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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李晶:对于鸡,我总怀着一份恻隐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晶 ,1969年赴黑龙江兵团;1977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做编辑、记者。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其后创作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部分作品译至德国、美国;长篇小说《沉雪》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九届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审奖。

原题

鸡的话题



作者:李晶


饭桌上摆着一只油亮的烤鸡,是从一家马来西亚风味的专卖店里买来的。吃前再烤一分钟,浓香四溢,不过吃起来却并不比“上海八珍”或“台湾香菇”更受欢迎。鸡腿鸡翅扯掉后,秃光的鸡身就剩下来。从哪天开始的,烤鸡也不怎么受待见了。收拾桌子,问那父子俩,剩下的怎办?儿子说炸,他爸说煮。

天下之口总有同嗜。从哪天开始的,人们的食兴忽然全朝着鸡来了。各种各样的炸鸡店、烤鸡店,大街小巷一个接一个。孩子举着鸡串边走边咬,主妇拎着菜篮精选鸡翅鸡爪。一年四季周而复始,鸡的食材不断被开发,人们吃鸡的口味日长,鸡家族也就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兴。当然了,无论怎样繁兴,终究不过是人类食物链中的一小环。

只是在记忆里,我对鸡总怀着一份恻隐。最初是上小学时,在北京上学的姐姐坐火车带过来两只刚长大的鸡。黑的叫黑蛋,白的叫白鸽,养在一只木条笼里,已经都会生蛋了。我们接管它们,第一件事就是常常施与自由——把笼子掀了,两只鸡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地在房间里跟人一样地来回走。因为生有翅膀,它们喜欢上高儿,甚至飞到立柜顶上惬意地拉屎,或栖在铜床的横梁上安稳地卧着,叽叽咕咕叫。于是家里就挺脏的了。阿姨气咻咻地换洗粘着鸡屎的床单,等妈妈一进门就告状,叨叨说:“把鸡杀了吧,把鸡杀了吧,看看这屋里,已经下不去脚喽!”

妈妈那时特别忙,除了上班,还要上水上公园干部疗养院去看爸爸,每到周日会带上我们一起去,连着游园。那年爸爸患心脏病,先离开了学校。妈妈跟阿姨说:杀鸡可不行,除了下蛋,它们还给孩子们做伴儿,多难得!

于是我们就跟黑蛋、白鸽相处了几个月。它们尤其跟我最好,当我带它们到后院草地上玩儿,它们小狗似的盯紧我脚跟,又跑又转游,两只小爪细巧极了。

在家里它们有时也害羞,会把蛋生在床底下,只听得“哒”一声,很低的声响,却清晰悦耳,我惊喜地往床底下扒头,地板上果真有颗宝石似的大鸡蛋!伴着一通“咯咯咯”的嘹亮通报,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手里小心捧着那鸡蛋,可热乎了。有天晚上,发现黑蛋生了颗双簧蛋,我稀罕得要命,让阿姨给留着,我小心扣好了碗盖,转天让学习小组的同学参观。

有一阵白鸽生病了,我把酵母片碾成药沫灌到它的尖嘴里,不见好,又灌四环素药沫,才算好了。但这天阿姨在我们上学习小组时,把两只鸡连着笼子扣到了家门外的楼梯底下,结果给小偷提供了机会。待我们过去看时,鸡笼里已空空如也。我跟阿姨大闹一通。那有什么用?黑蛋白鸽的身影从此再也没有了。

然后一定要补偿。又让妈妈买来四只刚孵出来的小不点儿茸鸡。好像四团活动玩具,一色的金黄。小小茸鸡都生一对纤细小爪,在象腿般的桌子底下跑来跑去,“哒哒哒”,“叽叽叽”,互相追逐小步点,好不热闹!我坐地板上,像小人国里闯进了大朋友格列佛。格列佛把小鸡送到肩上,呵到嘴边,仍嫌不够,晚上还让它们上床嬉戏,跑到枕头边,钻进被窝里——我拿手撑住被头,让它们呼吸通畅。直到阿姨咋呼着进来,抱着盒子,把它们全都收走。

天转暖时,小茸鸡的家搭到阳台上,每天放学回来,我要一只一只轮流抱一抱,拍一拍。给它们都起了名字,后来只活了芦花和蛇头。记得那只蛇头,长脖子亮眼睛,能吃又能抢,没想到后来还是母鸡。这天蛇头活跃过分,一下子从阳台飞到三楼底下去了。我急忙跑下楼去救它,居然还活着!只是瘸了两只腿。给它裹了绷带,细心调养,不久竟歪歪扭扭站起来。又不久,蛇头也生蛋了。芦花是只公鸡,半夜打鸣声刺耳,太扰民了,只好送人。

记忆里,那些年并没有吃鸡的印象,顶多是吃鸡蛋。我喜爱鸡,只知饲养,不问收获。给它们砸贝壳的粉末,以防生软壳蛋,换新鲜炉灰以供洗澡,而从未想过要吃它们。直到不再做孩子了,对鸡的柔情依旧有增无减,总想养,看它们吃食、互逗,曾经跪在笼子跟前的石头地上,把头蒙着,花好长功夫伸脖探脑,观察它们生蛋……

1976年闹地震时,我家楼墙外面,隐现一道斜长的裂缝,望而生畏。居民都先撤出来,在附近的睦南道苗圃花园里搭了塑料棚暂住。地震总有余波,人们终日惶然,没有一家敢回楼里住,我却还惦着一只没能跟我们一起搬下来的白色老母鸡。

那几天每到晚上,我都要打着手电筒返回危楼去看顾老母鸡。楼里空寂,踏着楼梯就觉森然。开了门锁径直上阳台,给老母鸡打扫卫生,撒米、换水。那时它不再生蛋,吃得极少,显然因为受了惊吓。我照着手电,在万籁俱寂中跟老母鸡一句一句小声说话,离开时,心里真有些难舍,觉得它是那么孤单无助,独守着黑灯瞎火的危楼……直到余震完全停息,我们跟随各家班师回朝,老母鸡才渐渐恢复了元气。

其时我已经从兵团病退回来,有过七年的风雪经历,却会对一只危楼里的老母鸡如此怀有疼惜之心,大约与我那时刚病退回城,一副茫然无措的心情有关系罢。

还记得在北大荒,曾有一次被从未见过的杀鸡场面吓着了。那年开春,连队鸡舍里养着四五十只小鸡仔,好不容易长了两个月,还都瘦兮兮的,比乌鸦大不多少。这天司务长请示连部,是不是放弃算了?

鸡没有适时地长起来(因为天寒地冻),鸡就有了罪过——连长下令,统统宰掉,正好为“大会战”的动员“开席”。说来怎就那么巧,当杀鸡时,我正在旁边的露天厕所里用铁镐铁锹刨着粪冰。忽然漫天里乍起尖厉的叫声,纷乱得令人头皮发麻,如此竭尽全力的挣叫,与那些瘦伶伶的生灵太不相配了。

我自厕所的土坯墙缝朝外看去,不禁心惊肉跳。那鸡舍院里,司务长和两名帮工正毫无章法地抡着菜刀。人类的粗糙的脸,在横飞的鸡毛鸡血中骇然可怖。悲惨的鸡们,只要还活着的,都扑腾着跑开,撞着鸡舍的秫秸墙胡乱奔逃。已经被挨过刀的,软软地倒在屠夫脚边瑟瑟抖动;淋着血脖子的,仍在秫秸墙的露缝处执拗地往外挤……

我心悸难受,脑袋里轰响,可手里活儿还没干完,不能溜号,只有满耳灌着那些凄厉的尖声。我流了眼泪,却不该算哭,那是教育人要意志如钢的年月,爱哭纯属丑事。

团里有过报道,曾有一名女知青,领导让她学习宰猪,她学得炉火纯青,以至一刀就能捅死一头大猪——体重超她两倍多。其时我呆立在广播喇叭底下,听女知青的光荣事迹,暗地里只有气短畏惧。

我心想,自己今生今世永远比不得人家,别说杀猪,就是看杀鸡,也决不要再来二回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人总得跟上时代。大大小小的变化,你浑然不觉,稍微留点心,便不难发现,眼前是何等的日新月异。满街的广告,“软炸”“电烤”“香酥”“麻辣”,要么是“邦尼”“派尼”“肯德基”“赛百味”,一大堆的词语轰炸,极尽美味之表意。

仿佛昔日里那些乖巧可爱、毛茸茸的小生灵,与当下这些热络的词语全无关联——还是我自己非要把那些关联硬生生地断开?

感觉最分裂的,莫过于对速成鸡的噩梦生涯司空见惯。原本鸡家族的自然寿命是7年多,而进入“生产链”,寿命锐减,仅止7周—45天的生长期,可达到贩卖的体重。期间鸡仔们整个活在“集中营”般的培育场内,不见天日,从未展翅,一辈子走路不超过3米;在昼夜混淆的乌泱空间里,鸡仔们颤颤巍巍,吃喝拉撒,一口气不带喘地速长着。7周刑期一到,幽暗的鸡舍陡然间大门洞开,片刻内阳光普照,每只成鸡伸颈瑟缩着,刺目、惊厥,鸡生的终点即刻到来,倏忽间统统被轰进处理加工厂。

……所有那些沉入记忆中的遥不可及的风景,在科技进步的大潮中,甚至连背影都算不上。我当然知道,人在现实中必须得走文明进化之路,尽管这条路日益延展着残酷,你也必须承认,残酷因其实效的合理而终归于“非罪”。

只是有时,意识到自己也不过属于饕餮吃鸡大军中之一员,隐隐地会生出感慨。回视往昔,默然发现,记忆是记忆,曾经那份对于鸡的种种柔肠,却再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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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天津日报》,近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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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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