。在郊区的一个无名村落里，H君的夫人见到大姐后，放声大哭，为H君的让人无法相信的早逝而悲痛欲绝。大姐这才知道，H君的夫人名叫引弟，她母亲因为没生儿子一辈子在村里被人欺侮。引弟原以为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有H君，有两个儿子，会改变，没想到在城市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返回了乡村……

那场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兄妹整个后半辈子的命运。特别是我，竟因此走上了浪迹天涯的不归之路！

这就是H君当年为我那歪脖子琴买的琴弦的袋子和H君送给大姐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

斯时，父亲去世已六年；而距H君的英年早逝……竟然已经整整一十八载！真是江河日下，逝者如斯啊！而那时， 又有谁能想得到，H君那样一个欢快的生命，在喧嚣的人世间，竟只存活了短短的二十七年！

我心潮起伏地看着H君，看着他依然年轻的面容；看着他依然灿烂的笑容；看着他永恒地定格于十六岁那阳光男孩的诱人模样；想起他那能干的母亲和姐姐；想起他那早该成年的两个儿子；眼眶慢慢地潮湿了……

母亲站在我的身后说，这孩子……真是可惜了！你还记不记得……他教你拉琴？他比你还多上过一年中学，要是那时和你们一起，也参加高考，说不定也出国了……。

母亲接着说，你爱保存东西……，可惜琴不见了！你就把这两张照片带到德国去吧！你爱写东西，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别忘了也写写H君……。

就这样，H君在母亲的书架上躺了二十年之后竟跟着我爬山涉水，来到了德国！

令我十分惭愧的是，我始终没成为母亲以为的那样，竟有可能写回忆录或传记一类东西的人。H君于是也就只能接着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朋友的《胡琴声声》，这才真的想起了H君，想起他的琴声，想起他的笑容，想起该写点儿什么，告慰一下他那遥远的在天之灵……

终于，历时数载，我写完了这篇拉拉杂杂，毫无主题的小文！

说起来也让我十分遗憾，我至今竟不知道H君（1952—1979）准确的生辰，更不知道何月何日该是他准确的忌日。我只能带着模模糊糊的真诚，写出我模模糊糊的思绪和怀念。好在H君……，他是绝不会在意的！

H君从来就没有太在意过什麽，还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

啊！H君！我少年时代的恩师兼友人！愿你在天堂保重！愿来世的我，还能听到你的悠悠琴声，见到你那蒙娜丽莎般永恒的笑容！

上面那五章，是十多年前写的。当时是因为读到《胡琴声声》想起H君，决定写写他。因为回想认识他的日子，想起了文革，想起了大串联，特别是想起了清理阶级队伍。思绪一脱缰，文章写得漫长而凌乱，甚至喧宾夺主了。

朋友说，你写了半天也没有说说，你为什么一直忘不了H君。于是，我补写下面这一章。

我之所以难忘H君，现在回想，至少有一大一小两个原因。

一个小原因是，在认识H君之前，少年时代的我，实际上是一只小小的，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就是这整个世界的全部 。认识了H君，认识了他慈祥、善良、能干、勤奋的妈妈和姐姐，认识了他生活的那一条后来扬名四海的街，我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世界如此之大，井外有一个比井内广袤得多的世界。

一个大的原因，则是我永远没法忘记，我在那场“革命”中亲历的荒诞和邪恶。

我的老妈妈活着的时候，严禁我在任何公开场合写任何文章。她害怕我会因此触怒一头巨大的，战无不胜的，且无处不在的怪兽，从而无法回去看她。到2009年，妈妈不在了，我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了。回想自己这辈子所走的这条奇奇怪怪的生活之路，我觉得自己不写写，实在可惜，便订了一个写作的五年计划。写到2014年，我欣慰地看到自己完成了计划。

我写得最多的，当然是那场“革命”。我写过土改，也写过反右。但那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我的亲历。在我的朋友圈，同学圈，甚至在我自己家中，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对那场革命从头到尾都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和我的老妈妈，在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聊那场“革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记忆，大多停留在1966年，然后就是造反和下乡。而对1968至1970年的那场清理阶级队伍，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原因太简单了，因为除我之外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在场，只有我一人是亲历。

我始终认为，我这辈子亲历的……最恐怖的岁月，不是1966，而是1969。而每每想起1969，特别是那最最让我战栗的头半年，我便会忍不住地想起H君。他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几乎是我唯一能有些许依靠，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人。

哥哥姐姐们下乡，是1968年的事。那时，后来被谱曲，大街小巷传唱的僵尸的那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表。

也就在那前后，我度过了自己十五周岁的生日，我的厄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爸爸作为他们医院头号牛鬼蛇神被关起来，家中门缝下，被塞进一张纸条，让家人立即送毛巾脸盆去牛棚。妈妈并不是正经牛鬼蛇神，但却被指定去某一个地方（印象中似乎是沙市）。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刘妈，被居委会赶走。家中剩下我家家（武汉方言姥姥）八十八，我奶奶八十五。

妈妈走之前，奶奶已经滴水不进。妈妈手把手教会我静脉注射，嘱咐我每天一定要去一趟供应室，换两幅50毫升注射器，为我奶奶注射高渗葡糖糖液。

妈妈走后的一天，妈妈的八哥、我的八舅的好友，一位邓伯伯来看我家家（武汉方言姥姥）。邓伯伯指着我明确告诉家家，她爸爸那个人，犟得很，一定会自杀。家家当时就哭了。邓伯伯说哭没有用，然后嘱咐我，一定要每天去牛棚探视我爸爸，并一定要保证和我爸爸说话，至少要保证让他看到我。只有这样，让爸爸知道还有我，我还小，才能防止我爸爸自杀。

说真的，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我自己都希望，那一切都是假的！

论说，大姐已经走了，H君就不应该再来，但他仍然天天来。他说，他实在太不放心我。他的妈妈、姐姐，也不放心。

在牛棚里，爸爸严厉地命令我，不得给任何人写信，不得让任何人到家里来，遇到任何人，自己先说自己是牛鬼蛇神的狗崽子。

所有这一切，我都如实告诉H君。但他这个从里到外红透了的红五类，却一点不在乎。他甚至相当逻辑地问我，你要我不来，我不来，你怎么办？

说真的，要是他不来，我很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家的四间房，被工军宣队封了两间。工军宣队的人并不通知，他们来了就封，封了就走。慌乱中，我担心被封的房间中会有要用到的东西，便用最快的速度运一部分东西出来。没封的那两间房被我搞得，看上去像是刚刚被盗贼们光顾过。

所有那一切把一个生存空间从无序变为有序的清理过程，全是H君教我的。那时凭购粮证买的蜂窝煤和柴火，都没人会为你送。甚至就是H君全心全意帮我，我们俩也运不回来。最终，煤和柴，都是H君找他的邻居帮我运的。

也就是在H君陪伴着我的日子里，我们一起目睹了我们那整栋楼的抓捕。

一楼的黄伯伯，知名的会计师、审计师、经济师，本是“革命”前武汉部队辖区中的一所军事院校从外军区借到武汉来的老师。透过窗子，黄伯伯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中，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知道这是来抓他的。便从前凉台翻出去，起先黄伯伯跑脱了。但最终，天网恢恢，黄伯伯还是被逮住。

那段血腥的岁月，严重地摧残了黄伯伯的健康。他后来是我们那栋楼最早辞世的前辈。所幸黄伯伯的夫人牟嬢嬢睿智，豁达，活到了百岁高龄。晚年时，她每周都会让我哥哥嫂子去陪她打一圈麻将。

二楼的孙伯伯，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小河沿，后留美。那老人，是中国土地上早已绝迹的，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中的一个，至仁至善者。

孙伯伯的夫人黄妈妈，和他一起留美，英语说得比孙伯伯还好。黄妈妈革命之前已经退休。童年我去串门，常看到黄妈妈为孙伯伯分各种药。大部分药看上去都单调无趣，只有一种小小的黄色的药片可爱。黄妈妈见我喜欢，往我嘴里塞一片，告诉我，这是比土。我回家想在爸爸妈妈药架上寻找这种可爱的比土。妈妈想了半天，却没有想起任何叫比土的药。

很久之后，妈妈才算搞明白，黄妈妈塞在我嘴里的，那是一片核黄素。黄妈妈说的是英语，也就是维生素B2。

1969年1月底，正是伟大领袖号召人们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那前后，不是军人，而是基干民兵，夜擒孙伯伯，说他是美帝细菌弹案的首犯。孙伯伯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人，当天就用剃须刀片切断颈动脉。据说孙伯伯的热血，一直喷到了天花板上。

孙伯伯最终竟被救活，实在堪称“革命”年代的一桩医学奇迹。

三楼的张伯伯，著名京剧鼓师。那也是一条难得的，宁折不弯的好汉，革命中受尽折磨，却从不说任何一句谄言媚语。

张伯伯和我们校园中一大批前辈一样，是党和人民强迫他从上海搬到武汉的。他老人家本是麒麟童的鼓师，根本没想到这辈子会生于吴而葬于楚，最后竟会在武汉终老。

张伯伯当年颇有远见地把儿子和大女儿留在了上海。只带小女儿陪着他到楚地受苦受难。那老头火眼金睛，在五十年代就提前预料到了京剧的末日，规定子孙后代，谁也不准学戏。

1969年，他老人家唯一的一件高兴事，是小女儿为他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外孙。这个外孙，如今竟官至山西省副省长，让老邻居们惊叹不已。

因为H君几乎天天都陪着我，他便和我共同亲历着我们那栋楼的劫难。说实话，我们那栋楼惊心动魄的故事，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都不如H君知道得清楚。

H君是一个阳光型的孩子，我几乎没见过他什么时候沮丧过。工军宣队封房的第二天，他来，看到的是我无法掩饰的惊慌失措，他连连说了几声不要紧。随后，他开始侦察地形，看看有没有可能潜入被封的房间去，而不被发现。我说，要用的东西，我大部分拿出来了，他不吱声。到最后，他终于发现没法进那两间房。他这才说，你忘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他才说，挂在墙上的二胡！

现在回想，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在那段我们整栋楼都惨遭沦陷的日子里，H君不仅教我做家务事，还教我要学会感恩。他的启蒙，简单明了，据说是他妈妈、姐姐教他，并嘱咐他，一定要他教我。H君说，你不要在心里怨毛主席，恨工宣队。

我不吱声，但心中却想，这是一件几乎没法做得到的事。

H君接着说，你要这么想，要是封的不是两间房，而是四间。你和你家家、你奶奶，现在怎么办？我仍然不吱声，但心中却豁然开朗，真的有几分感恩了。

我在心中默默地自问，要是真的把家中的四间房全部封了，我...该怎么办？带着两个老人露宿街头吗？

在后来漫长的生命岁月中，每逢我再度经历着类似的山穷水尽的场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H君，想起他简单明了的教诲和启蒙，劝慰自己想想更坏的场景。

在H君的眼中，我们家，很“有钱”。但恰恰这一点，衬托出的，却是H君身上的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优良品质。那就是，他知道我们家“有钱”，却从不占我们家任何便宜。

H君认为我们家“有钱”的若干证据之一是，我们家有两辆自行车。当着我爸爸、妈妈和大姐，他似乎没有讨论过自行车。但教我拉二胡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人，他说了好多次，你们家买两辆自行车，实在太浪费了！我告诉他，我爸爸以前，天天都得骑车上班。H君说，有一辆还不够？在他的街坊邻居中，家里有一辆自行车就属于有钱了。

因为父亲的溺爱，我们家的自行车中有一辆，几乎成了大姐的专车。但H君，他从不用。有时有事，大姐让他骑他也不骑。大姐走后，他有整整半年几乎天天来看我。从解放大道的航空路口，到汉正街，没有任何乘车的可能。而步行，那是一段漫漫征程。我让他骑车，他不骑。

我老老实实地提醒他，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并且都不会回来。他仍然不骑。有一次下雨，他骑了，把车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在他骑之前，那自行车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以至于我后来竟在心中暗暗地盼望下雨。

而我们家占他们家的“便宜”，那才真是车儿也载不尽，船儿也装不完。我们家一大批小巧玲珑的家具，都是H君的邻居们帮做的，他们不叫做，而叫“打”。我们家饭桌上从平时的米酒和酸豆角，到过年时的粉蒸肉和反散，也都是H君，从他妈妈，或从他姐姐那里，带来的。

1969年的6月底，H君终于被迫下了户口。

他走之前，他好心的妈妈和姐姐并不担心他，却仍然在担心我。而事实上，我在H君的陪伴，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呵护下，已经长大了。我知道，我必须和其他所有不幸的人们一样，继续活下去，哪怕是苟活！这就够了！

尽管如此，我对H君的离去，仍然非常非常难过，我忍着，让自己尽可能不哭。而通常，我在家中，是著名的“好哭佬”。送我哥哥姐姐下乡时，H君也在，他看着我，我一直哭。以至于哥哥忍不住给我开玩笑说，别人看你这么哭，还以为我们去的不是潜江，而是扁担山（当时武汉最大的平民公墓）。

可能就是因此，H君走时不让我送他。他就在我们家，和我告别了。

一直到他走，他都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一个字，我特别想听的事，也就是关于他和我大姐“好”的事。他一直把我当成小孩，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而事实上，他只比我高一届，大一岁而已。和大姐“好”的时候，他不到十六岁。一直到下户口的时候，他也才刚刚十七岁。我那时特别想找一个机会提醒他，父亲不同意他和大姐“好”，是因为大姐比他大。可我们家不是还有我吗？我不是比他小吗？但他却始终没能给我那个提醒他的机会……

在H君英年早逝之后那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以为，对H君，这世上，除了他的亲人之外，大约也只有我，还会偶尔想起他。大姐自己，早把H君忘得干干净净。

1997年，我们家房子拆迁，妈妈让我回去一趟，清清自己残存的东西。看到妈妈从她书架上的某一处，准确抽出一个东方红琴弦纸套，慢慢地从中取出H君的两张照片，并把照片连同纸套，郑重地交给我，我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妈妈竟和我一样，也从来没有忘记过H君，没有忘记那个十六岁的可爱的男孩子，没有忘记他乐观开朗的笑靥，没有忘记他行云流水般的琴声，没有忘记，他留下的那一缕洒落在我们不幸岁月中，温暖而明媚的晨曦……

汪晶晶专列

汪晶晶：万万想不到，

汪晶晶：风雪迷茫中的出诊医生

汪晶晶：黄翔先生，

从国军军长到摄影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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